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摊丁入亩损害地主利益却还能成功推行？ 第1页

同废除农业税一样，摊丁入亩是人口爆炸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至于为什么人口爆炸，这涉及到雍正为改革土地赋税制度而实行的一系列配套新政措施。

其实我们老说雍正新政，可什么是雍正新政呢？大家肯定一条条说，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改革法律等等，好像雍正十三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搞了不少，其实这些政策都是一整套“组合拳”，目的是整治士绅豪强大量隐秘户口这一个问题

历朝历代最难解决的就是地主隐秘小农户口问题，关于逃户多严重，我可以举个例子：

汉末，益州有户151万户，口722万，蜀国统计才28万户，94万口，可见豪强地主隐瞒之严重，那么雍正打算怎么解决难题呢？

四个方面入手

1.改土归流，消灭地方土司

土司的设立，不过是中央政府没有能力直接管辖。随着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增强。兼并土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其实从明朝开始，改土归流已如火如荼。著名的播州汉土司杨家就是明朝剿灭的，雍正时期则进一步向土司们的老巢云南开刀。

雍正三年，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经过近十年剿抚并用，共改造云南，黔东南，湘西土司，土县等共有六十多个，辟地千里。

大量土司被消灭，扩大了可以开垦耕地的面积，为下一步推广耕作技术做了铺垫

2.鼓励垦荒，推广精耕技术

农民到了新土地后，清政府把垦荒定为考核当地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对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可谓不遗余力。

同为主要农业作物，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一倍，所含热量也是小麦的五倍。宋元时期从越南引进高产的占城稻，明朝只在南方进行了推广，清朝则将之推广到北方。这让全国亩产比明朝提高30%，粮食总产提高一倍。


除了推广作物，还有开垦新土地，到乾隆末期，根据学界估算，全国耕地达到11—— 12亿亩，较明代全盛的7.8亿亩增加近50%。这是人口承载力提升的基础。且内蒙、青海、新疆、岭南、台湾甚至东北地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基本达到“地无余陇”的地步，这也是人口承载力提升的物质基础。

但最后我要说一句，清朝的人口爆炸和广为流传的什么“玉米，番薯的引进”没有关系，一直到清末番薯种植面积都不到全国的10%新中国的统计大约是21%，大面积种植番薯玉米，土豆是在新中国时期。

3.火耗归公——改革财政结构

康熙时期，清政府把地方转运到中央的财税比例从50%提高到 80%，导致地方财政难以运转，再来清承明制，像一品大学士俸银才180两、禄米 180 斛，七品知县一年俸禄才45两。州县官员靠这些难以维计，只能加收火耗，朝廷对此虽然清楚也漠然处之。

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例，这一年征收的耗羡有三百多万两，而文职养廉银有三百四十七余万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虽然火耗无法完全覆盖养廉银，却占了养廉银的大部分。


这一年，王公百官的俸禄只有九十多万两，加上十二万的外藩王公俸，也只有一百零二万两，与四百二十七万两的养廉银相比，已经只有四分之一了。

火耗归公政策让多数地方官失去了摊派加税的动力，反正都要上交。这从制度上消灭了实行摊丁入亩后一个可能的阻碍（因为收田亩税，官府一般不敢收士绅的火耗，一旦火耗太重他们又要隐秘户口了。）

为笼络官员，雍正还实行了银本位的工资制度。明代初期，官员发薪部分使用纸币，但纸币经常贬值，官僚的俸禄也随之出现大幅缩水。清代的银本位却非常稳定，不会出现过大的通胀，官员的俸禄一旦确定，最多一两百年之内，都不用做大的变动，这种金融稳定性也让财政制度变得更加可靠。

但同时，雍正打击贪污手段也很硬，通过密折，抄家等办法，这种方法保证了多数官员可以不贪污也过上舒适的生活，因为你要是用以上两条把官员收入全掐了，还不给涨工资，那就走了明朝老路，你就是把所有官都剥皮萱草，人还是铤而走险贪污

