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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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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90岁的时候,面对采访,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为什么我要服从?...(如果服从)我就变成日本傀儡了?我父亲怎么死的?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 日本是对你好吗?他要侵吞你啊!...所以我说日本人混蛋,我父亲愿意合作都被杀,那何况我呢?也许那时我父亲比我容易操纵,他们都不容,他们没想到我更难搞。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就连杨宇霆也没想到,他也想操纵我,换句话说,我这个人不受操纵的。就连蒋先生想操纵我,我也不受操纵的。 我要受操纵还有今天?

918和热河抗战之后,张学良因为领导不力,引咎辞职,此时东北四省已经全部落入日军手里,东北军驻守的河北,也转让给了宋哲元的29军。在临走前,张学良整编了留在关内的东北军,分成于学忠的51军、万福麟的53军、董英斌的57军,王以哲的67军、何柱国的骑兵军,4个步兵军加上一个骑兵军,总共16万人,这也就是张学良所有的家底了。

51军的老大于学忠是山东人。他出身于军人世家,他老爸叫于文孚,当年在宋庆的毅军,跟张学良的老爸还是战友。于学忠从保定军校炮兵科毕业后,进入吴佩孚的直军,由于于学忠性格老成持重,吴佩孚很欣赏他,破格提拔他当上少将旅长。第二次直奉大战吴佩孚被张作霖击败,于学忠投靠了张作霖。在北洋时代,军队中的乡土观念很重,比如李宗仁、吴佩孚、阎锡山、甚至是老蒋,都喜欢重用老乡;但张学良相对来说要开明一些,他对东北籍和非东北籍的军官都是一视同仁,后来甚至培养于学忠当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另一个亲信王以哲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正因为于学忠不是东北人,所以包括土肥原贤二、石友三、阎锡山在内,几乎所有与张学良作对的军阀都动过拉拢于学忠的心思;但于学忠每次都是发扬了绿茶精神,不接受,不拒绝,不表态,然后等到对方按捺不住要行动了,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的本命张学良。关键时刻的站队才有价值,所以在东北军内,于学忠一直是二当家的地位。

51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刘多荃的第105师。刘多荃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出身,这个位置一般都是由首长最信任的人担任,张学良从军校毕业后就是他老爸的卫队团团长。张学良到陕西剿共后,就把刘多荃的人马安排在身边当禁卫军,在西安事变中抓老蒋的就是这支部队。顺便说一下,刘多荃有个堂弟叫刘澜波,在北大上学时加入了共产党。

53军的军长万福麟原先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吴俊升的手下。他年纪比奉军创始人之一张作相都大,按照辈分排,张学良应该管他叫老叔。因为吴俊升在皇姑屯事件时跟老张手拉手一起驾鹤西游了,张学良力排众议,让能力比较平庸的万福麟接了班。万福麟对张学良感恩戴德,鞍前马后地伺候,张学良镇压石友三叛乱时,万福麟把黑龙江所有的正规军全带去河北助拳,导致918发生后,他也回不去老家了。万福麟的53军中第116师实力最强,师长缪瀓流是东北讲武学堂毕业的,算张学良的学弟;1935年57军在陕西被红军干掉了一个整编师(109师),师长自杀,张学良一怒之下撤了军长董英斌,换上缪瀓流当57军军长。其实董英斌挺冤枉的,他跟于学忠一样不是奉系的人,而是河南军阀孙岳的手下,后来投靠了张学良,因此在军队中说得好听一点叫影响力有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伙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董英斌按照张学良的指示、下令按兵不动,但手下几个师长根本没一个人听他的,擅自出击,结果被红军包了饺子。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虽然是广西人,不过很早就在东北讲武学堂当教官,又被郭松龄提拔进入奉军当参谋。当年孙大炮派汪精卫、孙科找张作霖化缘的时候,老张特地安排他们参观奉军训练,一旁陪同的就是何柱国,老张也是个体面人,派广西人何柱国陪广东人汪精卫、孙科他们唠嗑,让客人到了东北也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在阅兵时孙大炮的秘书伍朝枢问奉军知不知道三民主义,何柱国回答:奉军讲的是义气,主张的是爱国,爱国就能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爱国就能打胜仗,伍朝枢听得直皱眉头。另外,何柱国的骑兵军副军长,就是在918当晚带着沈阳的警察抵抗日军的黄显声。黄显声是张学良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张学铭的军校同学,也是张学良重点培养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张学良打算提拔黄显声接替董英斌当57军军长,但王以哲说黄的资历太浅,难以压制住下面的那帮骄兵悍将,恐怕会重蹈董英斌的覆辙,因此张学良才换成了缪瀓流。

