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指出,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美国的经济政策隐藏的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可靠的收入来源,这导致了巨额赤字、提高税收的倾向、大量印钞以及高通胀。而这些财政政策正在进一步扩大人们的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对普通的中低收入民众产生剥夺感。这使得人们对于政府政策的失望,并希望获得控制权来改善状况。
而与此同时,外国势力正在变得强大,并积极挑战美国的地位,使得美国处于内外较困的状态。“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也正是我认为美国现在所处的状态。”
就具体事实和对未来的预测,达利欧分析说,
面临以上所有前景和挑战的美国2024 年大选将很可能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摊牌,而双方都不会接受失败的结果。有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将是内战。
以下为原答案:
瑞-达利欧认为美国今天起的五年内爆发内战的概率是17%。未来进一步恶化,概率将达到30%。
瑞-达利欧基本世界观是认为历史是线性的,呈现出不断自我重复并螺旋上升的状态。这个往复重现的循环过程又可以被分为6个阶段。如下:
各个阶段的定义/特征如下:
瑞-达利欧在这本书里建立了一个基于18个参数的量化模型,如下:
基于以上量化模型的读数,能够评估某一个强权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是哪一个阶段。
以上是瑞-达利欧的方法论。然后他用了巨大的篇幅,逐一分析了美国的经济、社会等诸现实,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2021年12月4日更新之一
瑞-达利欧说:“进化是由于适应和学习而发生的向上运动。它周围是循环。对我来说,大多数事情都表现为一个上升的改进轨迹,围绕它的循环,就像一个向上的开瓶器:”
“进化是一种相对平稳和稳定的改进,因为知识的获得大于知识的损失。另一方面,周期来回移动,在一个方向上产生过度,导致另一个方向的逆转和过度,就像钟摆的摆动。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提高,因为我们学习得更多,这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力,但我们的经济会起起落落,因为我们有债务周期,推动实际经济活动围绕上升趋势上下波动。这些围绕趋势的渐进式、有时是革命性的变化并不总是顺利和温和的。有时他们会非常突然并且充满痛苦,因为犯了错误,发生了学习,并产生了更好的适应。
进化和循环共同构成了我们在一切事物中看到的螺旋式向上运动——财富、政治、生物学、技术、社会学、哲学等等。“
瑞-达利欧显然遵循了某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
最重要的是,他基本认为,决定历史演进的基本动力在于“人类的生产力”(Human Productivity)。“人类生产力是导致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最重要力量。“
即使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瑞-达利欧还需要回答这种螺旋发展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换言之,这个趋势需要一种向上的动力。
“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是人类进化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强,因为我们的大脑赋予了我们一种独特的抽象学习和思考能力。因此,我们在技术和做事方式方面的发明取得了独特的进步。这种演变导致了构成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的不断演变。通信和交通的技术进步使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深刻地改变了人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性质。我们在几乎所有事物中都看到了这种进化改进——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好的产品、更好的做事方式等等。甚至人类的进化方式也以提出更好的创造和创新方式的形式发展。这个趋势自人类历史被书写以来就被反复证明。因此,大多数事物的图表都显示出更多的向上倾斜和改善而不是简单的上下波动。“
瑞-达利欧选取了两个参数(全球人均产出和人均寿命)来对1500年开始至今的历史进行了量化分析,以证明这个历史向上演进的趋势。
进一步的,瑞-达利欧开始具体讨论这种螺旋上升的“进化“过程。他认为这些过程体现出某种往复循环的”周期“(Cycles),并在此引入”国家“这个概念作为历史的主体。从这里出发,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以人类社会的阶级作为历史的主角,以阶级斗争作为矛盾线索,而是以”国家“作为历史主角,以国家面对灾害和挑战的治理作为矛盾线索。
