如何评价末代皇帝溥仪？ 第1页

溥仪生逢乱世是他的不幸，作为末代皇帝而言，国家的衰落和最后的大清覆亡与他是没有丁点瓜葛的。作为三岁孩童，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存在于历史典册中。即便是答应日本就任满洲国执政、皇帝，这根本是被日本逼迫无奈的。面对祖宗三百年江山社稷的灭亡，后来他一生都在努力恢复祖宗的基业。一个能力挽垂死王朝的皇帝，他的精神是高尚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试问有哪个人能将自己的东西白白送给他人？如果他不是清朝的皇帝，如果他是更古代的皇帝，那么人们就会像尊敬岳飞、文天祥那样对他顶礼膜拜（因为此两人也是力挽垂死王朝的人），他也会受到万人敬仰的！主要是因为他的王朝是辛亥革命要推翻的，是因为他的王朝离当代时间太近了，以致人们对他更多的是仇恨。我认为那是非常错误的，溥仪的一生我认为是无知、无力、无奈、无辜，我就不解释了，相信认识他的人都能够领悟！

分享一个我写的关于溥仪在1928年的文章.

确实原创作品，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隐藏。

1928 年，逊帝溥仪怎么办

一、民国大案纪实之皇陵盗宝

1928年，是中华民国十七年。

这一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23岁。正是朝气蓬勃的年纪，如果是现在，大学才刚刚毕业。

可是，对于他来说，23岁，已经经历得太多。

1928年，中华民国发生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这年的夏天，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带人盗掘了清朝的皇陵。

对于溥仪本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

当时，溥仪住在天津的张园。

张园是张彪的豪华宅院。

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很快就住在这里。

张彪曾经在张之洞手下做事，办工业、兴教育、练新军，功劳很大。他这个人，对朝廷和皇上感恩戴德，又具有革命与改良倾向，正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之后，黎元洪曾经七次让张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都被他拒绝了。

张彪激流勇退，隐居天津，建张园、办实业，自得其乐。

说张彪这人兼具旧思想与新意识，从一件有趣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来。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商谈中国统一和建设问题，偕夫人宋庆龄北上，在天津曾经呆了一个月，当时就住在张园。

1925年，溥仪来了，也住到这里。

溥仪的卧室，是在平远楼东侧房间，和孙中山的房间一样，甚至连床铺位置的安排，也与孙中山完全相同。

张园，容纳了两个思想与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物。

张园的主人，不知当时做何感想。

当时的溥仪，不知又做何感想。

溥仪住在这里的时候，心里的梦想并不会消失。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物。

溥仪的思想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甚至不能用一两本书来概括。

二十来岁的年纪，即经历了皇帝、不是皇帝、皇帝、不是皇帝的波折。尽管，关上紫禁城的大门，他在里面依然故我。

而，当时中国的各种变化是确实存在的，各种思想、各种派别、各个人物、各个国家，可以说，与同龄人相比，溥仪经历得比任何人都多。

年纪小时可能不懂，但年纪越大，那种年少时的波折就会在心里映射出越来越巨大的浪涛。

溥仪的梦想无非是恢复大清祖业。

恢复一个已经死去的王朝。

这个梦想，慕容复有，溥仪同样也有。

慕容复是小说里的人物，最终发疯了，这样的结局安排入情入理。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越大，人就会越痛苦。

对于溥仪来说，那个遥远的皇帝梦，是多么宏阔的理想啊。

可是现实呢？

身边尽是些遗老遗少，他们的保皇之心或许是真的。

1928年，溥仪身边有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一班人物。

在上一年，学术大师王国维自沉于湖底，也不能不说与忠于皇帝有关。

可是，这些人的实力在哪里呢？

溥仪该怎么做，才能回到那个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呢？该怎么做才能像太祖高皇帝、圣祖仁皇帝那样指掌天下呢？

毫无办法。

张园门口，“清宫驻津办事处”的牌子能够招揽人才，但是却不能招徕时势。

年轻气盛的溥仪，眼前晃荡的，却是大势去矣的梦魇。

孙殿英让这个梦魇变得更加真实。

皇陵被盗，不是恶梦的开始，也不是恶梦的结束。

这一事件浮在那里，只是让溥仪不能安稳地睡，也不能痛快地醒。

我找到了这样的资料：孙天义，1931年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值得注意的是，孙天义是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

他曾经说过：“在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中突然看到郁郁葱葱的黄帝陵墓，心灵感到非常震撼———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可是走近一看，却觉得地方太狭小、简陋了，和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和气度太不相称了。”

这是一个学者应该说的话：懂得珍重与保护民族之根，明白一座陵墓的意义不仅仅是埋葬一个或者一群死人，而是代表了一种精神的延续。

这个道理，不知道孙殿英懂不懂。

孙殿英，正是孙天义的父亲。

应该很懂吧，毕竟敬天、法祖，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

孙殿英掘了溥仪祖宗的坟，并非因为不懂，而是因为不必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孙殿英，小名叫金贵，表字魁元，是河南省永城市人，后来有人叫他孙老殿，也有人叫他孙大麻子，他小的时候出过天花，所以得了这么个外号。

据说，孙殿英的父亲因为和当地旗人发生争执，入狱，死在狱中。

这件事不知真假，如果是真的，那么看起来孙殿英盗掘皇陵，正是为了报父之仇了，毕竟皇帝是最大的旗人嘛。

这么看来，孙殿英的行为反而有了一种大义凛然的味道。

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是颇可疑问的，因为孙殿英除了皇陵盗宝这件事以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与旗人为敌的情况。

而他一生所作所为，不太像一个有气节、重情义的人。

且看他的简历：

投靠安徽亳州的姜桂题；

率部投奔庙道会会首李凤朝，后来自己成为庙道会会首；

1922年，孙殿英带领一干道徒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丁香玲；

升为营长后自立山头，变成土匪，自称是旅长；

1925年，孙殿英在憨玉昆手下当旅长；

憨玉昆战败后，孙殿英投奔了叶荃，继续当旅长，升师长，后来不肯跟随大部队一起走，在当地攻城略地，抢地盘；

当年秋天，孙殿英到了山东济宁，在张宗昌手下当了师长。

孙殿英在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当军长时间倒是挺长，到1927年的时候，被张宗昌派去与冯玉祥打仗，输了，这才逃到当时的清朝东陵附近。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蒋介石收编，成了蒋介石手下的军长。

皇陵盗宝，所在意的应该是宝，报父之仇？真的不太像。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人心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人的普遍行为来断定他的具体行为。况且在当时军阀混战的情况下，今天投靠张三，明天顺从李四，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策略，认为和他的内心无关。

这里，只是一种猜测。

或许，孙殿英真是一个隐忍成事的复仇者也未可知。

不管怎样，1928年，孙殿英已经是蒋介石手下的军长，说是位高权重并不过份，而无论因为什么原因，现在他已经具备了盗掘皇陵的条件，要兵有兵、要枪有枪，队伍正在退往蓟县、马兰峪一带屯驻。

皇陵里面，毫无疑问，都是宝贝，面对巨大的宝藏，怀揣着可能存在的“杀父之仇”，孙殿英完全没有必要懂得偷坟掘墓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是清朝，掘普通百姓家的坟都要杀头，掘皇陵，后果可想而知。

面对那庞大的陵寝建筑，孙殿英一定在想：现在是民国了，谁也管不着谁！

清王朝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王朝，如果从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开始算起，到1912年溥仪逊位为止，一共是296年，即便按照最保守的算法，从顺治皇帝入关的1644年开始算，也还有268年。

这么长的时间，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算是高寿了。

皇帝家是最大的地主老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钱多得数不过来，活着的人要享受，死了的人也要享受。

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清王朝总共有四个皇陵建筑群。

两个在关外，两个在关内。

关内的就是河北易县的西陵和河北遵化的东陵。

孙殿英所盗的，是东陵。

东陵中埋葬了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位帝王，此外还有14个皇后，136个妃嫔。

孙殿英所掘的，是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墓。

在东陵的所有陵寝建筑里面，乾隆的裕陵与慈禧的定东陵无疑是最为浩大宏伟的。

不必看陵中随葬的宝物，仅看裕陵的地下佛堂、定东陵的石雕艺术，就足以令人惊叹了。

皇陵安全是清朝廷极为重视的工作，东陵从修建的那天开始，一直有重兵把守，八旗兵也有，绿营兵也有。

宗人府、礼部、工部，分别负责与陵寝有关的各类事务。

1912年，由隆裕太后作主，由小皇帝溥仪宣布逊位，孤儿寡母，失去了大清江山；正像268年前，由孝庄太后和小皇帝顺治，一路风尘，入关成就了大清江山。

一得一失，颇可玩味。

以7岁小皇帝溥仪为代表的皇族，用万里江山换来了当时民国政府的《帝室优待条件》。

在《帝室优待条件》里面有一项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善保护。

可是时局动荡，风雨飘摇，中国民国政府自己的命运还不知道攥在谁的手里，这个《帝室优待条件》很快变为一纸空文。

后来溥仪自己不也是被赶出了紫禁城嘛。

东陵的建筑依旧，可是东陵的威严已经不在。

活人的饥饱尚无人管，谁又去管死人的威严。

实际上早在孙殿英盗墓之前，北洋军阀下的直隶省即已经成立了东荒垦植局，公开盗伐皇陵古树，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几十万株古松古柏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而在直奉大战的时候，奉系军阀张宗昌占据了东陵，则把宫殿前面的铜鹿、铜鹤、鼎炉等物件扫荡一空。

张宗昌这人大家都比较熟悉，他是所谓的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而且，这个人诗写得不错，代表作：