67军军长王以哲是张学良嫡系中的嫡系。王以哲算是东北军的名将之花,张学良上台后的几乎所有动作大片,王以哲是出镜率最高的那个:1929年张学良杀杨宇霆的时候,他是沈阳的城防司令,负责控制杨宇霆一派的军队不会造反作乱;1931年918的时候,他带的第7旅本来是张学良最倚重的精锐部队,所以才会留在沈阳看家,结果当晚他不在北大营,而是去沈阳市内喝酒打麻将,上梁不正下梁当然歪,第7旅的营团长们也跑出去浪了,日军发动进攻后,基层士兵找不到能管事的领导,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逃窜;1933年热河抗战时,第7旅升级为第107师,可还是换汤不换药,顶不住日军的攻击,王以哲为了保存实力撤退,结果热河军阀汤玉麟也临阵脱逃,战场上就留下老实人万福麟被日军两面夹击;1934年他当上67军军长,跟着张学良去陕北剿共,又碰上了苦主徐海东,先是在9月份被灭掉一个师,师长战死,接着又在10月份被灭掉一个团,团长被俘。别看打仗不行,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的人缘非常好,他跟刘多荃、何柱国是结拜兄弟(何柱国还是这俩人的军校教官,老师跟学生拜把子,也算是茫茫人海中的缘分了),与缪瀓流也是老铁。张学良在热河抗战失败后辞职出国,老蒋为了安抚东北军,特地给王以哲等军长一级的高级军官们发了一笔钱,王以哲一分没留,把这笔钱订制了一套景德镇瓷器和一支派克金笔,分给东北军营以上的军官,瓷器和金笔上还刻了各个军官的姓名,剩下的钱则给士兵们每人做了一套军服。东北军与红军结盟后,王以哲不仅奉张学良的命令给红军送钱、送物资、送军火,红军印钞票的印刷机都是王以哲出面帮着买的。

张学良曾说,东北军是他的包袱。不知道这话的真实程度有多少,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把这个包袱从自己的心里放下,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前,他也真的公开表达过要跟东北军一刀两断的言论。

1934年张学良从欧洲回国,老蒋找他谈话,说汉卿你玩也玩够了,现在收收心,大哥带你一起剿匪一起飞,东北军我都给你留着呢。要说老蒋对小张起码在表面上是非常够朋友的,像陈济棠、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这种过气军阀,下台后军队不是被自己的部下们瓜分,就是被老蒋笑纳;而张学良放弃军权、出国溜达了一年,回来后老蒋还能把东北军全须全尾地还给小张,也算万水千山总是情了。当然这也有当时老蒋急着要解决割据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需要张学良继续替他在北方站岗放哨的原因。小张带着东北军先去湖北,又到了陕西,结果老部下们也给他争气,剿共剿得被红军打掉了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团,老蒋更缺德,非但不发抚恤金,反而把这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张学良当时正在南京开会(就是踢飞刺客的手枪、救了汪精卫的那次),马上飞回陕西,把高级军官召集起来开会。

张学良管理军队的风格比较温和、宽厚,以字称呼部下,说话也没什么架子,轻易不发火,但这回他可能是真的生气了,也许也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在军事总结会上张学良大骂手下的军官们无能,还说自己不想干了,辞职算了,你们爱咋咋地。此时奉军元老们除了万福麟,都已经退隐,东北军的管理层都已经更新换代为新派军官,他们都是保定军校或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算是张学良的嫡系,听到张学良这么说,大家反应也很激烈,有的人当场顶撞张学良说:我们是跟你来的,(你不干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连死了也不能领恤金,军政部给的命令要我们领恤金,却要回本乡本土领,那回到东北本土去领去?还有人说得更直白:副总司令(指张学良,张学良的正式职位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不报大帅的仇,也不抗日,只是盲目服从(委员长),我们东北军牺牲这么大,你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还要把我们都逼死吗?

听到这样的话,张学良非常震惊,换成任何一个对军队控制力弱的军头,如果同部下的对话上升到了这种火爆程度,估计就要当场被下克上了,好在张学良平时积累下来的威信还在,大家仅仅是发泄了一通,但部下们的态度让张学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发现他已经同东北军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无法分离;换句话说,张学良的人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东北军这个整体,不管前面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要与东北军一起走下去。

