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完美诠释“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宽容”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静静的顿河》,当时的苏联人不觉得有啥问题,斯大林同志不觉得有问题,今天的小鬼觉得它是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文学,是迎合西方口味的献媚作品。就因为里面红军不是个个伟光正,有对内战的反思内容。
《白卫军》,当时的苏联人不觉得有啥问题,斯大林同志不觉得有问题(还很喜欢看),今天b站小鬼看到改编的电视剧立刻觉得天地倒转,人神共愤。就因为这个名字,以及主角是白军。
谢天谢地当时把持苏联文学审查工作的不是你们,而是斯大林、贝利亚这些还有着正常审美品位的人。
说回问题,文学评价是个挺主观的东西,但一般来说揭示某一段历史、和该历史背景下人性之复杂的作品,被奉为经典的概率要大于骑士斗恶龙的故事。
再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书没几年就去世了,就是真想给他发,也没机会领……
谢谢邀请,在塑造哥萨克这块,连托尔斯泰在肖洛霍夫面前也是弟弟(碰巧俩人都接触过这个题材,高下立判)。分享几句《顿河》小说前引的古歌,能读懂也就能理解肖洛霍夫的那种浑浊宏阔的心绪了: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种。
光荣的土地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世界上河流那么多,把河写得像他这么好的罕有匹敌。对于很多人来说,顿河不过地图上的一条线,生活之河也是概念和图画的想当然,肖洛霍夫写得却是不光有浑浊的河,还有河底暗涌的寒泉。连世界都没见过,哪来的反思和共鸣,更不用说对河流之底、非理性之境的感知了。
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理解门槛并不高,能看懂雷锋日记就能看懂这本小说,你文化水平比作者还高呢。
跟静静的顿河对标的作品应该是《战争与和平》这种,而不是《钢》。不过《钢》在它那个时代还是非常火、传唱度非常高的,号称红色圣经,包括在中国,建国初往后的几十年里影响也非常大。
不过觉得《静静的顿河》有思想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了,毕竟现在的年轻读者看来,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有问题。放到目前的语境来说,联系到一些事情,不排除小将还会觉得这书问题很大。至于问题是xx虚无主义还是带路党狗公知,这种事情还是跟斯大林唠吧。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哇。
“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理由)。
——在冷战的最高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苏联共产党员、一位苏共中央委员、一位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认同。
这是真正的史诗,真实地描写了每个生命的悲剧、痛苦和创伤,作品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哥萨克的生活,哥萨克浪漫不羁的性格,他们对春种秋收的眷恋,他们对生与死的豁达无畏,他们对正教虔诚的信仰。我非常喜欢文字里对顿河大自然风貌的描写,这些文字让人安静,让人暂时忘却了残酷生活里的死亡:
黑夜里星星流着悲哀的眼泪,冬日的月亮,像战争和火灾的血红光亮一样,烟雾朦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初春的早晨,顿河边的树林、草地、湖泊和光秃秃的田野,都庄严地和静静地被粉红色霞光的火堆阳照得通红;像母亲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里流淌着清凉的,像孩子的眼泪一样纯净的泉水;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全身凝结着眼泪一样的露珠,像怕冷一样紧紧贴在松脆的黑土地上,吸着黑土地的黑色鲜血;野麻丛里,连续不断地发出了鹌鹑斗的咕咕叫声,金花鼠吱吱叫着,野蜂嗡嗡叫,被风吹动的青草沙沙响,云雀在流动的蜃气当中歌唱,远处的干枯的山沟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地、凶狠地和沙哑地嗒嗒嗒响着,表示着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
在这些美丽的背后是什么呢:
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红军李哈乔夫被俘并押送上路,“树枝上那褐色的芽儿已经灌足了三月的甜汁;那种淡淡的、隐隐约约的香气预示着春天的繁荣,预示着太阳转回后生命又要开始。”“在离维奥申七俄里的地方,在一片荒凉的、起伏不平的沙地上,几个押送的哥萨克惨无人道地把他砍死了。先是活活地挖掉了他的眼睛,砍掉胳膊,割下耳朵和鼻子,又在他的脸上来来回回地划了几刀。他们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对着他那高大、英武、健美的身子撒起尿来。他们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骂够了,然后一个哥萨克踩住轻轻哆嗦的胸膛,踩住仰面倒在地上的身躯,斜砍一刀,把头割了下来。”
最无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强的冲击力。
静静的顿河,整篇文字是那样安静、平静、冷静;就像他笔下那条静静的顿河,带着无限的忧郁、惆怅;流露出一丝一缕“淡淡的哀愁”;饱含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充满了“那种对人类的痛惜心情”! 葛利高里内心的伤痛和珍爱;那宁静的庄严的顿河,那“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草原,草原上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这一切读来令人心里不由得隐隐发颤和作痛;为相互残杀的哥萨克男人,为苦难中顽强生存的哥萨克女人,也为那永远静静地流淌,流向历史深处的顿河。
对人类的痛惜心情!这种发自肺腑,来自人性深处的悲悯之情,在我们自己的文学或文字中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深处是否也潜藏着这样的心情?当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暴富与贫穷时,当我们读到矿难和瞬间被埋于地层深处的矿工,当我们想起地震中的孩子,当我们看到在街头要饭的老人、残疾的儿童,我们的反应的是什么?是厌恶,是可怜,是统计数字,还是经济损失,我们是否也从内心深处涌现出对生命的痛惜?
