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学术贡献？ 第1页

托马斯·谢林去世，标志着美国冷战时期第二代核战略家已经全部离去。

一般认为美国冷战时期有三代核战略家，以Bernard Brodie和美英二战前常规战略轰炸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第一代“原子弹/常规轰炸战略家”，以托马斯·谢林为代表的“热核武器核战略家”，然后就是从美苏缓和中期开始一直到冷战结束的第三代核战略学者。

其中被认为最纯粹的“核战略家”，就是第二代，也就是从1952年氢弹试验成功，到1966年谢林《武器与影响（Arms and Influence）》成书，这十几年间涌现的Thomas Schelling，Glenn Snyder，Herman Kahn，Albert Wohlstetter，Fred Hoffman，Daniel Ellsberg，Andrew Marshall，William Kaufmann，Morton Halperin，Paul Nitze，Henry Rowen，James Schlesinger，Donald Brennan等人，可谓是美国核战略思想发展的最黄金时期。甚至有认为1966年《武器与影响》一书后，美国“核战略”这门学问就到此为止了，走向智力上的死胡同。1952-1966年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至今没有人更给出政策上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毫无经验依据的核战略研究的必然死胡同）。

Albert Wohlstetter在1959年1月的《外交事务》第37期上发表了“脆弱的恐惧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一文，此文被认为是美国核战略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期刊文章。而1966年谢林的《武器与影响》一书，则被认为是核战略理论研究的一个（很可能无法再现的）高峰。

如果说Bernard Brodie在1946年2月完成的《绝对武器》一书，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对核武器的战略/政策后果进行深度思考的文章，而Brodie自然成为第一代核战略家的代表。他提出的观点和论述众多，几乎完整覆盖了之后核战略领域的所有概念；但是这些概念的雏形以自相矛盾和散乱的形式分布于他多年的著作中，Brodie自己也由于对核问题的持续关注，进入了第二代核战略家的行列。但是他以偏历史/政治、偏重传统军事战略、缺乏系统化/体系化的特点，成为一名几乎发明了所有核战略概念却少有人引述的先驱者。而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自相矛盾。

第二代核战略家，或者说兰德集团的热核才子们，是与Brodie或传统上“军事战略家”相当不同的一群人。经济学家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崛起，数学运筹学博弈论的普遍运用，在热核武器时代揭开序幕的时刻，直接代表了对传统军人决策的颠覆，又代表了对传统“常规军事逻辑”的颠覆。

而第二代核战略家的代表，就是托马斯·谢林。（如果稍稍放松一点标准，可以是谢林搭配Wohlstetter或Kahn中的一人）

我认为，谢林在核战略方面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它们要放置在第一代、第二代美国核战略家的思想进程中理解。

Brodie在1952年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氢弹将会带来一场“热核革命”，军事计谋与武器部署将无法改变“确保摧毁”的事实，而先发制人也无法改变本国“永恒的人质”这一个实施。所以，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军事决策将导致民族自杀，怎么可能用这种军事决策来实现任何政治目的？Brodie从克劳塞维茨的传统军事思想发出，指出了常规逻辑在核时代最大的悖论。

Wohlstetter在1959年1月的《外交事务》第37期上发表了“脆弱的恐惧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一文，通过非传统的量化计算，得出了核武器系统脆弱性、先发制人优势、解除武装的第一次核打击、可靠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等基础概念。Wohlstetter并没有发明这些概念，而是通过“非军人”、“计算与量化”的颠覆性手法，首次把热核革命的基础展示出来：只有可靠的核报复手段，才能实现确保相互摧毁，但是这种报复手段往往是脆弱而不可靠的。先发制人往往是可能的。

基于Wohlstetter的宏文，如何保护核武器的可靠反击力，如何保护敌国核武器的可靠反击力（进而增强“战略稳定stability”），如何解除敌国的核反击力（进而减少损失damage limitation，甚至是核制胜），变成了核战略界的基本教条：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些问题上选择立场，然后演化出自己对于整个美苏战略军备斗争的政策建议。军备控制谈判是为了维护战略稳定性。讨论苏联武库规模、计算多弹头精度、计算导弹的生存概率，成为了“核战略研究”的基本门槛。

谢林的第一个贡献，就是首次提出“刻意利用风险”的概念，绕过“国家无法理性自杀”的逻辑死结，通过制造一系列“风险生成器”，采取战争边缘的手段，逼退敌人。

两国间的军事危机与对抗，转化成了“承受风险的竞赛，不再是两国军力的较量，而是两国意志的较量 competition in risk taking，characterized not so much by tests of force as by tests of nerve.”

