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上海纺织业登峰造极的时候,61家纺织厂共雇佣11万名工人,其中女工占76% 。有包身工,必然有强制别人当包身工的。这类人原本也在工厂里挣日子,但时间久了,发现去乡下以招工的形式拐骗女子打包卖给工厂,比自己拼命干活轻松多了。上海招工代理人买人、骗人的地方有五处:扬州、泰州、泰兴、嵊县、新昌。这些地方穷得要命,但也不算最穷。而乡下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认知单纯,就被代理买断或骗走,一大批、一大批地送往血汗工厂劳作。
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些代理拐卖妇女和儿童,所去之地点,刚好与青帮分布地点相同。在上海控制着绑架、诈骗、拐卖、勒索等行当的青帮头子顾竹轩本人就是苏北人。包身工不能外出,住宿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每人每月要交四五块银元当住宿费,门口由地痞把守,妄逃者打个半死。(《解放前上海的包身工制度》美国·韩起澜)
很多人一听说“青帮头子”几个字,便肃然起敬,仿佛他们是才情两全的社会人,盗亦有道的爱国者。呸。包身工制度,往往同黑社会密不可分,以前是“招工代理”的青帮分子,现在是什么,可想而知。
现在的“童工”是怎么来的呢?全国著名的服装城,各类服饰企业一千多家,年产值一百三十亿。资本是逐利的,富庶省份的工人一月得给三千块,不愿意出怎么办?就去贫困乡下招,可是一月依然需要两千多。最好光干活,少要钱,不要钱的最好。那就是孩子了。孩子们起初被骗,这是代理招工的惯用伎俩。进厂后就和一开始保证的不一样,从事繁复、辛苦的劳作,为工厂老板创造最大的价值。
创造价值的儿童,理应获得相应报酬,这才叫“童工”。可他们呢?月薪一千露头,常常被克扣,孩子往往还要面临殴打,基础计件随意加码,干不完还倒扣钱,中途不可退出,不到年底不给结。老板压着手机、身份证、银行卡,想走没门,除了管饭,你一分钱没有。没节假日,没保险,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只要不听话,肯定挨打,打完一顿干活快得很!”
这他妈根本就不是“童工”,而是“童奴”。
1.为什么受强制的是童工,而不是成年女工?
和旧社会不一样,女人已经可以出门并上学。女子成年以后,完全能找到较好的工作并有独立自主之意识。这时候,拐卖成年妇女来做苦力已经不可能,而又不能不用,因此只会挑选最廉价的女工以及基本不要钱的童奴,才好控制成本。
2.为什么童工有学不上?
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派认为的那样不同,赞同“学习没什么用”的农村儿童和少年属于少数,多数人还是想上学的。真正令农村孩子不上学的原因是,他们往往没学可上。
3.
知乎首答!
我是一个战斗在中西部扶贫第一线的第一书记!
首先,我要说的是童工必然违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也希望让那些只在城市长大的人权斗士,明白能吃饱能穿暖才是人活着的最大的尊严,否则他们过得还不如那车被拦的狗!
其次,肯定有人说这些孩子应该去上学!但我所在的扶贫村几乎没人去能够读到大学,今年唯一一个考大学的孩子和我说他的同龄人基本都是初中后就辍学打工了!原因大致为,投入太高,家庭无法长期坚持!贫困县教育水平差,也考不上好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相比那些初中就出去打工的孩子能自己挣钱,灯红酒绿,每天憋在小县城,上着无望的课的自己简直是太没本事了!
最后,在大规模城镇化,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每天看着湖南台长大的孩子,肯定有艳羡城市生活,努力脱离农村土地生产,想让自己让父母过得更好的想法!!
童工只是个表现形式!除去打击非法雇佣童工,更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童工本生的生活选择!