4.改革法律——主仆人身平等

《大明律》规定男主人和婢发生性关系（ 不论婢是否自愿） 不被认为是犯罪，而且佃农稍有抱怨，就是“杖八十，徒二年。”


雍正三年修改《大清律例》中的“ 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 例， 规定“ 若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者， 笞四十； 系官， 交部议处。


这一条影响深远，因为无论唐、宋、元、明历代法律都默认主奸奴仆妻女是合法权利， 直到清代才通过条例对有夫的仆妇和无夫的婢女加以区别， 禁止家长同有夫之仆妇通奸， 犯者笞四十， 交部议处。


《大明律》卷20、21规定：“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纹。”“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若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可见，雇工人稍有过失，或雇主略有不满，即可棍棒相加，甚至被官府法律处以刑罚，更何谈人身自由。周良霄先生经详尽考证后指出：“明律雇工人这一法律概念，其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甚至包括了城乡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


雍正五年修订的《大清律例》规定，农业雇工、佃农、店铺伙计与地主、雇主“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在刑律上“俱以凡人科断”。雍正五年《钦定例》规定，地主私自棍棒责打佃户者，杖八十；将佃户妻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

这一条是从法律上为摊丁入亩打基础。

5.摊丁入亩——最后解决问题

到上面这些政策实行后，农民们发现他们隐秘户口已经没有意义，地主发现我隐秘农民等于请来一群打不得，骂不得的大爷，摊丁入亩自然就很顺利实施了。因为大家都愿意

摊丁入亩的主要内容：

1、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2、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3、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

4、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由于各省土地人口不同，丁银也不相同，每个省摊丁入亩后，增加的税额也不同的。比如，直隶省在每亩土地原来税额的基础上，增加了20%，山东则增加了11.5%。

从此以后，除了边疆地区外，全国的土地税都只有一种，征收起来大为简化。更重要的是，摊丁入亩之后，户籍对于政府财政已经不再重要。政府只要摸清了土地就可以征税，而对人口的限制大大放松，促进了边疆土地开发，也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大的繁荣。

不过摊丁入亩实行后，人民又隐匿土地来逃避田亩税。到清后期因战乱，又有一半耕地被隐匿无法统计，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如果有对清朝问题感兴趣的请关注：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于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摊丁入亩”政策从未普遍损害地主阶层的利益，个别地区也是因为当地衙门臭不要脸的在“摊丁入亩”之外继续额外加征，才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是的，我说的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开封生员罢考事件。

早在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下令规定清朝优免政策仅限于优免者本人，而且只优免本人丁徭，而田赋不属于优免范畴。

这才叫普遍损害地主阶层的利益。

清朝为了弹压地主阶层的反扑，专门于顺治十七年在江南发动了奏销案，罢黜了一万三千名绅衿的功名。

而“摊丁入亩”实话实说并没有这种效果，因为顺治十四年以后，士绅优免本来就只剩本人丁徭，原本就没有多少特权了。

另外从明天启年间开始，全国许多州县都在实行“丁随粮起”、“丁随田起”政策。

什么叫丁随粮起”、“丁随田起”？

简单说就是把全省或者全州、全县该收的丁银总数平摊入田赋里，比如四川在康雍两朝都属“地广人稀”之地，要是按照人头收税，那么丁银收不了多少，那么干脆把四川应缴纳的丁银直接折成白银，平摊入田赋里。

而“摊丁入亩”实施后，不少人多地少的地区，比如福建、陕西，如果立刻将丁银平摊入田赋，那么很可能造成福建没有人愿意种田、当地主的情况，所以福建“摊丁入亩”一直到光绪年间才完成。

