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贵族挥霍无度对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第1页

王府生活的淫乱狂暴与对艺术的痴迷融为一体，几乎无止境的乱伦、争位、残杀无辜的同时，心里却存留对高雅艺术狂热的喜爱，乃是明代藩府的一大特点。

不过我们必须正视皇族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对艺术做出的贡献。

当然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藩王们雄厚的经济实力，换言之就是靠不间断的侵吞田地，购置产业，极尽所能剥削民脂民膏和取得国家赏赐而来的。

单以诸王宫殿来说，明太祖朱元璋曾在【皇明祖训】中严禁藩王修建离宫别殿。因此亲王郡王往往就把王府和花园相结合，在府中直接开辟园林。

“渡泾河为高陵，渡渭河为富平，而泾渭之中为陕西会城，即古长安。
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谒秦王，殿中公宴毕，必私宴于书堂，得纵观台池鱼鸟之盛。
书堂后引渠水为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鱼，从池上击柳，鱼皆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声。
池后叠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余，座中设几席，陈图史及珍奇玩好，烂然夺目。
石砌遍插奇花异木，方春海棠舒红，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桧青翠，最者千条柏，一本千枝，团栾丛郁，尤为可爱。
后园植牡丹数亩，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中畜孔雀数十，飞走鸣呼其间，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

1565年，陕西巡抚张翰在【西行记】中详细描写了他在西安所见华美风雅无比的秦王府。即便张巡抚是来自风景秀美的杭州，却依旧对王公贵胄的宅邸的山水叹为观止。

例如永寿王的园林以水为主体，“涵碧池”里遍植莲花，鱼鸟成群，池上建“涌金桥”，旁筑“东轩”，以宴宾客。临潼王和保安王的园林则以假山水池同样为人称道。

因为园林景观需要丰沛的水资源，所以王府干脆就设立在供水水渠附近。比如西安城内的龙首渠和通济渠就分别流经四位和五位郡王的王府。

葡萄牙人伯来拉曾经在桂林见过靖江王，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1565年出版的【中国见闻录】里如此描述这些皇族:

“他们尽情吃喝，多半养的肥肥胖胖，随便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我们也看的出他是皇亲。他们彬彬有礼，养尊处优，我们在该城的时候，发现从他们手里接受的尊敬和款待，超过别处。”
关于靖江王的宫殿，则有如此的描述:

“他的宫室有墙围绕，墙不高而呈四方形，四周不比果阿的墙差。外面涂成红色，每面各有一门，每道门上有一座门楼，用木料精制。四道门的主门前，对着大街的，再大的老爷都不可骑马或乘轿通过。这位贵人住的宫室建在这个方阵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观，尽管我们没进去看。听说门楼和屋顶都上了绿釉，方阵内遍植野树，如橡树、栗树、丝柏、梨树、杉树及这类我们缺少的其他树木，因此形成所能看到的清绿和新鲜的树林。其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及别的兽类，供那位贵人游乐，因为如我所知，他从不外出。”

甚至靖江王还把一座桂林的名山——独秀峰，包围在了王府内。现存最早有关桂林山水的诗歌便是南朝颜延之咏独秀峰的诗“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

大旅行家徐霞客当年在广西游历一月有余，所憾者便是未能入靖江王府一观独秀峰的雄壮。

因为祖制藩王除了迎驾和扫墓外不许出城，失去自由的地方皇族里许多人都把精力放在修筑府邸和招揽宾客，与文人雅士交流以及性这一方面。

其中不少人精研书法，音乐，戏剧，图画，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而明代的地方藩府也积极投身于刻书和宗教建筑援建，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中心之一。

比如江西的益庄王就以“广筑台苑，招至宾从”著称。

安塞王朱秩炅沉迷收藏书画，“有古今书，则捐金购之”，并常常遗憾自己住地偏远，不能和南方名士交往，“尝恨居塞上，不获于齐、鲁、吴、楚士游”。

与安塞王同时代的唐藩三城康穆王（1471即位）也一样，“王博通群经，尤嗜绘事，法书名画未尝一日去手”。

四川的蜀定王（1463即位），“嗜学善书能文章”。

荆端王（1450即位）“尤以篆隶闻名”。

山西大同代藩的灵丘端懿王之子朱俊格（1545年卒），“嗜学善属文，聚书数万卷，尤好古篆籀墨迹，尝手模六十余种勒石，名《崇礼帖》”。

沈藩的沁水王也“博雅工诗，喜士往来，多交布衣”。

湖北荆王府的樊山王“喜读书，博极经史。为人脱略不羁，能折节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刺，接诸缙绅亦无宾主之礼，王独易之”。

万历年间，瑞昌荣安王的曾孙朱多煴，“煴善行草，得钟王书法，亦自珍惜之。每一纸出，好事者重价购去，比之兰亭褉帖”。

特别要提到的是晋庄王在位时（1442-1502年）命令世子（晋靖王）用收藏的古今名人墨迹刻石为【宝贤堂集古法帖】，至今其多数刻石依旧完好保存在太原永祚寺。

“王好博古，喜书法。尝以【绛帖】岁久断脱，令世子奇源采旧所藏古今名人墨迹，摹刻以传，号“宝贤堂集古法帖”。”

