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普通大佐敢不敢得罪张作霖？ 第1页

河本大作就是普通大佐啊。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

张志

河本大作1882年生于日本兵库县,他的少年时代,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转向对外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时期,:军国主义思潮泛滥于整个日本。河本大作在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和熏陶下,在高小毕业后,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于1898年投入了大坂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0年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于1902年5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翌年12月毕业,成为一名日本陆军军官。

1904年3月,河本被分配到陆军第4师团步兵第30联队,任少尉小队长。1904年5月,河本所在的第4师团在大连东南的貔子窝登陆,随即开始对俄军作战。9月,河本于辽阳会战中负伤,10月返回日本。1905年2月,河本又以第14师团步兵第53联队少尉小队长的身份,继续参加日俄战争。同年10月日俄媾和后,河本所在部队转属于满洲守备队,担负保护南满铁路及在满洲的所谓“日本权益”地区的警备任务,在此期间,河本升任中尉大队副官。1907年11月转任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队副(驻日本京都),1908年10月任步兵第19旅团副官。1910年12月河本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3年于陆军大学晋级大尉。他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聚集了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组织了名为“大陆会”的反动组织,吸收了当时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西冈、多田等多人参加,每到星期日即召开“大陆研究会”,宣扬侵略大陆的主张,并以此联络“志同道合者”。这个“大陆会”的组织,后来因为其会员于1916年5月在奉天用炸弹暗杀张作霖未遂事件被迫解散。这个“大陆会”的很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少壮军人派”的成员或骨干分子。

1914年12月,河本在陆军大学毕业,任38联队中队长。1915年10月任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大尉参谋,驻汉口江岸日租界。当时中国“护国运动”已经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以为有机可乘,遂采取“援助蔡锷起义军,反对袁世凯”的方针,企图“借四川互相之争霸,以决定天下之大势”。为此,日本参谋总长命河本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部附的身分转驻四川成都,协助蔡锷军攻取四川并搜集情报。河本即于1916年2月与外务省派遣之大和久领事一同从汉口出发,乘船经宜昌到重庆,再由陆路至成都。河本将沿途侦察到的山川地形道路等情报,制成军用地志资料报告参谋本部。蔡锷起义军于该年的5月占领四川后,河本又将搜集到的四川军、云南军、贵州军等的装备及战斗力,以及有关四川的政治、经济、地下资源等情报报告参谋本部得到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赞许。1917年10月,河本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大尉部员,继续搜集中国情报,研究策划侵华的阴谋。1918年5月河本升任少佐。

1917年11月,日本寺内内阁以反苏反共为烟幕,派宇垣一成军务局长与当时的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谈判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河本以上尉随员身分来华,参加了起草工作。1918年5月16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当局秘密签订了“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迫中国接受日本在华设立武官网的特殊权利,准许日本在伊犁、库伦、乌里雅苏台、买卖城、满洲里等地派驻武官。河本大作承认:“这个协定的阴谋,就是便于日军取得中国军队之配备态势,同时还获得了已往日军不能派驻武官之地区得以开放之机会。”为掌握了解上述地区之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侵略中国准备了条件。