也就是说“摊丁入亩”是比较灵活的，并不是一刀切。

而且“摊丁入亩”也并没有造成清政府丁银收入大增的情况，从康雍乾嘉道咸六朝来看，清朝丁银总收入大概在2900—3100万白银之间。

并没有因为雍正朝开始推行“摊丁入亩”而使丁银收入有飞跃性增长。

个别地区的绅衿反对的不是“摊丁入亩”，而是田文镜为了邀宠搞出来的“官绅一体当差”。

“官绅一体当差”这个制度本身是一个很流氓很无赖的制度。

因为“摊丁入亩”的实质是朝廷把民众本来应该服的徭役折算成白银并且平摊入田赋中。也就是朝廷收了钱，花钱雇人服役。

换言之，“摊丁入亩”政策实施后，民众就不应该再服差役，而是应该官府雇役。

然而田文镜在摊丁入亩推行同时，在河南推行“官绅一体当差”制度，这就是典型的重复收税啊。

开封生员罢考起因是田文镜强征河工导致。

田文镜再给雍正帝的奏折里说“治河人夫应该由各州县分别派遣，按照百姓地亩，或者顷半或二顷出夫一名， 工银由政府统一支付。”

看上去很美，但是早在顺治年间，朝廷对怎么出河工就有了明确规定：

每两顷八十六亩地征发一名民夫。

田文镜一上来就按照“顷半或二顷出夫”，这是不是盘剥？

田文镜给的工银是多少呢？

我查到资料田文镜在河南给民夫工银按照康熙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征募民夫支付的工资，也就是是每月1两2钱，而在康熙十六年，朝廷最初规定的是每一名民夫月工银是2两。

那么，实际河南花钱雇一人服河工役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每月三到四两白银，这还是康熙十七年的价格。

当然，开封的生员们家境应该都不错，不太可能自己去当民夫，肯定也是花钱雇人代替服役，而河南各地衙门也知道这些士绅家庭不会去做民夫，一定是雇人服役，那么要么河南各地衙门要么让这些士绅自己去雇人服役，要么帮这些士绅花钱雇人服役。

大家想想，河南各地衙门胥吏会按照官方“一民夫每月一两二钱银子”收费呢，还是按照市场价3—4两银子收费？甚至比市场价还要更高？

看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河南生员如此愤怒了：

既然已经“摊丁入亩”了，朝廷为什么出尔反尔还要征发民夫？就算紧急情况征发了民夫，为什么又要加征民夫银？

这就是田文镜明目张胆耍流氓啊，这也是为什么乾隆帝一上台就叫停“官绅一体当差”政策的根本原因：

朝廷不占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雍正一朝大部分所谓反对“摊丁入亩”真正闹事的士绅（发牢骚的不算）都在容易搞大工程的地方。

因为朝廷一旦搞大工程还是会在当地变相征发民夫。

所谓摊丁入亩损害地主利益就是胡编乱造的童话故事。

任何一项政策，只要能够执行下去，一定是有着它的客观环境的。否则它就是废纸一张。皇帝作为地主阶层的总代理人，如果他背叛了自己的执政基础，那么最后被抛弃的肯定是皇帝，而不是地主阶层。

虽然，对于中原传统地主阶层而言，清朝虽然是一个外来政权，但是清朝之所以能迅速入关，在三藩之乱时得到汉族地主阶层相当的支持，原因就在于它一直尊重汉族地主阶层的利益。

唯心英雄演义史观者永远想不明白这样的事实，不是只有皇帝长了脑袋，现实中每一个人都长了脑袋。

很多人以为坐上皇帝位，权力自然来，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下属，如果下面的人不挺你，你的权力基础就没有了。下面的人也不傻，他们会观察你，是否值得提着脑袋追随你。

当一个皇帝背叛了他所代表的的阶层的利益时，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可以看看19世纪末的光绪同时向八旗官僚和汉族官僚开刀，最后就是光绪出局，让位给慈禧。

蒋太子打虎最后怎么打不下去了呢，谁都知道要土地改革，问题是，这是蒋氏的执政基础，如果你敢拿自己的执政基础开刀，不用等到这个集团倒台，你自己就可以先出局了。所以最后蒋太子只能退缩了。因为谁也不能革自己的命啊。