这是因为随着确保互相摧毁MAD状态的出现，国家将无法理性地使用核武器，因为会导致民族自杀/国家自灭，这无法用来实现任何政治目的。如果我们仍然想要使用核武器来谋取单边的国家利益，就必须要设计一种“机制/状态”，让核武器的使用变为可能，然后才能进行核威慑/核讹诈。

这种“机制/状态”也就将成为一种威胁，我们拿出这种威胁，敌人承受不了，则敌人服软，我们获得单边的国家利益。

谢林很经典地称这种威胁叫“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与之对应的是“理性的威胁”，也就是经过理性计算，发动核打击————前面已经说了，随着MAD的出现，“理性的威胁”变为不可能的。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风险生成器”，指的是不主动发起核突袭，而是制造一种高危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核战争的风险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危机的发展逐步增加，虽然说我们（还有敌国）都不愿意甚至是憎恨全面核战争——因为它无法实现政治目的——但是全面核战争仍会不可抑制地爆发。

在这种巨大的核毁灭风险之下，敌人承受不了，则敌人服软，我们获得单边的国家利益。

谢林的第二个贡献，就是讨论在完全无风险的状态下，在“战争边缘”被严格约束的情况下，如何逼退敌人。他提出：通过逐步地施加痛苦，不去打击敌人军力，而是直接/有限打击敌人社会财富，一步一步地让两国流血，最后胜出。

如果敌人获得了极其稳固的核反击能力，如果我国也获得了及其稳固的核反击能力，则两方面都不再担心先发制人————“先发”与“后发”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后果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将不会有惊惶失措与意外，因为意外战争将无法撼动稳固的战略平衡。

换一种说法：

如果MAD是脆弱的，存在“先发制人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在危机的升级中越变越大，当双方都出现对偷袭的巨大恐惧（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之时，整个危机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生成器，核战争一触即发。

但是一旦双方都获得了稳固的核反击能力，如何“风险生成”？谢林的讨价还价理论要求：既然无法让全面核战自动触发，就要逐步地施加痛苦：“有限的、可控的核袭城战（controlled countercity warfare）”。

谢林的第一个贡献解决的是，在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刻意地丧失我方的控制能力 "controlled loss of control”，谋取国家利益；如何通过“风险生成器”，让民族自杀这个几乎疯狂的前景，变成一个可信的威胁，讹诈敌国。

谢林的第二个贡献是，如何在完全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限的、可控的核袭城战（controlled countercity warfare）”，讹诈敌国，逼退对手。

第一个贡献往往跟“战争边缘”策略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好狠斗勇，通过近似疯狂的军事冒险来讹诈；当然，考虑到军事危机中充斥的各种意外与事故，“风险生成器”完全可能用相当消极、被动的形式体现出现。而看起来完全理性的常规军事抵抗（例如面对苏联常规入侵的西欧常规防务部署），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触即发、风险生成”的特性，完全可能引发巨大的冲突升级。谢林的门徒Robert Jervis进一步发展，得出了“为什么（核国家之间）一场必败的常规军事抵抗，仍然值得一战（起到风险生成器的作用）？”“有核武器的常规弱国，如何抵抗反过来能威慑核强国？”两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许多人反复引用谢林的概念：战争边缘、谢林威慑、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当然，在今天的学者心中，这个风险生成器的具体内涵与机制，跟谢林本人所想的，已经完全不同了。看到有人引用谢林与“战争边缘”之时，往往应该去审视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类型的“风险生成器”。

第二个贡献是基于绝对可靠的核反击能力，而且是对抗双方都拥有这种能力————这种状态往往是许多人都预设的战略环境————但是少有人引用甚至去提及谢林的这个理论（有限的、可控的核袭城战），也许是这种逐步升级的战略讹诈作战，无法被常规思维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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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在自己的论证中尽可能地多使用了冷战早期的危机案例，也许这就是时代的限制：一定要等到第三代核战略家崛起，我们才有足够的核危机案例、有足够多的内部见闻、解密文件去构建基于历史案例的核战略分析。谢林跟其他第二代核战略家一样，往往被批评为“非历史视野ahistorical”、“非政治视野apolitical”的，人们批判他们采用冰冷机械的理解，根本不考虑美苏具体国家的战略目的与决策机制。但是，考虑到“核危机”这个概念确实是在第二代核战略家的黄金时期才出现的，而他们往往亲身参与到其中去，我们绝不能说它们忽视了历史案例的分析。从谢林文中尽全力，使用上至古希腊时期的案例来论证核时代的问题，到其他人对二战案例的使用，都证明了他们并不是冰冷机械的。

