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作用和影响有哪些？ 第1页

以2-3年为期，承包制对粮食产量的确有一定激励，这在化肥供应越来越充足的80年代初尤其明显。因为农民可以通过过度使用化肥、让子女辍学种地两个方式来增加粮食产量。但从5年乃至10年的周期来看，这个快速增长意义不大，最多只能说提前1-2年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350公斤的目标。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时间大概是1981年-1983年。这可以通过各省地方志得到佐证：

1981年—1982年上半年，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由点到面逐步推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指示下达以后，全省农村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的精神，迅速推开了联产责任制。到1981年3月，据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镇江等6个地区和南京市的统计，已经实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75.8％，其中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占一半以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人们都看到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的效果更好，很受农民欢迎。因此，到1983年上半年，包产到户发展很快。

再看我国的粮食产量曲线：

以十年为期计算的话，80年代的粮食增产并不比70年代更显著，也必须承认82-84年的确有一个产量快速增长阶段。但快速增长并不能全归结为承包制的成就，因为这几年国家也大幅调高了粮食收购价，同时竭力让化肥等物资的价格保持稳定。（从账面上看，80年代后期的粮食涨价也快，但考虑到社会整体通胀速度就相对较慢）。

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到，80年代初的快速增长期对应了粮食收购价增加阶段，之后的停滞平台期对应收购价相对停滞阶段。可见粮食收购价也是非常重要的刺激因素，甚至可能比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更大，更长久。如此看来，曲线图上的小“波峰”折算为承包制的功绩，起码也得扣掉50%才能算数。

至于因此引发的副作用，我刚刚到统计局网站上查了一下：

请注意1975-1984年的初中招生数差异。我不否认1975年的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比80年代要差一些（不过也别太高估1984年的中学），但入学数出现明显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急着让子女辍学种地。至于另外的原因，请参照这两个回答：

几百万乡村教师筚路蓝缕十几年，把农村的中学生发展到了城市的三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这时候你说，工作天然就该优先给城里人，剩下的再到农村去挑选。你觉得结果会怎样？

结果必然是80年代初流行的读书无用论提前出现。七八亿农村人口彻底放弃让子女升学——升学也不能得到好工作，还是回家种地，为啥要上学？学校不收钱，还耽误孩子在家干活呢。

由于教育规模扩张迅速，60年代以后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能找到非农业岗位，这也的确算是一种广义的“失业”。但既然有就业压力，既然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设备让所有人都高效率地工作，就该全民公平的承担就业压力，挑选最适合工业建设的青年进城工作，剩下的人先继续搞农业基础建设。不能说父母进了城，子女就必须优先安排，剩下的名额才考虑农村回乡知青。那样对大多数人不公平，也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对于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不到20年，每年努力保持7%以上工业增长率的国家来说，这是自毁前程的行为，明智的领导人绝不会制定这种混账政策。

更何况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会就此拒绝读书，拒绝学习工业社会的技能和规范，将来即便有了资本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没有工业人口填充繁荣的工业城市，只能搭建拉美、印度那种贫民窟。

此外，拆分公社的另外一些影响包括滥砍滥伐（新中国仅有的森林覆盖率下降阶段），水利失修等问题。这都要靠90年代的停滞和2000年之后的巨额政府投资来补偿：

注意80年代初的停滞和下降阶段

回顾一下最初的问题，我注意到题主还讨论了劳动力解放。

这必须回到上面的教育数据来解释——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只有接受过中学教育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来自农村）才有资格谈“解放”，只有经过纪律训练的人口才是劳动力。不要以为随随便便拉谁都可以搞血汗工厂，都可以搞产业升级。谈解放，咱们得先谈谈如何通过公社来创造足够的中学生才行。

最后必须指出，我也认为农业公社制度（实际上是小队为基本集体单位，监督成本很低）不再适应198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阶段，实际上，此时的公社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的老家是一个穷县县城附近的农业公社，在全国所有公社中算是一个中等水平。到了1978年，随着小型拖拉机、水泵和化肥的普及，随着农田基本建设开始有一定成果，公社领导虽然依然重视农业，但很清楚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不会促进长期增产，于是不再要求本公社的中学毕业生下田赚工分，而是分配他们到县办的工厂、商业机构见习，准备用本公社的农业盈余兴办工商业机构，我家就有长辈赶上了这个转型。

