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的风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思无邪。我们都知道,这是孔子说的。首先这个评价非常精当,抓住了诗三百的精髓。其次它其实也暗示了《诗经》的政治功用色彩,就是说它的思想很纯正,(不易于滋生刁民乱党),很适合用来做教化工作。
各位不要把教化等同于愚民,这是两码事。跟教化相对应的是野蛮,在那个时代里,受过教化的人就等同于今天说的文明人。孔子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说一国国民如果宽厚温和,那就是诗经教化的结果。
说屈原之前为什么要先说诗经呢?如果学过一点文学史,那么你就会知道,教科书经常把诗经列为所谓现实主义的源头,这一脉的后起之秀还有杜甫;而楚辞则是被当作浪漫主义的源头,这一脉的后起之秀还有李白。当然,什么浪漫啊,现实啊,这些词儿今天听起来都太空洞了。下面说点具体的。
我们知道,按照内容,《诗》分风雅颂,风是反映各地民情的作品,一般又统称十五国风。这是个作品创作范围,其实也是个政治疆域的范围。在十五国风里,是没有楚国的风的。为什么呢?楚在那会儿被视为蛮夷之地,在中原智识精英看来,他们的那个文化啊,用那英说刀郎的话就是“不具备审美观点”。
所以在《诗经》编纂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文学的政治化过程中,就把楚给剥离出去了。中国的古代文学,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人老是希望文学去承担一些文学审美之外的功用,去承担一些政治的功用,什么教化人心啊,文以载道啊,这些的。你不要把这种教化看成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刻板,它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对不对。就是生活里啊(特别是那些阔人的生活里)是非常讲究礼仪的,很有仪式感。而教化就是在这些具体的日常礼仪、仪式感中贯彻和体现的。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你要不懂诗经,连待人接物、社会交际都做不到。实际上在一些饮宴场合、外交场合,大家也确实要互相念诗的。念的什么诗呢?主要就是《诗经》里头的。大概用法就是你根据当时的情景,或者你要表达的意思,就从诗三百里摘出来一句,去断章取义。对方听完了,理解你的潜台词了,他也再摘一句,去给你做个呼应。这两天耿爽回应老外的时候不就说了一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知道啥意思吗?”。哎你看,在外交场合整两句,这就挺有古风的。可惜末法时代或者毕竟复兴的不彻底,最后耿爽问完也就是一笑置之了。
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帮大家稍微复原一下《诗经》是怎么去履行它的那个政治教化的作用的。
你也可以想见,随着文学和政治的走近,乃至于同一,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那肯定是越来越大的。政治必然去干预文学,直到文学彻底听话。文学本来是发乎真情实感的,这个东西它不见得合于政治,它要有自己的空间,要允许有一些自然、原始、甚至于蒙昧存在。你看《百年孤独》就有一种蒙昧的魅力不是。
各位你想,文学想野性,政治愿意吗?这哥俩处那么长时间,政治要是觉得你文学太敏感了,那它就把你给敏感了。“其文不雅驯”对不对,“搢绅先生难言之”这得是个多大的罪过,必须得改。那政治要是觉得你哪儿都敏感,无非就是开始烧书了。
当然,《诗经》还是流传下来了。但是在和政治搭伙的过程中,究竟要如何委曲求全,甚至于削足适履(什么后妃之德),各位想必是可以推知的。这个“温柔敦厚”,这个“思无邪”,它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一看就是接受过政治意志的改造的。
刚才我们说过,楚国是没有国风的,“我蛮夷也”嘛。但是楚国是大国啊,各位,它可不是真蛮夷,人家是有自己的文化的,只不过当时没有话语权罢了。人家不光有自己的文化,而且独成一体,发育的挺好。并且由于不像《诗经》那样,被迫去承担许多政治功用,因而能够更加个人化,更加关注个人的情感。
前面我看答主说到屈原“自恋”。诶,你说对了,就是自恋。但是这自恋不是什么贬义词,而是褒义词。自恋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尊重,一种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审美。应该说楚文化天然就有这种基因的,而且保留得非常好,直到碰上了屈原,就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爆发。我们不妨看一下《诗经》的画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这是干嘛呢,各位?是打仗、行军、参与宏大的政治事件,对不对?这里面有人吗?有。不过这个人是在队伍里,在群体里的,这个人和其他人一道,服从一个更高的意志。
《诗经》里大部分情况下,人并不是独立于天地之间的,而是被规训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下,有着分明的社会角色及政治义务。
我们再来看看《离骚》的画风: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里面同样有家国情怀,但是感觉却完全不同了。怎么不同?
