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关于俄罗斯（苏联、沙皇俄国）的冷知识？ 第1页

知乎平台对于苏俄内战的毒气研究目前大多只提了苏俄红军在俄国内战里多次使用毒气的事，但是对于一战沙俄和俄国内战里红军的毒气使用和武备情况究竟如何，以及俄国白军和协约国同盟国军队大规模的运用新式毒气武器的情况知乎上我尚未看到有人做出一个系统性的介绍，这里我简单的对这方面的冷知识做一个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毒物质（OM）从实验室里的学术产物使用迅速发展为工业化量产的大型危险武器。化学战的主要方法是用化学弹轰击和利用瓦斯罐发射氯气等毒气。在俄罗斯，自1916年以来就生产了化学炮弹外壳，并分为76毫米和152毫米弹（用当时的术语分别为3英寸和6英寸）。根据化学物质的类型，通常将它们分为窒息性，泪液性（包含基于氯的混合物），缓慢中毒（光气和氯化锡）和不久有毒（氢氰酸）等几大类。

由于俄罗斯帝国化学工业的疲软，窒息性药剂武器的主要生产集中在私营企业。结果，所产生的大多数毒气都是是窒息类的氯气，依靠提高含战场上空气的氯量进行杀伤。炮弹的很大一部分还提供了氢氰酸，由于氢氰酸在大气中的快速分散，因此在战斗条件下几乎不适用。气瓶分为E30级（可容纳30磅的液化气）和E70气瓶（最多70磅），E30级可用于短期发作的急性毒气启动。

根据1918年8月10日的主要炮兵总局（GAU）负责人的报告，在俄罗斯，莫斯科有27万枚化学炮弹，坦波夫（Tambov）有12.5万枚，在奥查科夫的令人感到窒息的化学武器仓库中，约有5.7万普特。 32726缸后来证明，该数据不包括许多仓库 。

内战升级期间，没有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信息，尽管完全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显然，只有在德国开始干预之后，化学武器才第一次成为红军的问题。

不断前进的德国军队带来了大量的化武设备，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的结果，这些同盟国军队相比旧帝俄军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技术，其中就包括军事化学。

例如，有信息说，德国人在基辅佩切尔西基区 (Pechers'kyi district)的一个仓库中，储存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毒气瓶和化学炮弹。

1918年6月，当基辅的炮兵仓库爆炸时，德国人担心会引爆这些毒瓦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戴着防毒面具在城市中漫步的原因，至于基辅当地的市民和乌克兰仆从军则处在缺乏防化设备防护的状态。在德军看来，这些斯拉夫人死多少那是无关紧要的，要怪只能怪他们的日耳曼小爸爸自不量力的和霍亨索伦家的亲戚开战。

在同盟国像俄罗斯腹地前进的过程中，德奥军队面对布尔什维克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活跃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予以对付这些威胁德国后方补给线的敌对武装，参与抵挡同盟国军队像俄罗斯腹地前进的苏俄红军保留了对1918年3月在兹伦卡 (Zlynka)交界处发生的德军使用化学武器袭击红军事件之一的描述：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如何将移动的营房留在森林中，然后开始前进，散布在铁路两侧的链条中……走了大约两公里后，我们遭到了炮弹的袭击。德军打的炮弹和以往不同罕见的不精确。德军向预定区域发射了化学弹。我们戴上防毒面具。在他们中前进变得更加困难。只有几枚炮弹降落在链条附近，迫使我们掉入雪中。这些炮弹炸开后会冒出一团深黄色的有毒烟雾。有时，炮弹会停止其刺耳的哨声，在没有到达地面的情况下释放瓦斯”

在红军武装中，防毒面具的出现随着同盟国毒气轰炸的升级并不令人意外。他们在俄罗斯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彼得格勒的“呼吸器”和“ 防毒面具”工厂，这些工厂于1918年进行了国有化和在产能恢复（由于军事工业的复员）。他们生存的防化设备储备足以容纳新的230支小型部队。在财产审核期间，米哈伊洛夫向托洛茨基报告了红军接受的沙俄军队的化武库存情况：