暂时想到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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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用么?肯定有用,在知乎硕士遍地走,本科不如狗,月入过万只是起步价!可是不可能整个社会都是精英,在华尔街辉煌的同时,底层是大量移民和红脖子大叔在支撑社会运作。
相比城市的孩子,村里的孩子的梦想很简单,只求进城有份安稳的工作,吃饱穿暖,玩个好手机,一年攒上两三万,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生活了。至于苦和累,在城市怎么都比在家修地球强!
我们国家2016年的脱贫线是人均纯收入2850元,但我所在的村人均耕地少,天气干燥,粮食产量低,全村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健康还好,一旦有病了,整个家庭就全完了!
另外说上学,评论区有人说我是读书无用论,说一个学生靠国家也能上的起大学!首先,上学的目的是为了进入更好的阶层,我这里接触的大多数大学生都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他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直接回家,反而是读书无用论最好的现实反应!其次,说到钱,国家对小学和初中推行雨露计划,每人补贴一千,你觉得够么!上学对一个家庭是特别承重的负担!吃饭,学费,路费,书费,补课费,样样都是钱!况且农村孩子起点很低,没电脑,没幼教,父母也认为读书没啥意思。。。孩子在这种环境中天生不想上学,即使上到高中,也面临家庭优渥的孩子的强烈竞争!
解决这些只能靠工业化,把农村的人口全部变成产业工人。孩子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用脚投票,逃离贫困
这是我今天家访的现场照!各位可以感受下!
—————二次更新—————
@周明同志说的对错先不论,起码提出了一种他觉得可行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他的党性担当!你们除了给他扣帽子,划路线,有啥实际的解决方法么?你们说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其实这最简单了,猪脑子都能当了公务员!可这事就是在当下的治理框架,法律框架内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你们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请告诉我,怎么才对!
@ATE柏林墙以东———————第三次更新—————我们一直在努力!不要总说法律如何!法律是总归要需要人来执行的!知乎的精英么知道农村人为什么要生男孩么?因为在农村要靠拳头说话!为什么你们生下来就可以直接享受城市的文明?而这些人则要守在穷山沟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在努力,我们要严格执行法律,我们要依靠政府的执行力,但我们也要熟悉社会的现状,也要了解民众的想法,了解中国的基层,那才是左右中国未来的力量,否则,你们都是白左精英,空谈误国!文明世界有文明的法则,穷地方有穷地方的套路。这是我们办的小手工厂,很多人为每个月能多挣五百而欢呼雀跃,包括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奶奶!
知乎跟我国底层的差异,大概等同于希婆支持者和川普支持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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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离开人民群众真的太久了。童工在知乎简直是罪恶滔天,泯灭人性,但在普通农村实在太正常不过了。
农村教育资源缺乏,受教育意识不足,或经济原因,或学生压根厌学,每年辍学的初中小学生真不少,混到能见人了就会去打工,广东,江浙就是大方向。她们或者学打衣服,或者跟着做服务员之类的底层工作,男的基本是工地上去,学木工电工,装修,扎钢筋等等。
因为国家保护未成年人,所以最近几年查的实在厉害,所以很多都回老家了,你们以为他们会谢谢国家?错了,他们会骂国家搞的他们赚不了钱,因为他们回老家什么也干不了,读书读不了了,下地太累,每天就混日子混到成年。
记得以前公路旁边都是“少生孩子多种树”,“优生优育”,“家电下乡优惠购”,现在的都换成了“抵制非法集资”,“远离毒品”,你们猜猜吸毒的是哪些人??就是那群混着没事干的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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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保护未成年人是对的,但是一味的赶回家什么用都没有,知乎上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知道读书的好,但是有的人真的不是读书的料,硬是塞学校反而是个祸害,乡镇老师的工资就一千多,也不能指望他们多负责什么的,上次回学校看,当年教我们的年轻老师都另谋出路去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刷经验的和上了年纪的。
这群老师的最大外快是什么?初三把成绩差的人送去职高,拿提成,不让中考,呵呵,找教育局?他们甚至不知道教育局是什么。
这就是现状。
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师生都泣不成声。记得我满怀恐惧地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
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
不过它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杨澜
杨澜这段话实在是太好了,正适合还给今天:
(资本主义的)洗脑和催眠有多强大,(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就有多脆弱。
治理贫困?惩处贪腐?官商勾结?