当然我不认为政企合一的公社制度很适应这种转型，更大的可能性是转型本身会扯碎公社。但从事后的数据来看，副作用很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历史的最好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领导人误导农民以打造自身光环的政绩工程。

相关回答：

补充一下，我发现回复中许多人都在批判自己想象出来的人民公社制度，自己读党史读坏了还怨别人。我科普一下，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应的不是人民公社大集体！不是人民公社大集体！不是人民公社大集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集体劳动和购买集体财产的主体单位是生产队，也就是后来说的自然村或是小队，一般是40-50个劳动力，100多人口。小队的管理层包括一个绝对民选的队长，再加上最有文化的人当会计（总务）。这个单位的监督成本很低，因为大多数人能彼此看到，更因为内部实行绝对的直接民主，经常会在晚上开会讨论生产。

在小队之上，和政府对接的是大队支书，即现在说的行政村支书，他负责生产协调工作。再上一级，才是主要抓治安和农田水利的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人民公社这一层解散，破坏的是水利制度和治安。几十个劳动力的小队解散成几个劳动力的家庭，才是集体劳动到个体劳动的转变！

正好最近作业和这个比较相关，很想答一发。不过发现很多要说的都被诸位大神们说的差不多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小农经济。主流的官方的解释说得其实没什么错误——曾经的大锅饭体制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分田单干后有了更好的激励机制，“解放了生产力”——所以产量提高。

但问题是——既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和小农经济区别不大，那么为什么旧社会的自耕农们没能取得如此良好的成绩，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

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对比往往回得到不同结果。比如，如果你拿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对比——那么，在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等要素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联产承包几乎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期间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等可以忽略），那么可以解释产出差异的只有制度了。那么，如果把小农经济和旧社会的自耕农去比较，那么在相同的激励机制下，产出的差异，只能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来解释了。而产生差异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恰恰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完成的。

人民公社至少为农村带来了两个改变：

1、农田水利基建。目前中国库容量在30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共计28个，而在1949到1978年间竣工的有19个。微观的小水利更是不计其数，仅在1949到1962年，中国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重就从16.27%上升到29.68%。

2、农业技术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化肥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应用。而这两者的起步是在1970年前后。

其它的比如教育进步、医疗条件改善就不多说了，因为它们和粮食产量关系不大。可以看看1949到1978年的中小学入学率和人均寿命的变化。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者往往强调大锅饭对生产积极性的遏制，却不去谈集体化比个体经营更有利于提供公共产品。水利基建自然算是公共产品，农业技术进步也是依靠国家工业化带来的反哺，对于农民来说，国家的工业化也是公共产品，没有人民公社来压榨农民的消费，没人会为工业化埋单。

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积累，单靠一个连制度创新都很难算得上的“联产承包”来“解放生产力”，就像

学长所说的，“都是忽略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唯生产关系论。”

高票的两个答案把时间的顺序上的先后性与因果性划等号是什么意思？

先把截图放在这，免得二位不认账：

1984年大丰收没错，问题是导致大丰收的原因是什么？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玉米小麦产量迅速提高没错，问题是导致玉米小麦产量迅速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丰收发生在联产承包之后所以功劳就肯定都归联产承包？

细数起来，八十年代初粮食丰收至少有四大因素：

1.合成氨化肥生产线建成投产，化肥使用量大幅提高。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上报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引进4亿美圆的化纤、化肥设备，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准。

这个方案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四三方案”，在华国锋同志的主导下，又进一步扩大为“78亿计划”。

上图显示的是百度百科中“四三方案”与化肥有关的项目，最后一列为建成投产时间，基本上都是1976年以后的，其效果正好在八十年代初显现出来。

至于有人说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农民才愿意费心费力去施肥，这固然没错，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施肥也要有肥可施才行。

2.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1978年时，中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48%，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建国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变，中国的工业也不再需要靠“剥削”农民来发展，而是可以自我发展自我提升。所以国家有意放松对农民的“剥削”，便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是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了不需要靠剪刀差来获取资本的程度，同时七十年代初的对美和解又使得中国有了利用外资发展工业的可能，小平同志才有机会废除“剥削”农民的政策，如果小平接手在六十年代接手，他敢这么干吗？