1918年7月,日本以救援捷克军为名,组织了西伯利亚(也称浦下)派遣军,妄图将十月革命扼死在摇篮里。河本大作任派遣军司令部第二课情报参谋,进出于北满。

次年12月,河本调回东京,任参谋本部第一部(担当作战和演习)和第四部(编西伯利亚战史)少佐部员。河本又以组织人之一的身份,聚集了一部分中佐和尉级军官中的法西斯死硬分子,组织了“少壮军人派”法西斯阴谋集团“双叶会”。“双叶会”对内以进行“国家改革”,打倒军队里的长派、藤派、石川派,成立真正的国民陆军为目的;对外主张以武力侵略周围国家。河本供认,这个“双叶会”是当时日本很有势力的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以及山下奉文、铃木定一等人,小田敏四郎、永田铁山等是“双叶会”的干事,而河本大作则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1年4月至1923年8月,河本任驻北京武官。在此期间,河本根据日本侵华的总政策和参谋本部的训令,以武官的公开身份,除了多次对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大同等地调查军事地志、搜集情报外,还曾三次到中国各地各大城市搜集军事地志、交通、资源等战略情报,并进行勾结军阀的特务活动。第一次是到山西省搜集阎锡山的情报;第二次是到河南经徐州到山东,搜集陇海、津浦铁路及其沿线军事地志等情报,和“当时受英美指使的吴佩孚及其军队的情报”;第三次是到上海、广东、香港,搜集了东南沿海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以及英国对香港、九龙的防御等情报,报送参谋本部。河本认为,英美侵华势力的急剧增长,是对日本在华势力的一个威胁,因而他极力主张并积极向参谋本部献策,要日本“改正对中国外交上追随英美的卑屈态度,树立‘东亚善邻的独特外交’的方针。”因此,河本积极插手中国军阀混战。例如,直奉战争时,他与奉系相勾结,亲自检查指导奉系第一军在长辛店等处构筑的工事及军队的布署,促使张作霖和广东国民党政府进行联合,企图在张作霖击败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后,通过张作霖控制操纵北京中央政府。

1923年8月,河本调回日本,先后在参谋本部和第12师团任职,并升任中佐。1926年3月,河本大作晋级为大佐,转任驻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他一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便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极力主张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把第一防线移到北满,并把将防线放在南满的布署,看作是准备退出大陆的所谓消极防御而加以反对。除了提出新的作战计划外,他还强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气和作战能力,加强战争准备,要求各地谍报机关加紧搜集苏联和我国(特别是东北)的军事部署、军事地志、物产资源等情报,并增加谍报人员和经费。他经常在各地召集日军官兵、宪兵、满铁人员、日本商民开“恳谈会”,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保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尽快解决满蒙士地商租、自由居住权”等侵略滥言,极力煽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狂热,并把这说成是广大日本侨民的共同要求。河本还策划建立了日本在满洲的青年议会,并以此名义组织派遣许多法西斯分子到东北各主要城市和日本各地,广泛地进行宣传煽动,组成请愿团,不断向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厅等日本军政机关请愿,要求尽快解决满蒙问题。

1927年,在军国主义者的极力煽动与鼓噪下,在日本国内,要求“以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舆论,甚嚣尘上。在这一形势下,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与外务次官森恪,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邸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中将、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山县伊三郎、朝鲜派遣军参谋长寺内寿一少将,以及外务省、海军省、陆军省、参谋本部等有关人员。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列席了会议。在“东方会议”之前,河本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宗旨,为武藤准备了一系列的材料,并搞了一个“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提交会议。武藤在“东方会议”上说:“根据二十年来的外交经过情况来看,说明了满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无理的。关东军所属幕僚是与此意见完全一致的。”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报告,制定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总方针与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作出了“根本解决(即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决议大致内容如下:(一)、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奉军必定败退关外,若北伐军出关,对日本不利。所以到时须由驻北平公使芳泽发出外交声明,指出“关外有日本的特殊利益,若北伐军出关,日本不能漠视不管”,要坚决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二)、满蒙问题要从张作霖手里解决。张作霖是统治东北三省的实力者,没有人能替代他,只有支持他,并由他手里解决满蒙问题。但是,张作霖自恃兵力雄厚,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予解决和答复,所以必须乘其败回关外之机,以武力解除其武装,铲除其爪牙,使之孤立,成为东北的“善良的统治者”。解除奉军武装由关东军负责,朝鲜派遣军负责支援,关东军应随时做好动员准备。(三)、解除奉军武装后,与张作霖订立实施“二十一条”的细则,即“外交细目协定”,取得日本人在东北的“居住权”和土地“商租权”,实现“张学良、白川义则协定”等,以达到独占东北三省的目的。（张白协定出卖张作霖，出卖中国东北主权。）