这个问题的回答只需要一句老话: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就贴个图。
我已经不能直视一些人的回答了。
冷酷到骨子里。还说是自愿的。
同志们,要下乡啊,接受再教育啊。什么再教育?我看就是让你们也吃吃苦,没办法了就只能当童工,看你们还怎么说出这样轻松的话来。
真是厉害了。
知乎的现在随着左派增多,风气也有了点转向。可你讲马克思,讲毛泽东,讲资本论,讲剥削,有什么用啊?能在知乎上发言的,肯定都不是无产阶级吧?
怜悯,慈悲。然后呢?
资本吃人,人吃人,触目惊心,然后呢?
甚至说你这是夺他们饭碗,甚是可恶。
事情不发生自己身上,就一两句话完了不做斗争了吧。
就说出这样的话。
愿他们下辈子投个好胎。。。。
我的心情只有愤怒。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都没有用。叫不醒他们,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刀不架在脖子上就不会呐喊。
我就想给大家再看看高中的一篇课文。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500年啊,我看见了曙光,却看不到黎明。同志们,千刀万剐当唐僧,一拨何亏大圣毛啊。
论童工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正好看到一个描写美国20世纪早期工人活动家和工人歌曲作者乔希尔生平的系列六格漫画。
资本家的逻辑:“每当工人要求合理的工资时,总有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干活——而童工总是最低的”
当然,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换成“黑墨绿”,移民,农民工等等等等
工人的逻辑,“组织起来去斗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就是阶级斗争有什么用
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同志们说得够好了。
现在看来还不行,因为他们只顾着对公开的阶级敌人开火,却忽略了某些伪装成工农之友的货色。
没错,我指的就是社民分子
@SocialistAction之流。
曾经有自由派先生表示疑惑,奇怪为什么我们在知乎上要攻击社民分子,而不是去攻击自由派或者右狗。这位先生是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是社民分子在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上也不愿意同我们站在一个阶级战线里,而是要贯彻自己反共到底的信念,那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对之批判一番的兴趣。从经验上来看,我们为什么要看重一个会自动把权力交给高尔察克的【立宪会议】呢?即便他们是敌人,最终也只需要对付高尔察克就好了。可现在这帮人非要对我们吠上几声,那我们也就不能不加以回击,否则才是对无产阶级、对童工们真正的背叛。
应该说,承蒙这位社民老爷抬举:我国在他眼里还只是使用未成年人做农业劳动而已(在这里必须提一句:在你国的法学体系中,【童工】一词仅用来指工业和商业部门雇佣的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工人,而被老爷故乡富农乃至自己亲生父祖所役使的未成年雇农,那是不算童工的)。如果他更加社民化一些,那完全可以像他那些无耻的西欧同志一样,把学校组织的学工、学农劳动全部都说成是“苏联泛滥的童工现象”(
Child labour - Wikipedia)。事实上,在我国时期,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民公社里的民办学校,大都会在麦收时放假来组织中学生(12周岁以上)去展开捡麦穗的生产实践;这些生产实践在人民公社里有时候是记工分的,而如果城市里中学生的学工、学农、学校大扫除活动,那就连工分都没有了。正如西欧的社民分子所说,这应该叫做“无偿劳动”:对,你没有看错,在西欧社民分子看来,学生在学校内展开义务的大扫除属于一种强迫的童工劳动。而且,显然,这种活动在我国、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比在你国和苏修时期要兴盛得多:到了苏修时期,正如像在你国一样,一方面学生辍学打工成风,一方面留在学校里的学生则被强迫钻入题海以求五分,十年制学校里的劳动实习什么的全都是一减再减形同虚设了。
显然,社民分子指责这种劳动,说它是童工,要求我们废除它。如果不废除,那就是“童工照样存在,一如现在,只是工作(若要准确些,还可以加上【工时】二字)不同”云云。但我们要回答:不,就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也不打算废除这种劳动的!