另一个批判是第二代核战略家对人类理性的依赖，这也体现在第三代核战略家不断在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偏见、战略文化等方面，追求一种“改进了的威慑理论”。不过这种批判也不坚实：第二代核战略家反复讨论了非理性的情况，讨论了威慑所需要的最低理性。而且，理性预设是战略理论影响本国采购决策的（仅有）渠道，理性预设也是战略学者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理性预设也往往是美苏稳定合作的（仅有）途径。在不预设苏联具有并吞天下的阴谋之时，就必然掉入“苏联领导层也是跟我们一样理性”的陷阱之中。但是这陷阱总比“坚信苏联有并吞天下图谋”的其他论调要显得中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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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关于焦点（Focal point）、共识点的理论，到底在充满着误判与意外的国家军事斗争中，能发挥多大的指导作用，这个现在还是很不清楚的。但是谢林很早就提出了“核武器不使用no-use”，并指出这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共识点，一旦使用核武器，就比较难再寻找一个双方都坚持的焦点达成妥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能这才是关于核战略的最强原则。从这个层面上看，博弈论的谢林思想，竟然与“核禁忌nuclear taboo”这种偏社会学的理论，在几十年后殊途同归，也体现了谢林作为“不寻常的经济学家”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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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一代、第二代美国核战略家都已经离去，如果放宽一点标准，深刻影响美国核战略与核武库建设的“老前辈”也仅剩下偏政治的布热津斯基，Paul Bracken（也许可以算上基辛格，考虑到他在美苏缓和中的作用），偏技术的John S. Foster，Harold Brown。

即使是Robert Jervis所代表的第三代核战略家，也因为著作涉及面很广，理论性/抽象性大大低于第二代核战略家，往往仅被称为“研究过威慑理论的国际关系学者”。

如何理解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如何在热核武器的时代追求国家利益？是否存在“热核革命”？什么样的核武库才能实现威慑？威慑的“管辖范围”有多宽？

这些问题仍然会不断有人讨论，但是谢林的去世，可以说代表着“（美国）核战略研究”这一门学问，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

偏个题，经济学民科素来喜欢攻击经济学数理化倾向（当时不代表反对数理化的都是是民科），有人觉得可能是民科数学不行，理解不了现代经济学，但同样走非数理路子的谢林在民科界知名度远不如米塞斯，可见民科与数学水平无关，纯粹是思维的懒惰，由此我们多了一个鉴定民科的新方法：见有人大肆批评主流经济学方法时，问问他对谢林的思想有什么看法

今天刷高微偶然看到这张图，算是MWG向他老人家致敬

大棋党和国师领域的鲁班，不理解谢林的思路，就是大棋局领域的“民科”。。。

50年代谢林的朋友和同事都开玩笑说他误入歧途，干些非主流的事情。因为之前是研究的都是工资、收入、国民经济之类挺常见的经济学内容，发文也是AER之类顶级经济学期刊，行内索洛等人都非常认可他。可后来他研究方向就变了，开始关心核平衡、裁军、毒品犯罪之类的话题，发文级别总体也下降了。比如其获奖原因也不像其他诺奖得主基于论文，而是书。

就像楼上说的，谢林的研究和其他博弈论学者不一样，没有严格化的数学。其原因在于他的贡献主要是将非合作博弈应用在各个领域，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其思路被严格的证明是很迟的事情。比如其《冲突的战略》是1960年出的，而奥曼对非合作博弈一般化的证明是1968年了，更别说泽尔腾了，可这只是谢林的思路之一。

这个思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谢林提到相比于一战，二战交战国都没大规模用生化武器，原因在于双方都可以报复，因此双方达成了和解。战争中双方的某种平衡，使其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至此成了非合作重复博弈解释的经典领域，比如在《合作的进化》中阿克西罗德也提到一战中英德前线战壕的某种默契。很多人得知抗战中国共双方都曾和日本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因此价值观都崩溃了，真是图样，图森破，谢林微微一笑，这实际才是真实的战争。