1935年10月,67军被陕北红军击败之后,张学良去上海私下会见了一个老部下,这个老部下就是918后在吉林率军抵抗日军、被击败后跑到苏联的东北军第24旅旅长李杜。李杜从苏联回国,跟张学良密谈了好几次,谈了些什么,张学良后来一直没说,但他在密谈后就命令东北军各部不要与陕北红军发生冲突,我们可以推断,李杜所代表的,应该是苏联的势力。与此同时,被红军俘虏的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也毫发无损地被红军放回来了(刚被抓时因为破口大骂徐海东,被红军战士扇了两个耳光),他带来红军示好的消息。随后,张学良在王以哲的驻地洛川会见了李克农,紧接着孙大炮的寡妇苏西宋给张学良介绍了一个随从副官,这个副官叫刘鼎,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当然张学良是知道这一点的。一个月后,刘鼎安排了张学良与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周主任会面,会面地点是洛川附近肤施的一所教堂。从此,张学良正式与红军结盟。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张学良还告诫身边的人,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走漏消息、让陕西的地头蛇杨虎城知道自己暗通共党,其实人家杨虎城也是共党这一边的,当初刘志丹被抓,就是杨虎城下令释放的。杨虎城的心腹秘书宋绮云是正牌的共党党员,陕西的特务处(1938年后改名为军统)早就怀疑这个宋秘书是间谍了,一直在暗中调查,杨虎城放出话来说你们搞宋绮云就是搞我,戴笠也不敢轻举妄动。西安事变后,宋绮云一家子都被军统抓了,1949年死在重庆的监狱里,他的儿子叫宋振中,又名小萝卜头。不过因为戴笠和张学良的私交很好,特务处对东北军基本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西安事变前都没发现张学良与中共的小动作。

要说反共,中统要比军统专业多了。1936年8月,西安的省党部(就是后来的中统)抓了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黎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张学良的默许下,宋黎以张学良的秘书身份在西安活动。跟宋黎一同被抓的,还有包括张学良的秘书马绍周、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在内的几个东北军干部。在开车押送去陕西省党部的路上,宋黎看到车外有杨虎城的17路军骑兵巡逻队,马上大喊“土匪绑架”,巡逻队叫停中统的汽车问话,中统特务根本没把杨虎城的部队放在眼里,对巡逻队说东厂办事,闲杂人等退散,否则连你们一起抓。巡逻队回去把事情上报给杨虎城,杨虎城又通知了张学良,这下就把事闹大了。张学良这种混世魔王,平时一副花花大少的样子,见谁都是称兄道弟、嘻嘻哈哈,真要是惹到他了,那就是皮卡丘变身哥斯拉。张学良当即派105师副师长谭海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着部队去省党部把被抓的宋黎、马绍周、刘澜波等人劫回来,顺便把省党部也给抄了,找出一大堆中统说东北军坏话的文件,一把火全给烧了;烧完还不算,省党部被打砸一通,中统特务们也都被揍得鼻青脸肿,被东北军拿枪指着跪成一排。主持这次行动的谭海是鞋匠出身,由张作相介绍给小张当副官长,杀杨宇霆的时候,就是他带人动的手;孙铭九则是东北军的后起之秀,跟张学良同父同母的兄弟张学铭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查抄省党部只是他事业旅途上的第一步,后面他还会干出好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管在什么时代,一个领兵的将领敢动用武力去冲击国家政府机关,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跟叛乱没区别了。张学良爽过了之后,也明白自己捅了马蜂窝,马上给老蒋发电报说我错了,请委员长处分。老蒋当时刚刚搞定了广州的南天王陈济棠,正准备腾出手来干隔壁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哪有时间管张学良和中统这点破事?他给张学良回复: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大家读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deja vu的感觉?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后,崇祯皇帝表态时,也是用的这种说辞。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参谋长晏道刚亲自给老蒋送来一份关于张学良的报告。

张学良重掌兵权后,老蒋先是让心腹钱大钧当小张的参谋长,其实就是监视小张的。钱大钧的资格很老,是老蒋从黄埔军校起家的八大金刚之一(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8个人都是军校教官),他觉得以自己的身份,给张学良当这个监军太监太丢人了,干了一段时间就说啥也不肯干下去了,于是就换成了湖北人晏道刚。晏道刚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省党部事件后,他特地写了一份报告给老蒋,说小张现在的思想倾向很危险,杨虎城也不可靠,建议给他俩换个地方(当然不是说要抓起来,而是调出陕北、远离红军);你猜老蒋是啥反应? 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胡说,交张副司令阅。老蒋以为这么做,是向张学良展示了自己的天恩浩荡: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一般的领导表演到这一步也就差不多了,但老蒋还不满足,他要御驾亲征,去陕西督战,这就表明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交给了张学良,以示对小张的绝对信任。

西安事变前,老蒋身边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西北会出事,但老蒋说杨虎城可能有问题,但只要有张学良在,西北就不会出事;