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同志,在《共产党宣言》里这样教导我们废除童工制度: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真正的废除童工制度,决不意味着要把儿童禁锢在家里(从而方便家长奴役他们做家务劳动),或是强迫儿童沉浸于片面追求智育的题海,而是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完全拒绝社民老爷的批评,而且自豪的宣布:未来的教育,恰恰是像我国那样,把义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教育。
当然了,资产阶级老爷们也不必为此感到高兴:【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前提是【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就是要彻底地打倒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且,【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还意味着教育内容本身的变化,意味着教育本身将要脱离现在的形式,而与生产劳动一体化。这种教育方式,过去社民党人在他们自己创办的黄色工会里是实践过其雏形的,那就是工会创办的各种合作制职业学校!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比如波兰无产阶级杰出的儿子卡齐米日.米雅尔同志,就是在这些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不过,看来这种教育方法现在早已被社民老爷们抛诸脑后了。
行文至此,社民老爷或许要欢呼雀跃了:你看,一共党人诡辩一阵,最后还不是认了我的帐,等等等等。可事实如何呢?社民老爷、他们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以及那些国际公约之类,是否真的帮助无产阶级的孩子摆脱了童工的命运吗?答案自然完全否定。
我们且不说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将生产基地迁到了你国甚至其他对青少年保护更差的地方,也不说童工们创造出来的超额利润同样养肥了社民政客和工会贵族,单说一说在这些社民分子执政的德国和英国之类的地方,有没有本文里那个【13岁的童工】呢?
不幸的是,有的。
The first legal steps taken to end the occurrence of child labour was enacted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In 1966, the nation adopte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This act legally limited the minimum age for when children could start work at the age of 14.
在大英帝国,威尔逊的工党内阁在1966年批准了一项国际公约,通过配套法案,把英国的最低工作年龄限制在了14岁。然而,此后五十年这个限制就再也没有变动过了。比起你国16周岁的法定工作年龄来,究竟有何值得吹嘘之处呢?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verbot das Arbeitsschutzgesetz (Novelle zur Reichsgewerbeordnung vom 1. Juni 1891) jegliche Beschäftigung von Kindern unter 13 Jahren in Fabriken. Kinder von 13 bis 14 Jahren durften sechs Stunden, Jugendliche von 14 bis 16 Jahren zehn Stunden täglich Arbeit verrichten. Nachtarbeit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war untersagt.
Im Jahr 1938 wurden im „Gesetz über Kinderarbeit und über die Arbeitszeit der Jugendlichen“ vom 30. April 1938 (RGBl. I. S. 437) Bestimmungen getroffen, die ein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intergrund zur Arbeitswelt hat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urde am 9. August 1960 ein neues Jugendarbeitsschutzgesetz im Bundesgesetzblatt verkündet. Es bestimmte für Jugendliche unter 16 Jahren unter anderem die Arbeitszeit auf maximal 40 Wochenstunden. Jugendliche unter 18 Jahren durften von den Arbeitgebern nicht mit der Arbeit im Akkord oder am Fließband betraut werden.Kinderarbeit sollte nach dem Willen des Gesetzgebers ausgeschlossen sein.
Die Gesetzesregelungen wurden in Novellierungen in den Jahren 1976 und 1984 geändert. 1984 wurde die Änderung mit dem Beseitigen bürokratischer Hemmnisse und überflüssiger Reglementierungen begründet. Vorgeschriebene Pausenräume für Jugendliche entfielen. Jugendliche durften in einigen Ausbildungsberufen jetzt auch am Samstag sowie täglich maximal 8,5 Stunden beschäftigt sein. Bei Betrieben mit Schichtarbeit musste die Arbeitszeit Jugendlicher um 23 Uhr beendet sein.