个人化。
前面如果可以算是“国家的我”,到了屈原这儿就是“我的国家”,“我”才是第一位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充斥于天地之间。
在屈原这里,人的情感是不需要去屈就任何政治规则的,它的存在,对屈原的文学创作来说,就已经具有了天然正义性。它不去考虑什么雅驯不雅驯,而是要看什么?看它是不是具有审美的。
这,就是屈原的伟大之处。
在诗三百那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历史和作为群体的“人民”,或者多灾多难的个体、族群。但是唯独在屈原及楚骚这里,你看到的是“人”本身所得到的彻头彻尾的肯定。我牛逼不是因为某个文化教化了我,而是因为我是我,我要去追求一种更高的关于自我的完善: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什么意思?屈原就是在说,首先我这人天生就站着德性高地,那么为了不辜负我自己,我就必须要精益求精,抵达更高的人生境界。
《离骚》的开头,大家都知道,是夸耀祖宗的,它是这么夸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诗经》里也不乏夸祖宗的篇什,比如这首《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看出区别来了吗?
在《玄鸟》里面,作者自豪的是我祖先很牛逼,我们族群很牛逼,乃至于我们的政权具有某种上天赋予的合法性。
但是在《离骚》里面是什么?是把祖先的牛逼、血脉的牛逼、生辰的牛逼、父母的冀望,全都变成了“我很优秀”的一个部分。在《玄鸟》里我们感受到的是族群的自豪感,但是在屈原这儿则是我作为我自己的自豪感!
西方不是有个文艺复兴吗,那是个很伟大的运动啊。它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神的禁锢之下,发现了“人”的伟大。
而屈原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发现了这种“人之伟大”的正当性。
如果你的语感比较好,也许还会发现,楚辞和诗经读起来的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诗经》主要以四言为主,传达的是一种非常郑重、严肃的美感,有点像书法里的魏碑;楚辞则不然,它是一唱三叹的,还规律性地带“兮”、“些”等语气词,这天然就适合抒发曲折的、个人化的情感。甚至于即便是写景,也特娘的能够写得含情脉脉、无限怅惘: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就连对待政治这个事儿,屈原的创作和诗经也是截然不同的。
诗经里处于下位的人,对待上位的人即便有不爽,也经常是怨而不怒的,更多时候则是追求一种冲淡中和基调下的情绪。
屈原则不然,他就怼,是直接怼的,恨不得说“不听我的,你就是个那个”: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各位,为人臣者是该这么说话的吗?不妨看看教化成功的其它例子都是怎么说的: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孟浩然
以及:
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杜甫
千错万错,甭管谁的错,万岁爷没错,发牢骚也顶多说自己不成事儿。再看看沿着屈原这路下来的那位:
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当然李白身上有纵横气,比较豪横。屈原的正面刚跟李白不太一样,他是爱国的。
屈原的爱国并不是表现在输出楚国正能量,或者文过饰非,一盘大棋,或者充当楚国国君和老百姓的缓冲器,而是敢于正面刚,甚至是豁出去地刚。
这个正面刚还不是什么武死战文死谏,不是出于对君主、君权的绝对服从,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品质的道德感,是对信念的坚守。
这种爱国是自信力的爱国,不是他信力,也不是群胆儿式、群氓式的爱国。
我们前面说过,《诗经》其实是处于一种文学去适应政治需要的发展场景中的,所以很多东西,都被审核掉了。《楚辞》则不然啊,它的空间是更浩渺自由的,是宇宙性的。你在《诗经》里要是看到什么上古传说,那多半也都是夸耀祖先的时候顺带提及。但是楚辞里则不然,它是带有一种巫性的,是对自然和宇宙的天然好奇。不光有《天问》这种对天地万物的思考,还有对山鬼精怪神话传说之类的审美,让它有一种《山海经》的质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当然,原始素材是楚人共同的,但是搜集和创作之功却是在屈原这里。屈原不光是祖师爷,而且一起手就是巅峰,后面宋玉那些就只能学习个大概,却再也没达到那个高度了。
孔子有句夸管仲的话,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说要没有管仲,我们的文明就算是断送了。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要是没屈原,我们可能就连个人都没了。
就只能是民,顺民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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