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很多外国人把满洲人视作鞑靼人入侵中国，而不是一场正常的改朝换代？ 第1页

如果要认真讨论的话，这问题是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研究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关注这点比较少，感觉现有的有关这一叙事变化的研究相当有限。这里就稍微搬运一些史学研究者对此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此的研究多从西方传教士所留存的文本入手，这大约和该议题属于中外交流史有点关系，所以关注到这一叙事变化的学者大部分都是研究早期来华传教士著述的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不过据我了解，这一叙事现象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大部分西方文献的记述拥有共通性，但是传教士和非传教士、亲身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和未亲身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明清易代的叙述之间可能仍然有细微的差别存在，因此早期西方的汉学著作、欧洲人的游记以及贸易公司的档案和信件或许也应被囊括在这一研究议题内。

张先清的《“鞑靼”话语：17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满族的民族志观察》应该是从人类学民族志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经典之作，其中相当多论证对历史解读亦有借鉴意义。张在《“鞑靼”话语》一文中指出，在明清易代初期，大多数传教士在提及该事件时均以“野蛮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为基调，并提到这种认识可能与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将明朝视为高度文明的国家、在自身的报告中对其极尽赞美有关。这一认识在不少西文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应当说是比较恰当的。

而该文同时又提到，一些传教士很快又认可了新的新建立清王朝，并对这些“鞑靼”统治者持肯定态度，且并未将明朝的灭亡视作“野蛮人的胜利”。

这一结论到底正确与否，我并不想作出判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教士对清朝的叙事随着明清势力对比的变化与清廷统治的制度化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因人而异的。董少新教授此前在讲述关于毕方济的研究时便指出过，绝大多数传教士都并不认为自己对明朝和清朝有“尽忠”的义务，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传教事业。这也便是为何他们会迅速在明清之间转变立场和身份，比如毕方济在清军第一次攻入广州后很快便薙发寻求李成栋与佟养甲的保护，而不久之前他还是隆武帝的宣谕使、永历朝的民师。然而传教士中也有一些例外，如最为著名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他抱有一种“忠明”的情节，并为南明朝廷奔走始终，在自身的著述中也展露出对明朝极大限度的同情。也就是说，传教士对明清变易的看法确实随着时间的变迁发生了变化，亦或多或少地承认了清朝的正统性，但是这种变化和这些传教士本身的处境与立场息息相关，在普遍性中仍然存在具有特殊性的个案。另一点便是，虽然在明清鼎革的后期传教士已承认了清朝的正统性，并将其也视作和明朝一样的“中国王朝”，但“鞑靼人征服中国”这一叙事贯穿西方叙事的始终，并未因为清朝的正统化而改变；一直到18世纪，西方文献对于明清变易的叙事依然置于“鞑靼人对中国的征服”这一框架之下，比方说1714年被康熙派遣至台湾测绘地图的冯秉正神父便在其致德科洛尼亚神父的信件中提到了“鞑靼人征服台湾”这一事件。

另一篇关于这一叙事的重要研究则是董少新的“The Tartars in European Missionary Writing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被收录于Thijs Weststeijn所编的Foreign Devils and Philosophers：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the Chinese, the Dutch, and Other Europeans, 1590–1800中。

与张先清不同，他更为关注传教士对鞑靼人叙写背后对目的以及传教士叙写所造成的某些刻板印象，比如他在文中特意指出，“粗鲁勇敢”的满人和“阴沉柔弱”的中国人这一刻板印象便是在传教士文字抵达欧洲后大量产生的。

与此同时，文中亦指出传教士对于“鞑靼人”了解到不断精进主要是为了与清廷进行贸易以及传播基督教，而非向欧洲读者展现东方的奇闻逸事，这也许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传教士对满人叙写变化的原因。对自身利益和满洲人地位变化的认识促使传教士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一地区的人民、文化、宗教和政治情况，这也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传教士笔调的转向。

西方人“鞑靼人入侵中国”这一认识形成的过程中，对于不同民族的观察和辨认起来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何两位学者均在其文中从人种志的角度考察了传教士对于满人的叙写。

