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国十一月革命胜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第1页

这个假设我个人觉得实在吐槽不能，因为红罗莎出狱的时候已经1918年下半年了，组织斯巴达克派的时间也太晚，从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民党争取到的支持又太少，最后罗莎与小李子扑街是大概率的事，但是你非要这么强行开挂的话我就勉强说一下吧:

首先一点，红罗莎做为第二国际左派(可能说难听点，较之于列宁这个革命实用主义权谋大师可能显得更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你也可以说她比列宁与托洛茨基更接近马克思)，是非常不待见列宁的先锋队式专政的，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她的某些民主主义主张还是有那么点小清新，不过她倒是觉得列宁的先锋队专政与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相容。

她对于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解，就是不能遵循现存的目标与蓝图，社会主义者只知道为创造社会主义的解放条件，必须消除应消除的障碍，社会主义是只适应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历史的产物”，不能由高高在上的少数知识分子们强制付诸实施。为此她写道:

构成列宁-考茨基专政理论基础的不言而喻的设想是:社会主义变革是装在革命党口袋里的现成公式所要实现的东西， 只需要在实践中坚决执行就行了。遗憾的是——或幸运的是——现实并非如此。作为经济、社会和法律体系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实现远不是一堆只待应用的现成公式， 而是完全隐匿在未来迷雾中的某种东西。 写入我们纲领中的只不过是指明据以寻求必要措施的一般方向的几个主要路标，何况这些指示在本质上又是消极的。这样，我们就或多或少地知道为开辟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最初我们必须消除什么障碍。但当涉及到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引进经济、法律和全部社会关系(无数大大小小的具体的和实际的必要措落) 时，任何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和教科书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不是一种缺陷，而恰恰是使科学社会主义优超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长处。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是而且只能是历史的产物，它源于自身的经验,是在其实现过程中诞生的,是现存历史发展的结果。

【对比一下后来莫斯科不顾东欧各国实际经验强行推销与移植苏联模式，这段话是多么讽刺】

社会主义制度——正像它自身的有机性质一样归根结底只是现存历史的一部分——具有这样一种健全的本质，即会始终随着任何现实社会需要而产生满足其需要的手段，和在提出任务的同时提出解央的办法。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社会主义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由上面的布告来颁布实行或推广。它有若千作为其先央条件的有力手段一如针对所有权的手段等。消极的、破毁的事情通过颁布一道命令就能办到的，而积极的、要建设的事业用命令则不可能办到。新的领域有成于上万的问题， 只有靠经验才能开辟和调整新的道路。只有不受阻碍的、生机勃勃的生活才会产生许许多多个新形式和随机应变的方针，才会显露出创造力，它本身也才能纠正一切错误的尝试。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其公共生活所以十分贫乏、令人难以忍受、十分僵化和十分无效， 就是因为它通过排斥民主而切断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活源泉(1905年2月 至1917年10月这一时期就是证明)。这虽然在性质上是指政治生活，但同样也适用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与政治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会成为少数知识分子在办公桌后边发号施令的事。

她对于列宁主义的指责:

如果我们接受的观点，以及如果害怕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想象对俄国党的危险莫过于列宁的组织计划。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官僚主义束缚更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受知识分子精英权欲的摆布了，从而使工人运动丧失活力和变成受中央委员会操纵的机械运动。 另一方面， 由于工人具有政治责任感和独立自主的信念，因而没有比无产阶级的独立革命行动更能有效地提供反对机会主义的阴谋和个人野心的保证了。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不久前出现的。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发展所处的政治环境是相当反常的。在这个国家，机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在不同于欧洲的其他国家的地区进行发展的社会主义活动质作的摸索和试验的副产品。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会看到，那种认为通过在党的幸程中写下某些话而不需要通过别的形式就能避免机会主义的主张是极其令人惊讶的。企图通过一纸空文来排除机会主义.这样一种尝试也许证明是极其有害的——不是对机会主义极其有害，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极其有害，使一个活的有机体停止正常跳动，那么，你也就削弱了它，削弱了它的反抗和战斗精神一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利于机会主义，而且也 (无疑更重要的是)不利于现存社会制度。所计划的手段将背离它应为之奋斗的目的。