这个总体的论调是,人类周而复始的面临四大灾难:战争(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自然灾害、瘟疫和饥荒。而“国家”则在这种灾难和挑战中沉浮,依据这个国家的多维度的综合实力,在历史的演进中被“优胜劣汰”——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达尔文理论。
“这些破坏/重建时期摧毁了弱者,明确了谁是强者,并建立了革命性的做事新方法(即新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繁荣时期最终因债务泡沫而过度扩张,贫富悬殊,并导致债务崩溃,产生新的压力测试和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这导致新的秩序,强者最终再次获得相对于弱者的优势地位,依此类推。”
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在瑞-达利欧这里通过下图来证明。
尽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螺旋上升式的进化的,然而作为其中玩家的“国家”则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起起伏伏,呈现相对实力的变化交替。
对“国家”在这个进化论的游戏中的竞争力进行考察,瑞-达利欧归纳了18个指标。其中有8个被认为是描述国家相对实力的重要的指标,包括:1)教育,2)竞争力,3)创新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对这些指标的量化研究显示(如下图),这里的每一个指标,在一国内部的某一个具体时间段内,都呈现出某种具有相关性的共同上升或共同下降的趋势。
“图表中的线条很好地讲述了上涨和下跌发生的原因和方式。你可以看到教育的兴起如何导致创新和技术的增加,从而导致世界贸易和军事实力的份额增加,经济产出更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相对滞后的储备货币地位的建立。你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强劲,然后以类似的顺序下降。共同储备货币,就像世界通用语言一样,在一个帝国开始衰落之后往往会继续存在。”
这种周期性的、相互关联的上下移动称为瑞-达利欧的“大周期”。
经过复杂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这个一国之内的“大周期”的演变过程极其特征被归纳如下图:
进一步对这个周期的各阶段进行归纳,可描述为如下过程。
以上,就是瑞-达利欧用来分析各个主要强权国家使用的框架。在他的这本书里,他使用这个框架,着重分析了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顺带分析了历史上的强权,荷兰和英国,以及今天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由于本题仅讨论美国的“内战”,因此仅关注这个框架中关于美国的部分。
放眼全球,由于各国往往处于这个周期的不同阶段,从而形成实力的相对变化。瑞-达利欧认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
2021年12月4日更新之二
互动/观察——归纳/假设——提取原则/关键参数——程式化原则/关键参数,并使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和仿真——与现实经验进行比对并进一步优化原则/参数——循环往复
就本书讨论的宏大命题而言,瑞-达利欧提供了他的研究结论,即一个基于他所总结的三大循环,八大衡量标准,以及七项附带要件,组成的一个18项决定因子的组合。这些决定因子组合在一起,可以用来描述、判断,乃至预测,一个强权国家在其兴衰起伏的大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为了证明这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暴论”,瑞-达利欧花了数章的篇幅论述了这各归纳,并通过对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刚好是四个过去数百年来拥有世界影响力的主要强权)的分章节研究来进行论证。洋洋洒洒数百页,不在此赘述。
1. 三大周期:用以描述某一强权在其整个“大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2. 八个主要标准:用以观察某一强权在特定时刻的绝对实力。
3. 七个附带要件:用于观察对某一强权的在“大周期”中的发展趋势和其绝对实力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A. 继承类:
B. 人力资本类:
C. 文明/文化类
D. 社会个体或团体的交流模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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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讨论我们了解了瑞-达利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现在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强权国家都要经历他的兴衰起伏的周期而没有例外。如下图:
瑞-达利欧进而将这个过程进一步精简为六个阶段: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这整个大周期中,美国处于哪一个阶段?