不难发现，无论在西方人还是当时中国人的视角中，“Manchus”或者“Tartars”与该时代的“Chinese”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他们之间的有着相当大差异，彼此也缺乏共同的认同。因此传教士经常将“鞑靼人”和“中国人”进行比较，且热衷于描述“鞑靼人”的孔武有力与“中国人”的衰弱。这种民族之间显见的差异，应当是17世纪欧洲人将明清易代视为“鞑靼人征服中国”而非“改朝换代”的一项重要原因。当然，无论是张先清还是董少新，都在文中指出随着时间的后移，欧洲人已经将清朝视为一个“中国朝代”。但是在西方叙述中，这种民族间的分隔始终存在；即使到了18世纪后期，传教士们也习惯于将“鞑靼人”和“中国人”分开叙述；似乎在西方人眼中，鞑靼人入侵中国后学习了当地的制度与风俗，形成了一个“中国化”的朝代，但是他们确实是通过“征服所有中国人”而入主这一地区的。

其上的研究，大部分都基于传教士对明清易代的书写，我就在这里再贴几则非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的叙写作为参考。

尼霍夫于1656至1657年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来到中国，他的游记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英：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中文译作《荷使初访中国记》无疑是研究早期中西交流以及西方文献对中国叙写的重要材料。

尼霍夫在其游记的序言中直陈，“看来中国人的智慧与自由已经被鞑靼人剥夺殆尽”，而彼时的中国已同“我们那些惯于夸张的作者所胡吹的事情已毫无共同之处了”。而在描述接待荷兰使节团的尚可喜和耿继茂的事迹时，尼霍夫则写道：

显然，尼霍夫便是按照张先清所言的那一种“同情之笔调”来描写明清变易。

非常有趣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远比西方人更多了解的日本人，也在其文本中运用“鞑靼”这一称呼，而非“满”或“虏”。比如说以下这一段三藩之乱期间、长崎通事所记录的普陀山船只风说书对于海澄之战的描写：

漳州之内海澄県と申所、韃靼方海澄公と申大官、守護仕要害之地に而御座候を、去る 二月中旬に、錦舎軍兵数万、則海澄公之人数に似せ、旗印其外軍兵之模様、海澄勢に 粧ひ、城中江紛れ入申候得ども、城中外之勢之思ひ寄無之候処に、俄に錦舎勢起りで、 海澄公之人数三千余打取申に付、城中あわて、海澄公は漸漳州へ逃のき申候、夫により海澄県無難錦舎手に入申候、漳州之城には韃靼之大将段提督と申者に而御座候、右 海澄公則一所に罷成居申候を海澄県取申候、錦舎勢其足に而漳州を取囲、今程漳州之 城へ四里程攻寄せ罷在候、大形は落城可仕風聞に而御座候。（林春斋《华夷变态》）

而对清廷并无现实需求、也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商人塔沃尼尔，亦在其游记中叙写了“鞑靼人对中国的入侵”，而他的笔调中则更额外包含了一种对异域的想象：

the Vessels of the Chineses which were bound for Macao, exercising strange Cruelties upon the people that had escap'd into those Islands, after the irruption of the Tartars into China. Coxinga, the Son of Chinchilunge, that famous Pirate, who sav'd the remainders of that ruin'd Empire, then commanded those people, and was become formi∣dable to the Tartars themselves. Who to revenge himself upon the Dutch Pirates, undertook the Siege of Tayovan, where they usually retir'd, and by gaining that place drave them wholly out of Formosa.
（大略翻译：中国人的船只向澳门驶去，在鞑靼人入侵之后，他们对待去往那些岛屿的逃亡者异常严酷。郑芝龙的儿子国姓爷，那位著名海盗，拯救了被毁灭帝国的余部，随后又指挥着他们成为了鞑靼人最难对付敌手。为了向荷兰海盗寻仇，他包围了他们经常居住的大员，并把荷兰人彻底驱逐出去从而夺取了福尔摩沙。）

无论是传教士还是非传教士，均将明清易代看作一件极具轰动性的重大事件；也有赖于世界初步全球化的进程，他们对此的看法得以留存下来并为今人所知。可以看出，民族间的差异始终是外国人对明清易代叙述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毋须讳言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这种能够被观察到的差异将外国人明清易代的叙述导向了“鞑靼人对中国之征服”，而强迫性的民族认同措施则加深了这一印象（剃发易服、大规模屠杀等）。当下一种普遍认识是，明清鼎革毫无疑问是一件“全球性”的重要事件，不仅仅深刻地改变了东亚的区域格局，还通过东西方间信息地传递在欧洲社会发挥其影响。大概可以说，外国人对明清变易的叙事不但是早期西方人对中国想象与认识的佐证，也是“中国”族群本身认同意识的侧面印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因为各族人民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流血牺牲，长期共同生活，一起生产劳动，一起建设和保卫国家。这几件事和明末清初的满洲人哪件挨着？