我想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心里都存在有人道主义的悲悯之情,也许是没有浮现出来;那么,慢慢地读《静静的顿河》,让我们人性深处的“对人类的痛惜心情”也超越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主张,超越我们狭隘的地域及身份偏见,上升到心灵的最高层面!
在无限广阔的一块领土上,一个民族的世纪史只有有限的若干个关键词,那么这个民族的经历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他的精英经常要面对庞大的命题:国家、历史、自然。
在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这些文人的眼里,祖国常年天寒地冻的城市乡村、山峦河汊天然地拥有的一种雄健的感染力,它把现实艺术化,把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相混,引得人们想入非非、身不由己。我读完《静静的顿河》,耳边便时时里回荡着顿河解冻的声音:那是如雷鸣般轰隆轰隆的巨响,骇人而奇异。
1919年以后,火炮取代了大自然,成为顿河生活主旋律的演奏者。“革命”伴随着炮声翩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渊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两种人——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走私进来的,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
萧洛霍夫的笔下,施托克曼——一个来自革命首善之区的共产党员——忠诚地执行着任务:在1914年他是顿河地区的真理“播火者”。他再次回到顿河,正是红军和白军之间对峙,哥萨克举棋不定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枪杀了当地七名地主富农,立刻点燃了顿河暴动的导火线。施托克曼的出现显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开导他的哥萨克同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
“劳苦的哥萨克只能和咱们走一条路,绝不会和富农走一条路!富农靠他们的劳动过日子,剥削他们嘛,靠他们发财嘛!“凡是要用武力来反对工农政权的人,我们都要消灭!按照革命军事法庭的判决枪毙的你们村那几个哥萨克,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和你们这些劳苦的人,和一切同情我们的人,是要肩并肩一同前进的,就像耕地时牛和牛那样。咱们为了能过新生活,要一块儿耕地,耙地,好把那些老的莠草,也就是咱们的敌人,从地里全部清除出去!叫他们在也不能生根!叫他们别妨碍新生活的生长!”