“一。有587,000个现成的防毒面具。

在莫斯科-350.000个

在彼得格勒-150.000个

在坦波夫-87.000个

另外，防毒面具零件很多，也有许多对毒气具有一定防护效果的防化服设备

在彼得格勒的500,000个口罩和200,000氧气罐，

莫斯科有700,000个口罩和600,000氧气罐“

其他仓库的数据尚在统计中。

毫不奇怪，在德国发动攻势之后，出现了恢复生产防毒面具以供应平民的问题。不久，军队开始要求防毒面具。在整个1918年，陆军定期获得防毒面具的供应。突然发现对它们的实际需求高于计划。一个例子是东部前线的补给规模：

-8月至9月的第3军总部和补给品防毒面具-15120件。

-9月23日向第5军提供防毒面具-10,000件。

-10月30日向第2军提供的防化设备等物资13,200个。

-11月11日向第1军提供了2万防化设备。

红军一线部队平均消耗量为30,000个。每月。但是，与计划相反，在1918年8月至11月，俄国红军一共大约发放了18万个防毒面具（每月45,000个），接下来的三个月可能需要同样的数量。同时，GAU只有260,000个，需求不断增加。1918年底，GAU提出了在莫斯科组织反毒气设备车间的问题。次年年初，车间开始工作，每天生产1000个防毒面具，按3000个计算。

这种需要是由于俄国红军在内战和外国干涉军的防卫战中面对以下事实引起的：“如果识别出发生毒瓦斯袭击的可能性，那么就应该为陆军配备防毒面具，无论是否在任何战线上实际发生了毒气袭击” 。因此，红军在几乎所有战线都配备了防毒面具。

现在很难说苏俄后勤部门当时向红军提供化学弹药的方式，GAU实际上没有集中对前线部队供应化武的计划，但有各种各样的临时派遣的生产活动。此外，据判断，前线部队积极使用了1918年撤离到后方的化学药剂生产设备，主要运往乌拉尔和伏尔加河地区。显然，这恰恰是以下事实的事实，即在内战中提及化学武器使用最多的是东线。已经在6月29日发生在村庄的小规模冲突中。在红白两军在珀科夫斯基（Pokrovskiy）的冲突中白军发现，红军所用的炮弹弹壳中充满了窒息性气体。有证据显示沃尔斯克附近的第4军火炮使用了窒息气体。根据白军的报道，红军为了反击白军的化学武器袭击在进村时于8月28日发射了化学弹。

白军流亡者的回忆录包含对1918年9月6日发生的红军化武袭击的有趣描述：

“经过普里沃斯卡娅（Privolskaya）火车站的白军步兵继续向城市前进，我们的两门火炮在一个大的空地中占据了不远的位置。我们一有时间环顾四周，在靠近该地点的位置和越来越近的位置，炮弹开始爆炸，但其中有些可疑。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炮击。没有那种通常的爆炸，碎片和泥土的柱子总是从上面爆炸。这些撞击地面的东西以某种方式特别轻柔地破裂，并释放出相当大的淡黄色烟团，这些烟团在风的推动下迅速沿着地面爬行，散发出刺鼻的难闻的气味。一群红军站在城市附近的某个地方，也许希望祝贺他们的胜利，他们发射了化学弹，对此我们没有做任何准备。炮弹非常整齐地放下，这表明红军炮兵可以从其观察哨完美地看到我们的枪支。爆炸的炮弹发出的氯气气味立即引起了我们上级的注意，使他们紧急下达了疏散和准备防毒面具的命令

反过来，俄国白军在1918年6月的上乌拉尔斯克 (Verkhneuralsk)防御中使用了毒瓦斯。根据白军方面的记录，在乌拉尔斯克 (Verkhneuralsk)和别洛列茨克 (Beloretsk)附近的战斗中，他们总共像红军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村庄发射了1232枚芥子气炮弹，439枚化学榴弹和684枚氯气弹。俄国白军认为化武是对付红军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内战中也像英国等同盟国大规模的请求毒气武器的援助。

其他方面的示例较少，例如，在1918年6月上旬，一个水兵支队派往罗斯托夫，向叛乱的哥萨克村庄和哥萨克民兵开火。“因此，如报告所述，在马秋申斯基和鲁比希诺耶的农场上，他们为了压制敌军的火炮和机枪使用了化学弹药，因为找不到敌人的火力点。”关于俄国内战文献中包含拉脱维亚炮兵大队第1营第1连长的详细报告，内容涉及1918年11月24日至28日在新霍皮奥尔斯克附近的敌对行动。用弹片和化学弹壳交替射击（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这样做是为了掩盖毒气的杀伤作用），炮弹将哥萨克骑兵队形打散，并以同样的方式对方的炮队。