3.82、83、84连续三年优异的气候条件

我这里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郭益耀的名著《

》一书的一小段：

1980-1981年的大水后，接着便是1982年、1983年和1984年那三年异乎寻常的好年景，强有力的促进了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地回升，其幅度分别为9.1%、9.3%和5.2%。可惜很多分析家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特别重要的气候因素，而以为大丰收纯粹是农村改革的效果；殊不知那之前的1980-1981年间，“非集体化”已经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郭老是马来华人，后移居香港，他的《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一书英文版出版时，被誉为“丰碑式”、“定论性”的巨著，所以他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p.s.这本书在大陆买不到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毋须讳言，包产到户对于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实有很大的作用，然而我们要考虑到农业生产和劳动力投入是线性关系，而且农民再积极，其能够投入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没有另外三个因素的配合，只靠包产到户是实现不了八十年代初的大丰收的。迷信包产到户可以实现粮食产量大跃进，和迷信人民公社可以实现粮食产量大跃进，都是忽略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唯生产关系论。

此外，根据郭老在上述著作中的测算，包产到户之后农村水利设施逐渐失去维护，中国粮食单产受灾害的影响而产生的的波动反而较七十年代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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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西村和南街村两个争议很大的集体农业典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家庄乡，还有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该公社在改革开放时挺住压力，拒绝分田单干，维持到了今天。我在大一暑假时曾赴周家庄人民公社调研，我观察到的是周家庄乡在受到个别上级领导和部分媒体敌视的艰难环境下，获得了人均收入位居河北省第一的优异成绩。该公社共10个大队，条件最好的、开展了生态旅游项目的大队每人每年能拿到手3万多，条件差的大队也能保证2万多的年收入，熟悉农村情况的人应该都懂得这个水平在中国农村已经是很难得的了。知友有兴趣可以去周家庄看一看。

首先必须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非常优秀和巧妙的顶层设计。如果现在还有那个国家需要土改，可以直接就奔承包制了。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农民拥有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经历的很多尝试，比如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这种方式当时解决问题了，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造成土地兼并。而最重要的是，他无法应对人口变化。有些家庭人口会随着生育变多，而有些家庭可能迁居城市。所以另一个办法就是收归国有，整体统筹，但这样就太复杂了，技术上难以实现。

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村为单位，一个聚居点就是一个自然村，自然村旁边的就是他们的土地。土地归村集体所有，每一代人的时间，平均分配一次土地。这样可能造成地区间的不平等，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分的地会少，但是至少每个村内部得到了同样多的土地。土地权益已经不再是靠实际拥有土地来保证了，而是靠他拥有这个村子的户籍，这个是没办法买卖的。

所以说，承包制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他确实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鼓吹承包制带来的产量增长，甚至神话承包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我打小在农村生活的经验来看，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增加生产效率的是化肥和农业机械，这个不用解释。

第二，承包制并没有增加生产效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

生产队时期，大家集体劳动，收货以后大队按照每个人的“工分”分发粮食；

而承包制的方式是，把地分给个人去种，然后收货的时候给大队交粮食。

生产队是用工分来制约你——不劳动，不得食。

而承包制是用高额的农业税制约你——每年春天还没种地呢，就欠了国家每亩几百斤粮食。

生产队的情况下，即使你完全不劳动，你顶多是什么都分不到。而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生活的差距是很大的，盯着“一年分不到粮食”的代价去城市闯荡，还是非常划算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生产队时代屡禁不止的大量“盲流”现象(“盲目流动到城市”)。但是在承包制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你欠国家粮食的情况。至于你欠国家粮食后会发生什么，我还是不说了。而大家都有自己的地，没有人会来替你种，这样你就不得不回家去种地。这就直接限制了农民向城市流动，进而缓解的城市就业压力。与此同时，单一家庭的生产模式效率低下，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更加增加了农业人口。