因为近代史和当代的资料比较丰富，看近代和当代风云人物的成功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你不要以为你很牛，当你不能代表你的执政基础的利益时，你再牛也不行啊。当你代表的集团无法代表时代潮流时，你也只能与你的集团共沉沦。

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和徭役，官绅一体纳粮，从明朝就开始实行了。明朝之所以没有完成，因为任何一项政策，它的发起到完成都是需要时间的。

宋、明、清三朝的政策很多都是可以看到沿袭的影子，宋朝10-13世纪，明朝14-17世纪，清朝17-20世纪初。

也就是这10个世纪里，后面的政策都是在前面政策的成果的基础上执行的。

中国史以朝代史划分，给普遍人的印象好像汉就是汉、唐就是唐，宋是宋，明是明，清是清，好像各朝代的辉煌都是自己的，实际呢，从夏朝开始，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在历代王朝的奠基之上的。

西方史以国史直接划分，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以英国为例，英国最辉煌的时代是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英国被称之为“日不落帝国”。但是讲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永远是要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讲起，近年来，随着英国史学家重新梳理了玛丽一世时代的资料，肯定玛丽一世的政策对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奠基，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要从玛丽一世时代开始讲起。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是都铎王朝（16世纪），与明朝嘉靖皇帝是同时代人，而维多利亚是汉诺威王朝（19世纪），她们中间还隔着斯图亚特王朝。

在英国史上，伊丽莎白一世的地位也一直比维多利亚高。

从英国史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政策的起源都是要上溯几百年的。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打下的根基，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开始走向全面的辉煌。

摊丁入亩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朝代隐去，用公元纪年来看待问题，连贯的看待10世纪-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宋元明清四朝），更容易了解摊丁入亩问题。

摊丁入亩并不是什么神功无敌的政策，摊丁入亩不过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应阶段的必然产物。

摊丁入亩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徭役，当徭役给政府所带来的价值程度相当于赋税的时候，徭役就很难被废除，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建设和各种附带的福利来自于徭役，同时拥有众多人身依附的地主阶层普遍利益群体也支持徭役，因为徭役可以将他们的依附者与不依附者区分开来，从而进一步加强这种依附关系。

18世纪时（清朝），随着马铃薯和番薯的相对大规模普及，生产力和人口流动都显而易见的相对于16-17世纪（明朝—清朝入关初期）相对大幅增长，劳动力成本也就相对地越来越低，也就是供养一个劳动力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人身依附程度越来越低，人头税与丁役收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徭役逐渐变成了赋税的另一种形式，逐渐空壳化，最后彻底取消人头税与徭役，成为了大势所趋。这才是取消徭役的基础。

至于具体来说，徭役为什么会被取消，原因要复杂得多。这是最基础的原因。

当人头税和丁役被取消后，原先地方政府的建设所需的徭役被政府编制或者临时征募所取代，地方的财政支出则由中央根据各种政策统一截留，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也越来越深入。

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是一个趋势，当代已经普及了机器人的一些岗位上，劳动力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下农业税，农业税之所以被取消，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变了，由农业社会变成了初步完成工业化的社会，因此税收的各部分比例变了，农业税对政府来说已经无足轻重。

同一项政策在生产力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从东晋末年制钢技术有了质的飞越后，到明末已经1000余年，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进入热兵器之前的最后阶段，中国社会亟需机遇进入热兵器时代。

这些是摊丁入亩能够实行的时代背景。

受古代御用文人和皇权政治宣传的影响，给人的感觉，仿佛皇权是神圣至上的，而事实上，整个皇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鱼大吃虾，虾大吃鱼的历史。

一名合格的君主，必然超然于各派系之上，能控制平衡好各派的势力，借力打力，让各派政治势力处在一种相互平衡的、互相牵制的状态，以此共同确保中央朝堂的稳定。[注1]一名合格的君主绝不会成为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言人，无论你怎么决策，都要给人一种感觉“君主永远是好的，坏的永远是大臣”。这是对君主能力的最高要求。这样即使决策失误时，不至于让怒火朝向自己。