通过对他的八个主要决定因子的量化分析,瑞-达利欧向读者展示了美帝国在其18世纪立国至今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如下图:
“在图表中,你可以看到美国崛起的种子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初期,从教育实力的增强开始,然后是创新/技术和竞争力。这些力量和世界环境使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创造了大规模的生产力增长,从 1870 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然后是一战之后。这些增强的优势体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产出和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增加,以及其金融实力不断增强,例如纽约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以及其金融产品的大量使用。这些衡量美国相对于其自身历史实力的指标在1950年代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达到顶峰。当时,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最大,美元和美国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主导。
虽然美国在教育、竞争力、贸易和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势在过去100年中有着显著而稳定地下降,但其相对实力在创新科技、储备货币地位、金融中心实力、军事等方面均保持最优。与此同时,当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图景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在快速的追赶美国的领先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比较优势,而且中国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
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在战后1950年代,美国来到了他相对国力的巅峰,即处于瑞-达利欧所谓的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现在我们来看从1950年代美国相对国力的巅峰直到今天的数十年间,发生了哪些意义深刻的变化,进而讨论美国的现状,从而确定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大周期中的位置。
战后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状态:
战后的世界被冷战划分为两个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美国领导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和西式民主的,而苏联领导的世界是共产主义的。美国主导货币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该系统被40多个国家采用。因为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而且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得多,所以这种货币体系运作得最好,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苏联和那些被带入苏联集团的国家并不富裕,而且建立在更薄弱的基础上。
事实上,无论在铁幕的的哪一边,进入冷战军事和政治联盟的从属国家,没有谁是自愿的。“国家之间的治理与国家内部的治理大不相同。这是因为,相比于国家内部有法律和行为标准来支配,国家之间的则是完全依赖于原始实力。法律、规则,甚至是相互商定的仲裁条约和组织,如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都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国际关系几乎完全适用丛林法则,适者生存,一切皆有可能。这就使得对于作为双方阵营的领袖的强权国家而言,强大的军队是如此重要。“
对于军事力量的巨大投入对于美苏两极都造成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巨大的投入一方面拖垮了苏联,对美国而言则造成了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尾大不掉,对于军事体系的巨额投入削减了美国本可以运用于投资国内并改善社会体系的政府财政支出。
战后货币和经济体系:
“布雷顿森林协定使美元成为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它通过大量出口赚取了巨额利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积累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黄金/货币储蓄。这笔储蓄约占世界政府持有的黄金/货币的三分之二,相当于八年的进口采购总额。即使在战后,它仍然通过继续大量出口来赚取大量资金……经过政府战争支出下降导致战后短暂衰退,美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与繁荣时期。最重要的是,新的货币体系开始了新的债务周期,财富和价值观的差距缩小了,整个社会成为追求和平与繁荣的更大统一体。此外,股票价格也非常便宜。美国经济和市场在之后很多年都非常强劲。”
直到60年代末,整个美国社会和市场欣欣向荣,中产阶级发展壮大,人们对国家和未来充满信心。但繁荣中总是暗藏着危机的影子,这一时期同样见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1950-70年期间,债务增长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早期的创新和发展融资至关重要,但后来却变得过头了。1960 年代,美国人开始大肆消费,而基本上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德国和日本在生产汽车等制成品方面越来越成功,美国的贸易平衡开始逐渐恶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和国内社会项目(称为“枪炮和黄油”)上进行了巨额的开支。为了为所有这些支出提供资金,美联储向市场投入的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能够以35美元的固定价格支付的数量。美国央行的黄金储备直线下降,同时对黄金的债权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崩溃。如下图所示,由于美国的支出远超收入,黄金储备下降,直到美国政府停止美元挂钩黄金当时,美元相对于黄金以及兑德国马克和日元这两种主要替代货币的价值暴跌。”
“由于脱离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体系,货币和信贷、通货膨胀、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加速上涨,债券和其他债务资产出现恐慌,推高了利率。在接下来的10年(从1971年到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房地产、黄金和收藏品等硬资产的出现挤兑。虽然大多数人不了解货币和信贷动态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以高通胀和高利率的形式感受到了它的痛苦,从而导致了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在 1970 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石油禁运导致高油价和天然气配给、工会与公司争夺工资和福利、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弹劾案等。当时也普遍的观点是,要求加薪减工的工会已经完全失控;自由主义失宠,保守主义盛行。这些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当时通货膨胀飙升,52名美国人在伊朗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扣为人质444天。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