可是有问题的,恰恰就是张学良。

1936年10月,老蒋去西安看张学良这个干弟弟,要知道自从张学良去了西北,那就是天大地大不如东北军大,爹亲娘亲不如副司令亲,哪里有人敢管张学良?这回领导来了,有人能管自己了,张学良很开心,找老蒋唠嗑,都唠了些什么,老蒋没在日记里写,小张回来后跟自己的部下提了几句,说委员长告诉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让你去死,你就得去死。过了几天,老蒋离开西安去洛阳过生日,张学良舍不得领导走,就拉上阎锡山、傅作义一起跟过去拜寿。老蒋一看侬这是要做啥?阿拉过个生日也要跑来添堵?火冒三丈地说: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这种程度的话怎么能镇得住张学良?他当面硬杠老蒋说你下命令吧,我要去绥远打日本人(一旁的阎老西、傅作义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你叫上咱俩来)。老蒋一看张学良不给自己台阶下,气得失态,对张学良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没想到张学良咣当一句话怼了回来:你这不就是袁世凯本凯吗?老蒋差点被气昏过去,哆哆嗦嗦地指着张学良说: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这次祝寿不欢而散,张学良回去消停了一个月,但老蒋可能是意犹未尽,又坐火车来到西安,准备再跟张学良这个小兄弟好好唠唠。要说老蒋能被张学良兵谏,纯粹是自找的: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还一趟趟地往人家的地盘跑,这不是送人头吗?老蒋的专列开到西安城外的临潼,杨虎城、邵力子等陕西的军政大员去车站迎接,只见专列一停,张学良先下来了,面红耳赤地对两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得不得了,你们上去吧。杨虎城一看火候已经差不多了,回到西安之后,找到张学良说,干脆我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吧。

北洋时代能从一个江湖老大混成一方诸侯的,只有三个人:南干卿(陆荣廷)、北雨亭(张作霖),西北还有个杨虎城。杨虎城原名叫杨忠祥,小名叫九娃,虎城是他的字。他是陕西本地人,从小就混社会,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那种社会(科普时间:陆荣廷的职业是拦路抢劫,张作霖的业务范围是收保护费),后来趁着辛亥革命,搭上革命党的关系,成为陕西一霸,手下有上万的人马。冯玉祥势力进入西北后,两边真刀真枪地干过几次,冯大个子还真没能一口吃掉杨虎城的队伍。不过杨虎城估摸着自己扛得住冯大个子一时,扛不住一辈子,就率众投靠了冯玉祥。他给冯玉祥打工的时间不长,1927年归顺,1929年就拆伙了,但正好赶上了中原大战冯大个子被老蒋和张学良击败,杨虎城又吸收了冯玉祥的一部分残兵,队伍壮大到了6万多人,占领了陕西和甘肃。老蒋心想这几块地方落到你手里,总比让冯玉祥的十三太保得到要强,也就默认了杨虎城对西北的统治。但他从来就没信任过杨虎城,便采用驱虎吞狼之计,让张学良这个东北虎,去陕西跟杨虎城这个西北狼抢地盘;这还不算,老蒋又安排了胡宗南这个哈士奇在旁边盯着他们俩。本来老蒋的打算是让杨虎城、张学良在剿共的同时也能互相斗个两败俱伤,哪曾想这两个人竟然偷偷地跟共党结成三位一体。男人之间的事,总是这么不可思议。

12月7日,张学良去临潼陪老蒋吃晚饭,一边吃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现在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士兵们都想打回老家去,如果我们不抗日,就是民族的罪人,老蒋心想连顿晚饭你都不让我吃好,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撂,对张学良说今天就算你开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变,说完扭头就走。老蒋也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一路出生入死地走过来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真把张学良当废物了,小张可不是一个你想骂就能骂的小喽罗,而是20多岁就统领十几万人马上战场打仗、还敢在自己家客厅里把老爸留下来的顾命大臣打死的狠角色,即使闹到这种地步,老蒋还是一副教训小孩子的心态,毫无戒备,甚至在第二天非常脑残地把张学良手下的心腹大将王以哲、刘多荃叫来吃早饭。据刘多荃后来的回忆,老蒋对他俩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又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王以哲和刘多荃听到老蒋这么说,吓得直冒冷汗,还以为回不去了,好在老蒋敲打完,就让他们走了。他俩马上去找张学良说坏了,委员长知道咱们跟红军有来往了。此时张学良也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找来杨虎城,做了扣押老蒋的决定。应该说,就是老蒋的这顿作大死的早饭,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12月9日,1万多名西安的学生上街散步,结果散着散着,就从西安散到老蒋住的临潼去了。张学良好歹是西北的最高军事责任者,得保卫领袖安全,他当然清楚这种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背后肯定有人组织;也就是说,在张学良与老蒋之间的这把火上,有人又浇了一大锅油。他跑到灞桥拦住学生们,说你们先回去,我去找委员长转达你们的诉求,肯定会用事实给你们一个回答,我是负责的。学生中真正能听懂这话含义的人看到小张已经明确表态,就率领学生回去了。随后小张去见老蒋,结果又挨了老蒋一通臭骂,老蒋大发雷霆说:你是代表我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又训斥道: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说了一句后来非常有名的话:机关枪不打鬼子、你打学生?