在奥雷尔-克罗米战役：“在10月24日的14:00，敌人……向第4拉脱维亚军团的阵地集中了重型火炮。在一个小时内，他所在第4团发射了380枚炮弹，包括16枚化学炮弹“”。俄国红军对这些化学武器袭击进行了相应反击“一连串的红军向我们的排打了瓦斯弹。但是，粉红色的烟雾云在霜冻的空气中迅速融化，并没有伤害我们。

在1918年8月30日的苏俄执行公告中提到白军报导：“他们有足够的化学弹药。每门大炮有100件毒气武器。9月16日，红军在耶戈尔奇诺附近夺取了一些白军的化武设备：“这些武资包括9挺机枪，360件大衣，一个爆炸装置和一个装有化学炮弹的盒子”。

红军化学专家皮丘戈夫的回忆录中给出了此类化学攻击之一的非常奇怪的例子。值得整体引用，特别是因为它也是回忆录中最详细的描述之一：

“第二天早晨，黎明破晓，白军再次开始炮击。但是这次炮击行动有些迟钝，断断续续，炮弹不是落在前线阵地中，而是落在位于森林的我军指挥部后面。炮击的烟雾的颜色和一般的炮弹不一样。
-皮丘戈夫同志！你闻到樱桃的味道吗？-来自圣彼得堡的电话接线员这样问我。
我说：“五月的樱桃树盛开，现在是九月。”我不着迷于为什么现在有樱桃香的问题，而是忙于分析从旅总部收到的运营报告。皮特尔斯基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伴侣，离开了该团总部所在地的小屋，前往炮弹最近爆炸的地方。不久他返回，说在敌人炮弹的爆炸后闻到了樱桃的香气。过了一会儿，他变得恶心呕吐。
-让你嗅！-一个朋友对他发牢骚。
营长卡里宁立即打了个电话，宣誓要开枪，说白军正在用有毒的炮弹对我们射击，营中的几个人已经中毒了。跟随他的是，营长2科索罗托夫也报告了同样的情况。我们根本没有防毒面具，白军使用化学武器使我们感到惊讶，坦率地说，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防化设备在什么地方？附近的后部没有合适的给毒气受害者治疗的医院。我打电话给加里宁与他协商。
-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问。
废话！他大喊。-弄湿你的盖鞋巾，毛巾和手帕。你的防毒面具是干什么用的？还不快戴上。
“该死，我没想到。”我高兴地喊道。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我们的部队还用纱布绷带代替了防毒面具并保护了我们免受某些毒气的伤害。我立即指示所有部队报告第一营的经验。
由于加里宁营的老战士们的推测和及时采取的措施，有毒物质造成的损失很小，但仍有大约二十人中毒”。

第二年，双方的“化学战”仍在继续。尚不清楚白军是否使用了他们的化学弹药，或者当第三军于年底在彼尔姆附近被击败时红军是否获得了白军化学弹药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在1月至2月，苏俄的报告指出白军在彼尔姆方向上不断使用化学弹药。例如，2月23日的红军运营报告说：“奥萨省东北敌人在面对我军步兵的进攻中使用窒息性的瓦斯。” 而在6月19日，在彼尔姆方向的战斗中，红军甚至从白军手中夺走了十个毒气气瓶。

苏俄红军也是如此。4月1日，位于格拉佐夫斯基方向的红军向“萨姆科沃”村发射了“会引起窒息的化学炮弹。西伯利亚军队的摘要还报告了5月25日发生的炮击有带有化学炸弹的部队参与。显然，这些显然不是孤立的案例。

在前线的其他部门，没有注意到类似的情况，这显然是由于化学弹药的短缺。众所周知，在1919年6月，邓尼金将军指挥的西部白军部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化学武器，这些武器后面被弗南格尔将军继承并且继续在和苏俄红军的作战中使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卡钦（Mikhail Vasilyevich Khanzhin）将军指挥的西部白军军队（他当时主要控制西伯利亚乌拉尔一带)只有378个单位有化学弹药，他们配备了3484个含氢氰酸的炮弹和195个芥子气炮弹。显然，红军也是如此。的确，自1919年以来，化学炮弹就开始落入炮兵单位的弹药人员手中。贝利雅科夫（A.V. Belyakov）的回忆录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莫斯科的军事学课程上学习了化学工程学之后，他被分配到第25师，并在4月的反攻中到达了那里：

