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本以为才开始，没想到是巅峰」的例子？ 第1页

1989年，韩国电视台被迫在报纸上，预告一则广告的播出时间。

即便如此，愤怒电话仍密集如雨，韩国观众群情激奋：谁要看电视剧，我们要看广告！

那是一则巧克力的广告，取名《TO YOU》，广告里的主角，名叫张国荣。

广告播出后，巧克力的销量飙涨了300倍。

多少长大后神情倨傲的韩星，从那时起成为张国荣的迷弟迷妹，并拼命幻想香港的模样。

那时的香港，让多少人魂牵梦萦。

每一寸街道，都可能是电影布景；随便拦个行人，都可能是天才演员；金庸的江湖，尚未远去；卫斯理的冒险，仍在继续。红磡鼓声一响，全亚洲的歌迷，心脏要偷停几拍。

那是香港最奔放的时代，放肆就是它的座右铭。

张国荣穿睡衣登台，梅艳芳比基尼谢幕，Beyond街角击鼓，旁若无人，黄霑能倒弹宫商角徵羽，谱下《笑傲江湖》，然后传真给徐克，附言“爱要不要”。

《笑傲江湖》在台上映时，《沧海一声笑》曾连播五次。

每次完场，剧院都变身KTV，全场观众不约而同，起立、合唱。

那个放肆的香港，给所有的想象都打上港味的标签。

恩仇，就是洪兴的山鸡东星的乌鸦；味道，就是庙街的夜宵旺角的月光；江湖，就是洪熙官方世玉；勇敢，就是玻璃樽红番区。

你把不到妹，一定是不会骑天若有情的铃木摩托；而炒股失败，一定是惹恼了秋官。

维多利亚港前的大厦，每一块玻璃窗，仿佛都闪耀着传奇。大厦后的街巷内，多少江湖故事在发酵。

耳光枪击和绑架，大亨游艇和高尔夫球，那个时代的八卦，都粗犷到没有框架。

香港就像鼻息粗重的狂徒，将繁华的荷尔蒙封在录像带、磁带以及盗版书中，肆意抛洒。

那个香港，可以精致，可以无厘头，可以伤怀，可以咆哮，唯独不可以落寞。

1999年，在一个波云诡谲的大时代到来之前。香港TVB上了一部剧，名叫《创世纪》。

剧中的商战环节，请专业金融团队指导，耗资1.5亿港元。

那时，许多人以为，这将是新传奇故事的起点。

故事并没有如愿展开。

金融飓风扫荡过后，香港开始停步茫然。黄大仙的签筒窸窸窣窣，但怎么也抖不出新世纪的节奏。

2002年，张敏仪把金像奖颁奖给周星驰。

她说，因为周星驰，很多香港人在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笑一笑。

星爷寂寞地笑了笑，一如既往地拘谨且沉默。

一年后的愚人节，张国荣如蝴蝶般，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飞扑而下。

李承鹏在博客中写道：在一个从容顺畅的黄昏，全港的心情竟被一具体温尚存的尸体堵塞了。

堵塞的又何止那个黄昏。那一天之后，许多味道，开始快速蒸腾，消散。

张国荣离世的纪念晚会上，四大天王罕见同台合唱《当年情》，郭富城破音了，但无人苛责。

其实，唱得如何已不再重要，就算唱得再好，那个时代也回不来了。

那一年的冬天，香港养和医院，150余名记者拥挤在大堂，午夜时分，医院正门的云石框轰然倒塌，就像冥冥中的预告。

几分钟后，楼上病房内，梅艳芳离世。从此后有香港演员，但再没有香港的女儿。

香港人一向对梅艳芳宠爱有佳，别人不过在星光大道留下个手印，但他们给梅艳芳修了座铜像。

或许因为梅艳芳就是从香港的街巷中生出的花朵，带着最纯的香港风韵。她乐观，大方，她勇敢，坚强，她不用倾国倾城，但一定要有情有义。

梅艳芳走后，媒体采访高晓松，高晓松说他感觉一夜之间老了很多，“就好像一个年代的逝去似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是香港最真诚的时候，真诚的在做事、唱歌的年代。”