因为现实社会的博奕，是普遍人都参与的博奕，是一场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群殴。一旦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怒火一起朝向君主，那失败的一定是君主。圣人的书里，哪里找不出点理由把你推翻，好一点的是你退位为太上皇，把你的直系势力清理出中枢系统，让你儿子上位，差一点的是把你这一系全部赶下台，然后再给你加上一堆耸人听闻的罪名。圣人说了，“尧舜禹”、“商汤周武”、“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商纣矣，未闻弑君也”。[注2][注3][注4]

所以，皇帝作为地主阶层的总代理人，能出台并成功执行侵犯地主阶层的利益的政策，那不过是把政治当童话看。

[注1]: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荀子.国富》

[注2]: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爱臣》

[注3]: 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

[注4]: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韩非子.主道》

[注4白话文]:做君主的原则在于不能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意；君主保持虚静无为的态度，隐蔽地观察臣下的过失。看到了就好像没看到，听见了就好像没听到，知道了就好像不知道。君主了解臣下的主张之后，不要变更它，应用验证的办法考察他的言行是否合一。每个官职都只有一个人，不要让他们互相通气交谈，那么一切事情的真相就全都显露了。《韩非子.主道》

下面摘录一段文字，了解下摊丁入亩的实际执行情况，可以看到，并没有损坏地主阶层的利益，这个制度本身依旧是维护地主阶层的利益。

目前研究清代中期之前的历史水准比较高的参考书《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我还没入手，不清楚里面的内容，所以这里摘录其他作品里的相关内容。

《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中的一段，感谢 @米康纳奇的猫 提供的资料。也就是本提问下的另一组回答

王瑞平《“摊丁入亩”是清代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吗？》
首先,“摊丁入亩”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推行的。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天下有贫丁而无贫地” ,因此,他们“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时输” ,才“稍均于地”。[2 ]可见, 清政府实行的“摊丁入亩”并不是一种“德政” ,而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改变一下征收方式而已。统治者虽将丁税额确定了一个固定的数字,而实际上,随着垦田额的扩大,地丁税收入还会不断增加。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举而数利,既稳定了赋税收入,又欺骗了劳动人民,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不少研究者被欺骗,而认为“摊丁入亩”是一项利民的措施。 其次,无地或少地贫民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 “摊丁入亩”没有改变封建的剥削关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无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其地租要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而且还要负担地主转嫁而来的各种临时加派的劳役。清政府对地主向佃农转嫁地丁负担的行为采取公开支持和怂恿的态度,公开宣称,“租无所出,赋从何来?” [ 3]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明令,“佃户输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 [4 ]如果说开始时“摊丁入亩”表面看来还有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它便成为统治阶级肆意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清代的地丁收入在顺治时只有二千万两左右,康熙时便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以上,乾隆初便又增至三千三百万两以上。[ 5]地丁税不断增加的事实证明了“摊丁入亩”并不会减轻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

古典经济学经典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征对17-18世纪左右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段落，过几天再补上。

2019年8月3日17点多，补一份后金-清初的政治模式变化的内在原因，一共5000多字。

清朝为什么没有像元朝那样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呢？

因为清朝完成了官僚政治化，元朝没有完成官僚政治化。元朝之所以没有完成官僚政治化涉及到蒙古本部有强大的势力和元朝中央的拉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多提。

中古贵族政治是怎样转变为官僚政治的，我这里就不提了。也就是唐玄宗之后，随着庄园式经济的全面瓦解，地主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中原就不存在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了。

这里主要提八旗制度是怎样从部落奴隶主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的。

也就是这一切都是环境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环境，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物。

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皇权政治与贵族政治（豪门寡头政治）不断博弈的历史，皇权政治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努尔哈赤起家，到1616年称汗，到1636年皇太极称帝，到1644年清朝入关，再到1722年康熙帝去世，100多年的时间，完整的经历了从部落军事贵族联盟，到皇族独大、大族共享的初期贵族皇权政治，到士族门阀乃至最后的官僚政治的全过程。可谓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入宋700多年历史的浓缩。