“ ...他们在总部将我指派到防毒面具防御负责人的位置。在该部门中，没有人希望听到有关气体和防毒面具的信息：人们认为不太可能使用气体。但是，我立即申请了化学炮弹，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我的农场”。

但是，其他军队的支出显然很低。在1919年的第5军全体中，大约存储了2000枚化学弹。根据1919年7月23日前线火炮补给官的报告，在第5军的每月上半月，仅用了46枚化学炮弹。可以看出，一般而言，要使用毒气的机会微乎其微。

但是，每条规则都有一个例外，北线是唯一真正大规模使用使化学武器的战场。这是由于协约国部队参加了武装斗争。协约国干涉军计划中对北线的赌注非常高，这导致一个事实，他们在这里使用了大战的几乎全部武器库：毒气，步枪榴弹，地雷，航空武器，坦克等。此外，白军方通讯薄弱导致协约国干涉军和白军面对红军会经常使用毒瓦斯清洗布尔什维克的火力点。国内外许多文献资料表明，在协约国和白军对红军的压制作战中“有毒气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春天，英国的毒气开始出现在俄国的战场上，协约国开始给与白军大量的化学武器援助。在红军第6军总部的摘要中，指出“ ...（8月27日，有一个案例，敌方使用了带有窒息性气体的炮弹”]。显然，这些炮弹是由英国炮舰向北德维纳发射的，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这些炮弹中有化学炮弹。据协约国盟军司令艾恩赛德将军说，前线有足够的6英寸化学炮弹提供给他们的俄罗斯同盟军使用，这种口径的化学炮弹合适安装在海军的炮舰上发射。

从1919年春夏开始，英国向白军前线部队的装备供应急剧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北线。像俄罗斯白军偿还从俄罗斯撤离的英军留下的的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武器里包括了各种化学弹药。

但是，协约国对他们的俄罗斯盟友提供化学武器存在一个困难-社会上的负面反应。在俄罗斯不可能掩盖使用毒气这一事实，特别是在协约国广泛指控德国人使用“致命气体”之后，1919年1月至2月，英国认真考虑了与战争结束有关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

出乎协约国当局预料的是，布尔什维克主动像国际社会提供了英国方面扩大在俄国的毒气弹运用情报，以在舆论上对协约国各政府施加压力。在1919年2月上旬，苏俄红军北方前线的第6军独立司令官的桌子上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萨莫伊洛 (Alexander Samoylo)将军对采访的国内外媒体记者做了这样的控诉。

“ 1919年1月20日...。我们的军队在卡拉盖斯科（Karagayskoe）展开攻势，但是，在协约国和白军部队用令人窒息的炮弹发射后，我们的部队遭受了很大损失，退回到了乌斯特·勒斯瓦（Ust-Lysva）...

1919年2月8日...。在乡村地区。位于罗兹德斯特文斯科（Rozhdestvenskoe）以东12英里的埃文斯科（Evinskoe）我们的部队击退了敌人屡次进攻。第三旅的一部分，在Kalinyata战斗时在白天被敌人的化学炮弹击中了几次……”。

面对协约国干涉军和白军武装的化学武器攻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萨莫伊洛将军在2月14日向军队发送了一封通函，指示：“鉴于敌人屡屡在其他战线上使用装有窒息性气体的炮弹，司令官命令再次确认在我们的战线上使用它们的可能性” 。这个命令确实执行了。根据红军的文件，第18师的单位从1919年1月13日至30日释放了50件3英寸化学弹丸，在1919年3月9日的维斯塔夫卡村战斗中和3月27日在马克西莫夫斯卡亚村，科尼格斯瓦尔德的战斗里红军的化学炮弹分别发射了26枚，24枚和2枚，用于压制俄国白军和协约国军队。

英国方面给出了正式的回应。在19年春天，在下议院开始了有关向英国在俄罗斯北方的驻军派发毒气弹药的激烈讨论。在俄国使用化武的支持者之一，资深毒气爱好者丘吉尔在五月中旬表示：

“由于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北部战线使用了有毒气体，因此我们正在准备用相同的武器对付它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我们的英勇部队免受苏维埃军队的不人道待遇” 。

丘吉尔本人于5月29日告诉下议院的议员们“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他们使用有毒气体，我们就必须反对对他们使用有毒气体……这是完全合理和允许的事情-我们应该对他们使用更强大的有毒气体” 。