可能老蒋也感受到了张学良的不满,12月10日,老蒋召集西北的高级军官开会,在会上说,如果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不愿意参加剿共,就把地盘让出来,胡宗南的中央军上,杨虎城带着自己的兵去安徽,张学良带着自己的兵去福建。反正张学良现在也不在乎老蒋说什么了,委员长的大会后他把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瀓流、白凤翔等几个师级以上军官叫到自己家开小会,其中王以哲、刘多荃、白凤翔事先已经知道了张学良的计划,但驻军在甘肃的于学忠并不知情。他一进门,张学良就说:孝候,我要造反。于学忠一愣,心想自己的领导又发什么神经了,不过他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也没有问造什么反,因为他知道自己就算不问、小张会自己告诉他的。果然张学良马上就说要控蒋、劝他停止内战,于学忠脑子比王以哲、刘多荃他们清醒多了,反问道:他不同意怎么办?张学良说:那我提头去见他。于学忠在心里叹口气,不说话了。以他的性格,对小张这种不考虑后果的胡作非为肯定是有想法的,但于学忠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即使他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却会忠实地按照你所说的去执行。西安事变时,于学忠在兰州也同时进行了兵变。

12月11日晚上10点,张学良找来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做最后动员,并布置任务。于学忠又当众问了一遍:抓起来怎么办?张学良说:抓起来再说。要知道东北军那帮骄兵悍将谁都管不了,却就吃小张这一套,这么不靠谱的领导,还跟着他出生入死。张学良派何柱国的部下白凤翔带着孙铭九的卫队营去抓捕老蒋,又让刘多荃的105师接应。白凤翔不是奉军的老班底,而是河北的土匪,后来被张学良招安;张学良挑白凤翔这么一个非嫡系、胆子又大的家伙带队去绑架国家领袖,其实就是三国时司马昭、贾充派成济去杀曹髦的翻版。孙铭九临走前,张学良嘱咐他说:孙营长,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也不要叫他逃跑了。接着又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孙铭九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12月12日凌晨2点,白凤翔和孙铭九把卫队营集结在灞桥,他俩总不能直接跟卫队营的士兵们说我们要造反,就骗他们说副司令劝委员长抗日,让我们回老家,委员长不听,还把副司令扣起来了,我们现在要把委员长请到城里,让他释放副司令。前面说过张学良在东北军、特别是基层官兵中的威信很高,小张这个人看起来没心没肺的一个二世祖,其实非常会笼络人心,他经常跟士兵们一起聊天、开玩笑,还掰手腕,甚至记得住几乎所有卫队营士兵的名字和老家。听到白凤翔这么说,很多士兵当场大哭,跟着白、孙二人就冲到老蒋在临潼的住所华清池,与老蒋的安保部队宪兵团打了起来。

老蒋在华清池的安保人数不多,只有70个人(可能是他太信任张学良了),由他的侄孙、宪兵团团长蒋孝先和侍卫长钱大钧率领。当晚蒋孝先进城喝酒打牌去了,值班的是另一个侄孙蒋孝镇。听到外面的枪声后,蒋孝镇和卫士们把老蒋从床上拽下来就往外跑,但东北军已经快冲进来了(打不过日本人,打领袖的护卫队却如砍瓜切菜一般,东北军这战斗力也够薛定谔的),卫士们只得让老蒋翻墙逃跑。老蒋也有好多年没这么剧烈运动过了,再加上担惊受怕,翻墙的时候摔了下来,把腰扭伤了,后来腰痛折磨了他一辈子。慌乱中老蒋又跑丢了鞋,蒋孝镇把自己的鞋给老蒋穿上,结果自己的脚在山路上跑得血肉模糊,再也走不动了,就让老蒋先走,自己留下来掩护。

孙铭九攻入老蒋的卧室的时候是凌晨4点,他发现老蒋不见了,心里非常害怕,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直到早上6点都没有找到老蒋。这时刘多荃也来了,他和白凤翔、孙铭九分头去找,正好撞见喝酒打牌回来的蒋孝先。蒋孝先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平时非常狂妄,跟张学良说话都是教训的口气: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要知道连老蒋骂了张学良几句,晚上都后悔得在日记里写“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后面还有一句: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刘多荃看到东北军把蒋孝先塞进车里准备押送到西安,便指着蒋孝先说:还把他送进城干哈?一旁的白凤翔马上下令:把他给我弄下来拾掇了。蒋孝先就这样被打死了。