“东方会议”后,河本负责主持研究制定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紧急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和部署。首先,关东军司令部向各部队下达了“随时准备待机出动”的命令,使部队处于戒备动员状态。其次,河本亲自或派人对从山海关至长春一线的地形进行侦察研究,并确定以山海关至锦州西北商桥之间的险要地带为行动地点,拟定了以关东军一部进至喜峰口,掩护主力沿奉山线跃进到预定地点,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第三,为解决关东军转移锦州、山海关一线之运输问题,河本与驻满铁的关东军嘱托后宫少佐和奉山线铁路顾问山领等研究确定了军运办法,并布置了侦察奉军退回关外情报的侦察网。

1928年4月初,第二次北伐开始,奉军形势不利。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和关东军认为,局势正按“东方会议”所预料的情况发展,“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关东军即按照“东方会议”,之预定方针,开始行动。日军松井石根中将、町野武马大佐和松井七夫少将等,秘密派遣仪我彻也中佐至济南,使用杀害日本侨民嫁祸于北伐军的卑劣手段,制造日军干涉的借口。4月下旬,日军第6师团以保护日侨为名,在青岛登陆,侵占济南,挑起了与北伐军的冲突,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军侵占济南,是企图迟滞北伐军北上,以武力支持即将发表的芳泽声明和策应关东军对奉军的军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未能按照原订派遣三个师团侵入山东的计划行动,只派了一个师团,因此,入侵日军很快便感到兵力不足。河本因此对参谋本部十分不满,在他参予下,、关东军尽管自己也感到兵力不足,还是派出了户山丰造师团去济南支援第6师团。

5月9日,张作霖宣布停战,命令奉军后撤。同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属部队向奉天集中,至13日集中完毕。朝鲜派遣军的一个混成旅团,也于同期到达。5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亦由旅顺移驻奉天。

与此同时,5月15日,日本驻北平公使芳泽发表声明,声称:“如果此次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17日,芳泽于北平会见张作霖,力促张退回关外,压张按照日本的意愿解决“满蒙问题悬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发出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的通告,声称:“对于满洲一带之帝国侨民当取充分保护,[本军]特设警备区域数处,凡支那军欲通过者,悉予解除武装。”,这表明关东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关东军到附属地以外作战,按规定必须获得天皇批准。自关东军向奉天集结时,村冈长太郎即通过总参谋长铃木操六向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催请天皇敕命,但天皇敕命迟迟不至。河本心急如火,极力主张不等天皇敕命到来即开始行动。他说:“田中已经动摇,敕命不会发了。我们不等命令了,干脆干好了。”但河本的意见未被村冈司令官所采纳。到5月20日前后,撤退之奉军约有五、六万人已陆续到达沈阳及八面城,在山海关附近的25万奉军,也正在陆续退回关外。如果继续执行原计划,只有一万七千人的关东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因此,日军不得不放弃“出兵锦州之策”。

在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失败以后,河本并不甘心。他认为“‘满蒙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为了在不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使奉天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又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阴谋行动,企图以此打乱奉军的指挥系统,趁机侵占东三省。

1928年5月下旬,河本从日本驻吉林武官竹下义晴处得知,村冈长太郎想“委托驻北平武官长建川美次少将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等协助,在张作霖返回东北途中,于关内袭击张之列车”,杀害张作霖。河本认为“村冈司令官也是日夜焦虑,为脱此困境,只有将奉军统帅张作霖弄死,打乱其指挥系统,此外别无良策。司令官也是为完成‘东方会议’的决议而设此谋的。”河本对竹下说:“处理张作霖的事是‘东方会议,交给关东军的任务,自己不干,却找别人,这怎么行呢!”河本还认为,“此事托靠给建川、铃木,是没有把握和希望的。因为建川武官长手里没有兵力,难以实行,而铃木司令官又不是少壮军人派,大概也不会执行。若杀不了张作霖,岂不全失败了吗?”河本表示:“这事由我们自己来干。”竹下将河本的意见报告了村冈,村冈佯作不知。

