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和法国科学院的学院征文大奖(Grand Prix,也作Grand Prize,Prix是法语的prize),大约是诺贝尔奖诞生之前,面向整个西方学界最为重要的两大奖项。两大奖项都诞生在18世纪上半叶。
两大奖项建立之时,英法两大皇家学院已经建立超过半个世纪。
1660年冬,十二个以英国当年的一批彼此通信往来、自称“无形学院”成员为主的科学家在伦敦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聚首,决意成立一所新学院,来推动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实验与研究。学界大咖波义耳、威尔金斯均位列其中。
科学家的努力,获得了当时“快活王”的支持,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亲自成为了新学院的庇护人,并随后签署皇家宪章,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当年的无形学院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皇家科学院。
六年后的1666,法国财务大臣柯尔贝尔在巴黎另立山头,在路易十四的慷慨解囊下,成立巴黎皇家科学院。这个平日精打细算的财务大臣,以粗暴撒钱的方式,挖来荷兰光学宗师惠更斯、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两位元老组成的“惠更斯-卡西尼”双核,保证了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迅速崛起。2017年刚刚结束的“惠更斯-卡西尼”土星探测计划,也正以此二人命名。
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强大的财政支持及惠更斯-卡西尼双核心的支撑下,借助行政力量,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学术中心。既然享受王室的津贴,院士也理当服务于国家,承担起政府所指派的项目,并定期发布科学问题悬赏征集正确答案。早期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对法国面积进行了准确勘测,发现法国的面积比此前人们认为的要小。得知勘测结果后,太阳王路易十四略带揶揄地表示:自己的科学家在减少法国领土这一工作上,做的远比他的军事对手来的出色。
1721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建院第55年,科学院为了鼓励学者为国家展开服务,首次建立了奖项评选机制。这就是后来的法国科学院征文大奖,政府定期在科学院悬赏公布研究主题,设定交稿日期,由专家评审团确定每年的获奖者。评选标准是,要求研究对数学及其他学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每年的征文主题仅仅是一小段简单的文字,此后,就靠着参加的学者们各显神通。比如,在1812年关于电力主题的征文题目便是:
通过实验和计算,确定电荷在带电体表面的分布:请同时考虑单一带电体和相互作用的带电体情况。(这一次获胜者是泊松。)
既然重在“服务国家”,在前期,法国科学院提出的问题里,都非常实用踏实。
当年经过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各国远洋贸易和军队运输需求开始加强。在同期征文里,就出现了许多与“航海”相关的题目。包括1727年的“如何在船上放置桅杆”和1729年“航海中如何测量星星高度”,以及1731年的“在海上如何测量磁偏角”。我们都熟悉的数学家欧拉就是在1727年船上放置桅杆的问题中获取第三名,从而正式为学界所知。学界惊诧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一方面是因为他当年仅有20岁,而另一方面因为欧拉生在内陆国家瑞士,发表论文之时还没见过大船。
既是为国选材,当然也不拘年龄资历,20岁的欧拉仅仅是当时一批法国年轻学者的一个缩影。当年在欧拉崭露头角的那次征文里,获得第一名的,也不过是仅29岁的法国数学家布格,布格当时已经是第二次获奖,早在两年前,布格便已经获得了学院的认可。
还有我们熟知的化学家、氧气命名人拉瓦锡,也是在20出头的青年时代,就提出了自己关于街边路灯的改良方案参加征文,虽然没有获奖,但这一方面显示了当年学院选择题目的实用,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法国科学院甄别人才的不拘一格。
法国科学院的征文大奖确立十年后,1731年,英国一方也终于有所动作。