侍卫长钱大钧也很倒霉,他在枪战中被子弹打中前胸,差点扑街,幸好是被孙铭九碰到了,送到西安的医院抢救;要是碰到能动手就尽量不逼逼的刘多荃,估计就得被补上一枪上路了。孙铭九发现钱大钧后,又在半山腰看到了满脚是血的蒋孝镇,蒋孝镇对老蒋非常忠心,面对东北军的枪口一直保持沉默不说话。这时已经快7点了,东北军卫队营的一个叫陈至孝的班长发现有个山洞里藏着人,就喊话说快出来,不然就开枪了,里面的人连忙说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老蒋凌晨4点跑上山,只穿了一套睡衣,光着脚,当时是12月份,老蒋被刺骨的寒风吹了2、3个小时,冻得瑟瑟发抖,也算是他命大,没有被子弹打死,也没有被冻死。孙铭九看到老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老蒋跪了下来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

如果让老蒋跑了,或是死了,孙铭九没办法向张学良交待,他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老蒋看到孙铭九磕头,反倒更来劲了,说你打死我吧,又扑通一下坐在地上说我不走,叫你们副司令来。孙铭九这就像跟女网友见面,逛街吃饭看电影最后都开房洗澡了,现在临门一脚,你说不走就不走?他把老蒋背起来就下山。下山后老蒋看到刘多荃、白凤翔,脸色更难看了,说叫你们副司令来,刘多荃、白凤翔陪着笑脸、架着老蒋进了汽车,送到西安城内。

这次兵变,据东北军统计,包括蒋孝先在内,在临潼打死了17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老蒋关在浙江慈溪。他坐牢的方式跟别人坐牢可不一样,不仅能钓鱼、游泳、下棋、打网球,还能到处游山玩水,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看守。有一次他去雪窦山玩,进了一座寺庙,里面正在做法事,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年轻的女子,一把抓住张学良就嚎啕大哭,在场的人包括几十个特务(全都傻掉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连张学良自己都愣了,心想这位小娘子我不记得了呀?难道是在哪里有过一段缘的红粉知己?庙里的老和尚连忙出来解释,原来这个女人就是蒋孝先的老婆袁静芝,正在庙里给亡夫做法事,猛然看到杀夫仇人,顿时情绪崩溃了。张学良长叹一声,叫人回去取500元钱交给老和尚,说这次法事由他来出钱。

根据分工,东北军去临潼抓老蒋,而杨虎城的17路军控制西安。张学良派出白凤翔、孙铭九之后,留下缪瀓流留守自己的金家巷公馆策应,就带着王以哲等人去杨虎城所在的新城大楼。一进门,看到杨虎城和他的亲信孙蔚如、李兴中都在,张学良一见面就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杨虎城没吭声,孙蔚如马上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张学良又问我的人已经出去了,你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开口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西安市内除了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军队,只有省政府、警察局和飞机场由宪兵队把守,人数也不多,杨虎城的手下、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毫不费力地就解除了宪兵队的武装,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则带人搜捕城内的炮党官员。(关于张学良在西安的住所金家巷公馆,此前我误记成金家岭公馆,感谢知友 @elitexyz 指正)

当时陕西的绥靖公署主任是杨虎城(新城大楼就是绥靖公署总部),省政府主席是邵力子。邵力子比较会做人,跟杨虎城、张学良相处得都不错(身边有着这么两个军阀,只要情商和智商都正常的人都会想着把关系处好),张学良查抄省党部的时候,邵力子还替他向老蒋求情,因此杨虎城也没有为难他,客客气气地请到新城大楼。但老蒋带来的一群随驾人员就比较惨了,包括陈调元、陈诚、陈继承、蒋百里、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在内的各位大佬都住在西京宾馆,被17路军一网打尽,关在餐厅里,只有炮党元老邵元冲跳窗逃跑时、被士兵开枪打死了。老蒋的干女婿陈诚一身是土,十分狼狈,17路军抓他的时候,他钻进一个空酒桶里,被拖了出来。另外,张学良的老部下马占山、以及中共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因为当时也住在西京宾馆,一同被抓。

陈诚是浙江人,老蒋嫡系中的嫡系。他的跟黄埔四凶之一的邓演达是好朋友(黄浦军校四个著名的左派教官: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邓演达是炮党左派的死硬分子,再加上在军队里有影响力,老蒋担心他会造反,就抓起来杀掉了,对此陈诚非常不满,要辞去军职,解甲归田。为了安抚陈诚,老蒋让自己老婆认炮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做干女儿,又把谭祥许配给陈诚,陈诚才不说话了。邵元冲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当过黄埔军校的第二任政治部主任。他原先是孙大炮的秘书,因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与炮党一霸张继关系不好,两人吵着吵着大打出手,张继把比他小9岁的戴季陶打得头破血流,戴季陶竟然被打哭了,说啥也不干了,于是让邵元冲继任。邵元冲瞅着战神张继心惊肉跳,天天怕挨打,干了两个月也辞职了,最后毛熊把一个姓周的派去了,周主任的后台太硬,张继得罪不起,这才收敛一点。邵元冲也是苦命人,躲过了张继的铁拳,却没能躲过杨虎城的子弹。