河本认为村冈司令官默许了他的主张,便主持召开了有齐藤参谋长等人参加的参谋会议。与会参谋一致主张“不怕牺牲自己,由自己来干”,否定了“依靠平、津的他力主义”,并表示:“既然村冈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意图,我们幕僚不能袖手旁观,决心以全力实现其企图,并期以必成。”参谋会议一致同意了河本的爆炸张作霖列车的暗杀计划。会后,河本紧急进行了暗杀的准备工作。

关于行动地点,河本先选择了在满铁附属地以外的新民府东方巨流河铁桥为炸车地点,但因该处奉军警戒严密,难以下手。后经河本亲自侦察,最后选定了皇姑屯以东约一千米的奉山铁路与满铁交叉点处为炸车地点。

接着,河本令尾崎少佐将守备皇姑屯地段的独立守备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中尉和该中队附神田泰三中尉,叫到关东军宿舍沈阳馆,密谋炸车办法。原来在此之前,东宫与北陵地主榊原及伊达顺之助等,亦有谋杀张作霖之计划。所以,当河本说明“吾等已改变不可袭击张氏之主张”,并拟在皇姑屯实施暗杀张氏之计划,希望东宫协助时,东宫立即应允。河本与东宫商定采用以下三种暗杀办法:(一)使用电气爆炸。在两个月前,独立守备队为加强警戒,在奉山线与满铁交叉点附近,用沙袋修筑了一个碉堡。决定利用这一碉堡,秘密将沙袋换成装有爆炸力极强的炸药的沙袋,并在该碉堡的南面约500米处一瞭望台装置电气开关。(二)在奉山线装上两条脱轨器,以为爆炸不成后之补救办法。(三)用机枪扫射,并由神田中尉组织敢死队,持刀刺杀张作霖。河本认为上述三种办法是万无一失的计划,定能完成任务,遂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东宫。同时还决定由神田中尉和桐野工兵中尉辅助东宫,尽速做好电气炸药安装等准备工作,令军参谋部营野工兵少佐负责将电气工具、炸药等尽快交给东宫。河本还亲手交给东宫一千元行动费。5月28日,东宫准备就绪。

为了准确侦知张氏的行动及列车运行情报,河本同北平的建川美次武官长及北平、天津、山海关、锦州等地的谍报人员取得了联系。6月2日又加派了独立守备队第2中队附武田丈夫到新民府车站,令其在张之列车通过新民时用电话报告。并另派密探守在皇姑屯车站,到时以火花信号通知东宫。以上活动得到了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的谅解和协助。

张作霖于6月2日正午由北平出发。张之专列共挂有七节车厢,张乘坐倒数第三节天监色的铁甲车厢。3日张作霖在锦州受到吴俊升的迎接,同日夜离开锦州。6月4日拂晓武田中尉报告张之列车已通过新民府,河本即令川越大尉通知东宫,按计划执行。之后,河本即与齐藤参谋长,以及役山中佐、尾崎少佐等参谋部人员,一起登上奉天满铁属地广场中的东拓大楼瞭望台上,等待观察爆炸情况。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列车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路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由奉军宪兵队汽车送往督军府。爆炸发生后,河本曾命役山参谋给预备队(一旅)下达紧急集合令,企图趁乱突袭奉军,达到武力侵占我东三省之目的。但被齐藤参谋长制止,“认为这样不妥”。如果河本的这一阴谋得逞,“九·一八”事变也早就在那时发生了。

为了转移和消除人们因炸车事件对日本的怀疑,河本一面令伊藤谦次从大石桥骗来两个中国人,杀死后将尸体扔在炸车地点附近,在尸体衣袋里装上一封伪造的信,说明死者是北伐军的便衣队以嫁祸北伐军;一面尽力消除爆炸现场日军作案的痕迹。

