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胡虏无百年之运，为什么满清可以统治中国269年之久？ 第1页

“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句话，朱元璋同志上来就是一个打耳光，欺负咱数学不好？？？

《元史》开篇：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

朱元璋钦定大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那元朝实质历史长达162年。（1206-1368年）

这不是一个好的问题，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胡无百年运】不止是事实判断，更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胡”对于统治天下而言是一种负面因素，进一步而言“胡”的统治本身就不存在价值上的正当性，但是实际上异族统治也可能带来传统汉族王朝所没有的优势，基于这一视角我在这里补充一下清代在国家建构模式上的优势，即多元性的统治形式。

传统将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但是这样的称呼其实不够精确，魏特夫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将异族王朝区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类，前者的典型是北魏、前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异族王朝，渗透王朝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会逐渐遗忘自身的异民族特性，在政治体制、文化风俗等方面积极汉化，并在地域上切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而征服王朝的特点在于他们在逐渐汉化的同时并不会遗忘其龙兴之地，反而会将起家的内亚之地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接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保留其内亚性的因素，使其统治方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而其典型自然就是古代史后期的辽金元清，毋宁说从渗透王朝向征服王朝的转变正体现出了异族王朝本身的完善。

一般认为征服王朝多元性统治形式起源于辽代的南北院制度，通过以南面官治理燕云地区，辽代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多元性的国家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契丹人在担任了南面官之后也要着汉服，这实际就体现出辽代的南北院制度与十六国早期的胡汉分治不同，十六国早期以单于台制度为代表的胡汉分治更多的是以人为分类对象，而辽代的南北院制度则更多以统治地域为分类对象，即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传统进行统治，其所注重的不是个体的胡人与汉人，而是更为整体的契丹与汉地。

一个能说明这种多元统治形式的典型例子是辽代的【捺钵】制度，所谓捺钵可理解为行在，但与汉族王朝的行在仅作为临时住所不同，辽代的捺钵本身就是国家议事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夏季和冬季捺钵，辽代皇帝均【与北南臣僚会议国事】，这种捺钵-南京并行的政治设计与清代的北京-承德政治设计十分近似，在清代承德进一步特化为处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特定场所，这种行政场所的不同实际上折射出清帝国身份认同的多元性。

清代统治的多元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最常被提起的是清代皇帝的多种身份，柯娇燕以乾隆为例，认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但是就像沈卫荣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清代皇帝的多种面孔并不是清代或是内亚性的独特之处，明代皇帝在处理与西藏的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的扮演文殊菩萨，而更早的“圣人可汗”“天可汗”也暗含了皇帝身份的多元性。

实际上最能体现清代统治多元性的仍然是其类似于辽代辽代南北院的国家建构模式，清代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于西南部地区，清代统治者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当地推行汉化政策，使其成为内地的一部分，而对于西北边疆地区，他们则采取了与传统汉族王朝不同的统治策略，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由此形成多元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这里以蒙古和新疆为例对清代统治的多元性进行说明，清代在蒙古施行了札萨克制，将蒙古地区以旗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而所谓的札萨克就是旗长，本质上就是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而在新疆南部则采取了伯克制，对当地的行政官员划分出三品到七品的官秩，将新疆社会原有的官僚体制与清代的官僚体制进行结合到一起，实现了【齐其政而不宜其宜】的效果。而在中央层面，理藩院的地位与六部相同，康熙指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内设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柔远司和徕远司，涉及到旗界、封爵、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各项事宜，先后制定了《钦定蒙古律例》《钦定理藩院例则》《钦定回疆条例》，使帝国的统治深入到内亚藩部，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对于清代统治多元性的理解，仍应当建立在与传统汉族王朝的对比中，具体而言，清代的这种多元性国家建构模式并非清代统治者的个人创造，而是元清征服王朝的内亚资源对传统天下观念的突破。在传统汉族王朝的观念中，天下是一个按照文化高低不同，由华夏-蛮夷构成的同心圆，其中作为华夏的农耕地区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区，而对于华夏之外的蛮夷，传统汉族王朝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于适于农耕的西南地区，帝国在此推行改土归流，使其变为华夏的一部分，对于与华夏风俗近似的朝鲜、越南等地，通过册封使其成为朝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而对于风俗大异的内亚边疆地区，传统汉族王朝则满足于施行羁縻的间接统治，总体而言，传统汉族的国家建构模式是以华夏或类华夏区域为核心的，蒙古、新疆等内亚地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华夏区域是有限的，能够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同样是有限的，这就决定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华夏帝国的总体疆域也是有限，王明珂与胡鸿均认为，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念，华夏帝国在汉武帝时期便基本达到了地理上的极限，胡鸿更进一步将秦汉帝国的疆域限制归因于三个因素：维持大一统帝国的内部消耗、地理环境与农业经济的限制、政治组织与华夏帝国的差异度，而姚大力则着重强调了其中的第二点，并且将这一环境因素细化为“雨养农业所必需的3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这条线实际上与今日的黑河-腾冲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也由此勾勒出了传统帝国能够推行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清末的视角可以大体理解为汉地十八省），总之，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帝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疆域极限，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帝国难以推行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清代多元性的建构模式，实质上正是对传统同心圆式天下观的突破。在传统天下观念中，华夷不是并列的族群，而是在文化层面上的等级差异，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推行农业经济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的终极目标是推行教化，而在难以推行汉化时则满足于羁縻政策的间接统治，早在汉代，韩安国反对用兵匈奴的理由就在于【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换句话说，传统汉族王朝对于内亚的轻视，不仅是实然层面是否可行，更是在应然层面上认为其不值得统治，实质是内亚不符合华夏农耕文明的需要。但是对于元清多元帝国而言，他们并未将“车同轨，书同文”的汉化政策为最终理想，也就未将版图局限于华夏或类华夏的农耕区域，而是将内亚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视为清帝国中平行的多元版块，不同区域只存在横向地域的区别，不存在纵向等级上的差异，基于这种宏观视野，元清征服王朝将广袤的内亚地区纳入到版图之中，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这两种天下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天下观的变体，比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类华夏区域置于蒙古、新疆等内亚区域之上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传统天下观中文化层级的影响，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就满洲是否属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他们都认可西藏、新疆、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出清朝天下观对于现代中国建构的影响，而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张，正是清代多元帝国体系留下的直接遗产。

