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威胁讨薪民工「你玩得过中建二局吗」，事后致歉「没控制好情绪」，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怎样正确讨薪维权？ 第1页

让一贯傲慢的人保持谦虚低调，实在是太为难他了，大家能理解他这种想要克制自己的习惯性傲慢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么？

对于这事儿的态度，我不多说，多说必被删。而且都这个点了，随便跟大家聊两句，不然如鲠在喉，烧胃。

中建二局做了个项目，万达广场。但是呢，他们不把钱结给农民工。这马上要过年了，农民工着急啊，找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反应。

电视台播出后，中建二局也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于是勉勉强强结了120万工资出去，却仍然留下200万不付。

砌筑班组的林先生打电话去问中建二局项目周经理，咋的还有200万不结给他们，137个农民工呢，他们过年要钱啊。

然后中建二局这位周经理就开始了，“还好意思打电话？”、“还到电视台去说？你们怎么不飞天呢？”、“来搞嘛，跟二局玩，你玩得过吗？”

就这么一件事，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让中建二局道歉。其实吧，我觉得这种局面有点问题，啥问题呢？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这位周经理他说错了吗？句句实话、肺腑之言，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跟二局玩，你玩得过吗？”

有哪个农民工、包工头敢说玩得过二局？不存在的。

所以揪着中建二局说了大实话不放，没有意义。你要觉得不爽，别人完全可以跟你道个歉，又不疼又不痒。不过在那之后，你还是玩不过中建二局，他们还是会嘲讽你，践踏你，羞辱你，毫无改变。

所以我说索要道歉，那都是在自欺欺人，没什么卵用。这件事真正该讨论的，是踏马为什么要“善意欠薪”，导致农民工“恶意讨薪”，甚至还大闹天宫，闹到了媒体上，让中建二局长了脸。

是为啥？中建二局缺钱所以才欠薪吗？做几百上千亿的中建二局，付不起137个农民工的工资？那还做个屁，回家小蝌蚪找妈妈了呀。

可惜，我看到舆论爆炸后中建二局结清了剩下的200万给农民工，也看到了他们说双方目前协商达成一致，看到了项目周经理道歉说是自己没控制好情绪……却唯独没看见中建二局说一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

这就神奇你们知道吗，然而更神奇的是，这么神奇的事居然没人关心没人在意。这踏马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你以为每次被善意欠薪的农民工都能通过电视台把钱要回来呢？一个星期之前，莆田刚刚曝光了6名工人站在楼顶以跳楼的方式讨薪的新闻。一个月前，泰州一名男子爬上20米吊塔扬言自杀，同样是向建筑商讨要货款……

合理合法的工资都可以不结，就会发展成中建八局饭钱不付的局面，再往后，只能越来越恶霸，最终成为恶霸的祖宗灭霸。

而那些“恶意讨薪”的人，说白了都是些弱势群体，因为弱势，所以只能可笑可悲的用自己的生命去威胁别人，再讨要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合理吗？这合法吗？

先是中建八局，再是中建二局，这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连续两起类似的事件，一次比一次更恶劣，数目更大，我就好奇，道歉有用吗？要是说声对不起，就能拥有几百万放银行长长利息，你过来，我端张小板凳慢慢说给你听。

大佬们，农民工赚个钱本来就不容易，不要挑动那些敏感的神经，不要没事找事，让他们站着把饭吃了可好？

为什么是零成本犯罪？

建筑行业频频出现农民工欠薪风波，是其层层分包的用工体系决定的。这种以专业分包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方式在众多行业都有体现，但在建筑业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

在这种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建筑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享有相对比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从1980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如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现代包工制度也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这种状况下，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术和管理人员。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种体制下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层层分包是建筑行业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

经过层层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了一种临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该金字塔以开发商（或市政项目中的政府）为最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带工队等多层。

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际的建设工作，而是通过招标等形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符合建筑资质要求的基础上，竞价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常可以中标。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队。有的包工队本身并不具备建筑资质，而是挂靠在一些具备建设资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借壳开工。