好个蓬莱阁，他妈真不错。

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

此外还有，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当然，大凡在历史上能留下名字的人物，除了运气好之外，其人肯定有他人所不能及之处，如果深入研究，肯定也很有意思。

好像这也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从有趣处着手，越研究越深，最终能扯出无限多的内容来。

张宗昌的其他事迹我们不管，只是看他搜刮丘陵外围宝物这一项，确实影响到了历史。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张宗昌的搜刮，也就未必有孙殿英的深入行动，如果没有孙殿英的盗墓，溥仪未必会那么快决定去东北。

历史就这么环环相扣，撕不断、解不开。

和张宗昌一样对皇陵宝物产生觊觎垂涎之念的还有一个人，他叫毓彭，是爱新觉罗家族，是东陵的守护大臣，他见天下混乱，张宗昌这帮人这么干都没人管，自己还管什么，也开始不安分起来，先偷供奉用的金银器皿，再拆窗棂槛框，凡是能卖的，都被他弄走了。

如果说张宗昌搜刮的还是“别人家”的东西，罪尤可恕，那么毓彭所作所为则纯属监守自盗，可恶。

从古至今，祸害自己人的人都最为可恶。

而不管是张宗昌还是毓彭，倒是都给当地老百姓树立了榜样，老百姓一见，寻思；“哦，原来还可以这样。”便认为陵寝宫物可以随便取用，于是纷纷进入陵区，群起而动，拆毁殿庭，随意盗卖。其中有一伙盗贼竟然趁着混乱，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到地宫之中，抛棺扬尸，盗走珍宝。

惠妃是康熙帝的庶妃，死后被雍正皇帝葬于康熙的景陵妃园寝。

上面这些东陵的乱象，从溥仪在紫禁城的时候就开始了，溥仪没有看到过，但是他一定知道，知道却无暇去管。

只是带着壮志未酬的心思离开了紫禁城。

据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以后，住到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北府时，还偶尔骑着自行车到紫禁城边上转转，那时，面前恢宏气派的宫墙，想必也会让他想到祖宗坟墓陵寝此时的破败不堪。

那个时候，溥仪想的一定是：“天下都是我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那是一种豪迈之气。

可是孙殿英的事情一出来，豪迈之气变为怨愤之气，这股怨愤，直接冲昏了溥仪的头脑，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且看孙殿英的所作所为。

1928年7月初，在河北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突然出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从即日此，该军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演习区域内的居民务必从速迁出，否则发生任何意外概不负责。

就这样守护陵寝的旗丁和附近百姓一个不剩地全都离开陵区。

孙殿英要干什么，我们现在心知肚明。

当时孙殿英手下的师长谭温江却有些心里画魂儿。

“在东陵演习，不太好吧？”

“演习当然不好，但是干点儿别的倒是不错。”孙殿英笑道。

“不演习那干什么呢？”

“兄弟们缺钱了，我们弄点儿钱花。”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谭温江师长和他的上司孙殿英军长的对话。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的部队缺钱。

孙殿英带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杂牌军，经常得不到饷银。

他曾经找到他的直属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催饷，可是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对他说些空话拖延。

半年多不发饷，孙殿英的心里着急，万一军队哗变怎么办。

张宗昌、毓彭、当地老百姓大车小辆地从东陵往出运宝贝，孙殿英看在眼里馋在心里。

张宗昌首先给第八师师长谭温江一个任务：剿匪。

剿的匪是马福田和王绍义。

马福田，性别：男。职业：专职土匪，兼职奉军团长。主要业务：绑票。

王绍义，性别：男。职业：修墓工匠。

两个人聚在一起，王绍义成了马福田的亲信参谋，两个人商量着带手下几百号人去盗皇陵。

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干了。

谭温江接到孙殿英的指示，开始和马福田一伙儿打起来，维持正义，不允许马福田一伙染指皇家物产。

激战几个小时后，马福田一伙败走。

谭温江胜出。

谭温江接到孙殿英的第二个任务：开始盗墓。

这个——

谭温江应该有点害怕。

其实他不用害怕，孙殿英已经在陵园周围安排了警戒，并且放出话去：陵园周围都是地雷，谁若上前一步，必死无疑。

1928年7月，谭温江开始干了，第一个目标是埋葬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谭温江这些人没学过考古，不知道怎么干最科学，好在人多，可以蛮干，遍地开挖，宝顶上面、配殿边上、明楼里面，到处都有被挖的痕迹。

胡乱挖了两天两夜，还是找不到。

最后，他们抓来曾经参与修建陵寝的旗人，这个旗人姓姜，岁数已经很大了，在威逼之下，无奈说出了定东陵地宫入口。

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影壁之下才是入口。

东陵修建得异常坚固，若想完全用人力刨开地砖，不是一时半晌能完成的事情，况且，石门杼轴是嵌在石壁里面的，一切盗墓工具都毫无所用。

孙殿英命炮兵团上校团长颛孙子瑜（多么文雅的名字）等人动用了炸药。

一霎时石块乱飞，烟雾升腾，用了一两百斤炸药，也不过只炸开一个仅可通人的洞穴。当时大家只好摸索着，蛇行前进。从这个洞穴过去，迎面是一条三十多级汉白玉台阶的墓道，里面的气氛非常凄凉、森然可怖。前方又是一座铁门，用炸药再次炸开铁门，一阵惨惨阴风就从门里吹了出来。

而进入地宫门后，眼前的景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一处宽敞的所在，一字排列着八口棺木，里面不少珠宝首饰，可都不是什么稀世之珍，衣着虽然也都锦衣璀璨，但气势排场并不像有慈禧太后的遗体在内。

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东打两下，西敲三下，最终发现，正中的玉石屏风响声有异。

人们特别高兴：石屏后面现出一座暗门，从暗门走过去是一座寝宫。

寝宫之内宽敞辉煌，正中停放一具巨型葫芦头朱红亮漆金棺，较一般棺材要高大得多。

一看这严丽的势派，和外面的八口棺木一对比，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慈禧的棺材。

刀劈斧砍之下，孙殿英、谭温江手下这些人打开金棺，看到了叶赫纳拉氏慈禧太后的尸身，尸身虽历经近二十年而未腐。

吸引人的不是二十年前的尸身，而是那满棺的金银珠宝。众兵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身被扯出棺外。

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

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

众兵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此时的孙殿英，怕士兵们抢了宝物逃走，自己派人守在门口。

孙部众人从金椁内棺盗窃了大量稀世珍宝，但是依然未能餍足，又对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裕陵下手。

这回，孙殿英亲自进墓点视宝物，眼前的东西晃得他眼花缭乱，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书签、宝剑，装了四五十箱，这些宝贝被加封盖章后，拉回到军营中去。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不同。

慈禧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虽然也偶尔写写字，画个画，但只能算业余活动，谈不上爱好。而乾隆则不然，他自诩“十全武功”，而且雅好文艺，因此收藏了一大批字画，死后就随他一起葬于地下。孙殿英本人及手下多是大老粗，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有些就直接在盗掘的过程中损毁了。

值钱的东西太多了，据孙殿英后来的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据说，他们盗了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和乾隆皇帝的裕陵以后，还想接着干，想要挖顺治皇帝的孝陵，后来想起来，都说顺治皇帝出家当和尚了，孝陵里面没有什么宝贝，没挖。

想要挖康熙皇帝的景陵，刚刚动手，地下就涌出二米多高的黄水，他们没敢挖。

七天之后，这些人扬长而去。

不挖了，这两个陵，就已经够多了。

孙殿英说不清陵墓中有多少宝物，但是他早就知道肯定很多，所以在盗墓之前就从遵化县调来30辆大车，调车的理由是要去远处运军粮，“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

车来了，走时装满了皇陵的宝物；宝珠、漆器、陶器、铜器，这些东西不仅有流通价值，还有文物价值，价格难以数计。此外，像拓印条幅、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鼻烟壶等不可胜计，都是难以复制的稀世奇珍。

二、盗皇陵事件余音

从事先诡称运送军粮这点也可以看出，孙殿英做此事时心里是虚的，他后来所说的复仇云云，即便不是之后想出来的托词，也是发财黑幕理之下，米粒大的小亮点。

另外，在盗陵的过程中，师长谭温江曾经去北平晋谒过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其目的是打探情况，见当时风平浪静，然后马上折回东陵，继续干。

谭温江的心也是虚的。

这些人为什么心虚？

当时人们的满汉民族畛域观念还很重，而且皇陵中的珍宝都是天下人的东西。

这就像孙殿英后来辩解的那样：清朝统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财物不知道有多少，今天我打开皇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转运之利，让国库更富有。

这话听起来还有点道理。

可是你心虚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地干？

究其原因，于情于法，孙殿英等人的做法都说不过去。

于情，溥仪虽然逊位了，但清朝毕竟已经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在那个人人都习惯于有个皇帝的年代，皇帝是道德伦理中的一环。

孙殿英这些人当时又没有孙中山先生平等博爱那么高的觉悟，他们生在清朝，长在清朝，清朝皇帝的权威观念不可能马上从他们头脑中抹去。

也就是说：假设孙殿英和谭温江在1928年的时候见到了溥仪，相信他们也会双膝打弯，跪倒下去。只是财宝的诱惑太大了，他们不能不干，干了，却又不敢理直气壮地干。

于法，《帝室优待条件》白纸黑字，天下皆知。

中华民国政府签的字，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手下的军人，竟敢违背不从。同样是说不过去的。

还有，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孙殿英不是不懂敬天法祖的道理，他懂：挖坟掘墓、挫骨扬尸，这是缺大德的事情。

东陵守护大臣毓彭当时不可能不知道孙殿英在搞什么鬼，但是他没敢管。只是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向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如实汇报。

