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被哪个政治集团杀的？ 第1页

题主之所以这样问，其实是有道理的。

任何一个犯罪的人，势必会有作案的动机。

你看，刺杀闻先生，显然其结果，对于国府是不利的。

这样的猜测，其实很有道理，因为即便是刑侦人员，大抵也会依据这些来作为侦查的考量。

那么如果我们将国民政府当作一个正常人，来分析和研究，会做出什么结论呢？

别急，一步步来。

抗日战争时期，上千万壮丁被虐待而死，干这种事的人是谁？

从结果来看，强征壮丁可以理解为保家卫国，可是国民党官员们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造成了如此大的民怨，害死这么多人，敢问，这些残害壮丁的党国大员们，是真的国民党吗？

不是！

好，那么我们继续，花园口和文夕大火，好吧，我们也可以握着拳头，含血含泪的称之为保家卫国,做出必要的牺牲，可是任何人都明白，这样的行动，势必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滔天仇恨，以至于连蒋某人都清楚，所以咬死了是日本人掘开了花园口，想把这笔账算到日本人头上。

今日回头去看，下达这些命令的人，是真的国民党吗？

不是！因为这些命令，从后果来看，最终有利的恰恰是共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合理怀疑，这也是共谍的手段吗？

继续，日本投降，国民党大员抵达上海等地，接收日产，五子登科，惹来了多少民怨？那么，这些国民党大员，是国民党吗？

解放战争时期，共军指东打西，各部穿插，游刃有余，而国军呢，一部遭遇合围，国府友军不动如山，再问，事后想来，这是不是压垮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颗稻草，灭亡国民政府的，与这些头顶着青天白日徽章，被蒋介石授予勋章的党国高层的将军们不无关系吧。

那么我们合理推测，这....些人，是不是有共谍的嫌疑？

再有，蒋公子去上海,维持上海金融秩序，这对国民政府是有利的，结果打到一半，被扬子公司这些人阻挠了，事后我们可以证明，上海的这些党国要员以及皇亲国戚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国府无力回天，最终引发了财政的崩溃，那么.....敢问，这些人是国民党吗？

以正常人的分析来看，没有人会做自掘坟墓的事，更不会有人，天天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党国要员们，都属于精神障碍患者。

第二：他们都是共产党。

第一条，我是不信的，因为从种种迹象表明，党国要员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或多或少的和上面这些自掘坟墓的事迹有关，一个政府，怎么可能全部都是神经病呢？

何况蒋公慧眼如炬，又怎么会提拔这么多精神病患者，并且授予他们各种勋章，许给他们无数的高官厚禄？

若如此，蒋公岂不也是神经病？

第二个可能，便是国府百分之九十高层都是共谍，好吧，问题又来了，一个百分之九十共谍的政府，蒋公英明神武，怎么会没有察觉呢？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我百思不得其解，看来历史发明，总有局限之处，尤其是一名无神论自居的历史发明家，自然不可以鬼怪之说牵强附会，最终，我在这个题目下找到了答案。

闻先生为什么被刺？

因为国府已经用泛滥的法币得罪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因为虐待壮丁和拉壮丁，而得罪了绝大多数底层的士兵；因为与地主士绅沆瀣一气，而得罪了广大的农民；而此时，知识文艺界却有一群中二份子，对国民政府居然还抱有幻想，在这个时刻，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优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凯申同志，毅然决然的下达了刺杀闻先生的命令。

这个隐藏在幕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男人，毫不犹豫的在烂党的坟茔上洒下来最后一捧土。

这种铁案竟然还有人说是共党阴谋，我真是。暗杀事件不久国民党政府自己就查的清清楚楚了，都没费什么力气，证据确凿犯人认罪，白纸黑字，就是国民党那帮猪自己作死玩脱了而已。特务头子沈醉的回忆录里有整个事件非常详细的破案调查过程：

我第一次见到他（王凌云），是1946年7月间，是曾经轰动过全国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名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人暗杀后。那次我随同刚刚走马上任的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一道去侦破这一案件。开始，连蒋老先生也弄不清，而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这件暗杀案的确不是长于爱搞这一手的军统特务干的。大总统还没有选出来，宪法也没有颁布，谁这么没头没脑干出这一打草惊蛇的笨拙勾当？连毛人凤也猜不透。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一下全国哗然的舆论，只好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这总不能不说是对此案的特别重视，可以让人民少安毋躁，定有平息民愤的交代了。