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一级，可能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最后，层层分包后，直接面对工人的包工头或带工，就是建设项目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不但负责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产中全面负责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工作任务的分派、劳动过程的监督等等。除此之外，劳动过程终结后，他们还要全面或部分地负责工资的结算。

这种层层分包劳动体制，对于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了一系列的影响。

第一，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在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工人通过老乡的介绍进入工地，跟着包工头干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头接触，将包工头当成自己的老板。层层分包、转包之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横亘在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

第二，化整为零，分化瓦解。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不但实现了资本的灵活积累，在将工程分解的同时，也导致工人的分化，让资本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

层层分包的体制先是将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队，同时在同一个包工队内部也造成分化。一个规模较大一点的包工队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分别由不同的带工带领着。虽然他们有共同的老板，干同样的活，平时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以地缘网络为纽带，形成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时候同一宿舍住着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间交流却很少。加上工人们流动频繁，不同地方的人难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难以建立。

第三，乡缘关系的挪用。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而是拖到工程结束之后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资。原本是生产领域的矛盾被转移到生产领域之外，削弱了工人抗争的意识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涉及到直接的经济利益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清楚，而回到农村社区之后，所处的环境变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乡缘、朋友的关系更加凸显，受到乡土社会规范的约束。在熟人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乡土社会的规范可以约束包工头，同样也对工人具有约束作用。人们顾及面子，总不好撕破脸皮，把事情做得太绝。

总结起来，建筑行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遮蔽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建筑业农民工的认知中，对“老板”的反抗和对“亲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老板”体现出一种劳动关系，“亲戚”或“熟人”则意味着前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

正是这种用工体系，使得在当下的中国中出现了“马克思未遇之难题”。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体现为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即工资的按时发放却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却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兑现的。“企业家”们不仅要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还要拿走工人的劳动力价值。

一些答主认为，农民工应该找包工头或分包单位要工资，不应该找中建二局要，认为中建二局对于工人的欠薪没有责任。这种观点的出现，正是被这种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忽悠“了。建筑工人真正的劳动关系，不在于工人与包工头之间，也不在于工人与分包单位之间，而就在工人与总包单位——即中建二局之间。

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分包单位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这种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现在在外卖、快递等行业也有明显的体现。它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遮蔽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从而转嫁成本与风险。

“你玩得过X局吗”，是有潜台词的

1月14日，有农民工向广东民声热线节目组反映X局总包的黄埔南岗万达广场项目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班组长林先生表示，当天节目结束后，工人们收到130万工资，还差200多万元未结清。1月15日，林先生联系X局项目周经理，对方表示若不撤下媒体的视频就不发剩下的钱。周经理在电话中声称：“来搞嘛你来跟X局玩，你玩得过吗？”

不过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投诉人已收到余款230万元。并且周经理已道歉，称自己没控制好情绪，X局广州分公司也表示会进行处理。

不过，这句“你玩得过吗”恐怕仍将长期留在舆论场上，成为一句霸气语录，供人们咀嚼不尽。

这句话有痞气，也带着不屑，更关键的是这句话是带有潜台词的。“玩”，凸显的是对劳资冲突的不屑，血汗钱的纠纷，不过玩玩而已。“玩得过”的反问，也就是说应付农民工自然不在话下，而且本单位在应付法律、政策上也总有办法。

这种话当然是带着情绪，但情急之下或许也说明了当事人对形势的某种评估：他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知道自己单位是什么体量，知道自己单位有什么办法。虽然周经理低估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但很显然，那种话语里自带的底气，并不让人感到完全是空穴来风。

这种态度、这种做派以及可能所言不虚的这种手腕，也在侧面诠释着为什么农民工讨薪难。每到年末，农民工讨薪的话题总会不时出现。按理说，法律法规早就明确，三令五申也不少见，但到现实里，企业也不乏拿捏的手段。就像这起事件里，即便在曝光之后，企业依然拿“撤下媒体的视频”作为拨付尾款的条件。手段可选项多了，总能在某个环节拿捏住农民工。