在施托克曼的逻辑中,压迫—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劳苦大众自己不能觉悟这一点,就得由像他这样的教员来授课,为此他甘愿作出牺牲。但是,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它的悖谬:那些口口声声要解放被压迫者的人,首先变成了强迫者。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观念播种后强行发动的“革命战争”:哥萨克有了一点“觉醒”之后表示拥护红军,一旦遭到革命名义下的杀戮他们便奋起反抗,掉转枪口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红军和当地贫农的“利益一致”,只存在于施托克曼的一相情愿之中。更甚的是,施托克曼企图以清除一部分人的办法,强行使现实吻合“理论”——把富农清除干净,以促成利益一致的完美效果。
理论上是贫农主动选择革命之路,事实上是血腥的杀戮威逼着他们走这条路;理论上是新生活在一片欢呼声中成长,事实上新生活在血肉横飞中沉沦。那不多的几个指斥杀人太多的红军军官,并非出于仁慈的本性,而是基于对失掉民心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已经完全成为听任宰割的羔羊。
所以,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曾经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加重人民的苦难,使人民在苦难中忍无可忍而投身革命和起义,那些职业革命家便可顺利夺取政权。
现在看来,他的后继者做得更加干净利落。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一个全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农儿子,他在革命中的抉择将是一场棰心刺骨的煎熬。在一战期间的沙皇军队里,格里高力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影响,醒悟到“为沙皇而战”的虚伪。等到投身红军后,他踏上自己的家乡土地,才猛然发现革命的火焰已经烧到了自己身上——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杀尽剥削阶级,而且还要追究每个人的出身问题。格里高力逐渐意识到:所谓的为“解放人民”而战,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格里高力童年最好的朋友——米沙·柯晒沃依参加了红军,两个人的论辩触到了革命的命门。米沙主张为了“平等”可以不择手段:“要叫有钱的哥萨克从打饱嗝的嘴里吐出一点儿来,分给饿肚子的人吃吃。要是不肯,就连肉扯出来!”格里高力反驳道:“不是抢的,是挣来的!我们的祖宗用血浇灌过这些土地,也许就因为这样,我们的黑土才格外长庄稼。”这一场决裂延续到了最后,其间,米沙和同村的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追随红军与自己的乡亲为敌,格里高力的哥哥彼特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然而,快意恩仇的一幕最终没有发生。在丧心病狂的伙伴面前,格里高力顽强地保留了健全人的道德感和质疑精神: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生?
撤除人道主义的底线以后,革命和原始人之间的杀戮就没有表面区别。在敌我对抗中剥夺生命,似乎是超伦理的、无需论证的命题。米沙·柯晒沃依火烧村里财主柯尔叔诺夫的房子的时候,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岁老人格里沙加也能坦然举枪;为了拉拢人心,哥萨克暴动军打出了反对“枪毙人和抢劫”的旗号。萧洛霍夫几乎没有给一名俘虏以苟且的机会,大多数被第一时间处死,少数人则先遭示众后公开处决。当被俘的红军拉到村里示众时,死到临头者还有意识地往人群中躲藏以躲开殴打,还有人哭得昏厥在地——生命在即将终了时突然平等了,无论是白军、红军还是哥萨克,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了。死神慷慨地敞开双臂,赐予他的客人相等的求生欲望。
一旦势不两立的双方在哥萨克中形成,伦理道德的命运便万劫不复。《九三年》中的革命军司令戈万,他放走朗纳克将军,因为后者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救了三个孩子,他无法说服自己处决;督军西穆尔丹对戈万执行死刑,在戈万身首异处的一刹那开枪自杀。西穆尔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一根道德链的完整,在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中,这根道德链的出现并接续是一个奇迹。俄国革命喊出的口号更加赤裸,更加煽情,它需要建立一个最具体的敌我关系,以便激起人的仇恨,去无数次实践战争的公理:非敌即友,你死我活。
从革命观念的输出到战争逻辑的推广,仇恨一刻不停地增长。格里高力成长为能征善战的军官,一条条性命终结于他的手下。但是,人性终不曾抛开他:他牵挂着他的妻子娜塔丽亚和情人阿克西妮娅;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保住了父亲的心灵中柔软的部分。像戈万、西穆尔丹一样,战争中人如果极力想用道德人性的目光去审视他人,他将发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不可以轻易否定,他将为此受尽良心的折磨。
人必须要有所依恋,必须有所怜爱。人应该知道,必须有那么一个能让他获得内心平安的地点。个体面对有限的未来,将他的全部财产放在大地上,让青天注视,比用炮火打成粉末更有意义。
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派系观念,它否定个体的价值,逼迫个体首先明确立场,在拥护或者反对之间选一条路;它培育的英勇战士得到了一堆概念、一笔血债,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乡。
在一种刻意的宏大叙事下,人们只能看到革命战车隆隆向东,除了被“碾得粉碎”的人外,所到之处一片旌旗猎猎,人欢马叫。
萧洛霍夫揭示了这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欺骗性。事实上,革命理念的传播历来伴随着极端的功利目的,革命的输出造就了无数灾难。
应该留给个体评说历史的权利。听听历尽磨难的格里高力的肺腑之言,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是何等的虚妄:“我是为自己打仗,不是为将军们。如果说实在的,不管是那些人还是这些人,都不合我的心意。”
革命最终只给格里高力留下一个儿子,“这是他一生仅剩的东西”。回家途中,格里高力把武器扔进了顿河。他受够了那种强迫人们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东西。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
加缪说过: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地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
所幸,俄罗斯的灵魂尚未死灭,在上世纪未,他们沿着流放之路,开始了清算革命、拯救祖国的漫漫征途。
“必须有一种恩惠、痛惜、忘我和一个祖国”,才能慢慢洗清创伤,才能重新拾回黑土地上失落的人性,重新找到美的精神归宿。
“快来吧,我亲爱的;我们劳动又歌唱,永远在一起!”