当然，上述所称清代的多元性统治形式是一种整体上的论述，不同的统治者对于满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倾向于积极推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策与统治，即汉化论，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巩固多元体制，即多元论，二者最为典型的分别是雍正与乾隆，二者的差别就直接表现在对于《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中。

《大义觉迷录》原文在第一部分雍正便首先强调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雍正具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在这里雍正突出强调了清代之“德”，这显然蕴含了很强烈的儒家仁政思想，而针对曾静所指出的华夷的问题，又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并且引用韩愈对于华夷之辨的主张，【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可见其对于传统夷夏观念的认同。

通观第一部分对于合法性的论述，雍正具有优秀的儒家素养，其执政思想与传统的中原皇帝十分接近，而考察雍正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一特点。雍正时期将八旗官制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优待、完成摊丁入亩的改革、试图推广统一官话、通过常平仓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对于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讨论而言，雍正时代恰恰是清代改土归流投入最多的时代，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皇帝，其强化集权、文化统一、改善财政的措施甚至有“汉武帝”们的影子，可以认为雍正代表了清代政治中极为明显的汉化论倾向。

而另一方面乾隆的执政方式却与其父有很大的区别，与雍正注重汉化论的倾向相比，乾隆体现出“内亚”与“汉地”并重的多元论特点，着重强调恢复骑射、满语，有意识的维护满洲特色。除了登基两个月便违反雍正的嘱托把曾静凌迟处死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乾隆废止了雍正推行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认为这是一种浪费钱财的行为。雍正的这种普及性教育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要求，是传统华夷观念下的产物，而乾隆则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序格局不屑一顾。在讨论宋辽的正统问题时，乾隆主张【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郭成康分析这一观点为“不问皇帝是否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即为正统”，实际上是十分朴素的“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可见乾隆并未如其父一样接受传统的华夷观念。

与雍正相比，乾隆的身份认同则无疑更为复杂，柯娇燕便总结性的指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尤其突出的是乾隆强调维持满洲特色，比如他曾多次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此外虽然他不认可辽金的正统地位，但是【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这又鲜明了表现出乾隆延续自蒙古-满洲体系的身份认同，柯娇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乾隆强调【恢复】满洲，但是实际上正是他【创造】了满洲。除此之外，针对佛教地区，乾隆还自唐太宗、忽必烈那里继承了“转轮圣王”的身份，如果说雍正是一个优秀的“中原”皇帝的话，乾隆对自身的定位更接近于皇帝、可汗、文殊菩萨的结合，或者称之为“天下”的统治者，他似乎乐于在子民面前“扮演”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如果我们对雍正、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进行透视，或许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清朝入关以后便向每一个异族政权一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统治，清代统治者显然需要接受汉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但同时不同于北魏式的渗透王朝，清代统治者也不愿全盘汉化，中断自身与内亚的联系，基于上述原因，清代统治的基本框架就是国家认同、多元统治，但是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不同君主仍然存在差异，雍正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皇帝，而乾隆则不满足于此，希望能扮演更宏伟的天下统治者，因而主张保持不同族群的多元性，而欧立德等西方学者也因此称赞乾隆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二者都是在清代多元统治框架下做出的调整，本质都属于多元统治的一部分，雍正虽然接受中原文化程度更高，但是绝对不是主张全盘汉化，彻底消灭满洲特色，同样乾隆对于中原文化保持着相对程度的尊重，不然也不会尊宋朝为正统，更不会有效中原超过半个世纪，这一分野本身也只是程度的不同，只是父子二人之间这种差异表现的极为明显。虽然乾隆反复强调满洲特色，但实际上他的目的从来不是全盘满化，而是在满洲日益汉化的背景下，通过强调满洲的独特性，进一步维持多元统治，避免全面汉化，因为两种倾向的前提都是多元统治，只是在具体比重上存在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汉化论与多元论的差别，实际上与汉代【霸道】和【王道】的争论并无分别，只是统治方略上的差别，不能上升到认同层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万年曾发布锅一篇《喇嘛说》的学究式圣谕，一方面极力炫耀自身对藏传佛教的精通，另一方面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仅在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总而言之，在乾隆看来，无论是满洲特色、汉文化还是藏传佛教，都只是贯彻统治的工具罢了，而他本人则是熟练运用这些工具实行统治的天下守护者。