当然了，他也许会认为，与孙殿英相比，自己偷偷卖掉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叫事儿，更不会对溥仪说。

听到守护大臣报告了东陵被盗掘的消息，溥仪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溥仪叫作傀儡皇帝。

可溥仪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一个理想很远大、自尊心很强的人。

悲愤欲绝。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理想、自尊心一类的词与傀儡皇帝没有关系。

如果有远大理想，他怎么会做出那么多不靠谱的事情，如果有自尊心，他怎么会生活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十几年。

还是那句话：人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而且，溥仪这个人还是比较特殊的，他的职业是皇帝。

自尊心，谁都有。

而人的自尊心大小不同。

有些人臭不要脸，有些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自尊心大小会受到多种因素所影响。

一般来说，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有自尊心，好像：自尊这个东西，和财富、权力是成正比的。

其实是这样：你越有钱、越有权，就会有越多人宠着你、惯着你、巴结你。

久而久之，你就会认为：原来如此，原来我才是天底下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原来是永远不会去做那种卑贱事情的。

这么看来，自尊和自以为是不差什么了。

远大理想也是如此，本来是没有理想的，别人告诉你：你的理想就是这个。除了理想，你什么都不能有。

久而久之，这个人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理想了。

远大，或者是缥缈。

溥仪吃了皇帝名分的亏。

我们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类的话。

意思都无非是说：天底下皇上最大，谁都得听皇上的。

从道理上来说确实如此，我们看《末代皇帝》那个电视剧，摄政王载沣看到陈道明，也是要跪下磕头的。

可是我们应该明白：皇上最大，但这并不代表着皇上最幸福，更不代表皇上可以随心所欲。

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家思想体系的观点是：人应该关注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关注自己的权力。

对于妻子、儿子、大臣来说，要注意自己的顺从，而对于丈夫、父亲、皇帝来说，则要注意对隶属于自己那部分人的照顾。

也就是说，可以从理论上认为全天下的人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但同时皇帝要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负责，要照顾好他们。

如果照顾不好呢？

那就不是皇上了，是独夫民贼，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

所以在古代，皇上享有最大权力，但同时也负有最大义务，是最大的大人。和他比起来，其他人都是小人。

大人与小人，并非只是代表了尊卑秩序，而是一种权力义务的区分。

一直以来，溥仪所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直到他逐渐开始了解到一些新思想、新主张为止。

而像他后来的英文师傅庄士敦（这个人后来我们还要提到）给他讲述的一些思想，他听着新鲜，却始终不能亲自去实行。

原因在于，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想改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习惯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水往低处流易，人往低处走难。

除此以外，皇帝还是国家的代表，有些事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像春耕扶犁、祭天祭祖，甚至接受臣子朝拜，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表面风光里面苦。

如果是权柄在手还好；如果运气不佳，内外交困，一切由人，那当皇帝的滋味确实不好受。

20年前，1908年，溥仪第一次做到皇帝的宝座之上。

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受万民的拥戴，为万民的生计负责。

只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溥仪一直都想向上走，最起码也要保持原有的态势不发生改变，可时局却让他不由自主地向下滑。

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先帝陵寝是皇权的象征。

孙殿英所破坏的两座墓主人，乾隆皇帝是溥仪的五世祖。

慈禧太后是溥仪的，的，的……

这个就要好好缕一缕了。

溥仪的爹（阿玛）叫载沣，载沣的哥哥是载湉，载湉就是上一个皇帝光绪。

也就是说：溥仪是光绪的侄子。

溥仪的爷爷，也就是载沣和载湉的爹是奕譞。

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弟弟。

慈禧是咸丰皇帝奕詝的老婆。

也就是说，慈禧是溥仪爷爷奕譞的嫂子，奶奶辈儿的。

咱们换种方式重新缕。

慈禧的妹妹嫁给了溥仪的爷爷奕譞为福晋。溥仪是奕譞与侧福晋的后代。从宗法关系上来看。慈禧的妹妹是溥仪的奶奶，对于溥仪来说，慈禧同样是奶奶辈儿的。

咱们再换种方式重新缕。

溥仪的妈是苏完瓜尔佳·幼兰，载沣的大福晋，苏完瓜尔佳·幼兰的爹，也就是溥仪的姥爷是荣禄。学过历史的很熟悉荣禄这个名字，这且不提。

慈禧认了苏完瓜尔佳·幼兰为干女儿，也就是说，慈禧应该是溥仪的干姥姥。

当然，缕了这么多条线索，其实都没什么用，主要就是我比较无聊。

我想强调的，也最为关键的是，慈禧太后在自己和光绪皇帝同时病重期间，决定立溥仪当皇帝，继承光绪、兼祧同治。

也就是说，在血缘关系上，溥仪是光绪皇帝的侄子，是同治皇帝远一层的侄子。

在皇家宗法关系中，溥仪同时是光绪和同治两个皇帝的后代。

溥仪继承了同治，同治继承了咸丰，慈禧是咸丰的老婆。

在皇族的血脉延续中，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一样，是绕不开的人物，是祭祖时的主要崇拜对象。

现在，他们的陵寝被掘，这等于斩断了龙脉。

本来，1928年的时候，寓居张园的溥仪已经明白自己这个皇帝当得是有多么可笑。

如今张殿英又来这么一下子，他焉有不悲、不怒之理。

当溥仪听到慈禧太后与乾隆皇帝的陵墓被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之后，号啕大哭，悲痛欲绝。

追想他当初从紫禁城中被赶出来的平静表情，真是鲜明的对比。

我绝没有为溥仪翻案的意思，但这种对比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祖宗把江山交给他的时候，他还不懂，等到懂了，他就要坚守下去，不惜一切代价。

不止溥仪，那些遗老遗少也都纷纷赶到张园，对溥仪表示着他们的愤慨之情。

这些人是：

陈宝琛：福建闽侯人，溥仪的老师，后来反对溥仪去东北。

朱益藩：江西萍乡人，书法家，曾任北京大学第三任校长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后来随溥仪去东北，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与王国维关系密切。

铁良：清廷能吏，宗社党成员。

此外还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锺羲、袁大化、升允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这些人的职业不同、思想不同、派系不同，但是在对待孙殿英盗墓一事中，在溥仪面前表现出来惊人的一致：强烈愤慨，同声谴责。

除此之外，那些不能亲来的遗老们也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

张园内很快搭起了灵棚和祭台，供奉了慈禧与乾隆的灵位。

溥仪本人素服、减膳、烧香、跪拜。

遗老遗少随同举哀，亦齐下拜。

祭拜活动每天三次。

除此以外，还要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第一件事是处理毓彭，作为守陵大臣，没尽到责任，其罪当诛啊！

可是毓彭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知道害怕了，躲了。

拿毓彭怎么办？

溥仪没办法，现在他还可以在他的小圈子里继续当他的皇帝，但却再没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只好将其开除旗籍宗室了事，意味着再不承认毓彭是爱新觉罗家的人。

稍带讲一句，毓彭这人被溥仪从旗籍宗室中除名以后，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都没有做别的工作，整日依靠变卖自家祖产维持生活，是清朝后期北京一些旗人生存状态的典型代表，解放前祖产卖光，靠人接济混日子，五十年代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溥仪和这些忠于自己的人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做。

写上面这句话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在考虑要不要在忠于两个字旁边加上引号，以表示他们未必是忠心的。想来想去，还是不加，这些人中可能会有在溥仪旁边揩油水、占便宜的人存在，但是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宗社中人、文人学者的态度还是比较鲜明的：溥仪是大清的皇帝，他们是大清的臣子。

在中华民国十七年，这些人是一个奇怪的团体，他们有一个似真似幻的理想。

他们不笨拙，但是保守；没实力，但是有影响力。

御前会议开了两天两夜，讨论的结果是：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寝；张园灵堂一直设到陵墓修复为止。

另外一个决议是：派遣由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组成的“详查筹办东陵被盗事宜小组”，去东陵办理相关善后事宜。

1928年8月18日（好吉利）的时候，这个七十多人的小组到达东陵，看到的景象惨不忍睹。

陵区到处都有被挖过的痕迹，地宫之内，残衣烂衫，破棺朽木，被扔得到处都是。

慈禧的尸身置于地宫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于肩上，头发披散开。由于地宫空气潮湿，再加上盛暑时节，天气很热，经过四十余天的暴尸之后，尸身霉变，长了一层厚厚的白毛。再看脸上，面色苍白，两眼深陷、颧骨高隆。嘴唇有伤痕，显是口中琀玉被撬走时所致。

生前安富尊荣，出殡时要用八十一个人来抬的慈禧皇太后，想不到尸身竟落得如此之惨。

众臣见到此情此景，无不痛哭流涕。

他们把慈禧的尸身重新抬入棺木之内，用黄缎被盖上，旁边放了两件她生前穿过的衣服，又把她的牙齿和指甲包了，也放到棺内。然后盖好棺盖、再刷金漆。

接下来，众臣又到裕陵，把乾隆皇帝和孝仪皇后的尸骸重新安葬。

重殓工作就这样完成了。

蒋介石接到消息，让阎锡山查办此事。

1928年，蒋介石可谓志得意满，与溥仪的灰头土脸正是鲜明的对比。他没有把东陵盗宝案放在心上，原因是没有把溥仪放在心上。

在蒋介石的心里：溥仪的分量没有孙殿英重。

蒋介石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一桩民事侵权案件，可以说是不闻不问。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一个人的影响力，也是一种隐形的权力。有时候，某个人看起来啥也没有，啥也不是，但是影响力还在，即便他本人不会利用这种影响力，但是其他人会。

等到再后悔的时候，可就晚了。

阎锡山的态度和蒋介石差不多，这种事，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他们只想尽快平息，不让事态扩大，惹到天怒人怨就可以了。