所以，后金-清初的政冶斗争异常残酷、激烈。

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全部以失败告终。皇太极去世后，两大强势亲王（多尔衮、豪格）竞争皇位，最终却博弈出幼龄皇帝（顺治帝），这是标准的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剧目。皇帝的弟弟（多尔衮）可以与皇帝的成年儿子（豪格）争夺皇位，最后还让皇帝的成年儿子无法上位，这本身就说明皇太极一系的权力当时并不稳固。

康熙朝时期，康熙帝立储后，拿出来由曹操、孙权开创，由晋武帝司马炎进行完善的中古贵族政治时代的布局，称之为“司马炎模式”。

“司马炎模式”是中古贵族政治时代最经典的政治布局，在唐肃宗之后，随着贵族政治的结束退出了汉族中原王朝的历史舞台，明朝燕王朱棣起兵时曾经拿出来用过（长子主政次子主军），康熙朝立储后又重新拿了出来。

列举几组经典的“司马炎模式”政治布局与康熙朝立储后的政治布局对比。

东吴皇帝孙权布局：立太子孙和，设置亲王（鲁王孙霸）与太子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晋武帝司马炎布局（用于晋惠帝时期）：立太孙司马遹，设置亲王（汝南王）、两大外戚（杨氏、贾氏）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后赵石勒布局：立太子石弘，设置亲王（中山王石虎）、两大外戚（刘氏、程氏）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南朝宋文帝布局：立太子刘邵，设置亲王（始兴王刘浚）与太子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唐太宗第一次布局：立太子承乾，设置亲王（魏王李泰）与太子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唐肃宗李亨布局：立太子李豫，设置亲王（先为建宁王李倓、后为越王李係）、宫廷力量（张皇后）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康熙帝第一次布局：立太子胤礽，设置皇子（胤禔/明珠）、三大外戚（赫舍里氏、钮祜禄氏、佟氏）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

康熙帝第二次布局：康熙帝第二次布局：复立太子胤礽，设置皇子（八贝勒胤禩）与太子互相牵制，共同维护中央朝堂的稳定。胤禩一系的成员相当部分都是来自直郡王胤禔一系。

如果对辽史有相当的了解，会发现，后金-清初的历史与辽史很是类似。只不过辽朝只占有幽云十六州（农业经济区），始终未能真正入主中原，而清朝入主了中原。但是辽朝依靠幽云十六州（农业区）也完整的走完了清初经历的全过程，清朝入关后依靠地方上明朝遗留下来的完善的官僚政治体系，仅仅80年的时间，就彻底地完成了官僚政治化。

皇帝和豪门贵族，争夺的最激烈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权利，可是权利是靠什么来获取的呢，当然是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追随和支持自己的士兵，来自于支撑这些支持和追随自己的士兵的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装备等等各类物资供应。而这些物资的供应需要一个庞大的、最好是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个后勤保障体系主要由什么样的人员组成呢？文职官员。

地理上有一个北纬30度黄金线，而东北平原远离这条线，所以古代生产力长期落后，只有辽东半岛可以进行农业生产，而辽东半岛是明朝统治区域，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人。

也就是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他的统治核心地区占有的农业区比重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努尔哈赤无力构建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也就无法以建州部一己之力满足军队的后勤保障；因生产力的长期落后，女真社会长期处于各部林立的奴隶主贵族政冶时代[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只是改变了女真社会的政冶面貌，但是改变不了当时的东北平原的生产力状况，政治的形态都是立足于经济的，所以当时女真各部自成体系的旧贵族势力依旧很强大，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经济、政冶权力，而努尔哈赤一时也难以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

基于这两点主要原因，努尔哈赤无法真正控制军队，就只能建立八旗制度，也就是金朝猛安谋克制的升级版，将子侄分封为贝勒分领八旗，与各部旧贵族共天下，并且以议政王大臣会议、世管佐领、勋旧佐领等方式保障编入八旗的各部旧贵族的经济、政治利益。