1997 wurde das Gesetz im Hinblick auf die Richtlinie 94/33/EG des Rates vom 22. Juni 1994 über den Jugendarbeitsschutz aktualisiert.
当然,英国的工党(澳大利也那个不立法设定最低工作年龄的工党自然更不必提)或许不够让社民老爷满意,那么德国(他可是引用了德国社民党的纲领)的情况如何呢?答案是还不如英国。
在恩格斯的党——伟大的德国社民党——领导的强有力工人运动之下,帝德在1891年通过了一个《工人保护法》,规定工商企业不得雇佣13周岁以下的工人,同时13—14周岁的工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6个小时,14—16周岁的工人则不得超过10小时,还禁止了童工的夜班。不过,帝国对容克以及小业主还是网开一面的:1910年规定农业雇工只需要大于10周岁即可,同时在自己小产业里帮忙的雇工在1900年前后大幅度地增加了。
这之后,联邦德国到1960年颁布了《青年保护法》对上述法案予以了更新(纳粹的修法我们就不去说它了吧),在1976年、1984年、1994年和1997年经过了多次修改。目前,联邦德国的最低工作年龄是15周岁,但是:13周岁以上就可以在农业和送报之类的服务业企业帮工;16周岁以下的工人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0小时,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5小时,但允许在星期六工作(1984年改恶);18周岁以下工人不得从事计件制和流水线上的工作,也不得从事危重工作。
对于自干五,我们必须要先塞块抹布:别比烂,这个保护水平比你国高太多。
但对于社民分子,我们就得开喷了:
说好的“一个自由的和平世界,一个唾弃在个人之间、民族之间进行剥削和奴役的世界,一个能使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成为整个人类富有成果发展的前提条件的世界”在哪里呢?
为什么德国允许13周岁(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就算是德国最基本的八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其毕业年龄也该是在14周岁啊)以上的初中生在农场里“放牛”?这岂不是:童工照样存在,一如现在,只是工作不同吗?在这个过程中,社民分子和独立(黄色)工会又起了什么作用呢?难道不是在继续拿着工人的会费搞竞选,然后跟联盟党要人一起吃吃喝喝,整天想着如何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吗?
同样是13周岁,同样是受到资本家的剥削,难道社民德国的剥削就不是剥削了,就不是剥削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得到默许,也丝毫没有改良的可能与意图了?然而社民主义者们却在抱着双重标准,对某些垄断资本网开一面,暴露出其资方走卒的真面目。
难道德国工人在历史上争取到的权利,自从贵党的哈尔茨IV改革以来,不是越来越岌岌可危了吗?这就是你们全新的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曾经两次通向世界大战;历史还将证明,这条老路将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欧尔班、埃尔多安之流不是已经上台了么,勒庞之流不是正排着队坐等上台么?全世界公开推崇普大大的资产阶级首领人物,不是正越来越多么?从东方的航空母舰到西方的350舰计划,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正在空前的世界危机中筹备着么?不提阶级斗争,那结局就只会如此,也合该如此!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只能是阶级斗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社民分子和自由派一样,口头上反对着阶级斗争,高呼“自由”、“民主”、“人民”、“民意”等等。可实际上,他早已在从事阶级斗争了:彼得格勒的小业主、坦波夫的匪帮(是的,即便根据满脑子在红军战士后面架机枪防备逃兵的资产阶级军事专家图哈切夫斯基命令,毒气也是对准了匪帮的巢穴而不是劳动农民的村庄)和乌克兰的富农、立宪会议里那些拒绝土地改革拱手把政权交给高尔察克的政客,这就是他眼中的”人民“。