实际上，英国军队“准备响应丘吉尔发言”的时间要早得多。1月27日，伦敦已经收到吉尔摩少校未经证实和证实的各种信息，称“布尔什维克正在使用化学弹丸”。这立即被用作扩大在俄国化武进攻规模的借口。1919年2月7日，丘吉尔在其通函中规定“像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支持的的俄罗斯部队全面提供化学弹丸” 。随着三月底航行的开放，发送化学设备成为可能。4月4日，皇家炮兵司令德拉格特少校的炮兵部队分配到了化学弹药。英军装备的轻型18磅重的加农炮队在俄国前线分配到了-200发毒气炮弹，60磅重的炮队-分配100到500毒气炮弹，具体数量视地区战况而定，部署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在俄国前线的英国干涉军装备的4.5英寸的榴弹炮队分配到了300发毒气弹， 6英寸的榴弹炮队分配到了700件化学武器弹药。

结果，在北线，英国远征军使用化学弹药轰炸红军约有50次。让我们简要地仅举几个例子。

使用化学轰炸的首批行动之一是6月1日至3日英军在北线战场发动的进攻，当时协约国干涉军试图占领特鲁法诺瓦亚·戈拉地区。英军的炮击准备从1号或2号开始。英国炮兵用6英寸和18磅炮对Ust-Poga村庄进行炮击，炮击历时一天半。英军在这段时间发射的弹药数量如下：

3 dm-672榴弹242发，

6 dm-916毒气弹，

18磅-榴弹994发，256枚毒气弹和100枚燃烧弹。

英军主动发起的毒气炮击并没有帮助击退英国的敌人-相反，干涉军不得不撤退。尤其重要的是，苏俄第160军团完全配备了防毒面具。

在英国撤离结束后的9月最后一场战斗中，使用瓦斯弹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进攻申克尔地区的红军第6军的报告中报告：

“我们在9月1日战斗的第160团中损失了……5名指挥官，28名士兵，受伤军官5人，另外有50名士兵受伤，9月3日，敌人向我们左岸的前哨基地发射了炮弹，发射了200枚化学炮弹……”

使用气体的最大规模案例发生在北德文斯克,的8月战役和9月的铁路战线上。例如，红军第155军团在叶梅特斯站附近遭遇了协约国和白军方面的毒气攻击“ 8月27日凌晨5点，敌人在两小时内发射了2000枚装有窒息气体的化学弹壳……给红军炮兵连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反过来，红军装甲列车也积极使用化学弹药压制白军和协约国军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军8月10日在斯卢德卡和利波维采村庄附近的北德维纳的战役。一些红军士兵因为协约国方面的毒气中毒，战争结束后，还有英国人成为芥子气的受害者。据英国一家军事杂志报道，那天，两门18磅重的大炮向红军阵地发射了600枚芥子气弹药，然后从4.5英寸榴弹炮发射了240枚“光气”弹（根据红军中毒的症状来判断）。

有趣的是，在北方战线，英国方面在毒气上使用了准备用在下一次大战的技术。3月中旬，艾恩赛德（Ironside）在化学家希奇上尉（D.Hitching）的建议下，建议将一门或两门装有新式毒气弹药的4英寸斯托克斯迫击炮分配给他。两周后，丘吉尔回应说这些武器需要谨慎使用，一个由24名专家组成的团队像在俄国的英国军队提供了一种新开发的毒气亚当氏毒气。这种毒气以气溶胶的形式释放砷，刺激鼻咽，连俄军装备的防毒面具也无法抵挡这种毒气。

“……丘吉尔犹豫了……但不是因为他对使用可怕的化学武器的前景感到恐惧。而是担心这种武器的秘密会被其他同盟国或者苏俄红军方面知道。“您确定这种武器要在俄国用么”他问哈灵顿， 哈灵顿回答说，来自战争部的毒气专家赞成在俄罗斯北部使用这种气体“ 。

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陆军部警告艾恩赛德：“这是一项最高机密的发明，但肯定会在应用后保密性立即消失。因此应该尽量在有特殊需要时使用。” 6月，亚当氏瓦斯陆续由英国海军运输的抵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据英国方面估计，训练有素的英国航空队和陆军可以像投手榴弹一样投掷“亚当氏毒气弹”，每前线一英里要投掷15-20 000枚。然而，在测试过程中，化学专家托马斯·戴维斯少校发现该武器在森林地区无效。因此排除了亚当氏瓦斯袭击的广泛使用。英国使用了长期的气体脱壳工艺来产生稳定的毒性浓度。并应用在航空炸弹的制造上：