一切都无从挽回，即便是新世纪初的《无间道》，而今看来更像是一场诀别。

天台上的对决，像两个时代在举枪凝视。

拍完《无间道》后，刘德华北上拍了《天下无贼》，电影在香港票房不过454万港币，但在大陆，票房1.2亿。

世道变了。

当年拍《少林寺》时，李连杰一个月片酬90元，同组的香港配角，一天5000元。李连杰愤怒地找片方。

片方做出补偿，在演完自己的戏份后，李连杰可以趴地上装死尸，一天50元。

2006年，李连杰从好莱坞回到香港，回归之作《霍元甲》，荣登当年香港票房榜首。然而票房竟还不如他自己14年前没上榜的《男儿当自强》。

星光开始在香港黯淡，新生代越来越少，2008年后，艳照门再次重创娱乐圈。

几年前，壹周刊发布刘嘉玲旧照，还有梅艳芳愤怒带队上街抗议。艳照门时，香港已无梅艳芳，陈冠希匆匆道歉，阿娇慌张落泪，世事潦草收尾。

其实，伏笔可以倒退到刚早时候。

2001年的平安夜，尖沙咀酒吧内，有资深导演，开生日趴。

酒过半巡，他7个徒弟中的5个，执酒下跪，哽咽着说要退出看不到希望的电影圈。

电影投资人叶泽锟，呆立一旁。那夜，来酒吧前，一个原本敲定由张柏芝出演的剧本刚刚流产，他本想借酒消愁的。

“那天，我真觉得香港电影完了。”

2016年3月3日，香港亚视宣布将遣散员工，节目停播。

港人无动于衷。

香港《成报》发表社评称：亚视的停播对多数港人没有任何影响。

亚视和张国荣一样，选择了4月1日。时钟划过12点，晚间新闻画面切为蓝屏，宣判香港首家电视台的死亡。

它的老冤家TVB，日子也不好过，昔日当家花旦纷纷奔向大陆。郑嘉颖拍了《步步惊心》、陈浩民演了《济公活佛》、蔡少芬走进《后宫甄嬛传》……

然而，没人能从这些作品中品到港味，而且很快，港味也成为历史词汇。

去年国庆档，王晶甩开烂片之王评价，拍了部《追龙》，故事依旧取自那个放肆时代，我们记忆中的那个香港，短暂回了回眸。

即便是一瞬，也足以令人挂怀，就像有人推开记忆闸门，找到那些消散的光阴。

可以一瞬终归是一瞬，香港正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港味的传承看起来遥遥无期。那个自由的香港，正在自建围城。

陈小春拿起了屠龙刀，古天乐拿起了屠龙刀，张家辉拿起了屠龙刀，每当听见他们为传奇私服奋力呐喊，就总会觉得，一切都已离很远，一切都已过去很多年。

江湖传言，曾志伟陷入风波，是因为公关为帮皮几万转移视线。

为什么选择曾志伟呢？

因为他有知名度，但又没什么粉丝，所谓势力也早已是往事。一个过气大佬，某种意义上还不如一个当红主播。

榨干最后一丝流量，挡下最后一颗子弹，时代果然变了。

我们与香港终于不告而别。

新回答：

有趣文章很多

欢迎移步微信公众号

“摩登中产”（ID:modernstory）

　　1959年的古巴革命。

　　七十年代初，为了顺应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开克丘亚语对外广播。从西班牙殖民乃至印加帝国时代开始，克丘亚语就是南美洲安第斯地区原住民的通用语。特别是在原住民众多的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国，超过1/4的居民都会说克丘亚语。然而，印第安农民在这些国家却是受压迫者，他们的母语当时也得不到本国政府的尊重。

　　中国的克丘亚语对外广播，比各个南美国家的克丘亚语广播还早出现几十年。这件事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拉美内外都在预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中国也想参与其中，甚至放一把火。

　　七十年代初，中国的一些西班牙语学生接受安排，上马学起了克丘亚语。这些学生当中就包括未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先后曾任驻古巴、驻墨西哥、驻巴西大使的李金章。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语教育本身在当时的中国也才起步不久——六十年代初，由于古巴革命的成功，许多本应学习俄语的学生才按照要求学起了西班牙语。政策跟着形势跑，在“即将到来的拉丁美洲革命”当中，中国不想落后。