被关在西京宾馆的炮党大佬们都是在睡梦中被17路军的士兵从床上揪起来的,他们一头雾水,听到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还以为是杨虎城的部队哗变了,张学良跑了(看来张学良这个逃跑将军的名声真是深入人心),就这样惴惴不安地等到天亮,那个打张学良小报告的晏道刚也被押来了。虽然东北军上上下下都不信任晏道刚,但他好歹也是张学良名义上的参谋长,兵变时他跑到金家巷公馆找张学良,碰上留守的缪瀓流,缪瀓流气愤地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说完就把晏道刚送到西京宾馆跟其他人作伴。听了晏道刚的叙述,大家才知道是张学良搞出的这件事,这下更害怕了:杨虎城还算有点底线,张学良联系共党、抄省党部,现在连领袖都抓了,他的底线在哪儿,谁都不清楚。上午9点,张学良带着王以哲、何柱国、缪瀓流和孙蔚如出现了,小张向大家宣布: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停了一下又说: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第一个签名的,是马占山,随后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孙蔚如、王以哲等人陆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通电的主要内容有8点: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6、开放民众爱国运动;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老蒋被带到西安后,被关在杨虎城的大本营新城大楼。老蒋心里还奇怪,抓我的是东北军,怎么把我送进17路军的地盘呢?哦,一定是张学良那个混帐东西把杨虎城也抓起来、控制西安全城了,唉,虎城也是老革命了。随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来看他,老蒋才发现原来这俩人竟然联起手来搞自己,恼羞成怒,对张学良说: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吗?要说老蒋真是预言家,把一个月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给说中了。小张劝说老蒋不要住在新城大楼,换到东北军控制的高桂滋公馆,高桂滋是陕北军阀,当时领军在外,他私底下同红军关系不错,平时互不侵犯,他在西安的公馆离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很近。老蒋不答应搬家,还绝食,也不穿张学良给他的皮大衣保暖,而是把钱交给卫兵给自己买一件外套,直到3天之后的14日,他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获准飞到西安来看望他,他才肯吃饭。端纳与张学良的私交也很好,他跟老蒋见面的时候,张学良就在旁边坐着,老蒋也不方便当着外国友人的面跟张学良发火,小张说我做这件事,只是要你给我个说法,但杨虎城要的是你的命,为了保护你才要你挪窝。老蒋想了想,就答应跟张学良走了,对此杨虎城非常不满。

住进高公馆后,小张才跟老蒋说了心里话:我跟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你就算不同意,好歹答应几条,否则没办法放你走。老蒋倒很硬气,说:等我回南京,可以让你们把意见提交给中央,但我本人会发表声明反对。小张说:你反对的话,那我还把八项主张提出来干什么?老蒋说:党有纪律和民主原则,我又不是独裁者,就看你能不能拿到多数票。小张突然转换话题,说:我觉得委员长的思想太古太旧了;老蒋可能早就习惯了小张的这种思维跳跃,一连串地反问道:什么是古?什么是旧?什么是太古?张学良说:你看的书都是韩非子、墨子,还不古旧么?老蒋马上明白小张的言外之意,说:你看的书新,你看过几本新书,都是什么书?是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共产主义的书?这样,你把你看过的书说几本,有不懂的问问我,我教教你;我告诉你,你看过的这些书,我15年前就已经不知道披阅过多少次了。

可能有的人不明白这两个家伙怎么聊着聊着就讨论起读书心得了,我给大伙翻译一下:现在估计对历史有些了解的应该都知道,老蒋有个记日记的习惯,东北军在抓老蒋的时候,肯定也把老蒋的私人物品包括日记在内也一同拿走上交给张学良,而张学良也看了(根据孙蔚如的回忆,张学良亲口跟杨虎城说,他看过蒋的日记,蒋是想抗日的,所以他担保蒋会信守诺言),老蒋的日记中提到韩非子、孟子,张学良跟老蒋提这个,就是暗示老蒋你别跟我装了,你的底牌我都知道;而老蒋的回答,则是在告诫张学良,阿拉当年也是到过莫斯科被共产国际开过光的,对共党不比侬了解?你是被他们利用了。后来张学良被老蒋软禁,戴笠专程派人找小张的副官长潭海要回老蒋的日记。

