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众所周知,就是不能说。
第二个原因倒是可以找历史案例谈谈——和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相比,民族主义更“简单”,对未成年人来说更“显而易见”,更适合作为政治启蒙的第一步。
所以普通人考虑政治问题,从民族(国家)主义及连带的国际政治知识入手很正常,成熟一点才会考虑阶级/人权/税收/政体等“更近”的问题。可以说,这就是我们逐步“看透”政治,从国家的外皮看到骨肉内脏的过程。我们这个国家的创立者当年也有类似的思想历程:
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
……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戴了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许多学生不欢喜“假洋鬼子”,因为他的辫子是假的,但我很欢喜听他谈日本的情形。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过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又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野蛮的日本。
这一切,都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
毛十几岁时先听说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然后听留日学生讲日本维新自强,从而获得了政治启蒙。但不要说身边的省/县领导人,就是皇帝和太后死去、新皇登基,他都迟了两年才知道。这个顺序是不是很符合问题的描述?
不过不要急,人的思想是会不断成熟的。在同一篇文章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他开始考虑国内问题的后果……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
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
……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再往后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不要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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