至于溥仪怨不怨，也真就没想管。

师长谭温江的被捕，不是来自上面的命令，而是来自下边的抓捕。

琉璃厂是北平市的古玩街，当时这里的古玩店——尊古斋老板黄百川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这个人带来了一批珍宝，着急出手。

这个人就是谭温江。

谭温江和黄百川商量好，以十万元的价格卖掉珍宝。

但是不知被谁走露了风声，事情败露，谭温江和黄百川双双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拘捕。

谭温江被捕，当时的人们非常容易就知道，这事儿可能和孙殿英有关系。

孙殿英想摘清自己，便要先保住谭温江，他给自己的上司，驻在北京的第3集团军第6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了报告，报告里面记载的是一次剿匪战斗：谭温江对抗的是土匪马福田一伙，并从马匪那儿缴获了两只大箱子。

附在报告之后是箱子中的宝物清单。

这份报告与清单回答了谭温江携带的珍宝从哪里来的问题：名正言顺，缴匪所得，这是有功，并没有过。

徐源泉不是糊涂蛋，孙殿英的所作所为他早有预闻，

据说，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告诉孙殿英：你这次办事太过莽撞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估计诸位说不出来这种话，也听不懂这种话。

为什么呢？

能说、能听这种话的人，估计正在赶往监狱的路上。

这是明目张胆的索贿。

徐源泉和别人一样，看着孙殿英的所作所为，不觉得可耻，只觉得眼热。

在这些军阀政客的眼睛里，面前站着的不是孙殿英，而是几万万明晃晃的宝贝。

孙殿英明白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坏。

很多人都坏，但是却不一定有干坏事的机会和胆量。

不过，这次自己事情闹得确实挺大，看来，这礼是非送不可了。

孙殿英开始各处打点。他从宝物里面挑选出一批珍贵的来。

他托戴笠把一柄九龙宝剑送给蒋介石，这柄宝剑，剑面之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也嵌有宝石，是难得之宝。

还有一柄宝剑，孙殿英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

乾隆颈项上的一串108颗朝珠，孙殿英送给了戴笠。

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殿英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

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孙殿英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

孙殿英把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给孔祥熙和宋霭龄，把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

多次送礼，都和戴笠有关。

凑巧的是，1928年，也是戴笠的一个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戴笠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孙殿英的活动还是有效果的。

自从东陵被盗以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除了谭温江，其他的盗陵人犯也多离开北平。

社会各界纷纷敦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此案。

北平总商会请求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

在舆论压力下，阎锡山致电，令卫戍司令部组织军事法庭。

陆军监狱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

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将孙殿英呈报的那两箱所谓剿匪所得珍宝封存起来，移送到卫戍司令部。

同时，他向外界表示要严惩部下、绝不宽贷。

谭温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盗陵案犯，至于珍宝的来源，他的解释同样是剿匪所得。

东陵一带兵匪混杂，土匪盗陵的确有着很大的可能性。

由于查无实据，案件审理陷入僵局。

后来，在一艘名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了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标志。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招供，说他曾经参与了盗陵，是军长孙殿英下的命令。是他让工兵营用地雷把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

张歧厚说：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

张歧厚的供述让案件出现了转机。

案件进展的速度很慢，1928年7月案发，11月，迫于舆论压力，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

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直到1929 年4月开庭预审，6月终审。

6月15日，军事法庭审判书呈报中央，谭温江等人被收押，东陵盗案就算结束了。

其间，孙殿英却显得与案件毫无关系，居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然后，孙殿英率领军队到陇海线，收抚了两万多人，得到阎锡山重用。孙殿英不断提升，后来被委任为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

经过孙殿英与阎锡山等人的活动，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内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得以释放。

当时的上海《中央日报》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了一则短消息，轻描淡写地说到东陵要犯“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

在1930年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各路诸侯纷动刀枪。

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竟像被人遗忘一般，消失在战争的烟云之中。

所有的人都知道作案的头目是谁，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为这件事出来负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现在有很多人怀念民国，说民国民主、自由、法治。这么说是什么心理姑且不论，不过单就东陵盗宝一案，就可以看出，那并不是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

这里额外提一下谭温江的结局，他被从狱中释放出来以后，不再去追随孙殿英，而是去天津隐居起来。他去天津的时候，想必溥仪已经离开了天津，两个人应该没见过。后来谭温江不断接触进步人士，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在共产党建政以后，谭温江曾担任天津市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

谭温江是那些军阀中结局较好的一个。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孙殿英等人的所作所为呢？

诚然，站在哲学的高度，一件事本来不存在对与错的区别，因为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评价会受到阶级、性别、情绪、立场、当时环境等等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个人评价一件事或者另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会是那样，也可能出于自愿或者受胁迫的原因，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评价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就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了吗？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还真就没有，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局，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人各是其所是，而各非其所非。

比如，在孙殿英的嘴里，就会说：他这是帮助中国增加收入，是替“大汉”报仇，是替自己的先祖报仇。等等。

可是我们如果从别的角度分析呢。

从溥仪为代表的清宗室角度来看，这毫无疑问，孙殿英一伙人该死。

而从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东陵盗宝的行为最起码是不理智的，无数奇珍惨遭践踏与蹂躏，无数异宝损坏与遗失。它们或是被据为己有，或是被转卖国外。

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浩劫。

中华民国政府如果想得到这批宝贝，盗掘肯定不是最佳方案。

而慈禧太后与乾隆皇帝都已经是做古的人，即使他们犯下了不赦之罪，活着的人也没有必要像伍子胥那样鞭尸而后快。

如果说，看待历史还有一个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应该是：它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是走向文明的，还是回归到野蛮的。

文明的是向前的，正确的，而野蛮的是向后的，错误的。

现在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评价孙殿英一案，最为纠缠不清的理由是：活着的孙殿英和谭温江是汉人，死去的慈禧和乾隆是满人。他们的意思是当初满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现在由汉人来复仇，是理所应当的事。

讨论满汉的问题，这个难度太大。只想说一句话：以暴制暴，然后再说对方的暴是野蛮，自己的暴是文明。这个逻辑，我真有点看不懂了。

而孙殿英所做的，却是把暴施加到死去人的身上，何其不文明之甚也。

至于说是驱逐鞑虏，恢复大汉天下的观念，用在孙殿英身上，即便理由成立，也是不符合时代精神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

毕竟，在三年之后的1931年，日本人即进行了从东北开始的侵华战争，将“鞑虏”自外于中国，满洲国的存在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这边厢，如何处理孙殿英一干人众，如何处理满目疮痍的东陵，是溥仪等人一直关心的问题。

现在所能看到的那幅“杀孙图”的漫画，表明了溥仪的心情之急迫。

他们随时关注事态的进展，但是几乎每一个进展都朝着让他们失望的方向发展下去。

溥仪听说，蒋介石决定不再管之件事。

溥仪听说，慈禧太后头上的珠子，变成了宋美龄鞋上的珠子。

三、我派你们学军事

溥仪无法平息心头的怒火，在祖宗的灵位之前，当着同样涕泗横流的宗室人等，溥仪发誓：若不报此仇，我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宗室、老臣哭得更甚了。

溥仪发誓后，自信满满地说：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给大家打气，也给自己打气。

看起来，东陵事件让这些宗室、老臣团结得更紧密了。

北京那边局势变得越发不明朗

在前年，也就是1926年，段祺瑞通电下野，已经来到天津隐居，庇佑宗室的人又少了一个，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不敢再住到北京，阖家搬到天津来了。

在去年，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与有着美国背景的宋庆龄结婚，让溥仪看到，这个蒋介石和其他军阀相比，实力更强，更加深不可测。

应该怎么办？

在东陵事件之前，溥仪就想借助外力恢复祖业，但当时他所幻想的是那些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张宗昌、张作霖这些人，都曾是溥仪想要拉拢的对象，他们也都曾经给过溥仪或轻或重的许诺，答应帮助溥仪做事。

溥仪也慷慨解囊，把现金、古玩、字画、珍宝大把地送给这些军阀。

可结果都不理想。

孙殿英的事情出来以后，溥仪对这些军阀失望了，大清江山不能从这些人手里得来。

那该怎么办呢？

面前有两种方法可选，一种是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还有一种是培养自己的军队。

或者是两种方法一起做。

事实上溥仪也确实一起做了。

在东陵事件发生七个月之后，溥仪派他的亲弟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当然，溥仪的目的是让溥杰学会带将，而不是带兵，是要他学会如何招兵买马，让一无所有的逊清帝室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而在这个时候，年轻气盛的溥杰恰好也要学习军事，投笔从戎、建功立业。

应该说，溥杰想搞军事，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立志恢复大清王朝，1921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母苏完瓜尔佳·幼兰吞鸦片自尽，在苏完瓜尔佳·幼兰生前，就曾反复叮嘱溥仪和溥杰不忘祖宗，恢复江山社稷。

母亲的叮嘱，溥杰不曾忘。

另外一个原因，应当是受到张学良的影响。

192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对于张学良来说，同样是个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张学良背负国恨家仇，由关内返回沈阳。

在张学良离开关内之前，曾经和溥仪等人有过许多来往。

这个时候，张学良是奉军第三军司令，但他交往溥仪，我们看不到任何政治的目的，可能他只是一个风流的人，爱玩的人。

张学良和溥仪等人的交往，多只是平时的寒暄。

在此过程中，溥杰自然也认识了张学良，他们是在北京饭店的舞场中相识的，一个是清室贵胄，一个是风流公子，二人的相识似乎有种惺惺相惜之感。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种相识更多玩笑的意味。而且在1926年的时候，张学良和溥杰的妻子唐怡莹成为情人关系。