努尔哈赤当年做他的建州土司，招募流民屯垦的时候，是中国人；萨布素在黑龙江大战哥萨克的时候，也是中国人；老舍他爹扛着抬枪打八国联军的时候，更是中国人。但是在明清战争期间，清朝搞民族压迫和屠杀的时候，即便是清军中的汉人，他们既变易衣冠，又为虎作伥，也一样不是中国人，是有汉族血统的鞑靼人。

而同时期傣族的那氏土司，回族的教门三忠、米喇印、丁国栋。他们都是与家乡的各族之人一起建设、保卫家乡的人，当然都是中国人。李定国的军队半数都是少数民族，汉人在其中占的比例其实比清军要低得多，甚至直接自称“蛮兵”，但人家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不宰牛、不掳掠，还发耕牛，发种子，又有谁说他们不是中国人了？

为什么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很多外国人把日本人视作鬼子国入侵中国，而不是一场正常的改朝换代？

你是装疯还是真不知道？

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 杨秀清萧朝贵

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

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

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中夏，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窟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吓诈，甚至庸恶陋劣，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

湖北军政府奉天讨胡檄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

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

到底把满洲人当什么人看你还不懂么？

中国人一样把他们称为鞑子，元清非中国本身就是当时的事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流亡海外传播出去的。

改朝换代？魏蜀吴都是汉分裂的，这叫内战，元清不是中国内部何来内战？何来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如国内政变，国内叛乱，造反等，中国可继，可鼎，可革，而不可使夷狄间之。元和中国没关系，清前身也只是中国属夷，连英联邦的关系都算不上。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宋明都是多民族，但你满蒙当时不是中国的多民族。今天中国辽宁的日军遗孤是中国人，不代表当时的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

元清是不是中国，首先要反对民族主义

元清不是中国是一个事实，一些人否认事实，以民族主义看问题才会支持元清是中国，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族团结，没有民族团结就事论事元清就不是中国。张口闭口元清不是中国满蒙边疆就要分裂，为什么元清不是中国边疆就要分裂？为什么元清不是中国今天的满蒙人就不肯当中国人？因为他们搞民族主义将满族蒙古族与元清进行民族绑定。

宋明都是多民族的，但当时满蒙不是宋明的多民族之一，自然不是中国。不能因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就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内战吧？

民族团结本身就是民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何需民族团结？

某些人只不过是以中华民族主义取代汉民族主义罢了，仍然是民族主义。元清非中国根本就是A入侵B这样的事实，依靠基本逻辑就可以判断。根本不需要什么民族主义。

马克思一个反民族主义的他看问题也是民族主义视角吗？

当时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啊

吴三桂的檄文里就有“不意狡虏遂尔，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庙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东虏背盟言而窃柄,中原陷胡地之腥膻,易我衣裳,更我祖制,内外切齿,远尔离心。”

可见即使吴三桂这种罕见，他心里也是清楚满清异族入侵者的实质的。

端方委实可笑，11月22日晚间，数十士兵武装集合，跑步到端方行辕，进入端方内室。室内仅端方及其胞弟端锦二人。端锦刚从国外回来，任河南候补知府，这次他是到四川随侍其兄。端方见众士兵闯进来，起身忙问：“兄弟们意欲何为?”众答：“请发饷”端方说：“已预备十万元，即日可解到。”众同喊：“不行。”端方又说：“二十万可以吧？众答：“请同到天上官当众解决。”天上宫为一道教庙观。到天上宫后，士兵们让端方兄弟坐在门内的一条长凳上。端方声色沮丧，对士兵哭道：“我本汉人陶姓，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何如？”众曰：“晚矣。”端方又说：“我治军湖北，待弟兄们不薄。此次入川，尤特加厚。”话音未了，士兵答复道：“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剃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极其。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固不错, 但那是私恩，我们求的是反满的公义，公仇不能不报。”另一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不是黄帝子孙。”

还选个毛

几个老头，谁能活到11月谁自动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