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如果是饶毅说的,我信。
这话如果是施一公说的,我不信。
这么说吧,我个人对于施老师类似讲话的认识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割一下吧----------------------------------
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施校长,毕竟学科还是要延续下去不是,(22划掉)21世纪毕竟是生物学的世纪嘛。
再说对于家里有钱的孩子来说(如某济南首富),走上这条能最快发NS的路也挺好的啊,人家晒游艇晒车你晒paper这档次一下就拉开了。
只是听讲座的童鞋们,你们和施校的屁股在一个地方吗,你有CS硕保底嘛,你家里有钱支持你嘛。
当一个专业的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却疯狂扩招;大肆鼓吹学术理想,却不不告诉你学术圈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这个专业一定出了大问题。。。
提倡学生有学术理想没问题,那你就重点培养少量有理想的学生,保证他们毕业了都能留在学术圈继续追求理想。
而现实是生物专业招收大量的学生,师生比极低,一个老师恨不得带20个学生。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些人毕业了不可能都去当老师,只能出去就业。
这种情况还不考虑就业献身生物,当大家都是一辈子不愁钱的富二代么。
施一公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但毕竟专业不对口,或许不敢,没说出这一表象的成因。
我把这一原因归结为,因为中国是个统一,且自由的国家。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
以下是我的推理过程。
假设,一国最优秀的精英阶层做什么职业都会成功。
存在职业A,为每个公民提供服务,为每个公民提供福利,并从每个公民处收取r的利润。
存在职业B,依旧为每个公民提供远比A更大的服务,只不过是x年后,假设从事B职业的人一辈子都看不到这个服务,那么对于此职业,他只能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X。
假设,一国公民的总数为q。
那么,当且仅当,X>rq时,一国最优秀的精英才会从事职业B。
那么X是否会随着人口q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不会,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精英阶层的人数数量也在等比例增加,每个从事B职业的精英,拿到的相对资源是不会增加的。X尽管来自于税收,但税率不会无限增加的。
但是rq会,所以随着q越来越大,一国中从事B职业的精英比例会越来越少。
当一个国家人口达到中国的级别的时候,你们可想而知。
我想大家都知道A类职业是指商业和从政,B类职业指科学和发现。
这一结论与一切政策均无关联,自二十四史有记载以来,中国占据最多社会资源的人总是官员或商人,金融业不过是寄生于商业之上。
所以以为能一次政策改革就能扭转这一问题的无异于痴人说梦。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以下三个:
1:像欧洲一样分裂中国,我想没有一个“爱国者”会愿意。但事实上,中国的统一对曾经中国的落后负有责任。
2:消灭自由,使得人与人之间不能自由转移资源和财富,不要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思想觉悟高,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会为自己有生之年享受不到的服务掏钱。
3: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资源的分配交由政府决定。
4:获得永生。
你们自己看怎么办。
我不知道一公先生怎么想的,但是他肯定不敢说出1,2,3的改革。
既然你们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到上面几条,就散了吧,我已经说了,不触及这几点,一切政策均无作用。
争取尽量中立客观的回答一下我的看法吧。
利益相关:算是施一公老师的学弟以及给我们上过课。除了在一次施老师的宣讲会上问过他对于「人怕入错行」是什么看法,没有过直接交流。生物 PhD 退学,现在做的跟生物无关,自认为是温和劝退派。
研究型大学不以就业为导向,清华北大这种学校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没错。
往远了说,先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往近了说,像清华这种又红又专的学校,连操场边上的楼都写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我也遇到过不少校友,即使出国很多年了,对于这句仍然是印象深刻,多少心里还存着一点为祖国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幻想。
把这一句单单拎出来,大方向是没有错的,然而问题在于它不全面。
一、高中生缺乏按自己情况选择合适学校合适专业的能力和环境
由于天朝的高考一考定终身机制,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职业发展?文还是理?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各个专业都是干什么的?大学里会学什么?工作了又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这点对于大城市以及家庭条件不错的人来说,信息相对透明;但是对于小城市以及没有办法接触到第一手信息的高中生来说,很有可能报考学校和专业就是个灾难。
且不说高中生自己不知道,甚至高中老师也不清楚这些职业规划。
而对于能上清北这类考生来说,更为杯具的一点在于,如果你的分数能够上清北不那么好的专业,绝大多数高中老师或者招生老师并不会在意考生的将来,而是更在意高升榜上多了一个清北,而不是一个稍差点学校更适合考生、发展更好的专业。
二、大学阶段给学生调整的机会不够多
首先,有一些专业(比如说某些定向生)是不能转专业的。
其次,大部分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很早就开始专业课,而不是从一些通用的基础课开始。当学生想转的时候,沉没成本已经很高,转起来难度也很大了。
再次,很多时候转专业需要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很靠前,这根本就是一个悖论了。既然想转专业,那么要么是不适合自己,非我所长;要么是不感兴趣,不想学,学不下去。偏偏转到别的专业,还需要我们把现在不喜欢不适合的专业成绩搞到前百分之几,这不是搞笑吗?