“……艾恩塞德（Ironside）在日记中的多个地方都注意到他的部队使用了毒气；他对这种战斗力并不满意，因为，除非有顺风，否则只有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气体才能在敌人的前线后面使用。”

英国技术人员在老式的毒气弹的“M装置”中增加了稳定器和保险丝。总共制造了约1500枚这种炸弹，不久它们就开始在前线成功使用。在8月至9月期间，至少有10例英国人用亚当氏毒气袭击红军的案例。这些毒气在9月的红军失败中发挥了作用。艾恩塞德的继任者劳林森将军赞扬了亚当氏毒气，这使整个红军进攻部队都得以在英国人面前溃败：

“新的毒气使布尔什维克暂时无法抵抗，由在医院的敌军数量判断；敌军无力在对我军发起新攻势……这些行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新的毒气。它被广泛地用于从飞机上投下炸弹，我们对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城镇，以后敌方重要军事设施和部队的轰炸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英军离开俄国北方战线后，北方白军覆灭的命运被确定下来。尽管如此，它一直抵抗红军持续到1920年2月，在红军进攻的压力下它崩溃了。在白军被红军彻底歼灭前的最后一个期间，尽管使用率较低，但白军仍继续使用毒气弹攻击红军。例如，1920年1月21日，白军第6军在前线摩尔曼斯克地区的行动报告中报告说：在利兹马，白军一天发射了60枚化学弹丸” 。这些毒气后来被红军缴获。

在西北方面，毒气的使用也很频繁。首先，这涉及1919年在拉脱维亚的德国军队。拉脱维亚军事行动战场的性质，德国军队的战斗经验和大量现代武器也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拉脱维亚前线的战争部分重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特征。这也适用于德国人提供的化学弹药。这不仅与旧库存有关，尽管有禁令，但它们在德国的生产从未完全停止。根据1919年4月一名德国工人的证词，他的工厂继续生产化学武器和相关护具，这些武器包括毒气航空炸弹，毒气炮弹和防毒面具。

显然，第一次重大化学轰炸是由德国人于4月12日在拉脱维亚叶尔加瓦 (Jelgava)附近进行的。他们的装甲列车像苏俄红军第2拉脱维亚师的第3旅发射了300多枚装有光气的炮弹。结果，那里的红军因为毒气袭击蒙受了损失，但总的来说袭击是不成功的-红军配备了防毒面具，而且，潮湿的天气也阻止了他们发展更大的作用。在一月的Mitava行动中，数以万计的化学弹药被白军使用了10天，导致1,019人伤亡。

毒气炮击并非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苏维埃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致驻拉脱维亚德军司令的可怕的讲话。

德军在米塔瓦附近，向我们的部队发射了300枚化学弹。据报道，根据您的命令，有500名党员被逮捕为人质，遭到逮捕的威胁，其中包括200名妇女和儿童。4月13日（星期日），德军的飞机用机枪向里加的一个和平葬礼队伍开火，其参与者受伤严重。德国司令部的暴行已让我们的群众不堪重负，我们的群众也要求对你们在当地代表采取镇压措施，并要求我们使用化学武器。我非常困难地设法中止了这些要求的执行，但是我被迫通知德国当局，在你们的飞机在里加上空的下一次空袭时，我们将采取行动对付你们的化学炸弹和您的部队的其他暴行。在德国司令部改变其策略之前，没有任何谈判的话题。如果从飞机上的轰炸是违反贵军司令的意愿，那么我们要求贵军惩罚袭击平民的肇事者。

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主席Stuchka。

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对德军的威胁没有作用。两天后，同一家报纸写道：“白军继续使用有毒气体。他们再次向我们所在地发射了约50枚化学弹丸” 。

随后，帕维尔.贝尔蒙特-阿瓦洛夫将军（P. Bermondt-Avalov）的军队在历时一个月的里加（Riga）包围中反复使用了德国化学弹。一位目击者写道：

“在掉落了此类炮弹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黑烟，毒死了街头的人和马。在这些炮弹爆炸的地方，人行道的石头和房屋的墙壁都涂有浅绿色的油漆，为了防止化学污染继续伤害健康的人。很难确切地说出在整个里加轰炸期间有多少人被气体杀害，受伤和中毒，但无论如何，化学武器炮击的受害者人数至少有数百人” 。