上面提到奥曼等人对非合作博弈的研究只是谢林的一个思路，他还有很多慧见。比如谢林认为将某些非合作博弈通过分阶段建立信誉，解决博弈的合作问题。这个思路直到2000年后，才被模型化为分阶段二人轮流供给公共品模型加以证明。简单地说，比如美苏裁军问题。如果协议是大家一次性销毁90%的核弹，那美苏两方都会想如果我先销毁了，对方不销毁，我不是完了？于是协议就不可能被履行。可如果将协议分阶段，第一次销毁1%，第二次10%，这样一步步来，通过分阶段建立信誉，就可以很好的销毁核武器。

谢林不但提供了各种博弈问题思路，还推广了各种学术名词，比如承诺可置信、报复、威胁、焦点等，这些概念成了分析各类问题的工具。典型就是核威慑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典型的可置信报复，因此核大国之间达成了“恐怖的和平”。再比如谢林提到禁枪和核武器思路的区别在于，持枪双方被击中就丧失了报复能力，因此允许持枪本身就会造成大家偏向于开枪。

简单地说，谢林和贝克尔虽然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主要旗手，但二者分析现实的工具差别很大，其实谢林更像亚当·斯密，属于直觉型天才。

就不说谢林（Schelling）具体的各种细节概念了，只讲一点：

在Schelling以前，主流的博弈论都是极其重视数学语言和严谨的公理化方法的，这一点从除了谢林以外的很多的博弈论大师就能看出：冯诺依曼（von Neumann）、摩根斯坦（Morgenstern）、纳什（Nash）、夏普利（Shapley）、奥曼（Aumann）等等。他们大多是数学背景出身：冯诺依曼自然不用说，奥曼是MIT的数学博士，纳什是普林斯顿的数学博士，泽尔腾也是数学博士。他们的论文基本长这样：

或是这样：

博弈论需要精确，需要数学化的研究，需要形式化的处理。但博弈论不止需要这些。追求数学上的精确性和复杂的数学模型是必要的，但一味追求这些是不够的，一味地追求这些只能导致博弈论与现实越来越远，这和博弈论的发展初衷是相悖的。

而谢林就是那个起到平衡作用的非主流。

（之前说谢林的是文学学士出身，到哲学博士，是我一时偷懒没有仔细考证，直接引用了百度百科，其实谢林是经济学博士...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百度）

我们看看谢林的论著的名字：《冲突的战略》、《武器的影响力》、《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等等，看名字就能发现，谢林对于“应用”的关心。谢林的《冲突的战略》，长这样：

谢林采用非主流的研究方法，用通俗的自然语言来研究博弈论，并且把博弈论有效地运用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各种领域，确立了博弈论在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他让博弈论真正“有用”了，而且是在许多领域内都“有用”，而不只是数学家手里的玩具。

粗略地说，谢林的观点是，在复杂的情形下，博弈不可能完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进行研究的，因为各个决策主体在复杂的环境和相互的影响下，不会做出完全符合逻辑和数学推导的行为。（比如说他提出的“焦点”（focal point），就是在说虽然数学推导表明某博弈具有多个均衡，但在实际中，其中某均衡会比另一些均衡更受人关注，更容易达到，我们把这种均衡称作“焦点”。这不是博弈本身的原因，而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也就是说，博弈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它们的认知能力，甚至智商和情商等，都会影响双方的决策。基于这一点，他开创了非数理博弈理论，这一新的领域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要说谢林的学术贡献，我认为那些具体的细节是次要的，主要贡献是他给博弈论学界带来一种新思想，他告诉学者：博弈论原来还可以这样搞；也告诉大众：博弈论原来真的这么有用。

Shelling1960年的著作《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上接Nash，下接Harsanyi和Selten，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本著作至少提出了以下原创的概念：

1. 博弈存在多重纳什均衡时，可能有一个均衡因为博弈外的原因而被默认选择，这叫聚点focal point。
2. 动态博弈中威胁的可置信性credibility，这在之后被Selten发展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3. 紧跟上一条，Shelling发现有时限制自己的选择可以提高威胁的可置信性，从而对自己有利，这叫承诺commi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