最后，很多人承认元清在疆域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但是却将其简单的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而其隐含的真实意义则是本质上二者仍是野蛮的民族，但是实际上，如上所述，元清在疆域上的扩展，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国家建构模式的不同，而对近现代中华民族构建而言，清代的天下观念无疑比传统汉族的夷夏观作用更为正面，新中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去除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我看来，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是反复提起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陈词滥调，而是不再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异类，认真发现、正视少数民族为中国历史带来的积极因素，“胡”不仅不是妨碍清代统治的消极因素，反而可能为近代历史留下宝贵的遗产。

面对游行示威，这个中国总领馆要是能换成美国大使馆，那么这个局面将绝杀。

可惜换不得。

毕竟美国国土上暂时不能有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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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feng-bao-lie-jiu-30-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的第一感觉，这些条款是针对护士的，或者说针对护理部的。

其直接目的，或者说可以预见的结果有两方面：

一，病源会增加。当然，增加的不一定都是碰瓷病人。这条争议性新闻的出现，势必会火遍界首市的朋友圈，成为老百姓线上线下、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界首市人民医院」的招牌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实现了高效传播。

知名度高必然会带来流量效益，对于有求诊需求的人来说，这至少不是一条负面新闻，即使这也不见得是正面宣传，至少在广大市民心目中怒刷了一遍存在感，不亏。

二，护理部效益会缩减，矛盾传导到一线护理：上克扣奖金，下遭病人投诉，饱受夹板气的一线护理工作者会流失一部分。而这可能正是医院希望的呢，受疫情影响，现在所有医院业务量都大幅缩水，奖金基本靠预支年终奖勉力维持，无论是临床还是行政都面临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饭碗问题。

这个时候，劝退谁性价比最高呢？行政科室皇亲国戚动不了刀，临床医生培养时间成本太高下不了手，合着低年资一线小护士看上去似乎最好欺负，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1.你受不了这气，被劝退了，好！硬！之前的补贴一笔勾销没了嗷，往后医院也不用养你，奖金也省了，另外你单方面违约，按合同交违约金吧，赶紧的。2.你一想到经济惨淡生活不易，此时离开也未必在短时间内找到好出路，打碎牙齿和血吞，我忍！那就乖乖被投诉背锅然后坐等科室扣钱吧，当然实际上扣不了多少钱，主要是脸皮受辱的问题，后面会讲清楚。

这里唯一的仁慈之处在于，扣钱肯定不是直接扣在你个人名义上的，而是扣在整个科室头上，最后平摊才会到你个人，主要看你脸皮之厚薄能不能承受这种无妄之辱了。

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事是针对护士而不针对医生呢。原因很简单，针对医生的条例实际上并不苛刻，而且诸如「首诊负责制」、「会诊制度」本来就是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的内容，服务延时制、绿色通道、MDT会诊制就算你不强制要求，也是常规操作。

而护士的条款在规定些啥呢？你必须一针见血，你必须按铃秒回，你必须10分钟收治完毕，30分钟执行医嘱…且不说遇到抢救这种极端情况，哪怕同时跑来两个病人，你就等着扣钱吧，扣钱就完事了，不过扣个采血费护理费本来就没多少，习惯就好。

写到这里，我突然摸出头绪了，nnd都是套路啊！其实这一纸空文对护士的影响根本没有那么大，采血费常规护理费能有个几块几毛（采血费4块采血针3毛采血管1块等级护理26块），哪怕全退给你有何妨…关键是有了业务量，正所谓「一人背锅，全家吃饱」啊！服了服了。反正护士的利润也不出自常规护理、采血等基本操作，大家吃大锅饭而已，我上文说针对护理部可能是我多虑了。不过我也懒得删改得更严谨了，也许我上文的推测又是对的呢？

当然我所预测的第一条肯定是没毛病的，现阶段，各地医院为了扩大病源规模，都十八般武艺各施神通，很有意思。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下混口饭吃，希望大家能对这件事有更多一层认识，而不是简单归因，盲目愤慨。

一句感叹：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只要有意地顺风煽火，风助火长，把零星火苗驾驭成熊熊烈火简直是轻而易举。以前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会如此...这句话并无贬损之意，只是感慨人类情绪传染法则的奇妙。

比如俺一直关注的 @陈子杨Dr.outside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就陷入思维定势了哟，这么想就想偏了↓

如何看待「界首市人民医院」推出的二十项服务承诺，患者不满意就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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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hui-ke-xue-1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本来不应该判这么重，无良媒体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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