但是，有关里加遇难者的官方消息要小得多：

“……到目前为止，有45名男子，19名妇女和10名儿童遭受了里加白军的毒气炸弹袭击。死者为16名男子，4名妇女和6名儿童。” 。

尤登尼奇(NikolayN. Yudenich)的西北白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人提供物资，这些武器里装有一定数量的化学炮弹和防毒面具。到1919年夏，英国开始交付毒气弹给西北白军。8月7日，这些武器和设备运抵法国的“ Joisin”号货船上，其中有1万个防毒面具，16门榴弹炮，16门速射炮，6000枚炮弹等。结果，大约从9月底开始，这些武装最终被白军运走， SZA开始大量接受防毒面具，弹药中包括毒气弹。可以肯定地说，在战争中它们已被白军使用了不止一次。在苏维埃摘要和白军回忆录中可以定期找到有关此问题的信息。

1920年攻入乌克兰的波兰人对毒气的大规模使用使红军部队感到“惊讶”，布琼尼在谈到1920年7月26日他和波兰军队对决的骑兵战役时，他提到第14骑兵师的几名骑兵被波兰人发射的毒气弹毒死，并且对红军总司令部和新闻媒体控诉了敌人使用野蛮战争手段的情况，防毒面具因此立即被从苏俄后方运送到和波兰军队交战的第一线。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总的来说，在1919年，毒气被白军和协约国大量运用仅是与协约国对俄国内战干预措施密切相关的区域中的一个严重因素，但是在军事方面，它们的作用在战略层面的表现和实际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白军和协约国同盟国的毒气运用主要在造成平民伤亡等道德层面产生了不利的国际舆论，并在打击红军部队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心理战和战术杀伤作用。

与丘吉尔等协约国高层对化学武器的热衷态度相反，正好在1919年初，应人民土地委员会的要求，苏俄科学院开始研究用化学毒剂作为杀虫剂来对抗农业害虫的可能性，红军最高军事机构开始讨论在新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以及为和平目的使用化学药剂的便利性。1919年5月8日，RVSR F.V.野战总部的负责人 科斯捷耶夫告诉RVSR事务部，“只有在战事性质的军事行动（卡累利阿地峡）的前沿地区，才有可能释放气体……”，因此他认为“大约2万普特”的气体就足够了。苏俄红军对化学武器的使用进行了约束：

“ ...为了积极使用毒气弹袭击，必须同时观察到如此多的最多样化的准备条件，而结合战争的机动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出于相同的考虑，全俄红军总部无需为积极使用化学手段而组建化学军事单位……” 。

关于使用化学弹药的问题，6月17日，苏俄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关于使用令人窒息的药物武器的部门间会议，该会议由政治局，总参谋部和GAU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决定：

“使用化学弹丸射击很有可能。考虑到过去战争的经验，当前战争的性质以及过去两个月内化学弹丸的消费，委员会认为，化学弹丸的可用库存将至少持续一年，甚至可能更多……我们将不再生产这些新的化学弹药”。

俄国内战期间红白双方都曾使用化学武器，就像其他任何技术武器一样。但是，就像任何技术一样，它的应用也很有限-俄国内战的特征是军事艺术很多时候在战场上会退化到拿破仑战争的程度。它们的特点是红白两军常以密集队形发动攻击，近距离射击，火力密度低，骑兵作用大，人员素质下降等。军工行业也是如此-红军白军经常使一战甚至日俄战争留下来的老式的火炮，装甲列车用沙袋做“装甲”，空中炸弹是由手榴弹和炮弹等制成的。化学武器未能逃脱它们的共同命运。炮兵火力的下降对他产生了不利影响。

此外，有许多例子说明内战期间各方军队如何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使用化学弹药结果没有发出太大的效果，俄罗斯的毒气弹，比外国的毒气性能更弱。种种因素导致在俄国内战中毒气很难发挥战略作用，特别是北线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从心理上来说，一个人相比子弹更怕死于毒气。佩雷科普（Perekop）战役的红军参与者回忆说：