三、国家、社会、高校缺乏相关体系
对于想要「治国平天下」的人,现有体系并不能保障他们很好的「修身齐家」,也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不是所有人都想赚大钱或者大权在握的,清北这样学校的学生的确有不少是想着治国平天下的。然而没有相关体系的保障,很多时候就不得不屈服于生活的压力。
缺乏合理经济保障。
以我熟悉一点的生物专业为例,在美国读博士的通常都有奖学金,十年前的行情大概是每年两万到四万美元不等。如果是在美国大农村的话,基本可以衣食无忧,有车(旧车)有房(合租),每年出去玩几次还能存下来回国机票钱。
再考虑到在美国很多不错的学校、研究所都不是在大城市,物价和消费水平都不高,这点钱都是很够用的了。
2007 - 2009 年我还在清华读研的时候,施老师实验室的博士生工资的确是在学校里最高的,没记错的话是当时大多数实验室是一两千的样子,而施老师实验室的博士生可能有三千左右,我的理解是他做了当时他所能做的。
然而不论三千在北京是否能生活的很好,大环境仍然是博士生每个月一两千人民币,怎么看怎么像廉价劳动力。
天朝坑爹的房价以及城市发展不平衡
偏偏天朝好的大学、研究所基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献身于基础研究,不做到顶尖的话怎么买得起房子?
对应美国,很多不错的学校都在大农村,比如我之前在北卡教堂山分校(这坑爹的名字),周边 17 万美元可以买这样的房子:三室两卫 108 平米使用面积的别墅。
606 Middleton Ave, Cary, NC 27513 - 3 beds/2 baths
或者 35 万美元买这样四室三卫 200平方米使用面积的独栋。
124 Fairwood Dr, Morrisville, NC 27560 - 4 beds/3 baths
当然美国房产有房产税,所以相比天朝,实际持有成本会比帐面上贵一点。
然而这些中美不一样的情况,保证了即使一直做博士后(每年四五万美元收入),一个人的收入也是买得起房子,然后小孩上个不错的公立学校的。
四、给「精英」一个退出机制
清北的目标可以也应该定位为「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然而,即使考上清北,也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能成为大家之才,成为精英。高考是个变数很大的事情,因为一次考试的成绩就觉得此人能成为行业精英,未免太过武断。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然而有的行业只有做成状元才能活得很好,剩下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生物这类专业之所以被吐槽,不是说做到顶尖仍然待遇不行(比如施老师),而是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做到顶尖,而这很小一部分人,即使是在清北,这比例也不会超过 50%。
最后,清华 70 % 至 80% 的高考状元去了经管,当然不是个好的现象;但是如果清华 70% 至 80% 的高考状元去了生物,这同样不是个好的现象。把它替换成任何一个系,这都不是个好的现象。
只有让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方向,才是人尽其才的局面。最想培养的学生,对他/她来说未必是最合适的。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没错,是出了大问题。
我想,施老师的意思并没有说这锅是学生。
现在问题来了,这锅到底谁来背呢?
当年高考时,生物和化学加在一起,我扣的分数应该不超过5分,全国卷一吧?忘记了。
后来,我因对动物的热爱,进入我农的动物医学,排名全国第一的专业。
大一就进实验室,拿过奖学金,参与过URP,发表过文章,但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转行了。
现在,我在北京一家主做汽车的广告公司,今天刚领到名片,职位是高级运维经理。
在此之前,我还在北京,做的是房地产营销。
现在回看施一公老师的话,感慨万千,是啊,我就是那个为了钱而转行的「精英」吧?
也许,只是个为了钱而转行的「普通人」。
施一公老师的话,我很认同。
大学应当是社会之光,是引领社会,再造社会的地方,「非大楼之谓也」。
只是,当时的自己,阅历尚浅,能力尚弱,定力不足,对未来并没能抱有坚定的信念,才「行百里,而半九十」。
作为曾经的转基因动物科研从业人员,当我了解到社会中对转基因作物都排斥至极的时候,当我看到学校里一头头转基因奶牛被培育、被圈养而不被社会接纳时,我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
「既然比我优秀的师长,费尽心力做出来的成果都无法被社会认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怀抱着这样的悲观情绪,本科毕业,我进入了钱多的地产。
说来好笑,作为地产管培生的我,第一年,便赚得盆满钵满,赚够了间隔年的旅费,赚出了家乡省会一套房的首付。在知乎,我还成为了「房地产」话题下某回答的万赞答主。
求钱得钱后,我并不快乐。
于是,我才选择了出走,选择到另一个国度思考答案。
思考过后,决定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回了国,选了3个月,进入了现在的广告行业。
今天,一个好久没联系的大学好友,因为朋友的狗生病了,跑来问我,几句寒暄后,她说:「感觉你不管做什么,都能完美适应」,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没有回答。
「当国内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时,我认为国家出了大问题」
是啊,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大到我在怀疑,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
生物本科生的初始薪资3-5K,金融可以8K,计算机能够10K。而真正可怕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薪资差距,逐渐拉大。为什么,行业和行业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北京一套房80K/平,沈阳一套房8K/平,吐鲁番一套房2K/平。而真正可怖的,是北京即便你有钱,也没资格买。为什么,地区和地区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还有,
为什么领导和员工薪资相差如此之大?