这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最大的后果并不在美国的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上。左翼自由派试图通过大规模加息应对通胀,却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紧缩。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占据了舞台,通过降低利率,减税,同时削减福利,私有化国有企业,镇压工会运动,从而扭转经济滞涨,带来了80年代的一波繁荣。但贫富差距开始扩大,而左右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开始变得激烈。
自1990年代初以来,我们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一个在 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中达到顶峰,导致随后的经济衰退;一个在2007年次贷泡沫中达到顶峰,导致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在 2020 年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衰退之前,在2019年达到顶峰的新一轮经济周期。1990-2000年间,我们也看到了苏联的没落,中国的崛起,全球化,技术的进步,有利于企业的盈利,扩大了财富和机会的差距。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取代美国工人,特别是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在该大约30年期间,国家和国家边界变得无足轻重,”资本和生产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全球进行布置,“这导致了新兴国家的生产和发展,加速了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并扩大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但可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工人和机器取代美国中产阶级工人的时期。”
而在债务方面,“在此期间,美国的养老金和保险金等债务和非债务负债大幅增长,债务被用来为投机提供资金,导致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0年代中期的抵押贷款泡沫,并最终导致泡沫破灭。
在整个长期债务周期,从1945年到2008年,每当美联储希望经济复苏时,它就会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和信贷的供给,从而提高股票和债券价格并增加需求——即,利率下调,债务增长速度快于收入,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泡沫经济,整个泡沫经济直到2007年达到顶峰,并在2008 年破灭。这一次,利率在大萧条后首次下调到0%,并采取了量化宽松措施。
这一政策转变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冲击。
“2008 年债务危机使得利率降至 0%,这导致三大储备货币国家的中央银行(以美联储为首)从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MP1)转向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驱动的货币政策 (MP2)。央行印钞购买金融资产,将钱交到购买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者手中,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这对经济有利,但尤其有利于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并因此它扩大了贫富差距。大量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债券收益率走低,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和想收购的关联公司股票,从而进一步推高股票价格。基本上,借来的钱基本上是免费的,因此投资借款人和企业借款人利用这一点来获取廉价资金,并用它来进行股票回购,从而推高股价和每股盈利。这笔钱没有产生涓滴效应,底层的财富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如下图所示,财富和收入差距现在是 1930-45 年以来最大的。“
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分歧也造成了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极化。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是这一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然后,在2020年3月,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隔离处置之后,收入、就业和经济活动暴跌,美国中央政府承担了大量债务以向人们和公司提供大量资金,而美联储大量发行货币,购入各类债券。作为对此的反映,下面的图表显示了美国的失业率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如图所示,中央银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的水平都接近或超过战争年代以前的记录。
先看贸易收支
“自然地,如果一国进口远超过其出口,则必须通过提取储蓄和/或借款的某种组合来弥补差额。我们可以将一国的储蓄视为其外汇储备。美国通过减少储备/储蓄和积累大量欠外国人的债务来为赤字融资。下图显示了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占美国GDP的百分比。它表明,虽然美国过去持有的外国资产多于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强烈逆转。那是因为美国从世界其他地方大量借债,并降低了资产。“
而美国对外债务飙升
而可以用来衡量美国偿债能力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则不足
“美国虽然没有大量储备,但有权印刷世界储备货币。印钞能力并被世界接受,这是世界储备货币大国(尤其是美国)才有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经济实力。”这使得美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偿债能力问题。“与此同时,一个没有大量储备的国家(美国所处的位置)极易受到“世界资金”不足的影响。这意味着美国现在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印制全世界的货币,但美元一旦失去储备货币地位,它将非常脆弱。”
结束以上的研究,再回来看“帝国兴衰及其储备货币的大循环”。从二战“结束后出现的新世界秩序开始的循环,其中
a) (1950/1960年代)有一个和平、繁荣和生产力的环境,其中债务增长分配合理且可持续(即,大多数债务被有效地用于产生高于偿债的收入,因此大多数债务得到偿还),股票表现良好,社会变得富有,个人从繁荣中受益,尽管他们受益不成比例,这最终导致
b) (1970/80年代)过度的债务增长为投机和过度消费提供资金,导致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从而导致