12月20日,张学良的朋友宋子文也飞来了,此时老蒋的态度已经缓和不少,他跟宋子文说,已经答应了张汉卿三件事:1、东北军开到绥远;2、由杨虎城改组陕西省政府;3、召开大会讨论八项条件。由于老蒋的让步,宋子文觉得没有危险了,再加上小张的保证,他在12月22日带着妹妹宋打令再次来西安,戴笠也跟了过来。由于西安事变前军统对张、杨的计划毫无察觉,导致领导被抓,这已经属于严重失职了,多年来戴笠一直给老蒋当打手,得罪的人太多了,如果唯一的靠山老蒋死了,戴笠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这回他随同宋子文、宋打令到西安来,说是要营救领袖,结果刚下飞机,杨虎城就让卫士把他的手枪缴了。前面说过由于军统重点盯防杨虎城,老杨对戴笠恨之入骨,一定要杀了他,张学良对朋友很够义气,他马上走过去,拉着戴笠进了自己的汽车,杨虎城的人总不能在机场开枪,就这么看着张学良把戴笠送到自己的金家巷公馆保护起来。戴笠来西安之前还吹牛说要救出老蒋,现在没有张学良罩着,他自己都出不了门,躲在张学良家里的地下室连遗书都写好了,张学良还跟他开玩笑说,我在西安干这么大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特务呢?后来风水轮流转,张学良又成了老蒋的阶下囚,戴笠对张学良非常优待,前面说过张学良在囚禁期间可以打球、下棋、钓鱼、游泳,游山玩水,就连喝的可乐都是戴笠特批从上海整箱运过来的。即使是抗战期间,张学良跟着炮党政府转移,戴笠也下令让看守们一定要保证张学良和赵四的人身安全,你们自己死了也不能让张学良死。所以说,在职场里,人际关系要比业务能力更重要。

对于老蒋的处置,杨虎城和张学良一直有分歧,在12月24日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天上午杨虎城来到张学良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说老蒋已经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就应该放他走;杨虎城说你我发动政变,如果放他走,大家都要人头落地。张学良突然掏出手枪,大声说这次政变我负全责,你要是不听我的,现在就把我打死。杨虎城在气场上不如张学良,没再说话,气呼呼地走了,但随后他就派兵监视张学良的家和西安城内的东北军一举一动。此时杨虎城的17路军有6万多人,在西安附近部署了7个团;而张学良的东北军虽然在人数上是17路军的两倍,但分散在西北各地,西安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真要是跟杨虎城打起来,肯定要吃亏。一周之前东北军和17路军还一起搞了个绑架国家元首的大项目,现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当然杨虎城不想让老蒋活着离开西安,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主意。张学良也明白现在的情形对老蒋不利,他跟宋子文商量,25日白天先把宋子文兄妹送上飞机飞回南京,到了晚上再把老蒋化装成东北军士兵用军车偷偷送到洛阳,但宋打令否决了这个逃跑方案,说你们觉得以委员长的性格,做得出来三更半夜化装潜逃这种事吗?

就在大家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解决问题的人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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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革命史观来看,张学良拯救了红军拯救了革命,说是是革命救世主的角色也不为过。

西安事变前,我军其实是困顿陕北,北有胡宗南、东有阎锡山、西有马家军、南有张学良。你可以说红军会师陕北是长征胜利,但真实的局势来看,是各根据地被攻破,无奈疲师远征到最后最贫瘠的一块地盘的无奈,陕北之贫瘠根本无法供养红军,为了生存,红军以四方面军为主力组织了西征,也已经一败涂地,敌军环伺,留给我军的时间窗口实际上并不多了。这时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为我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为国民党提前结束剿共,开启国共合作打开了局面。

站在国民党的角度看,张学良的角色简直是丧尽天良,作为剿灭地方割据武装的大将,在上级视察督战期间扣押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意图建立西北联合政府分裂国家,最后导致国民党败走台湾,简直是党国罪人中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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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葩说》《圆桌派》《十三邀》等这类节目出现之前,人是不是都思想短浅,认知很慢?

甚至,在电视出现之前,人是不是都思想短浅,认知很慢?

更甚,在电出现之前,人是不是都思想短浅,认知很慢?

想想上面三个问题,就知道您的问题的答案,就是两个字,不会!

那些节目又不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甚至,就是孔子本人,也达不到这个效果。更别说几个节目。

提升思想,提升认知的方式有很多种,看电视节目,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高效,最难以替代的途径。


比如,读书。

比如,求学。

比如,行万里路。

实践出真知。

思辨出真知。

电视节目出真知?这个,存疑吧。


所以,认真读一本好书,认真听一堂名校的网课,不见得比看一群人在节目里聊天收获少。

错过那些节目,无需太过焦虑。

把那些节目的作用看得过于巨大,反而会降低自己的思维深度和认知能力。

因为,真知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思辨,来源于探索,倒很少来自别人的价值观输出。


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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