皇姑屯事件轰动了世界。虽然日本国内外要求说明事件真相的呼声很高,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关东厅长官木下谦次郎的庇护,此案不了了之。直到1929年7月,由于民政党议员在日本国会上对皇姑屯事件的追究,河本大作与独立守备队司令水町竹三少将才一同受到停职一年的处分。但河本并未因此而放弃其侵略东北的野心,在他离职时,还与其继任者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发誓,要继续为武力侵占东北而努力。

河本回到东京之后,立即与“双叶会”、“樱会”等反动组织,以及参谋本部的法西斯军官和大川周明(战犯、法西斯理论家和战争煽动家)等相勾结,积极进行反动宣传,煽动战争,并继续策划侵略中国的阴谋。1929年10月,河本得知溥仪有请求日本帮助其复辟的愿望,他在征得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同意后,立即赴旅顺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商讨了将来“解决满蒙问题”时利用溥仪的可能性及具体政策。尔后又和溥仪的日文翻译墨田七郎一起秘密赴津,会见了溥仪,成为“满洲国”阴谋的最早策划者之一。

1930年8月,河本的停职处分期满,陆军大臣阿部信行在奈良旅馆召见了河本,对他说:“宫中不同意你复职。你今后想向那方面发展?我可以负责为你介绍职业。”河本认为:“停止军籍也好,但是自己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日本的生存,必须与大陆联结在一起。日本要离开大陆,就是要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所以表示今后愿意从事与大陆有关的事业。”后经阿部信行的介绍,于同年十一月充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该公司“专做与陆军有关系之交易”。因此,河本虽然退出现役,但仍与日本军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参与军方侵略中国的阴谋,而他的平民身份,反使他的行动更为方便。

1931年,日本陆军首脑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以及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等人密谋夺权。他们指使满铁东京事务所所属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大川周明纠集右翼团体大行会之清水行之助一派,和以九州福冈为根据地的水平社的松本等,计划于三月上旬冲击国会,制造混乱,再由军队收拾时局,迫使天皇授命军部组阁。小矶国昭将此阴谋计划告诉河本,要河本当他们的谋士和计划执行监督人。河本接受委托后,立即对大川周明及其阴谋计划准备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后来这个计划在宇垣等得到可以组阁的许诺后,悄悄放弃了。“三月阴谋事件”是以后发生的“十月事件”、“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的预演。而河本在这个事件里扮演了一个军部阴谋的同谋犯的角色。

不久,河本又参与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前夕,他受参谋本部课长重藤千秋之托,亲自专程去沈阳,向驻沈日特机关长花谷正少佐送交了五万元机密费,作为制造柳条沟、太平河炸桥事件所需的经费。之后,河本在沈阳会见了板垣、石原。会见时,板垣托河本办两件事:一、要求满铁在关东军开始军事行动时全力进行协助;二、要求驻朝日军及时支援,勿使关东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17日,河本动身回国,途经大连、汉城时,会见了满铁理事十河信二、驻朝日军参谋中山大佐等人,完成了板垣交给他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于1931年12月中旬,板垣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电召河本到沈阳。本庄在司令官官邸对河本说:“西安炭矿原是张学良经营的。现在西安县长及当地军警、人民反日空气甚为浓厚,欲用武力接收,但目下正在(准备)攻击锦州中,无一兵一卒之余裕。愿君以和平交涉之手段,迅速接收该矿。同时任命河本为关东军统治部“嘱托”。河本赶到西安县,以残酷镇压、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等手段,收买了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和西安县警察局长戴东潇等,镇压了西安县人民的反抗,强行夺占了西安煤矿。关东军统治部为酬劳河本,正式任命河本为西安炭矿总办。

此后,直到1942年10月的十余年间,河本大作一直在伪满洲国,“接受关东军的意旨,服务于统治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业务”。在伪满洲国,他担任或兼任了许多经济方面的职务,配合关东军的军事占领,对我东北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现仅就其大者略述之。