“然后，弗兰格尔的军队开始用窒息性毒气炮弹。尽管风将气体带到一边，它们在浓烟中散布在水上并融化，没有人中毒，但我们比起最重的弹丸更担心它们。

尽管如此，毒气武器对部队产生了巨大的道德影响，内战结束后各方都认为它是“残酷”和“可怕”的，其中有很多例子。苏俄媒体谈论德国对乌克兰的占领，声称德国人正在将抵抗农民赶到棚子里，向棚子里投掷毒气。在坦波夫红军压制安东偌夫绿军的作战中红军几次不成功的小规模毒气运用更是被一些发达国家传媒以偏概全的归咎于苏俄红军的道德问题上，但实际上毒气在俄国内战中是参战各方都比较常用的战术武器，白军，同盟国乃至协约国军队针对布尔什维克发起的毒气攻势要远比红军在坦波夫运用的不成功的毒气武器攻势技术先进和规模大。它们对苏俄红军部队和俄国平民造成了非常大的伤亡和损失，某些西方国家和白俄沙皇救世主派的御用文人单方面的从道德层面上指责红军使用化武而无视白军和协约国同盟国侵略军对苏俄大量运用化武的史实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喜爱为自己颁发勋章与各种荣誉、奖项闻名。

根据统计，勃总先后获得苏联勋赏41枚，外国勋赏81枚，各类奖金章7枚，元帅星、大将星各一，外加党龄50周年证章一枚，以及奖励武器和荣誉武器各一件。

除5枚勋章、7项奖章和他的少将军衔是他在卫国战争期间老老实实靠奋勇杀敌正常获得之外……

其他大部分勋赏都是“自己发给自己”型的。

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元老，革命家莫洛托夫实在看不惯勃列日涅夫的作为，于是自己编了个苏联笑话：“勃列日涅夫的新画像里，勋章多的没地方挂，只好掖到胳肢窝底下……”

但勃列日涅夫不仅喜欢给自己发勋章，也喜欢给别人发勋章，在他治下的苏联掀起了设立和授予勋赏的狂潮。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不仅给自己发了一堆勋章，俄国历史上总颁发量120万的苏联劳动红旗勋章仅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授予了60万枚以上。

“劳动红旗勋章”，对标军人和军事有功者的“红旗勋章”。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20年12月28日创立，1928年苏联将各共和国劳动红旗统合为“苏联劳动红旗勋章”统一颁发。
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特殊的忘我精神和主动精神、热爱劳动和组织性强的个人和劳动者班组。

总颁发量为158万的苏联“荣誉勋章”更是直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授予了超过100万枚.......

荣誉勋章是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5年11月25日命令设立的。
可授予：
创造生产达到高指标
在科研和文体活动中取得突出成就
技术上有发明创造
以及在提高苏军战斗力和加强苏联国防方面有功的个人或集体。

其实在和平年代，许多劳动建设者和普通军人们（以及后来的苏联勋章收藏者）能够得到几枚苏联勋章奖章，还真得要感谢勃列日涅夫爱好勋章时——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共产主义精神

附苏联笑话一则：

勃列日涅夫在看苏联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时，他的护士（或是女仆？）在一旁说，剧中打入纳粹大脑与心脏的苏联王牌侦查员（苏联对己方间谍的称呼）伊萨耶夫/施季里茨是有原型的，现在他还活着，只是其功勋被人遗忘了。

这一下可算是触动了勃列日涅夫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

他马上让人去了解伊萨耶夫（施季里茨）的近况，如住在哪里，现在干什么等等。

警卫说，不用去了解，没有这个人，那是电视剧塑造的艺术形象。

可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放心，又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本来是想给这个伊萨耶夫-施季里茨颁发勋章的。

可一个虚构的“纸片人”怎么接受无上的“苏联英雄”荣誉？

可勃列日涅夫一拍脑袋来了聪明劲儿，他把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授予平民工作者的“苏联英雄”）和“列宁勋章”授给了扮演伊萨耶夫的演员——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

不过笑话归笑话，伊萨耶夫/施季里茨的原型“千面人”阿贝尔上校1962年和被苏军击落的美国U-2飞行员鲍尔斯交换回苏联后，被授予苏联英雄勋章——而给他颁发金星勋章的正是当时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名义国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

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三位主要成员的生卒年如下：

马林科夫（1902-1988）

莫洛托夫（1890-1986）

卡冈诺维奇（1893-1991）

这三位可都是被赫鲁晓夫打倒的，苏联领导人真应该向反党集团努力学习如何强身健体，特别是那个没活到70周岁生日的安德罗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