不过晋庄王并非皇室中第一个进行书法拓印工程的人，周宪王朱有燉当年也以自己收藏拓印了一部【东书堂集古法帖】。

【藩献记】中称其“工书画”，最擅长画瓶中牡丹，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

唐成王（1523年卒）也得到“博学工诗绘”的评价。

而说起【藩献记】中着墨画技较多的宗王，应当是荆和王第二子，受封富顺王的朱厚焜，据说他的画作逼真到足以愚弄鸟兽:

“一日拂素图蜀葵，移暴日中，蜂蝶丛集花上，拂之辄来，其神妙动物类如此。”

此外还有擅画婴儿的湘王，擅画人物的辽王和钟陵王，画牡丹的永宁王，画鹰鹯的衡阳王，号“竹林懒仙”擅画山水草木的宁靖王，善写翎毛的建安王以及“菊石妙绝一时”的乐安王。

而要说艺术成就之高则以宁王朱权与郑王朱载堉为最。宁王著作包括琴谱，剧谱，茶道，道教，史书，尤其以【神奇秘谱】跟【太和正音谱】著称于世。而郑王朱载堉的著作【乐律全书】是阐明十二平均律原理的专著，他本人也为了精心研究而多次上书辞爵，被明神宗夸赞“让国高风，千古载见”。

山西太原的晋王家族则接力营建了崇善寺（1390年），永祚寺（1608年）等建筑。

特别是崇善寺，是第一代晋王以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为名花费10年时间所建，占地达14000平方米。虽然在清末遭遇火灾仅仅留存下主殿大悲殿，但其中的佛像和鎏金神台依旧可以想见当年这是一座多么恢弘的建筑。

此外晋王还出资增修太原郊外的天龙山石窟。1561年，晋王和宁化王还进行了晋祠圣母殿以及殿前鱼沼飞梁的修缮工程。

与各种宗教组织亲密互动远不是晋王一家的专利:

1466年就藩均州的徽王家族向河南少林寺捐赠了诸多佛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还记载徽王被赐予“真人”的世袭封号。

在山西长治的沈王则捐赠了一座玉帝像成为当地祈雨的必备物品，由此开启的上党庙会习俗到1978年才销声匿迹。

大同的代王则把文殊菩萨显灵之地的五台山作为专门供奉的对象。

1486年代惠王帮助古月禅师重建了普济寺。1557年，代王的一位宠妾张氏在五台山金阁寺规模浩大的“斋僧十万八千员”，并捐赠新铸佛像和钟鼓。在佛教布施的同时也不忘在“本府五岳城隍笔绘两廊，金碧交辉”。

封地位于帝国边陲的兰州肃王家族则有尊奉道教的悠久历史。1418年，1430年，1536年，3位肃王出资修缮玄妙观。1541年淳化端惠王又出资重修。直到最后一代肃王还曾出家为道士，自己题写道观的匾额。

藩王们对宗教活动的热衷也不一定出自真心，或许只是为了讨好当时的皇帝。

比如兴建荆州万寿宝塔的辽王就以假装奉行道教骗取皇帝下赐金印和法衣法冠，辽王出府“辄服所赐衣冠”，主要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炫耀自己和宫中密切的关系。

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追求艺术的基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明朝一共册封了72位亲王，600位以上的郡王。

虽然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定诸王岁禄为万石，号称永制。但实际上诸王待遇差别很大，实际俸禄还要看封地经济情况和皇帝的态度。

比如赵国，赵简王到赵悼王祖孙三代都按照3万石的标准加恩发放俸禄。而差一点的就如大明会典里规定的代王岁禄六千石，韩王三千石，唐王五千石，辽王和伊王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肃王一千石。

随着各府人口的激增，宗禄成为明朝财政巨大的负担:

嘉靖32年，明朝田赋收入总共2285万石，宗禄就达到了853万石，占了37.33％，而当年输送北京的米粮也不过400万石。

到了万历年间情况则更为严峻，张德信先生考证万历22年宗禄占去全国田赋65.127％，万历三十二年则达到了令人乍舌的84.35％。虽然这只是估算，但宗禄对明朝财政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无论如何也否决不了的。

到了明朝中后期，底层宗室人口增长过快，以至地方收入出现逆差，已经无法支付额定的宗禄，导致底层宗室俸禄长期拖欠，以至于有穷苦宗室前往北京想在登闻鼓下自杀的情况发生。

如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要全额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

而即便宗禄全额支付，也远远满足不了天潢贵胄的日常生活，因此侵占百姓土地和产业变成了家常便饭:

根据王毓铨先生依据清朝康熙年间更名田的数字，估算明末光是秦王府所占有的田地就达到8992顷，此外秦王还拥有山场483段，山坡和竹坡5处，竹园3处，栗园3处。这还只是能认定的秦王侵占土地的最低数字。此外早在天启年间，陕西巡抚吕兆熊就曾参奏秦府“侵没草场万顷，隐没军丁一百五十名。”

又根据【明穆宗实录】的记载，隆庆五年，巡抚陕西御史刘尧卿统计肃王府的庄田就达到4487顷有奇。

万历帝时期，四川巡抚孔贞一说:

“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近什一而已。”

仅有一个亲王府的四川尚且如此，河南陕西山西湖北山东的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当明末北方各地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广，长沙的佃户纷纷聚集，揭露藩府罪恶，哭声振野。

在场众人火烧王府，控诉道“吾民之苦藩，自祖而父而身而子孙，四五世矣”的事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