【光从这段文字来说，列宁日后打压“工人反对派”以至于以禁止党内派系存在强行给党内不同派系的论争画句号的做法，卢森堡绝对不会赞成】

在列宁的为使大有希望和充满活力的工人运动不发生任何失误而确立全知全能的中央委员会的监护职能的急切愿望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同样的主观主义的种种病兆巳不止一次地愚弄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
指出这样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尊重人的“自我”已在俄国近代史上不得不经历几次奇妙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被俄国专制主义击溃，几乎化为灰烬的“自我”又转而诉诸革命行动来进行报复。它以谋反者委员会的形式和凭借不存在的人民的意志的名义登上了王位一类的宝座并宣称自己是全能的。但是，它的“对象”证明是更强大的。由于沙皇专制君主似乎是历史的“合法“代表,所以沙皇的皮鞭飞够懼武扬威。
我们迟早会看到更“合法的”历史的产儿——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将第一次使真正的“人民意志”的表达植根于俄国的土壤之中。
而还存在俄国革命的“自我”!由于这样运转毫不费力，所以它再一次宣称自己是历史上的全能的指导者——不过这一次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头衔来宣称的。
这个机智的善变者没有能够看到今天应成为指导者角色的唯一“主体”是工人阶级的集体“自我”。工人阶级衢要有在历史的辩证法中犯锴误和吸取教训的权利。
老实说，在历史上，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无疑要好得多。

这种情况下，卢森堡接手的红色德国就更加不可能是一党专政的形式，同时红色德国政权服膺于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及一国一党原则的第三国际做为其支部接受其统一指挥与领导的可能性也被锁死了(依照卢森堡的脾气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向苏俄政权低头的，她的红色德国跟苏俄结成同等地位的战友可能还可以)

卢森堡一再提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到来中间必须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做过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专政是用多数主义的形式利用民主对付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制度:

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像考茨基一样也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和考茨基一样都提出了“或者是专政，或者是民主”这样的问题。后者自然决意赞成“民主”，亦即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把民主与社令主义革命的选择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决意赞成与民主相对的专政，从而赞成少数人的专政，亦即赞成资产阶级式的专政。 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的两极，实际上二者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都相差甚远。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决不会听从考茨基的善良建议，如果其借口是“国家尚不成熟”，那么，这种建议就要放弃社会革命而致力于民主。如果无产阶级不口此而背叛自己、背叛国际和背叛革命的话，它也就不能听从这样的建议。它应当并且必须立即以最有力、最顽强和毫不犹豫的态度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实行专政，但只能是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的或者小集团的专政。 阶级的专政是指以民众的最积极、最不受限制的参与为基础的具有最广泛公共性的不受限制的民主形式。

……

“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的内核与其政治形式区分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漂亮外壳掩盖下的社会不平等和缺乏自由的严酷的本质——这样作不是为了放弃这种外壳而是为了提醒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这种外壳， 要通过夺取政权去创造一个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但不是完全消灭民主。
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只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立之后某个有希望的国家才开始的某种事业， 民主不是作为奉献给曾经在其间忠实地支持过少数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可敬的人们的圣诞礼物。 社会主义民主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而开始。社会主义的政党一取得政权就应实行民主。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个东西。

