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使清朝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吗？ 第1页

清初百年内人口近十倍的增长是因为取消人头税而带来的统计增长，康熙五十一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五千四百万，到乾隆十九多年的时候就多出来八千多万，自然增长率超过千分之二十，这是不符合人口自然增长规律的。

高产作物的推广并非是一个忽然就普及的过程，就南方大部分地方的方志来看，高产作物的推广是从明代到民国一直在慢慢推广，但是限制于赋役征收还是以钱粮二色为本位，其他作物作为折色卖不上价，玉米、红薯等作物多是以原有粮食作物的补充而存在，而并非大规模使用而显著提升人口限制。

根据何炳棣从各方志中取得的材料，在清代康熙末年，稻米仍然占据中国古代粮食作物产量的七成以上，小麦占两成多，这个比例倒是一直在减弱，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年，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产量也不过达到三成，而民国时期，才是真正美洲作物大规模侵占传统米麦粮食作物种植空间的时候，到了建国前，米麦产量被挤压为四成，而中国人口破亿无论从统计上还是估算上的时间都与之不符。

还值得注意的是，高产作物的推广带来的人口限制的提升，同样被经济作物（花生、烟叶、茶甚至鸦片等）的推广而抵消，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限制不仅仅在于作物，更在于人均土地规模，玉米、红薯等作物相较于传统米麦最大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像米麦那样精耕细作，而这点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算做一个优势，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所在意的“糊口”，其实是“经济上”的糊口，而不仅仅是粮食，所以在可以无限制的投入劳动力的时候，米麦的经济效益其实明显高于玉米、红薯等，玉米红薯更多用于无法种植米麦的地方，但在这些地方，更多农民会选择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按现在的估计，在明末的时候中国人口数字理当达到或者接近一亿，不然无法解释清初100年内的人口爆发，康熙三十九年的官方统计人口数字为两千一百万，而估算人口数字应当是1.5亿，如果根据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康熙至乾隆末，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十四点六，这个增长在传统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国古代正常的自然增长率维持在千分之7左右，这个增长数字作为估算数字，可以与晚明至晚晴之间的人口估算数字吻合，也即1640年左右，中国人口应当是1亿左右，康熙末年1.5亿，乾隆末年3亿，1840年4亿这样的估算数字，然后考虑到明末时期人口实际数字可能更多（人口实际数字是统计数字的三倍以上并不让人吃惊），而明清之际战乱之严重，所以估算数字明末时期人口可能就达到了1.5亿以上，而清初人口数字为1亿之可能更加具有合理性，而这个数字并没有改变人口自然增长率。

另，关于土地开发，康熙二十四年，官方“丁口”数应当是两千三百万，土地六亿亩，嘉靖十七年，官方人口数三亿五千万，增加十倍，土地7亿两千万亩，增加百分之二十。

最后说下，为什么“人头税”取消后，人口统计数字增长这么快，中国古代科举之名额，以省、县分配，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就是当地的人口，而参加科举，也必以“当地户籍”，而凡遇灾荒等朝廷赈济，也都以人口来发放赈济减轻赋税，所以人丁税取消后，相当于拥有户籍的人取消了义务，而保留了权力，而省县乃至乡中的官员和乡绅，也都想尽各种方法增加本地人口数字，以此换取跟多的名额，以前隐匿的人丁，即使自己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为他们记上，虚报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所以，中古古代人口其实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也没有因为什么因素造成人口在短时间内超越以往的突飞猛进，人口数不过是统治者和民间社会博弈的数字游戏，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抢夺资源和权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