c) (1990年代到2008金融危机)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并提供更多信贷,从而产生更大的贫富差距和更多过度负债,直到
d) (2008年至今)过度负债变得如此严重,中央银行失去创造信贷增长的能力,从而产生自筹资金的债务增长(即,相对于在没有中央银行补贴的情况下偿还债务所需的收入,债务不会加速),这导致
e) 严重的经济衰退,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内部冲突,并导致
f) 大量印刷货币、巨额债务重组和通过税收变化带来的巨额财富分配
g) 相对于新兴大国而言,这给领先大国带来了金融、经济和政治上的脆弱性,从而导致了界定赢家和输家的战争,并产生了新的世界秩序。”
瑞-达利欧认为,今天的美国已经走完了整个周期的75%,误差+/-10%,即
第五阶段:财务状况急剧恶化并发生激烈的内部激烈,将导致
第六阶段,发生内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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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得出的观点是,美国目前处于第五阶段:财务状况急剧恶化并发生激烈的内部激烈
“要了解第五阶段,你需要知道它是在第三阶段之后,在第三阶段,那里有和平与繁荣以及有利的债务和信贷条件,以及第四阶段,在此阶段,过度消费和颓丧开始带来更糟的情况。这个过程在最困难和最痛苦的阶段达到高潮——第六阶段——当实体(国家、州、城市、公司或个人)耗尽资金并且通常会发生革命或内战形式的可怕冲突。第五阶段是随着金融状况恶化而出现的阶级间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的时期。不同的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如何处理冲突,对国家以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进行所需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现在可以在许多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处于第五阶段)发生的迹象。那些有足够财务条件的人(即收入大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的状况相对较好,另外一些则情况相对较差。还可以看到,这些条件的不同是导致这些国家、州、城市、公司和人民(例如,他们的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福祉)的大多数方面现在发生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你还可以看到各国应对压力状况的方式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有些国家采取更为祥和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些则更具有“战斗”倾向。”
为一国带来巨大的内部冲突和混乱的状况,通常是以下几个成因的相互作用。作者称之为“经典有毒组合”。这包括:
a) 国家和该国(或州或城市)的人民的财务状况不佳(例如,他们有巨额债务和非债务义务,如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义务),
b) 该实体内部的巨大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以及
c) 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造成经济冲击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金融泡沫破灭;自然灾害,如疾病、干旱和洪水;和战争。
严重的负面冲击(c)类似于进行一次(财务上的)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时存在的财务状况(以收入相对于支出和资产相对于负债来衡量)(a)是减震器;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的大小(b)就是系统的脆弱程度。当出现财务问题时,它们通常首先冲击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由于政府永远不会让私营部门的财务问题影响整个系统,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财务状况。当政府的购买力耗尽时,体系就会崩溃。但在走向崩溃的道路上,有很多争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通过对历史上50多次内战和革命的研究,我们逐渐发现,内战/革命的唯一最可靠的主要指标是政府财政的破产,而这种破产通常发生在重大的经济冲击之后且一国同时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之时。这是因为,当政府缺乏财政能力(Financial power)时,它无法在财政上拯救那些政府需要拯救以保持系统运行的私营部门实体(正如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政府在 2008 年底所做的那样),它买不到它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它也不能付钱给人们去做它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它失能了。”
“进入第五阶段的一个经典标志,同时也是借款和消费能力丧失的关键指标(这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存在巨额赤字,使得它需要出售的债务远高于除了该国的央行之外的任何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比如,当无法继续无节制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增税和削减政府支出,或者,当那些还有能力继续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来购买该国政府债券时,就可以认为这个关键指标已经到了。更具体地说,当政府无钱可用时(出现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却又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它的选择非常有限。它可以1) 提高税收并大量削减开支,或者2) 大量印钞,从而导致货币贬值。那些还有印钞选择权的政府总是这样做,因为那是一条不那么痛苦的道路,但那会最终导致投资者耗已经发行的货币和债务。对于那些无法印钞的政府,他们则不得不增税和削减开支,这会迫使富人出逃,这些富人会离开这个国家、州或司法辖区——因为支付更多税款和失去社会服务是这些富人们无法忍受的。这时,如果这些无法继续印钞的经济体的民众中间还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举措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这种后周期的债务事态,现在在美国的州和联邦层面都在显著发挥作用,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地方(州)政府不能印钞票来偿还债务,而联邦政府可以。而美国的债务水平、贫富差距和政治差距——这些都处于 193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外部的观察者大多注意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大规模财政和债务扩张,这种扩张尚且能得到美联储的支持。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联邦政府和央行目前的扩张政策并没有(或不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事情可能正滑向不可逆转的深渊。