首先我真没看过《静静的顿河》,但因为这个问题,我最近肯定会开始看的,其次我很喜欢《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初一就看过。
我不是什么文学专家,但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静静的顿河》这种带有“反动”色彩的文学作品,我还是有专门的研究的。
另则,高赞回答中提到的基本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反苏著作”,我都找到了斯大林的相关态度,可作考证,包括《土尔宾一家人》(原名《白卫军》),《骑兵军》。
1926年,也就是斯大林执政的第四年(1922年起),被公认为“反革命”的《土尔宾一家人》(原名《白卫军》),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映,作者布尔加科夫承认“对苏维埃俄国反感且对白军抱有同情”。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主角们,是一群白军军官,唯一可称赞的就是爱国心。
你们猜,是谁允许《土尔宾一家人》上映的?
斯大林认为,很少有纯粹的白匪和纯粹的红军,一切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其领袖所影响的。
曾和古契科夫一同逼迫尼古拉二世逊位、追随过邓尼金的君主主义者——舒利金,他的作品《日子》、《1920》和《三个首都》,也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出版。
你们猜《1920》里有什么句子没?
《三个首都》里,舒利金直球讽刺:
除过肖洛霍夫,另一个著名的苏联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创作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因为赤裸裸的描述性爱,最初被斯大林嫌弃,却在日丹诺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劝说下,斯大林向肖斯塔科维奇道歉。
1931年6月,在高尔基的引荐下,26岁的肖洛霍夫参见了53岁的斯大林。
虽然斯大林在会面中也提出了对肖洛霍夫“洗白白军”的行为,但显然肖洛霍夫的才华还是折服了斯大林。
1932年1月,肖洛霍夫的新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审核之前就被斯大林自己先看过了。
特别讽刺的是,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看肖洛霍夫的小说,觉得他是个反革命;斯大林看肖洛霍夫的小说,反而津津有味。
这是斯大林几次对肖洛霍夫的评价:
我一直很反感用刻板印象去理解一个人,特别是红色世界的角色,一方面确实有红色世界宣传领袖意志的夸大的成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肆意造谣和舆论上刻意引导也不是一两次。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有才华的文艺作者们,斯大林抱有的始终都是先尊重才华的立场,不论是布尔加科夫、舒利禁、肖斯塔科维奇、肖洛霍夫,斯大林都认可他们的才华,当其他人为了政治立场故意挑刺的时候,是斯大林主动为他们站台保护他们。
《静静的顿河》能拿斯大林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必然有过人的文学成就,这一点恐怕不是文化水平确实不足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能比的,先天吃亏在这。
我很反对把《静静的顿河》比作什么反苏文学,这样无疑把你佬的水平拉到和亚戈达一样。
金子里找屎,不是什么好习惯。
嘴上的人性,本质上是惰性,道德追求的标准越高,越牺牲人的惰性,也就是少了人性,甚至失去了人性,那就得不到道德标准普普通通的人们的广泛认可。
层次不一样
日瓦戈医生为什么获奖?
欧美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属性的,我不是说日瓦戈医生不好,只是说在所有各类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里,文学奖会倾向选择和他们思想一致的作品。
1.诺贝尔奖不发给死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大获成功之前已经在苏联红军11级党务工作者的位置积劳成疾去世了,所以首先他没资格领了.....
2.保尔柯察金是个圣人,是个相对来说脸谱化的角色,对他的塑造基本还是东正教里的圣徒那一套.....
静静的顿河里没有如此脸谱化的正面角色,每个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立体的活人,光这一点静静的顿河就比钢铁强很多了
如果说保尔柯察金是侯亮平式的伟光正形象的话,静静的顿河里就全是宇宙区长孙连城那种正反面都有的立体角色,而后者才是更贴近现实的
文学水平和政治立场是两回事。
慈父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把顿河的作者怎么样。
现在的人啊。
翻译:
这叫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