总而言之，承包制确实增加了农产品的总产量，因为他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增加了农业人口。但是由于单一家庭生产方式效率低下，实际上降低了人均生产效率。由于以家庭为单位，他还鼓励了大家拼儿子的数量，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第三，虽然承包制以后土地分给了个人，但是由于很多农具、牲畜无法分配，所以还是由几家人共同占有。人们就围绕这些农具和牲畜，结成了生产小组。其生产方式最终还是回到了小组式的。等到收割机和播种机的出现，人们每年通过租用收割机和播种机来作业，生产方式就更加接近于原来的生产队了。当然，由于购买农机需要个人承担风险，所以农机的推广进度非常缓慢。

最后，06年取消了农业税，转而通过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粮价不长的方式变相得收取了农业税。虽然这跟狡猾，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了，因为他的实际效果又变成了生产队那种“不劳动不得食”的情况了。你每年种地，虽然由于粮价被压低，但是终究还是有的。而如果你彻底不种地，也顶多是收益为零，而不会变成负，不可能倒欠国家。这同样鼓励了人们往大城市迁徙。这其实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工人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是依旧可能对城市就业造成冲击。所以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又推出了村村通、新农合等政策，用柔性的方式鼓励回流，让农村成为城市失业的蓄水池。

总之，03年的强制遣返和06年的农业税相继被取消，国家不再强迫强迫农村人口回流。取而代之的，是新农合和村村通等怀柔的方式。这一松一紧，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说白了，原来你没活干必须乖乖滚回农村。而现在呢，你不用必须回去，但如果你想回去，那么农村现在的条件也比原来要好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根本不在增产几斤粮食这种小层面上。

四九以后实行的公有制的天下说白了就是不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也不允许私人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是这种制度近几十年来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劳动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而且比之前分给自己的要多得多。比“下海”这个词第一次出现还要早，比第一个个体户的诞生还要早。

中国人从此才不再是大机器上的一个任劳任怨的螺丝钉，第一次成了可以为自己而生、为自己忙碌、为自己奋斗的个体，得到了创造和拥有更大的个人财富的机会。同年恢复的大学招生（七七级、七八级学生均于1978年入学）重新给了普通中国人凭借考试成绩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由此亿万中国人无论是为了成为更有钱的自己、还是为了成为更有知识的自己，奋力投身挣钱和求学的洪流中，形成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

我们今天这点经济上的成就，说是从这里迈出的第一步都不为过。你们的眼睛却盯在几斤粮食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本质，是打响了消灭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枪！

本质上，就是给10亿人口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被计划经济的锁链绑得死死的！

让10亿个脑袋动起来，自己给自己找生财之路，

总比国家计委那几个脑袋整天呆在办公室里替十亿人找出路、做计划更靠谱些，是不？

我常说的一句话：别脱离环境，光拿一个孤立的东西说事.

集约化大规模生产，苏联一直就是这么搞的，集体农庄嘛！

但是配套的一系列政策没有，就依然还是个然并卵！

1978年，小岗村偷偷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1980年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197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

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成立，拉开了中国用“三来一补”模式创汇的序幕，

中国农民不再被绑死在区区两亩地上修理地球，可以去当农民工创造更大的价值；

改革开放后，中国搞建设急需的宝贵外汇，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3亿农民工们的劳动是首功 ！

1978年以前的中国农民，说难听点，实行的就是中国版的“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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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

农民的收入，跟是否提高单产关系不大，因为干好干坏都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要狠抓资本主义的小尾巴。

建议去看看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复习复习当时那个年代是个啥模样.

土地的作用不只是种粮食！

承包制破除了以前死板的条条框框，让农民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

导致了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蔬菜等供给量的大幅增加，

食草型畜禽和水产品等节粮产品的比重大幅增加.

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这类行为也是被严防死守和严打的对象。

这些对口粮消费的替代作用巨大.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巨大.

某些人的统计报表，显然故意忘记了这些事实 ！

真是“以粮为纲”的好学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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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肉类工业》 1990年03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菜篮子里荤食品究竟增长了多少?农业部部长何康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案。从1978年至1989年,全国人均肉类占有量从8.9公斤提高23.7公斤,增长1.7倍;奶类从一公斤增加到四公斤,增长三倍;蛋类从2.4公斤提高到6.3公斤,增长1.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