【实际上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著作中所偶尔提到过一两句的“先锋队”，至多就跟马克思所设定的一样，无非是革命的助产士与引领者，一旦革命结束，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在政治生活中有任何的“特殊性”可言，更不会实施以无产阶级之名的“训政”，可以想象，夺权之后的红罗莎日后会对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以及驱逐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做法会给予不断的指责(她实际真的相信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在民众代表制度下以民主手段夺权，她自己还说俄国无产阶级应该把政权移交给大多数选出的政府，根本无视当时俄国工人阶级处于少数地位以及布党当时的现实窘境)，并且反过来要反将列宁一军年年以柏林政府的名义拍发电报要求列宁兑现他的民主化承诺恢复正常的公共政治生活以及取消党的专政】

是的，专政!但是这个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在于消灭民主，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权利和经济关系进行有力的和坚决的打击。如果没有上述条件社会主义的变革就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个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借用阶级名义的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事业一也就是说，必须由群众的积极参与逐步形成的它必须置于群众的直接支配之下，从属于对全部公众活动的管理; 它应是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政治素养的产物。

结合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实践经验以及罗莎本人对于直接受民众支配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承诺，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势力不算太强大的斯巴达克团(德共)会主动选择与支持革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革命联合政府，哪怕相对于后两者孤单影只罗莎也会做出这个选项。

所以德国一旦革命成功实际上是不仅是利于革命赤化，而且也有助于促成苏俄的政治民主化以及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不服从莫斯科这边的强力指令以自己的独立路线去走适合自己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另外考虑到，由于红罗莎本人对于“民族主义”十分不感冒，所以列宁试图通过发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以拓展革命空间的做法必然会招致红罗莎这边的指责乃至阻碍，她会指责列宁这种做法损害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有助于延续资本统治机能。与列宁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相反，红罗莎支持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奥托鲍威尔主张的“文化自治”(不过鲍威尔自己也坦诚他也受不了红罗莎不能容忍一切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毕竟后者可是一个固执到连自己娘家波兰的独立诉求都要反对以至于列宁都指责她有偏向大俄罗斯主义危险的女人)，那么鲍威尔解决民族问题的配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请看:

……为所在国家的独立地位而战斗，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因为它把工人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正确的方针是在现存国家的机构中工作，为所有民族要求自由以建立它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一部给予每个民族发展自己文化的能力、在政治权力斗争中不一再强迫民族重新争夺和重新维护这一权利的宪法;一部使任何民族权力不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基础上的宪法一这是无产阶级在民族政策领域内所要求的....每个民族应该支配自己，并自由根据自己的资源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国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监督那些它所有的民族都共同具有的并且在国家与民族之间是中性的利益。这样,具有民族自治和自决就必然是多民族国家中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合乎宪法的目标。”(《民族问题》,第277 ~278页)

当时撰写《民族问题》的鲍威尔认为,在奥地利环境中最佳方针是为君主制中的一切种族群体的民族彻底自治、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民族机构的权力以及最大限度地缩小国家职能而战斗。在与雷纳的辩论中,他坚决主张民族原则不应当以领土为基础。在奥匈帝国中,有许多混合语言的地区和多种语言的异域，而来到城镇的移民和种种经济因素，由于民族疆域而引起持续不断的变化。所以，个人原则应当占主导地位,即每一个公民应该选择自己的民族身份。每一个民族应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拥有发展民族文化传授自己语言及各种机构的基金。民族自治体应是整个国家权威的基础。一般地讲,为了每一民族，独立的国家无疑会显示出一些优势,但是它赋予民族生活完全的自由，国家大的利益才会占据优势。也就是说原来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肌体与疆域会被继承下来，改组成一个由多个民族自治体组合而成的邦联/联邦制国家(这个也就是奥地利社民党人长期念念不忘的大奥地利合众国梦想)。可想而知，红罗莎不仅会竭力反对波兰独立，同时也会反对库恩贝拉的匈牙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转而要求这些地方的左派领袖们融入到一个合众国的框架内，这也就意味着红罗莎的红色德国恐怕会与隔壁的波兰社会党人以及匈牙利社会党(库恩贝拉麾下匈牙利共产党与社民党合并的统一的无产政党)、捷克斯洛伐克社民党与共产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