这个唐怡莹是那个被慈禧太后推入井中珍妃的侄女，后来由珍妃的姐姐作主，将唐怡莹嫁给溥杰。

婚后，二人关系并不和睦。

唐怡莹本来是想当皇后的，没能如愿，却嫁了溥杰。

而溥杰则一直觉得，唐怡莹这个女人不靠谱。

溥杰的感觉是对的。

而这种感觉张学良也有，张学良评价唐怡莹，直接说她“混蛋透了”，但越是“混蛋”，张学良越爱，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其实这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女人如果“坏”一点，男人也难以忘怀。

1926年春，唐怡莹22岁，张学良25岁，两人相遇，并且很快将绯闻传遍京城。

出现这种绯闻，三位主人公的态度如何呢？

张学良不在乎。

唐怡莹不在乎。

溥杰明知此事，同样不在乎。

溥杰后来对张学良说：“我不在乎，她不找你，她也去找别人。”

此时的溥杰，可能心里装得更多的，是天下的大事吧，是满腔的壮志吧。

也可能，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心驰神往的爱情。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印证了溥杰的判断。

后来，趁溥杰在日本读书期间，唐怡莹又成为浙江都督卢永祥之子卢筱嘉的情妇，并且在卢筱嘉的帮助下，把北平醇亲王府的大批财物用卡车运走。

这是1931年的事情。

再后来，唐怡莹终于和溥杰离婚，成为一名画家。1949年时，她迁居到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校工作。

对于唐怡莹来说，感情确实只是那么回事，是不会被她放在心上的，溥仪也好，溥杰也好，张学良也好，卢筱嘉也好，她爱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可最深层的理智里，她最爱的是什么呢？

可能，都不如钱重要吧。

张学良说过唐怡莹“混蛋”，可在他晚年的时候，却又坦然承认：“我那时，差点娶了她。”

可见，这个女人确实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只是，当时，作为丈夫的溥杰，对这种魅力是毫不在乎的。

他所在乎的、所希望的，是如张学良那样受到前呼后拥的尊崇，是威风凛凛气度。

他不愿意空守着那已然没落的王府，不愿意再当那毫无实际权力“御弟”。

1928年，年初的时候，张学良邀请溥杰参观北京南口奉军工事，同其一道检阅部队。

溥杰即向张学良提出自己的想法。

溥杰说：“我想要投身奉军。”

张学良说：“要说这事本身倒很好办。但以你‘皇弟’的身份到我的部队从军，恐不合适。”

溥杰说：“这不是很简单吗？只要你同意就行！”

张学良说：“咱们现在是朋友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为上司与下属了，这就不好处理了，再说我父帅仍视你哥哥为君主，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呢？还有，特别是你哥哥仍旧很讲君臣名分，你给我当手下，他能答应吗？”

溥杰说：“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就看你答应不答应，只要你答应，什么都好办！”

溥杰反复陈说，并对张学良讲，如果不答应这件事，你就不够朋友。

最后，张学良无奈，同意了溥杰的要求，先让他去奉天讲武堂读书。

当时奉军处在南方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冯玉祥、阎锡山军队的围攻之下，不久便由于作战失利而欲退守关外。

溥杰明知：如果遭遇冯玉祥，会发生一些难以猜度的事情。

前几年，正是这个冯玉祥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于是溥杰和父亲载沣商量，举家前往天津。载沣带着溥杰的弟弟、妹妹们住在溥仪那里。

溥杰和妻子唐怡莹住在张学良姨太太谷瑞玉公馆里。

数月后，张学良之父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与姨太太谷瑞玉要回奉天了。溥杰亦想一同前往，以完从军大愿。

事情一旦到了眼前，他又犹豫了，父亲载沣会同意吗？哥哥溥仪会同意吗？

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妻子唐怡莹极力主张溥杰去奉天，她对溥杰说：“去奉天讲武堂，可以实现你的理想。”

唐怡莹的这种主张，确是希望丈夫大有作为。

如果溥杰真的大有作为，也许，就不会出现后面的离婚等事件。

唐怡莹的话，让溥杰下了决心，他给父亲载沣和哥哥溥仪各留下一封信，说明了去向和不辞而别的原因，就随张学良的姨太太谷瑞玉一起登上日本货船“天潮丸”到大连去了。

载沣看到信，着急万分，去张园找溥仪，要求溥仪将溥杰追回来。

溥杰要从军，溥仪是赞成的，但是溥仪不赞成溥杰去张学良手下从军。

个人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传统君臣关系的僵化思维作祟。张学良是臣、溥仪是君，溥杰的位置是亲王，上下的关系不容紊乱。溥杰去张学良手下做事，是很丢人的。

其二是张氏父子称王于满蒙，那是溥仪祖上的发祥之地，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溥仪的利益和意愿。

其三是去张学良手下学习军事，效果不如去日本更好。

当然，还有一个难以说明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溥杰的妻子唐怡莹已经和张学良有了那种关系，而唐怡莹又极力撺掇溥杰去张学良那里，因此均很担心如果溥杰到了奉天，张学良会害溥杰。

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溥仪迅速决定：找回溥杰。

溥仪找到日本驻天津副领事白井康，让他想办法找回溥杰。

白井康答应了溥仪的要求。

于是，溥杰到大连刚靠岸时，就被日本警察“请”到星浦大和旅馆软禁扣留，等待天津派人来接。

张学良的姨太太谷瑞玉不知道溥杰会出什么问题，当晚即带人来看望溥杰，劝他不要着急。

之后，谷瑞玉连夜赶回奉天。

十几天中，每天都有日本警察监视溥杰的一举一动。

十几天后，徐良来大连接溥杰，是受溥仪所托。

徐良的父亲是徐勤。

徐勤是康有为的学生，早年和康有为搞维新变法，协助梁启超办《时务报》，追随康有为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寓居天津，和溥仪有交往。

其子徐良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横滨大同学校。1928年这段时间担任内务部秘书。

徐良圆满地完成了溥仪交给他的任务，将溥杰从大连接回了天津。

这个徐良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汪精卫政权，历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战结束以后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被释放。1949年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逮捕，于1951年7被判处死刑，当年处决于天津小王庄刑场。

此是闲言。

且说溥杰回到天津以后，立即受到家人的训斥，他依然大谈从军大志、大谈恢复祖业，这种勃勃壮志说到了溥仪的心坎里去。

溥仪平静地说道：“你的志向不错，不过怎么能给张学良做事呢？不如直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学军事！学成回来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武装，恢复祖业了！”

听到哥哥如此支持自己，溥杰很高兴，至于是去奉天还是去日本，那都是无所谓的。

溥仪马上安排溥杰去日本学习军事，让他一个人去，全家人不放心。于是，溥仪让润麒随同前往。

润麒姓郭布罗氏，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

润麒比溥杰小5岁，比溥仪小6岁。他自小性子顽皮，经常惹事，但是溥仪很喜欢他，甚至于让他骑到自己脖子上。

溥仪让润麒和溥杰一同去日本，希望两人能够相互照应。

而为了他们留学更加顺利，溥仪还特地请日本总领事找到天津日侨学校的教师远山猛雄教溥杰和润麒两个人学习日语。

远山猛雄其人并没有多少故事。

但是这个人背后的组织却大大有名。

这个组织是黑龙会。

世界是一个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融入到历史的潮流中。

而事情并不是由一个人做的。

在同一个平面中，有无数个点，这些点共同推动了这个平面的发展。

1928年的溥仪，只是这个平面上无数个点之一。

溥仪在殚精竭虑、处心积虑，想要完成他的复国大业，想要报了挖坟掘墓的仇。

与此同时，其他的点也在运动。

或许，了解了其他点的运动以后，我们会发现，溥仪所做的一切，将显得多么渺小可怜。

这些点有些和溥仪这个点没有发生关系，并且在以后也不会发生关系。

而有些点则显然和溥仪有拉近距离的可能。

黑龙会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点。

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解散于1945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四十四年。

黑龙会的名称听起来有些阴森，虽然它名称的起源只是我国的一条有名的河流——黑龙江。

1901年，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黑龙会，目的在于策划对俄国开战，谋取黑龙江流域，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并逐步霸占中国东北三省，并进一步控制蒙古与西伯利亚。

这是一个彻底右翼的、对中国极端不友好的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曾经一度和孙中山等人进行合作，共同探讨推翻中国清朝政府。在1905年的时候，因为黑龙会的斡旋和帮助，各派中国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的黑龙会总部，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

这一点颇堪玩味。

可能，这和中国同盟会最初的政治纲领有关，最初，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纲领，其中首要一条即是“驱除鞑虏”，而这，和黑龙会的野心是相统一的。

当然，“驱除鞑虏”最终被改成五族共和，不过那是在1912年的事情了。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黑龙会还为占领我国东北做了很多努力，比如绘制地图；开办教授俄、朝语言；间谍情报科目的学校等等。

在1928年的时候，黑龙会在日本是一个公开的社会组织，他们还有公开的刊物。

溥仪不会不知道黑龙会。

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溥仪对时局的关注度不如国父孙中山准确，他确实不知道远山猛雄是黑龙会的人，甚至不知道黑龙会的存在。

然而，我认为无论溥仪是否了解黑龙会的背景，了解日本政府的倾向，他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因为，从所可能寻求的所有外援来看，接近日本这个外援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却很难如溥仪所愿，溥杰、润麒两个人去日本学习，他们的老师，黑龙会成员远山猛雄在不久以后也随之到了日本。