这些“人民”同饱受他们剥削的劳动者(其中有些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别忘了之前我提到的:1882年到1907年之间,德国小业主的未成年子女在家做全日制劳动的人数翻了整整一番;而德国的富农在1910年以后,依然可以同容克一样剥削10周岁以上的童工;那么,在俄国,情形自然只会比在德国更坏)之间的矛盾难道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吗?在这个斗争中,社民党人站在哪边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显然,他是站在童工的对立面上!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冒充工农之友呢?本质上跟那些泛左自干五实际上是一丘之貉。所谓【革命】啊,【打倒极权】啊,无非是为各自效忠的不同资产阶级集团之间准备内斗提前打出来诱骗工农大众的广告纸而已。无产阶级若相信了这种纸片,那同相信马前卒教主的“向全球输出工业化”、相信张宏良祭司的“做中华民族的岳武穆”有什么区别!就算一时分到些残羹冷炙,终究有一天还是要像哈茨IV或者芬兰的社保改革一样送回去的。到头来,只是在杀戮自己阶级兄弟的内战或外战中充当资本家盛宴上的血祭而已。经历过多次伟大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难道还会上这种水平的当么?教主、大师们恐怕未免把自己的骗术想得太高明了些。
在当代的伟大斗争中,稍有良心的社会主义者应该问问自己:你究竟是站在要求平分土地和共享生产资料的贫农们的民意一边,还是站在杀人越货的坦波夫富农匪帮的民意一边?你要走的道路到底是走向全新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未来,还是13周岁以上的孩子依旧要么放牛要么被摁在题海里求做人上人的过去?向左走,是无产阶级的道路;向右走是资产阶级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所谓版权时代明明才刚热起来还没几年,就又有人放下碗筷开始骂娘。
某些网站是盗版时代的遗留物,没错。不过盗版时代结束了吗?没有。国内的大环境依旧不适合将acg这一块实行正版化,太多的东西是会被一棒子打死的。前几天刚闹出的国家队那事足以说明问题了。
往回倒几年,大网站对这块不屑一顾,睿的番剧也是没有版权的。靠着用户这么支持发展成了现在的三足鼎立争版权,不过用户依旧没法获得很完整的体验。某站就相当于当年的逸,是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环境的。之前用户和网站都对此心照不宣。到了现在,路人和萌二反而挑起某站的事来了。
确实,整个二刺螈圈都是带有原罪的圈子,也正因为如此,一点点法律层面的制裁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要想让圈子保持下去,就别把他抬得太高。当前这个时期还需要着某些网站,等环境真的变好了,某些网站就会逐渐消亡了。
统一回复一下:如果你依旧认为正义是绝对的的话,那么我支持你支持消灭盗版网站。但我还是想提醒你,极右和极左均不可取,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绝对的存在。
几十多年来圈子里的人都一直保持着在盗版和正版之间微妙的平衡,享受着盗版又尽量将平衡点靠近正版那一端。这几年的转变本应该是令人欢喜的量的转变,但从来不是质的转变。完全推向正版相当于把自己赤身裸体面向别人。某站是一块遮羞布,遮着我们羞于见人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能力能穿上光鲜亮丽的裤衩。
更新一下
评论区有人指出我打错靶子了,确实,我写答案的时候也很意气了,仅仅说了一些我想说的; 虽然解释了某些网站的主观存在,却没解释客观条件。要说回来,某些网站本身作为一个不合道德与法的网站,于理简直是众矢之的,天理难容,是时代的糟粕,不管是用户反对还是正版网站和社会打击都能把它掐死在摇篮。但它没有被正版大潮淹没。其一,用户有需要,能理解; 其二,正版网站不会自掘自家坟; 其三,社会没有办法把盗版就认定为邪恶。有社会阅历的人都会发现社会对于盗版是明面打击,暗则默许的。这既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也有别人利益链的考虑。
但无论怎么说,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把这一问题拉到所谓明面上来说,因为明面上它就是邪恶,就是违法,势必毁灭。现在无论利益哪方都不愿看到这一点。某些网站也是利益链的一环,不可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