[注]：金国区别于宋朝的一个特点是有奴隶的使用，这是其本来社会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奴隶的使用构成金朝社会中的一个特征。奴隶位于金朝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在这个“遭遇悲惨的贱民”内部，按照财产的多少又可明显分出不同阶层。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民族问题。事实上，奴隶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贫穷地生活于最低生活水准之下的。有时候，一个奴隶可能以大管家的身份获得某些影响和地位。而除了战争情况以外，百姓沦为奴隶有一个普遍原因，每逢遇饥荒或因贫穷不能餬口时，便卖身或卖子女为奴。《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一言以蔽之，读懂了府兵制、募兵制、节度使制度也就读懂了八旗制度。读懂了汉代削藩的推恩令也就读懂了清代康熙朝开始皇子封爵时封入下五旗的制度。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随着后金事业的不断壮大，也就是，随着对明战争的不断胜利，努尔哈赤掌握的人口资源越来越多（有文化的人群），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不断设计下，相关的经济、行政权力逐渐流入一个独立于八旗主之外，直接隶属于最高统治者的文职官员系统（以范文程为代表），也就是开始实行文、武体系分离的政策。

随着后金不断占领原先明朝区域内的辽东半岛农业经济区，后金统治区域内农业区比重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样使得以范文程为代表的文职官员系统可以越来越成熟，势力越来越庞大，从前属于八旗主的经济、行政权力逐渐流失了，到达了一定阶段，可汗就敢称皇帝了。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一个纯粹的游牧、渔猎经济地区，可汗无论有着怎样的愿望及巧妙的手段，也无法构建一个成熟的文职官员系统，关于这一点，可以看一下元顺帝退回漠北直到达延汗中兴乃至林丹汗时期的历史，达延汗时放弃了元朝时的制度，又重新回到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制度的大框架内。

当然了，八旗的独立权力，并没有因为皇太极的称帝，而很快消失。因为消除这种贵族政治的残余，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下南北朝隋唐五代入宋的历史就知道了。以刘裕建立刘宋王朝为标志，南朝的皇权开始凌驾于贵族之上，从刘宋开始，南朝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贵族政治了，因为那个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通常都已经不是士族子弟了，但是因为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庄园式经济依然存在，士族依旧在朝局走向中发挥重要作用，南朝依旧是走马观花的王朝、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士族。到唐朝建立时，门阀贵族的势力已经与两晋南北朝无法相比了，到唐玄宗时期贵族政治就彻底结束了，官僚政治肇始，然而一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才标志着完善的官僚政治真正开始建立起来，即使这样，赵匡胤的儿子在皇位竞争中，依旧败给了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

皇太极去世时，皇帝的弟弟（多尔衮）可以与皇帝的儿子（豪格）争夺皇位，并最终博弈出幼龄皇帝（顺治），本身就说明当时皇太极一系的权力并不稳固。这样的剧目是典型的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剧目。

随着清朝的入关，对中原农业经济区的成功占领，收编了大量的明朝的军队，继承了明朝在全国各地遗留下来的完善的官僚政冶体系，这样，统治者迅速拥有了庞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构建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执行以文制武的政策。当相关的后勤保障体系构建起来后，八旗军方独自筹饷的权力就会被剥夺，而军方没有权力独自筹饷，就意味着军方大佬在八旗内部的经济、行政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弱。

而继承的原先明朝留下来的官僚、军队系统，只效忠于皇权，与八旗是完全独立的利益集团。这样使得最高统治者与八旗旧贵族势力博弈时，有了更多的借力。

在上层建筑的表现就是，顺治帝亲政后，大刀阔斧的进行官僚政治化改革，八旗旧贵族势力无力反抗。直到顺治帝病逝后，才得以进行反扑，以顺治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注]

[注]: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而清朝瓦解八旗主（开国诸王）对八旗控制权采用的方式，用的就是汉朝时削藩时采用的“推恩令”的思路，就是将皇子分入下五旗，瓜分原先开国诸王拥有的佐领。