　　令人意外的是，中国的克丘亚语广播，在短短十年后就默默关停了。六十年代的观察者们本以为1959年的古巴革命只是个开始，却没想到，它已经是巅峰。

　　不光是中国人没想到，美国人和苏联人也没想到，就连拉美人自己都意外得很。

一、古巴：阴燃的引线

　　1961年，猪湾，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挫败了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入侵行动，证明了自身的稳固。社会主义阵营在新世界拿下了一个立足点，许多人相信，革命很快就要像野火一般从古巴岛烧向美洲大陆。古巴看上去就是一根天然火柴——它离美国的“尾巴”佛罗里达半岛只有144千米距离。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一位受到古巴革命政权高度推崇的作家，其地位如同高尔基之于苏联或者鲁迅之于中国，就坚定地预言说，拉丁美洲未来的文学和未来的政治都必然是左翼的，因为不平等和压迫在这块大陆上扎根如此之深，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爆发革命。

　　切.格瓦拉（Che Guevara），享有盛名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准备身体力行地继续革命。他豪迈地声称，要制造出“两个，三个，更多个越南”，而美帝国主义定会被拖垮。

　　苏联成吨的援助已经抵达哈瓦那。对于遭到封锁的古巴来说，苏联是唯一的靠山。在克里姆林宫的沙盘上，古巴是撬动世界的支点。加勒比海连接着美洲、欧洲和非洲，古巴可以同时影响拉美和黑非洲。与苏联关系正在走向破裂的中国同样看好古巴，1961年在中科院创办拉丁美洲研究所，又在1964年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社会主义者有多乐观，美国政府就有多担忧。美国的精力需要放在越南、西柏林、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禁不起后院起火。如果古巴革命变成了拉美革命，美国本土也会无险可守。

　　一场激烈的较量已经箭在弦上。

　　这场较量的第一局，战场是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特殊性在于，它和加勒比之间有着传统联系，很容易受到后者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在殖民地时期，委内瑞拉海岸的经济结构就和加勒比是相似的，19世纪初海地革命爆发后，委内瑞拉社会首当其冲，并且很快成为西语美洲独立运动的起点。独立先驱米兰达和“解放者”玻利瓦尔都是委内瑞拉人。

　　古巴革命者的战略非常清晰：想要征服拉丁美洲，先要拿下委内瑞拉。

　　和古巴相似，直到1958年，委内瑞拉都被军事独裁者掌握。1958年的进步派军人政变带来了民主化，到六十年代初，委内瑞拉依然政局未稳，同时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因为美国事实上支持了五十年代的佩雷斯.希梅内斯（Pérez Jiménez）军政府。195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委内瑞拉，其车辆就遭到了加拉加斯市民的袭击。

　　1960年，古巴开始向委内瑞拉输出革命。一些委内瑞拉青年在古巴接受训练后回到本国。1961年，革命者推出“速胜计划”，打算依靠城市起义推翻新上台的文官政府，但是收效甚微。同年，委内瑞拉农村游击队成组织出现，并且得到了古巴（苏联）军火的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同古巴断交，并向美洲国家组织申诉，开除了古巴的成员国身份。

　　然而，“速胜计划”却导致了委内瑞拉革命者的失败。有了古巴的支持，委内瑞拉革命者期望速战速决，在农村遭遇挫折后便专注于城市暴动，却又没有足够基础进行组织和引导。委内瑞拉的革命活动很快转向恐怖主义袭击，例如攻击公交车站、输油管线和可口可乐工厂，抢银行、绑架等。在1962-1963年间，委内瑞拉政局极其动荡，但是1963年的大选还是顺利进行，委内瑞拉完成了军政府后的第一次政权交接，政府的成功预示着革命者的失败。

　　1963-1970年间，游击队和政府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是后者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委内瑞拉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老一代领导人要求进行合法斗争，而受到古巴革命影响的新生代领导人希望继续武装斗争。党内分裂进一步削弱了革命者的影响力，到七十年代中期，左派游击队在委内瑞拉已经基本式微。