从涉事单位前倨后恭的表现看，似乎没什么顾忌，唯独害怕曝光。这是让人遗憾的现象，这事实上意味着其间的规则真空，维权变成了力量较劲。农民工当然“玩不过”大企业，但如果凝聚起了广泛民意，力量对比一转换，二者也就“有得玩”了。所以也不难想见，农民工讨薪，为什么首选思路总是“把事情闹大”。无它，他们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否则确实玩不过。

这种纠纷解决路径，并不是常态与稳固的，舆论资源终归是有限的。说白了，还是应当加强法治建设，维权渠道大幅度敞开，降低维权成本，仲裁机制保持时刻在位。“工作挣钱”这种常识，不该是千难万难的事。

另外，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这方面更应该起到表率作用。这种霸气十足的话，对企业形象的伤害是可以想见的。党纪国法俱在，规章制度相信也很齐备，该如何处理该事件，如何引以为戒，如何给社会公众交代，想必是不言自明的。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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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承担监督责任，这点非常要命的！别以为这些农民工都是外包工人，拖欠工程款的时候，他们就是总包，分包追讨工程款的工具！

2020年5月，我家旧楼加装电梯，全体邻居一致推举我担任电梯负责人。电梯总造价49万元，工期原本预计三个月，实际施工五个月。

就是这49万的工程，我也不得不肩负起责任，发挥好发包的监督作用。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工程，前后各种工人合计超过一百人，所以监管压力非常大。而且所谓的总包，也就是某个经理包工头挂靠了一家电梯安装公司，实际电梯也不是这个公司生产的，也是买一些日立之类的品牌的。

电梯工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土建工程。2，电梯安装。所以我的监督工作比较轻松，在土建工程完成前，基本上盯着土建工程就行。我要求所有进场施工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在我这里备案，无论做什么工作的，都必须佩戴我亲笔签名的工作证。哪怕只来施工一天半天的我也这样要求，当然实际上就肯定有漏网之鱼，但大部分员工都在我这里有备案。如果这个农民工工作完成了，就要交还工作证给我。

工程款按进度付款，但每次付款前我都要求在册的员工签名，告知在册员工我将于几月几日向总包支付工程款X元。同时日常我也经常跟分包土建的包工头交流，经常见面的施工人员也会打招呼，了解总包有没有按时付款。后来估计是因为总包跟他们打了招呼，每次我问他们工资有没有被拖欠的时候，他们都一个劲否认。

土建完成一半以后，我亲自去到电梯公司考察，确认电梯公司已经收到总包的定金后，我才按进度付款。

整个过程中，我就盯住一点，分包有没有拿到钱。一般来说，分包都是实际施工人，分包跟农民工一般都是沾亲带故，只要分包拿到钱，农民工也不会拿不到钱。现在电梯已经安转好了，投入使用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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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有一百多人？

不是说同时每天都有一百人开工，实际上同一时间开工人数最多也就十个人。因为这是小工程，分包也必须请很多日结的农民工，所以人数比较多。

2，为什么原定三个月的工期，实际施工用了五个月？

原计划80天完工，但是开工以后才知道，小区只能周一到周五施工，周六日不能施工。并且每天只能在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两点到六点半施工。其余时间理论上不能施工，但实际上做一些不用发出声音的工作，保安也不管。碰上2020年春节，大家都怕走完了回去要隔离，所以几乎停工了一个月。

3，我个人累不累，值不值得？

其实也不是很累，我一般六点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刚好就是工人们收工的时候。每天都要爬楼梯，爬楼梯的时候顺便就走过去问问工人的情况。对于只工作一两天就不来的工人，我也不太管，看到就问一下。对于经常来开工十来个工人的，几个月下来也很熟了。只要经常开工的工人不被拖欠工资就行了，日结工人管不到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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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ling-zhen-4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就冲他以这样的形象代表中建二局，二局也该给他停职了。

这起事件中工组的讨薪维权无论是从方式方法还是从效率效果来说，都是很正确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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