1932年11月至1936年10月,河本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理事期间,参与了满铁修筑海克线等多条铁路,强占了我六大矿山,其中仅抚顺煤矿每年产煤一千万吨,鞍山铁矿年产铁矿石二百万吨。河本还兼任该会社的经济调查会会长,直接领导其管辖下的总务、政治、产业、金融、经济等五个部及庞大的特务情报网,为关东军制订掠夺东北资源,巩固其统治的“经济建设计划”提供资料和建议。同一时期,河本还兼任伪满油化工业株式会社监事,将该会社生产的人造石油,供应日本陆海军。

1934年10月至1941年10月,河本充任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制订并执行了大量掠夺东北煤炭的“五年开发计划”,强行“收买”了十来座矿山,使该会社的矿山由六个增到十六个,占有了二百亿吨的储量,1939年年产量达到12,298,430吨。1936年10月河本又兼任新成立的日满商事株式会社理事,更以垄断煤铁贩卖权之手段,将大量煤铁供给日本国内。

1942年,日本为了加速掠夺山西资源,以解决其因战事扩大而出现的各种物资紧缺的困难,在驻山西日军司令官岩秀义雄、参谋长花谷正的要求下,河本到山西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关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河本在一次会议上说:“本会社不是营利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要增加生产,以贡献于东亚战争。”很显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是日军的随军机构,是进行经济掠夺并为日军服务的经济组织。河本到任后,加强了对中国工人的剥削与镇压,积极扩大该会社的规模。在河本任职期间,该会社的工厂数量,从三十六个增加到四十二个,资金由三千万日元增加到八千方日元。该会社除了尽量供应当地日军的需要外,还把大量的钢铁、煤炭送往日本钢铁厂;将棉布、皮革送往东京陆军被服厂;将“中央制作所”、“火具部”等改为战地工厂,直接为当地日军制造战车、火炮等武器。1944年12月,由伪山西省政府顾问甲斐政治、战犯花谷正与河本共谋组织了“山西省急进建设团”,河本充当顾问。此外,河本还组织了以他自己为会长的“缠会”,定期研究制定对山西省物产资源的掠夺政策。

在山西期间,河本积极参与了“对伯工作”(即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他亲自给阎锡山去信拉关系,并与阎锡山的代表签订了秘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日本与阎锡山在共同反蒋反共的条件下,阎锡山负责保护“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在各地的工厂,并帮助收集供应原料;该会社则采用阎锡山的干部,提供阎军所需要的物资及部分军火;各工厂的警备队协助阎军对八路军作战等。其后又在河本的建议下,设立了由日、阎双方派出的政治委员、军事委员、经济委员组成的“三委会”,日方由花谷正、笹井宽”、河本大作,阎方由苏体人、王乾元、彭士宏担任“三委会”的委员,从而加紧了勾结。河本还策划使阎锡山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于日本很快战败投降,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而河本大作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一面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全部工厂企业资财移交给阎锡山,由阎锡山成立“西北实业公司”,自己任该公司的总顾问;一面要求日本的“全体技术人员团结起来,残留山西,为阎锡山服务。”他强制征用日本技术人员,破坏遣返日人工作,压制日人归国愿望,扣压要求归国的人。同时,河本与日寇山西占领军的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等策划,让日军向阎锡山缴械,以抗拒八路军的受降命令。他将残留在山西省的三千余日军,以澄田、山冈、三浦、元泉,岩田、合村、城野为骨干,组成“山西野战军”,后又改编为“独立暂编第十总队”直接参加了中国内战。河本妄图以此做最后挣扎,用心险恶。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战局迅速发展,日暮途穷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仍不肯放弃他的“大陆梦”,他与澄田、山冈、城野等密谋策划,派山冈道武、矢田茂等去日本,计划招募三千到一万“义勇军”,以帮助阎锡山做垂死挣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而河本大作本人,也在太原解放之后,于1949年4月29日被我太原市公安局逮捕归案。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病死狱中,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