　　按照革命者的预期，委内瑞拉本来应该是古巴革命后的一块跳板，却没想到这第一枪就哑火了。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整个拉美革命运动的缩影——在古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拉美国家能够复刻“从农村到城市”“从山区到首都”的模式，革命者要么在农村成不了气候，要么就转向了城市恐怖主义，而且常常两者皆是。

　　1967年，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活动的切.格瓦拉被捕后牺牲。在《玻利维亚日记》当中，格瓦拉记录了自己与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不和，以及和原住民语言不通带来的困难，这些都是格瓦拉无法有效动员组织群众，最终导致革命运动式微的原因。曾爆发1952年革命的玻利维亚具有深厚的左翼传统，又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农村社会，按照列宁的理论本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软肋。然而在这里，格瓦拉亲自领导的革命也没成气候。1967年切.格瓦拉的死对当时的人来说，意味着拉丁美洲革命的进行时，但是在后人看来，这只是拉美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一个象征罢了。

　　圣人殉道的时候，人们都在期盼三天后的复活，却没想到这居然就是结局。

二、拉丁美洲：不曾爆炸的闷雷

　　1969年，新就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仍然对十一年前在委内瑞拉遇袭的经历心有余悸。这时，他最有心机的幕僚基辛格在他耳边抚慰说：

　　“不用担心拉丁美洲，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事情。”

　　古巴革命之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在拉丁美洲对抗共产主义。从1961年开始，肯尼迪政府发起“争取进步同盟”，敦促并支援拉美国家进行社会改革，以“预防”革命。1964年，美国支持巴西右翼军人推翻了左派的古拉特政府。1965年，过度紧张的美国入侵了乱局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招来一片谴责。1968年，出于拉拢墨西哥政府的需要，美国对特拉特洛尔科屠杀视若无睹。美国人在巴拿马创办了“美洲学校”，专门培训拉美军人对付游击队和反对派。冷战中的美国凭借坚持不懈和不择手段，方才维护了拉丁美洲“美国治下的和平”。

　　基辛格的预言很快就被自己打脸：1970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迫使美国支持了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在1973年和1976年，乌拉圭和阿根廷也先后发生了政变，新上台的右翼军政府同美国密切合作，用恐怖手段打击左翼反对派，两国的游击队也基本销声匿迹。然而美国的严防死守终究还是出现了漏洞——197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成功，四十余年来统治该国的索摩查家族曾是美国的忠犬，对本国人民敲骨吸髓，如今终于倒台。尼加拉瓜革命给里根政府带来了压力，也是中美洲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加拉瓜革命同二十年前的古巴革命已经没有明确的联系了，并不是古巴革命的直接后果。

　　古巴革命对拉美思想界和政界都造成了深刻影响，但是并没有带来许多人期望的拉美革命大潮。美国的策略和行动在此至关重要，但是拉美革命者自身的局限同样不可忽视——对于许多拉美左翼而言，古巴革命的成果反而成了历史包袱，经验成了教条。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的委内瑞拉，古巴的支援反而导致革命者过于乐观和冒进。1971年，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讲话中谈到格瓦拉，批评他是“盲动主义者”，“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而格瓦拉恰恰就是拉美革命者当中的代表和旗手。

　　在八十年代的秘鲁和哥伦比亚，前一个时代的革命仍然留下了遗产——“光辉道路”（秘鲁共产党-毛主义）、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饱受恐怖主义批评，也未能组织起真正的革命，21世纪以来趋于解体。有点讽刺的是，古巴革命的冲击波没有颠覆拉丁美洲，却在非洲产生了效果，1975年后古巴军队远征安哥拉，促成了社会主义在安哥拉的胜利。在古巴革命后的六十年代初，人们绝对无法预想到这样的事情。

　　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有四次社会革命，1910年墨西哥革命，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每次都是平地惊雷，每次都被寄予厚望，每次都要遭遇反弹，每次都会留有遗憾。

　　拉丁美洲不是没有重要的事情，而是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和中国的克丘亚语教育一样，如同神明天降，高调入场，却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