其意如何，渺渺难知。

溥仪在二人身上寄托了太多希望，甚至亲自给二人改了名字，将溥杰取名为“金秉藩”（“爱新觉罗”是“金姓”的意思），意思是希望溥杰秉承曾国藩的志向，学成归来效忠大清；将润麒（润麒姓郭布罗，达斡尔族人）取名为“郭继英”，意思是希望他能继承明代开国名将沐英，忠心旧朝，规复山河。

临行的时候，溥仪给二人的题字更明白地显示出他的心思。

溥仪所题的八个字是：“奋勉向学，毋忘复耻”！

可是，到了日本以后的溥杰和润麒，并没有被日本官方安排学习军事课程，而是到了专供日本贵族子弟上学的学习院去学习。

很显然，让溥仪安排的人拥有军事实力，并不是日本官方所希望的事情。

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在向前看，没有人在意一个已经过气的皇帝。

除了借重于他的影响力，没有人把溥仪当回事。

四、日本人是有意的

1928年，对于溥仪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人的思想是逐渐转变的，而如果非要给一个人的某种思想定下一个转折点的话，无疑可以把这一年称为溥仪在心理上投靠日本开始的一年。

1928年，溥仪派郑孝胥总管外务，派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

所谓外务，无非是多方联络，以找到能够帮助自己成事的人。

多方联络，最终的结果证明：只有日本政府才最可靠。

前面已经提到，溥仪若想完成他的大愿，就一定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培养自己的势力，二是借重外部的势力。

外部势力有很多，为什么溥仪最终选择了日本，这却是由几个原因所共同构成的。

比如日本人需要溥仪；比如溥仪对其他力量的拉拢失效等。

当然，郑孝胥父子的从中斡旋之力亦不能不提。

郑孝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这种才华首先表现在诗词书画上。

如果我们只考虑作品表现，而不考虑人格表现，那么郑孝胥的作品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郑孝胥与陈衍是好朋友，都是闽派诗的首领，早在1886年的时候，陈衍论道光以来的诗作，区分成“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派，将郑孝胥列在清末“清苍幽峭”一派之首。

郑孝胥诗尚学古，于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姜夔、元好问诸家多有所学，其《海藏楼杂诗》中有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等。

另外，郑孝胥的楷书师法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所作苍劲朴茂，也颇有可采之处。

后来郑孝胥随着溥仪出关，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则旧时朋辈，如陈衍等人，便都和他绝交了。

不过，在这之前，郑孝胥的文才很为当时人所欣赏。

这是一篇讨论历史的文章，之所以强调郑孝胥其人的文学身份，实际上是想说：历史往往比人们想像得更复杂。

历史上某个人物所做的事情，不但远不是善、恶二字所能概括，而其做事情的出发点也往往与自身的身份、见解、经历密切相关。

这种相关性，不用说百余年后的我们，就是当时之人，也未必全然能够理解通透。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猜想而已。

历史早有定论，促成伪满洲国的建立，郑孝胥早被论为汉奸。

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猜想：借外人之力，谋故国之兴，这是郑孝胥的宏图壮志。

毕竟，对于一个文人来讲，其胸怀之中，定然会有太多理想化的东西，那些从史书上看来的故事，那些从诗词中熏陶的情感，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他的每一个决定。

如果不带历史偏见看问题，不以时代发展与人民福祉为考量，而只从他个人来看，那么他的宏图壮志，本身是没有错的。

溥伪有他的苦衷，郑孝胥有他的壮志。

我们且看郑孝胥的一些经历：

1885年任李鸿章幕僚；

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总领事；

1894年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

1911任湖南布政使。

在此期间，郑孝胥也曾经参加过戊戌变法，并参加一些新式教育推动活动等，而在1906年，他则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参加立宪运动，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在1913年的时候，筹办读经会。

上天并不辜负郑孝胥的壮志，他的仕途之路可以说一直比较顺利。

而且，郑孝胥绝对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庸才，且在新形势面前，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做出对国家发展有利的举措。可见，郑孝胥的眼光还是很敏锐、很独到的。

那么，我们便要思考：为什么到1928，甚至再往前推，在1924年跟随溥仪的时候，他便开始努力帮助溥仪做恢复帝制的准备工作呢？

难道一个很聪明的人，忽然之间变得糊涂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人总是向往自己年轻时候所做的事情，哪怕年轻时候的遭遇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这种遭遇也会从回忆中产生巨大的力量，对一个老成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比如前面提到的1913年，彼时清朝已经灭亡，而郑孝胥则致力于筹办读经会的工作。

宣传读经，这当然是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不舍，是他在骨子里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万万不能舍弃——因为这些文化，是从他童年开始即是常伴身旁左右，须臾不离的。

同样，对于溥仪的忠诚，也可以说是这种年轻回忆的一部分。郑孝胥是1860年生人，1928年的时候，按照虚岁算，他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

按照普通的思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现在最正常的行为就是平平静静、安享晚年，但是这位老人却并不平静、并不安分，依旧在为溥仪的“大业”而奔走。

细想至此，这里面竟然夹杂了慷慨悲壮的意味。

因为，对于皇帝的记忆，是他年轻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无法从他的头脑里彻底抹去。

特别是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往往执著于已经形成的信念难以自拔。

再加上，年仅二十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对郑孝胥是非常器重与信任的，这更不能不让郑孝胥一直做下去，不达目的，死不甘休。

讲到这里，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为什么郑孝胥会选择日本当作溥仪的理想靠山。

其原因也无非是刚才提到的：对年轻时代的怀念。

郑孝胥三十二岁时曾东渡日本，在日本当过数年的书记官、总领事，这种经历对于他的抉择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看同一时期的鲁迅，因为曾经在日本留过学，他的文章里便较少提及日本的恶处，而多提英美列强的不足；相反，老舍先生因为有英国的生活经历，所以文章里便对英国更多好感，对日本更多恶感。

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偏见，有些以写手之心度文豪之腹。

可毫无疑问的是，三年的外交经历，让郑孝胥更加了解日本，并自然会将日本与中国做出对比，认为日本优于中国，日本值得依靠，从而对溥仪说：“建议就是要恢复帝制，自己没有实力，必须要得到外国的帮助。日本是强国，是和我们最近的国家，它是君主国，一定同情君主制度。”

我还认为：郑孝胥亲近日本，还另有一层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的相似之处。

这种相似之处，普通人可能体会得不是特别明显，可是对于郑孝胥这种大文人来说，应当是感触颇深的。

无论英、法、美、俄，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如日本那样在文化上近似于中国。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

日本人懂他的书法、懂他的诗，也懂他的世界。

1928年，接受总管外务任务的郑孝胥选择去了日本。

从9月开始，长达两月余的访日旅程，郑孝胥几乎少有闲暇，按照《郑孝胥日记》的记载，在这些时日里，他要们寻访日本的名胜古迹，要么就是和日本的政要、名流会谈，所谈之事，时常涉及诗词书画，可又焉能不涉及时事，焉能不涉及理想。

可以说，在日本，他和儿子郑垂受到热烈欢迎。

欢迎他们的，有参谋本部的人，还有黑龙会的人。

见到黑龙会的人，令郑孝胥父子多少有些意外，而见到参谋本部的人，竟使年迈的郑孝胥显得有些兴奋了。

毕竟参谋本部在日本的作用非同小可。

我们可以想像，在得到每一天每一次的访客名单以后，郑氏父子相视时的表情，是那种极有意味、极富杂的表现。

在他们心里，每一次接见会谈，都离理想更近了一步。

而在日本方面，似乎也是这样想的。不但是政府，甚至是民间，都对溥仪建功立业怀有很大兴趣。

长尾雨山是日本的汉学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和郑孝胥有不错的交情，可谓志趣相投，在9月27日的交谈中，他就曾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我们不知道当时郑孝胥是如何回应，可能只是默默一笑吧。

而在10月13日，官方的会见则将这种意思说得更加清楚。

当天，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铃木庄六和次长南次郎以电话约郑孝胥，定在十点相见。

郑孝胥如约前往。

铃木庄六当年六十九岁，可精神矍铄，不减日本军人的英武之姿。他询问：“皇帝陛下的身体如何、近况如何？”

郑孝胥以礼做答。

铃木庄六便直奔主题：“陛下有恢复之志否？”

郑孝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与日本政府方面讨论借重日本之力的问题，而此时铃木庄六就在面前，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郑孝胥竟然语塞了，这毕竟是一件求人相帮的事情。

求人开口帮忙，多少会有些尴尬。

更为主要的，铃木庄六说话时那种威武的气势，让郑孝胥有些胆怯，凭他多年的阅人经验，竟然无从猜度铃木庄六此时心里在想什么。

相比较而言，次长南次郎则更要和蔼一些，他说：“郑先生，如有所求，可以直接对铃木总长说。”

郑孝胥才定了定神，说：“正在研究中国大事，如果时机成熟，一定会有求于贵国。”

铃木庄六微微点头，说：“对于贵国皇帝陛下的遭遇，我们是同情的，也是关心的，我们愿意为了陛下的事情尽些绵薄之力。”

这话听着很舒服，可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说，真是难以猜度此人的心中所想。

这确是一个极有城府的人。

接下来宾主又聊了些别的事情

然后是午饭时间，一同吃午饭的有高田中将、清溥子爵、池田男爵等。

可谓举座尽欢。

实际上类似的相见不止一次，日本人的礼貌周到让郑孝胥心中的狐疑慢慢化解，在他心里，越来越相信：如果皇上要举大事，日本的确是可以出手相帮的。

带着这样的心情，郑孝胥回到中国，见溥仪。

在天津张园。

溥仪问：“此次日本之行的成果如何？”

郑孝胥便回答：“若谋大事，日本当可出手相援。”

溥仪相信。

不过溥仪并不笨，他明白：以后，日本如果出手帮助他恢复祖业，那么赠予报酬是少不了的，日本会提出什么要求呢？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赠予呢？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总之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在日本方面，确实是需要酬劳的，正所谓无利不起早。