与法国科学院的高效相比,英国皇家科学院虽然也冠以皇家二字,但由科学家自然形成,自主管理,与政府关系颇为松散,来自皇家的支持也实在有限。学会的研究内容少有组织,基本由会员凭兴趣随意而定。17世纪末学会曾一度没落,由于一批医学家的涌入,当时的学会会刊中充斥着令人啼笑皆非的医学内容,甚至包括饮用牛尿催吐、用毒药谋杀以及解剖活体鳄鱼这样不知所云的主题。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还在他的作品《格列佛游记》里,曲笔嘲讽过一些学者:主角格列佛游经飞岛国,里面的无知学者们享受着女王赏赐的头衔,身上别着闪闪发光的古玩,煞有介事地彰显皇家学会的威严。
直到18世纪,艾萨克·牛顿成为皇家学会的真正执掌人,以铁腕对学会锐意改制。他扩大了在学会的管理权限,对学会中的反对者(比如格林尼治天文台长、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压,大力扶持自己的亲信汉斯·斯隆、埃蒙德·哈雷,迅速建立起对学会的高效控制。
他还以帝国官僚的高度热情履行会长的职责,从当选会长到逝世,这段时间召开的175次理事会议里,他出席了161次,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会工作中去。到牛顿1727年逝世,学院已经全面中兴,把一个完整健康的学会留给了继任者,当年已经67岁的汉斯·斯隆。
汉斯·斯隆,作为后来大英博物馆的奠基人,巧克力奶的发明者,从1690年进入学会工作,到最后辞任,连续为学会工作了五十一年。他继承了牛顿的强硬作风,积极革新。由于政府不会为学会提供财务支持,在1731年,利用学会会员柯普利爵士遗嘱里捐赠给学会设奖的100英镑,设置了科普利奖章,用于表彰“科学界任何分支上的杰出成就”,奖项颁发一直绵延直到今日。
与法国人更看重实用相比,英国人更看重“纯科学”成就的取得,内维尔·马斯基林的月距法在航海领域以低成本方式帮助很多船长找到了方向,但他最终获奖靠的是他对地球质量的称重;传奇船长詹姆斯·库克三下太平洋,在经度测量的实测中居功至伟,但他获奖的理由是在航海中,发现了抗坏血酸对船员坏血病的治疗作用。
科普利奖章每年颁发一次,通常每年有一位学者获奖。虽然奖章并不限定获奖者的国籍,但奖章基本上还都是颁给英国学者。直到奖章设立后半个世纪的1794年,才有第一个外国人伏打拿到了奖章。科普利奖章创立至今,已近三个世纪,无论是英国本土的化学家普利斯特里、进化论提出人达尔文、霍金,以及来自英国以外的富兰克林(颁奖时还算英国公民)、门捷列夫、巴斯德、爱因斯坦,获奖者的声望和重量都足以配得上皇家学院第一奖项的分量。
至于法国的科学院大奖,由于更重视“求解问题”,在获奖者国籍上的要求,就相对开放。首批获得征文大奖的麦克劳林,就是英国数学家,他以在多体碰撞问题上的数学计算获取荣誉。此外我们熟悉的欧拉、约翰·伯努利、丹尼尔·伯努利,都是法国之外的欧陆人士。此外,只要提出最佳的解答,科学院也并不限定获奖次数,布格在水文航海方面的研究就已经三次获奖,欧拉的获奖次数则达到了可观的十二次。
当然,法国的征文,也未必总会收到回应。1857年,法国科学院就悬赏征求“费马大定理”的求解,压根就没收到任何靠谱的答案。后来只能无奈地颁发给德国数学家库默尔,这位涉猎广泛的数学家在费马定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突破,不过他当年根本压根都没有报名。
总之,在三个世纪前,英法两大学院开展军备竞赛的时光里,他们以不同的组织形式、融合各自的历史风格,推出了分属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评奖机制。
也正是在彼此各异又彼此竞争的评奖中,一批年轻的学者走进了学界的视野,一批优秀的成果得到了表彰。在大学制度还远没有今日完善的时代,科学院机制的成熟补足了高等教育及科研里缺失的一环,也正是在这三百年间,西方的科技水平迅速超过东方,建立起现代的科研体系。
在奖项的评定之中,科学界与学者们,取得了多赢:英国的科普利爵士,靠着当时的一百英镑,以及后来在1881年家族又补充赞助的约1666英镑,这个本该少有人知的英国贵族就此留名青史;提供资金的法国政府,从科学院收集的论文里,汲取了整个欧洲的先进技术;居中主持的法国科学院,靠着为政府提供解决方案,从政府得到了充裕的资金,用于科研发展;至于那些获奖者,他们获取了奖金回报,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成为学界明星。
现在,诺贝尔奖成为了科学界最重要的奖项。每年一度的诺奖评选,也成为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如今,随着对科研事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奖项开始诞生,法国科学院每年颁发的科学奖项已经超过八十个,更多的科学工作者从中受益。
在关注诺奖之余,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或许这些诺奖以外的奖项也值得关注,毕竟这里,是一切的缘起。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