唐纵是老军统头子。戴笠多年处心积虑筹划的掌握全国警察大权的单位，因戴笠摔死而落到他头上之后，真是"喜从天降"。不料刚一上任，连总署的人事安排还未就绪，就碰上了这一棘手的大案，大有"祸自地来"的苦恼。他在南京与毛人凤一商议，决定先飞重庆，那时我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财产、武器等。接到毛的电话，便把唐纵接到戴笠在重庆的一处豪华别墅。他便选好在重庆准备去南京还没走成的原军统人事处长、后任军委会邮航检查处长的李肖白，以及在军统中负责过行动工作（专搞逮捕、绑架、暗杀等）的郑修元、许建业和我四人随同他去昆明。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也）诚不愧为军统的领导，他一下飞机，关照我办的第一件事，是叫我立即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中，挑选两名违犯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不问其罪行大小，只要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承认是共产党。这样不但可使全国人民皆知不是国民党干的，而且意味着是共产党所指使，更可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和反驳。所以挑选的人要很适合条件，而一经"使用"过之后，等到执行死刑时，便可将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我按照这一指示去看守所挑选，只有一个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王某合适。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但听到过不少军统常常用作"走马换将"之类手法，但更会使用"弃卒保车"。他担心被利用后一下把他"弃"了，枪毙了也无法能喊冤。我当即向他保证，决不会当场执行，一定能有时间换他。可是他还有点担心，直到我愿先写一个证明他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他带在身边，最后关头拿出来，以防万一外，我还自行做主给他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他才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陪唐纵吃早点，并把只挑选到一个合适的人告诉他。他叮嘱我务必再挑一个才像那么一回事，他说这叫一箭而三雕，既应付了"老头子"，又平了民愤，还可以中伤一下中共。

我们的早点刚吃完，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毛人凤告诉唐纵：军统云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杀李、闻的凶手，要唐马上去昆明。唐一听十分高兴，当然不用再带假凶手去了。

当天下午，重庆航空检查所把飞昆明的班机上的客人拉下五个，让我们五人飞到了昆明。军统云南站长王巍等唐到了住的地方，刚一坐下，就把暗杀李、闻的情况，详细向唐作了汇报。谁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干出来的。凶手由主持此案的情报处长王子民率领，一行30余人（连同凶手们的家属）由霍交与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安置到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着。

霍与唐是湖南酃县小同乡，向有往来，唐便亲自去找霍商谈。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反过来请唐代为破案。谈了两天毫无结果，云南省警务处长向唐报告，王凌云已由大理到昆明，可不可找王从侧面试探试探，唐便和他出面请王吃饭。请帖送出后，很快，王凌云便到李家找李。我和郑修元、许建业都住在李家，只有李肖白陪唐住在附近上海大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家中。由于李不在家，我便接待了王，王表示因第二天一早又有事要回大理，唐、李请吃午饭他无法能赴约。很显然，这是霍揆彰怕他嘴不稳，在这些特务头头们面前喝醉了吐出真言，把他撵回去了。

第二次我和他见面，是1949年。他新任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后，在重庆见毛人凤，请毛派人和派电台到他总司令部去。恰好我也去找毛，毛留我和王一道吃饭，这样由一次见面而变成再次见面了。

王为人很有点江湖朋友味儿，他一听说我也送到北京来了，便到我的房内找我。一见面，彼此几乎都是同样地这样问一声："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过去我们见面都是那么神气十足，今天都成了劳动者一样，当然应当都有此感觉。不知是他先问我，还是我先告诉他，这都不必去考证了，总之，两人第一次谈话就是李、闻案的处理经过。由于军统向"老先生"如实报告了霍揆彰是此案主谋，被找到庐山痛骂一顿，并撤去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虽未查办，但限他交出凶手。他只好抛出开枪打死李、闻凶手各一，即总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李文山。经各方会审直认不讳后，宣判死刑。执行时，他们竟如此无师自通，临时也是从军法处监狱中拉出两个别的案件判了死刑的犯人，用酒灌醉之后，绑赴刑场，沿途戒备森严，枪决后立即掩埋。而判死刑后还活下来的汤、李两犯，直到全国解放才搜捕出来。当然，他们是没有资格坐飞机逃往台湾或去海外当寓公，只有硬着头皮再又直认不讳一次了。

霍揆彰为什么无故要派人打死李、闻，主要是军人性子太急，他想兼云南省主席，想讨好讨好"老先生"，因他常常听到"老先生"骂这些民主人士帮共产党而不帮他，所以霍便投其所好。不料为时太早，正如1947年在长沙他新建的别墅嵩庄招待我吃便饭时说的："如果现在杀这些捣乱的人，那就不是犯错误而是立功劳了。"虽然为时过早一点，但功劳簿上并没有漏掉他，他刚把新居建好，还没享受几个月，掌握湘北军政大权的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显赫官职，不又落到他的头上了吗？

别说校长不知道暗杀就跟暗杀没关系，风头过去才几个月就急着打赏主谋一个分区司令的大官，简直是现代曹丕赏贾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