八旗经过一系列改革，到了康熙朝时，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自领有，称之为“上三旗”，在文言文里，“上”就是指代皇帝。而其余的五旗由开国诸王分别领有，称之为下五旗。

八旗的基础组成单位就是佐领，佐领以家族为单位划分的，大的家族拥有数个，甚至十多个、二十多个佐领，小的家族人口甚至不满一个佐领，而和别人共编为一个佐领。

在清代封爵中，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等爵位，不同等级的爵位拥有的佐领数量也不同，爵位越高，拥有的佐领数量越多，反之，则拥有的佐领数量越少。

康熙帝将皇子分入下五旗，就是瓜分原先开国诸王领有的佐领数量，这样在持续不断的分封下，原先所谓的旗主就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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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评论区有人对马铃薯、番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提出异议。我只想问，你们看文章能仔细点么？我一共是两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马铃薯、番薯的种植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肯定是因素之一。

清朝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增长？我建议这个问题这样思考，17-20世纪，全球人口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增长？换句话说，17世纪以后的人口逐渐大规模增长是全世界范围的，如果你拿出的原因解释不了世界范围普遍出现的情况，你试图来说服广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恐怕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清朝人口的增长表面上看上去是清史问题，实际就不是清史问题。

至于评论区有人说的依靠军队迫使地主阶层无条件服从命令，我建议看下尔朱荣、侯景、黄巢、建文帝的失败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的搭配语是“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这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你侵犯了当时数量最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想用枪杆子迫使大家服从，无非是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反对你的理由罢了。

2019年10月25日添加：

评论区有人说，当时马铃薯番薯等美洲作物只占当时农作物数量的10%，觉得10%这个数量过少了，对当时的人口增加没什么用。关于这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的宰相数量占比倒是个很直观的好例子：

侨郡士族：琅邪王氏4，陈郡谢氏0，陈郡袁氏2、兰陵萧氏10，共计16人。
三吴士族：吴郡朱氏0，吴郡张氏1、吴郡顾氏1，吴郡陆氏6，共计8人。
山东士族（指太行山以东的士族）：博陵崔氏15，清河崔氏12，范阳卢氏8，陇西李氏10，赵郡李氏17，荥阳郑氏9，太原王氏7，共计78人。
关中士族：京兆韦氏16，河东裴氏17，河东柳氏3，河东薛氏3，京兆杜氏11，弘农杨氏11，共计61人。
代北家族：鲜卑元氏1，鲜卑长孙氏1，鲜卑宇文氏3，鲜卑于氏3，鲜卑陆氏0，鲜卑源氏1，共计9人。

有唐一代宰相369人。山东士族、也就是五姓七望占了21%，关中士族占了17%。21%的数量在唐朝让人惊叹，唐朝时他们拥有强势的话语权。这还是7个家族合计的结果。其中单个家族更少了。

也就是，不要觉得10%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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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ang-na-qi-de-m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一句话概括就是，摊丁入亩整体上并没有损害地主阶级利益。

因为地主被多收税是前头，后头至于地主如何提高地租剥削把损失弥补回来，清政府就无所谓了，甚至是主张地主应该多收地租。真正受到损失的，还是地主阶级下的广大佃农。而且清朝不比宋朝，对乡绅地主的依赖非常深，保甲制度下乡绅地主阶级是有基层官员选拔权，同时拥有其他的法律特权。比起宋朝同时作用于地主和农民，那清朝基本上就只作用于地主，成为了事实上的农业包税制。

摊丁入亩前，自耕农是税源，摊丁入亩后，地主是税源。如图中清政府的公开宣称的“租无所出，赋从何来”，就已经是彻底站在地主阶级一边了。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量地，察人，定税。几千年来，搞出了农业包税制，大青果是第一次。

图中事例的地租是80%，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对清朝基层及之前朝代基层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论文《走马楼吴简所见的极端“非宗族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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