不过，他们想要的酬劳，不要溥仪来赠予，而是他们自己来拿。

溥仪，只不过是他们要用的一颗棋子。

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这颗棋子还只是被装在口袋里，不肯露出来；要把他保护好，不使之为别人所利用。

将溥仪视为一枚棋子，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

因为，1928年，溥仪身居天津张园，即是日本的一手促成。

想当初在1924年的时候，冯玉祥派鹿钟麟将溥仪驱离北京紫禁城，溥仪住在什刹海后醇亲王府，当时真可谓是灰头土脸，沮丧之极，而且害怕国民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自己的生命构成威胁，度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光。

那个时候，即由郑孝胥引见与斡旋，使溥仪有机会躲进日本公使馆，并由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承诺：“保证皇帝陛下的安全。”

有了这样的保证，溥仪放心多了。

但有远见的中国人，却在为这件事情担忧着，当时《京报》上即有文章直接指出：其中有极大黑幕，为专养之（溥仪），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日本）即以强力护送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受合并之国家同样办法。

还指出：其目前之优待（溥仪），供应一切，情愿破费钱财，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其已入其牢笼，以为将来之利用。

句句实在，像谶语一般，指出了溥仪后来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命运。

在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这段时间里，溥仪受到日本方面的殷勤照顾，不能不说，这段时间，他就已经滋生出强烈的复辟心理。

从家里被人赶出来的滋味不好过，但凡一个有血性的人，是不能没有怨恨的。

到1925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给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致电，指示芳泽谦吉：第一，中国亡命政客，不止宣统帝一人，今后还有很多。以宣统帝的身份来说，与一般亡命政客不同，更应该妥善考虑……第四，宣统帝愿意继续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担心国民党人的态度等等，选定天津租界为永居之地，尤为可取。”

1925年2月，因为日本方面的帮助，溥仪乘火车乔装前往天津，并且此时，他还有继续东进，前往日本的想法，只是最终没有成行。

到了天津以后，溥仪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接着即迁入张园。

时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吉田茂便接连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去电：“溥仪皇帝于昨二十三日晚八时在罗振玉父子陪同下从北京到达天津。”

“溥仪皇帝夫妇已照预定计划，从大和旅馆迁入张园。张园原为张彪所有，专供游览，庭园面积约一千六百五十余平方公尺，不宜作为住宅，溥仪皇帝侍从要求日本领事馆出让所有空地。”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在几天之后复电：“必须设法使皇帝暂留日本租界，清室之希望希善意斟酌。”

从北京到天津，从芳泽谦吉到吉田茂，从中国逊帝到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种种的联系都说明了：日本对溥仪的利用，是早有预谋的。这种预谋虽然未必步步都如日本官方所预想的那样顺利，但无论如何，善待溥仪、接近溥仪，使之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发挥作用，是日本的一个理想构思。

在天津的这段时间里，溥仪和日本人的走动是很紧密的。

在溥仪的召见日记里记载，仅在1928这一年中，溥仪共会见外国人163次，其中会见日本人次数为130次，占会见外国人总次数的百分之八十。

而且在其后几年，对日本人的“召见”，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活动，有日益频繁的倾向。

在所“召见”的日本人里面，有吉田茂总领事、冈本武三总领事、加藤外松总领事，此外还有日本在天津驻屯的军人，如吉冈显作司令、小泉六一司令、香椎浩平司令等；再者，像参谋本部第一部长陆军少将荒木贞夫、镇威军顾问荒木五郎、海军主计大将大谷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满铁总裁内田康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都曾经和溥仪有过会晤。

在溥仪所见的日本人中，有超过八成的人物来自军、政两界，这些人或者是当时、或者是后来的日本军政要员，或者是几年以后图谋策略伪满洲国的关键人物。

溥仪对这些人感兴趣。

而这些人显然也对溥仪感兴趣，接近溥仪，他们是有意为之，而绝对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礼节性交往。

溥仪和日本人，互相宴请，互相赠送礼物，日本人还给溥仪派遣了警卫人员，溥仪给这些警卫人员以额外的赏赐。

种种情形，“亲密”异常。

在这段时间，日军司令部每周都会派遣一名参谋给溥仪讲说时事。

其中第三位参谋是吉冈安直。

这个吉冈安直就是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溥仪在长春皇宫中的帝室御用挂（汉语意思约略等于“为皇帝办事的人”）， 一贯地执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干涉溥仪的一言一行。

当吉冈安直等人以参谋的身份给溥仪每周讲说时事的时候，他们便常向溥仪灌输下面这些观念：“中国的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群龙无首，在于没有皇帝。”

“日本的天皇制是优越的。”

“中国的民心只有宣统皇帝才能稳定。”

“中国军队是腐败无力的，日本的军队比中国的军队更有优势。”

以希望溥仪更加依赖日本的支持。

当然，仅仅这样讲理论还是缺乏说服力的。

日本人还时而请溥仪参观日本的军队。

一次，溥仪在白河边上，远远眺望那河中心的日本兵舰，心中情绪之激荡自不必多说。

日本方面的舰长发现是溥仪，便请他到舰上去参观。

面对日本军人的素质、日本军备的先进，溥仪心中能不再度感慨吗？

参观过后，舰长和一些军官又特地回访了溥仪，这愈加使溥仪觉得：自己需要日本，而日本方面，对自己也是尊敬的。

在当时，溥仪并不认为这只是一场虚幻。

当溥仪在日本方面安排下，参观天津日本侨民小学时，那些小学生齐声高呼着“万岁”，让溥仪有再度临朝听政的感觉。

那种场面让他不禁热泪盈眶，感叹不已。

当军阀内战的战火引到天津边缘时，日本方面特意到张园向溥仪报告：“请陛下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

那种安全感是1912年以后，溥仪难得体会到的。

也许，依靠日本，借助日本，才能完成心中的梦想。

溥仪的这种想法变得日益坚定。

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马上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决定“建立得到我国支持的，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域的拥立宣统皇帝为首的中国人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而在溥仪这方面，相关的回应与策动工作也愈发明显，在郑孝胥的建议下，派人加强各方面联系。

他甚至直接写信给关东军司令部，表示自己坚决要走。走的目的地，当然是东北那块祖宗发祥之地。

溥仪还用黄绢为纸，亲笔写信给两个人，一个是日本陆相南次郎，一个是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溥仪在信中说：“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

从此，他将走上一条通往寒冷地方的道路。

1931年，对于溥仪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以后，他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成为一个新国家的“主人”，而这个“主人”，竟然是没有自由的。

从这以后的十四年里，中国是不幸的，在中国东北那片富饶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奇怪的国家——伪满洲国。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溥仪也是无奈的，种种变故，终将打磨掉他的皇帝故梦。只是不知道，在溥仪的心里，有没有后悔过。

在《我的前半生》那本书里，溥仪表达出了他的悔意，可是他内心深处的世界，又有谁知道呢？

他有没有后悔在1928年前后，那些在张园里的雄心勃勃；那些刻在记忆里的一个个人物影象，又是不是会屡屡在他的梦里重新出现。

五、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

溥仪选择了日本，这已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虽然历史的烟云终将抹去所有的辉煌和耻辱，可那些发生过的事情毕竟一遍又一遍在人的心头震荡。

特别是对于你我这种喜欢历史的人来讲，这些昨天事情的意义在于，他可能成为今天的借鉴，成为明天的预言。

我们可以用冷眼看昨天发生的历史，就像未来的人们，同样会用冷眼看现在的我们。

后来人的心里，总会不自觉地以为历史中的一幕一幕太过戏剧化，甚至那轮番出场的主角和配角们，竟然纷纷做了我们不屑一顾的蠢事。

其实，历史遗留给我们种种的印象，都已经太过简单，主角和配角们所要面临的，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太多。

看到他们做出某种选择，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结局；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在千万件事中抽丝剥茧般得来的成果，又或者，只是千万件事共同堆积起来的无奈，历史中的人只能被动地接受。

如果换作是你我，身处其中，也难免不焦头烂额，也很难说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就比如，在1928年的时候，溥仪恢复大清江山的理想愈加强烈了，这固然有成长却没成熟时，年轻人的一时激愤，但也是由身边其他种种人、种种事的共同推动所致。

当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住在原出生地醇王府的时候，他的愿意不会更大，能够重新住回到紫禁城，对于他来说，便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

在那个时候，溥仪曾经想过出国。

毕竟，包括溥仪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一个道理：“去外国吧，中国是很危险的。”

他们考虑过去日本，也考虑过去英国。

这两个国家都是君主制，按照溥仪和那些元老的想法，君主制国家对于一个已经下了台的君主，应该能多一些宽容，也更能优待一点。

溥仪后来去天津，本来也是打算使此地成为去日本的中转站，只是最后没有走成罢了。

1924年，住在醇王府的溥仪曾经有过一次离开醇王府的行动。

这次行动是郑孝胥、罗振玉以及庄士敦等人安排的。

这些人安排溥仪离开醇王府，住进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装病。

接下来由庄士敦去联系英国公使馆，希望英国公使馆接纳溥仪，并安排其前往英国。

庄士敦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本来是英国人，原名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

我在看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时，明显感觉到：这是个和郑孝胥有某些神似之处的人，一个骨子里的文人。

庄士敦年轻时候在英国长大、在英国读书，后来以东方见习生身份来到香港，因为汉语水平很高，他在港英政府中得到升迁，1904年时到山东威海卫英租借地任职。

庄士敦在中国三十多年，痴迷于中国文化，致力于研究中国地理、儒释道墨、唐诗宋词。

庄士敦给自己起了“志道”的字，并且在其著作里面称许中国的传统习俗，且曾经用林绍阳这个笔名写过《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批评基督教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不合理做法，被英国宗教界视为“英国的叛徒”。