为什么北京和沈阳的薪资相差如此之大?
为什么早就获得了转基因鲤鱼专利的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后申请的转基因三文鱼投入市场?
我不服,但又不得不服。
我太渺小,渺小到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仅能勉强独善其身,可能,在被同化而不自知。
夜深人静的夜里,我总在想,如果当年我坚持下去,或许现在我已经成为羊博士,受人尊敬,但至今也无法赚钱养家。
当然,人生哪来的「如果」,一切的「过去」,都是回不去的「曾经」。
现在的我,既没继续从事着暴利的地产营销,也没有回到曾经热爱的生物,而是做着自己蛮喜欢,且并不那么低薪的广告。挺知足。
请不要过度苛责那些转行的年轻人,谁也不想把多年的积累,化作经济学里的「沉没成本」,一切的怅然离去,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苦涩过往。
也不要过多抱怨这个还不完美的国家,任何高速发展的社会,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里也是生你养你的祖国,有着爱你和你爱的亲友。
有时又在想,一定有个清晰的比例,百分之多少是我的锅,剩下的,有学校的、爸妈的、亲友的、国家的……弄成现在这副样子,大家都有责任,但划分出来,又怎样?
罢了罢了,这个国家或许不会越来越好,但是我可以,而照顾好了我自己,不也是照顾好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么?
啊,又晚睡又鸡汤,我真是没救了。
医者,不能自医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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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关注,集中回复若干问题:
1.赚钱相对于科研,容易很多,无论是智力还是精力
2.我的赚钱方式很普通,没有可传授的“绝学”,也不值得传授
3.解民生之多艰的校训,没有忘,不会忘
4.爱过,不恨
我是施老师的粉丝,但我也觉得施老师这些话说得有些问题。
大学生为什么急着就业,就是一个字,钱。所以所有的矛盾都是围绕着钱字。施老师再三强调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和精英,却绝口不提这些领袖和精英挣得比周围不是领袖和精英的小伙伴们少是怎样一种落差和不甘,这不能不说是在避重就轻。
一言以蔽之,学校想要留住精英和领袖搞研究,难道不该给出符合精英和领袖的待遇吗?给不出待遇,留不住人才,这不是最基本的道理吗?这年头情怀已经玩不转了,连罗永浩都要承认在商言商。
施老师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和李克强总理专门提议提高基层科研人员,也就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待遇。无论结果怎样,这份心意的确值得称颂。
然后,全国博士生补助每人每年涨了——3000元。一个月涨了250元之多,以北京为例,每个博士生每月可以多吃12.5串羊腰子,做起实验来腰不酸了,写起论文来腿也不疼了。于是所有博士生都拍手叫好,比起金融行业和管理行业的虚假繁荣和变幻无常,只有羊腰子才是永恒的。
可如今,距施老师说这番话已经过去了三年,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方面,精英和领袖们仍然一门心思撞着金融业行业和管理行业的南墙;另一方面,羊腰子的价格,竟然也他妈涨了。
投资界获悉,西湖大学(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近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071595。如此特别的身份,引发了VC/PE圈的关注。
天眼查显示,西湖大学(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26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登记的英文公司名为Westlake University Capital。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为西湖大学全资子公司,校长便是著名的科学家施一公。
中上阶层为下一代铺路,最好的是从政掌握权力,其次搞金融,接下来进入央企国企。创业或者搞艺术做科研的少之又少。在民营外资企业打工,成为职业经理人才是中下阶层子女的梦想。
作为一个前媒体人,我从发布的《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这篇文章看到,这并不是一篇中立报道,尤其是空间再现、仅提供一方证词、仅对话事件被告方(弦子的声音呢?)、分析事件对被告方产生的影响,读出了很强的导向性:弦子在撒谎,朱军是无辜的。
如何确保一篇报道中立?起码要体现真实、多方面看待问题、不掺杂写作者的主观臆测,这篇报道至少违反了后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