庄士敦说：“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从表面上看来，和郑孝胥是极为相像的。但是，相像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则完全不同。

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郑孝胥喜欢传统文化是因为年轻的印记。

而庄士敦则显然则于另一原因，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寻觅桃源的精神。

对于一个文人来讲，无论这个文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在他骨子里都有一种改造世界或者隐遁世界的精神。

如果不能改造，他则愿意将自己隐遁起来，想办法谋求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庄士敦生活的童年时期，正赶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尾巴。

对于英国来说，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传奇，特别是在它的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处在顶点，大英帝国经济文化全面繁荣。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人信仰科学进步，汽船的出现更是让运输与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文艺运动流派精彩纷呈，艺术界更是群星夺目。

……

英国人认为：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

然而有盛必有衰，美、德等国迎头赶上，英国独霸的地位一去不复返，日不落帝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贫富差距明显，住在茅草屋的人们，和住在宫殿的人们，过得都不舒服。

政治制度同时代发展格格不入，一度贿选和腐败的风气盛行。

曾经无比荣耀的大英帝国，正处在一种忧伤的氛围之中。

这种国家的忧伤之感，有一些敏感的人是容易感知的，也许他们没办法用系统而有逻辑性的语言表述出来，但那种感受确是真实存在。

甚至，当政治家们还懵懂无知，还认为世界依然很美好的时候，敏感的人们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国家其实并不完美。

这部分人没想过，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揭露自己国家的伤疤，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那就是“寻觅桃源”，走向另外一个不熟悉的领域。

对于庄士敦来说，自己曾经属于西方的英国，而在未来，自己必将属于东方的中国。

他爱英国，也爱中国，两种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后者被加入了更多理想的色彩。

在表面上看来，他也就和郑孝胥看起来非常接近了：穿着传统的服装，热爱传统的诗词歌赋，并且对已经退位的宣统皇帝充满好感。

庄士敦和溥仪正式相识是在1919年，此前，溥仪的老师徐世昌要出任民国大总统，因此辞去“帝师”之职。

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便推荐了庄士敦，徐世昌同英国使馆交涉，英国使馆同意，庄士敦便在处理好威海事务后来到京城，开始了自己估小皇帝老师的时光。

他们初相识时，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

溥仪对庄士敦以及他背后的西方事物满怀好奇与崇敬，而庄士敦则对这位学生竭力尽心，尽自己所能地讲述更多的西方语言文化知识。

几年下来，二人的感情与日俱增。

1922年，溥仪大婚时，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非常高的荣誉。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眼界大开，知道了君主立宪思想，剪了辫子、戴了眼镜、安了电话、骑上了自行车，并使宫内财务制度得到改革。

这一切的教育工作，对于庄士敦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真是把溥仪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情，在他心里，甚至把溥仪看成了自己的孩子。

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庄士敦同样是出自真心实意，去英国使馆谋求帮助，想要英国使馆促成溥仪出国，到英国去。

但是1924年的英国，诚如敏感的人所感知的那样，已经走了下坡路。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所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国内经济萧条，很多殖民地纷纷独立，日不落帝国的光辉正在消减，从世界强国的位置隐退下来。

这种局势上的变化，让英国不能不在外交方面有所顾虑。

溥仪是一个中国公民，但他并不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在溥仪背后，是各种力量的纠缠，溥仪动了，其他的力量也会随着动。

至于究竟如何动，这是很难推测的事情。

其实，英国公使早就对庄士敦说过：“英国政府害怕此举会被日、美等国怀疑为‘阴谋’。”

这次，庄士敦依然不死心，他还要为溥仪再争取一次，只要有希望，他就要努力。

到了英国公使馆。

庄士敦对英国公使说：“宣统皇帝现在所处的情况并不太好，希望我们英国政府能够对他加以保护。”

英国公使的回答非常干脆：“我因为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不想再多事了。”这位公使对保护中国的逊位皇帝没有一点兴趣。

庄士敦碰了一鼻子灰。

后来，溥仪终于去往天津。庄士敦也就职去了皇帝老师的职务，重新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这位来自英国的庄士敦老师后来的情况再进行简单说明。

他是威海卫英国租借地的最后一任长官，在工作期间公正廉洁，且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和百姓交流，并且进行过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诚然，他的出发点是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可他却对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风俗习惯给予了一定尊重，在1927年，他被安排负责主持把威海卫归还中国的事项，1930年回国，临走的时候，他说：“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回国以后的庄士敦写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对自己在溥仪身边的日子进行回忆和总结，笔触之中满含深情。

后来，当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以后，他还去到长春见溥仪，溥仪安排家宴招待庄士敦，希望他能留下来辅佐自己，被庄士敦婉言拒绝，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

庄士敦一生未婚，晚年用其著作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个小岛，给其岛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满洲国的龙旗，并始终保留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和饰物等。

从壮年到暮年，庄士敦都热爱着中国，热爱着那个一生受制于人的末代皇帝。而他的思想，他的社交网络，也给溥仪的命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当溥仪去往天津以后，庄士敦并未时时在他身旁，然而依靠庄士敦的关系，溥仪便和英国驻天津的历任司令官都有所交往。

每到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溥仪都会受邀参加英国的阅兵式，英国皇太子到中国来的时候，还特地访问了他。

只是，这种邀请和该问只是一种礼节上的交往。

也许，英国也和日本一样，有借助溥仪侵吞中国利益的希望，只是这种希望并没有变为现实。

或许，是英国人认为：这样做太不厚道了；或许，英国人始终不如日本人那样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政府、皇帝、官员、百姓，不能理解溥仪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的巨大作用。

礼节上的交往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意大利：溥仪通过郑孝胥和意大利驻津司令官取得了联系，并称对意大利首相墨索理尼怀有“崇高的敬意”。

在此期间，他和美、法、德等国的驻津司令官均有来往，这些来往当然会不止一次地在溥仪的心中泛起涟漪，让他产生借助他国之手以兴复大清的欲望。

只是，除了日本，貌似没有其他国家积极地谋划这件事。

谢米诺夫，是一个和溥仪“复兴大业”有关联的俄国人，这个人的故事，似乎更能说明溥仪处境的尴尬、“事业”的虚幻不实。

在心理上，谢米诺夫似乎和溥仪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对新政权的不解和敌对，并且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来抗衡新政权。

此人生于俄国外贝加尔省，哥萨克首领，原白卫军中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便和日本方面联系，致力于组织反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新政权对抗。

谢米诺夫1919年，宣布成立由包括中国内蒙古和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

1920年，在赤塔建立俄国东部边区政府；

1921年，在满洲里组织“政府”；

这们仁兄非常喜欢组织政府，只可惜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形如土匪流寇。

1923年6月28日，他召集秘密会议，串联白党，企图恢复其在远东的势力，后来被苏联红军击溃。

1925年，同样是因为郑孝胥的安排，溥仪和谢米诺夫见面，准备借助他的力量恢复清朝。

谢米诺夫对溥仪说出了他的计划：“利用我在满蒙的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陛下在那里就位统治。”

溥仪认可了他的计划，专门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供应给他活动经费，这件事依然由郑孝胥经手。

存折上的数字不少，第一次大约为一万元，以后还屡有存入，至于总数是多少，溥仪自己并不知道。

一至到1931年7月左右，谢米诺夫还要去了八百元。

然而，此人一去不复返，并没有给溥仪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返回哈尔滨，受日本特务机关雇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1946年被判处绞刑。

郑孝胥并且给溥仪推荐过一个名为阿克第的奥国人，一个名叫罗斯的英国人。

阿克第是奥国旧贵族，说自己可以帮溥仪在欧洲进行活动，取得复辟声望，溥仪给他支付了半年薪酬，共一千八百元。

阿克第一去不复返。

罗斯的职业是记者，他告诉溥仪：想要在一个已经没有皇帝的国家，重新恢复皇帝制度，没有舆论是不行的，办一份报纸，做好舆论宣传非常有必要。

溥仪点头。

罗斯说；“我要两万元。”

溥仪点头，说：“你先拿三千元去办。”

罗斯办了一份报纸，名叫《诚报》，名字取自《大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意思很好，可是办了没多久就停刊了，同样没有效果。

……

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说他们一定是“坏淫”，是厚颜无耻在溥仪这里骗钱，但令人灰头土脸的结果就摆在那里，和他们相比，日本人明显要有诚意得多。

1928年，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这年，还有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时局及未来发展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

　　虽然溥仪的身份特殊，可他也只能是其中一个随波而流的渺小人物，前途不能把握，命运不能自主。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了陈寿在《三国志》里面对蜀汉后主刘禅的评价：评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坚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 之”，信矣哉！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也不是大诚大善之人。

他们只是像素丝一样，惟其所染而已，碰到红的颜料就变红，碰到黑的颜料就变黑。

我这样说绝没有为溥仪一生行径开脱的意思，只是想说：假如，在1928年前后，中国政局如果是另外一种样子，围绕在溥仪身旁的是另外一群人，溥仪也许就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又假如，庄士敦能够一直陪在他的左右；张学良能够一直陪在他的左右；郑孝胥能够一直陪在他的左右；……

而不是各种人、各种事如繁花过眼经过他的世界，他也会安静而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路。

那个时代，太乱了，那种乱，让溥仪和整个时代都迷失了方向。

张学良曾经对溥仪说过：“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

“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现在你虽然是平民，但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说不定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会有你的份儿。你如果以后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这个道理，溥仪不是不懂，只是他放不下身边那些人，曾经那些事。

溥仪，是一个找不到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