通常,那些贫富差距最大、债务最大、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大的冲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例如纽约市、芝加哥、旧金山、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美国政府必须削减开支,或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于是,问题变成了该由谁来买单,“有钱”的人(加税)?还是“没钱”的人(削减福利和开支)?显然,它不可能是穷人。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削减开支是最不能容忍的,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对有财务能力的人征税。另外,这种现实的状况也同时提高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考虑到以上两点(增税和内战/革命),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很有可能被征税(甚至成为社会暴力的对象)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进而进一步导致前面描述的空心化过程。如果出现更加糟糕的经济状况,就会加速这一进程。“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形式恶化同时存在时,加税和削减开支极有可能引发是内战或某种类型的革命。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内战/革命”并不一定是暴力的,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暴力的。
瑞-达利欧描述了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个人经历。在这个美国最富裕同时也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区,在贫穷和富裕的两端,这两个群体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和对话,他们被完全分隔开了。“我看到那些贫穷的社区正在贫困中挣扎,而那些被穷人们认为是富人的群体却根本不觉得自己富有。我看到他们都专注于自己的挣扎——富人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挣扎,确保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等,而穷人在寻找收入、粮食安全、避免暴力、尝试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看到他们更有可能对彼此产生批判性的刻板印象,这使他们更倾向于不喜欢对方,而不是同情地将自己视为一个社区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互相帮助是多么困难,因为富人觉得他们拥有的不够多,或者穷人不应该得到他们的经济支持,我担心未来可能会因为现有情况以及它们可能如何恶化。我亲眼目睹了新冠疫情造成的健康和预算冲击如何使穷人的可怕状况浮出水面,并正在加剧穷人的财务缺口。”
“如果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挣扎,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平均值(比如人均GDP,人均收入)是没有意义的。”那些看起来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自由贸易、全球化、进一步取代人力劳动的技术进步——如果不能以惠及大多数人的方式执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实现和平与繁荣,一个社会必须具有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提升。但是,今天的美国是这样的社会吗?”
那么,对于一个负债累累几近破产的政府而言,如何才能形成一种惠及大众的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重组(Restructuring)和债务减计是唯一出路。这会是从第五阶段向第六阶段转型的重要一步,他的过程会痛苦不堪。
除了以上“经典有毒组合”之外,当一并出现以下现象时,将更进一步的提高爆发内战/革命的风险。
“虽然在周期的早期,通常会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生产性事物上,但在周期后期,时间和金钱更多地用于放纵的事物(例如,“生活中更美好的事物”,如昂贵的住宅、艺术品、珠宝和衣服)。从第四阶段开始,直到第五阶段,这种支出和消费开始显得怪诞。通常,这种颓废的支出是由债务融资的,这会使财务状况恶化。通常伴随这些变化会进而引发心理上的变化。富人认为他们的钱是合法获得的,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其花在奢侈品上,而穷人则认为富人这样的支出正是穷人所遭受的不公的明证,显示了富人的无德与自私。除了增加怨恨外,颓废的支出(不同于储蓄和投资)还会降低生产力。一个社会如何进行投资和消费十分重要。相比于把钱花在不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上,把钱花在能产生生产力和收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才能给社会带来有前景的未来。“
“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个大周期的初期远低于在这个大周期后期,这也使得在一个周期的晚期明智和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变得更加复杂,直到有一天,即使明显的好事也几乎无法完成——这时需要革命性的变革。特别是在以法律和合同为基础的系统中,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法律可能会阻碍做明显正确的事。“
“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吸引那些认为精英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普通人。它通常在以下情况下发展:1)财富和机会差距,2)感知到来自国内外不同价值观的人的文化威胁,以及3)处于权力位置的“建制精英”无法为大多数人有效服务。当这些情况不断恶化并在普通民众中引起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上台。民粹主义者可以是右翼也可以是左翼,比温和派更为极端,并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将自己表现为选民的战士。它们通常是对抗性的而不是协作性的,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这导致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不可调和的分歧而进行大量斗争。在他们之下发生的革命的极端情况各不相同。例如,在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采取共产主义形式,右翼民粹主义采取法西斯主义形式,而美国和英国则发生了非暴力的革命变革。最近,在美国,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事件,而与之相对的,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和AOC的崛起,反映了左侧民粹主义的普及。“
伴随着民粹主义政治而来的,是政治光谱两侧的观点更加极化,针锋相对而无法和解。“正如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样,目前美国存在异常多的两极分化。
以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衡量标准,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越多,一个国家在周期的第五阶段的恶化的越严重,离内战和革命也越近。在第五阶段,温和派成为少数派,而到了第六阶段,温和派将不复存在。
“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愈演愈烈。这是因为在困难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a)以刻板的方式将人们视为一个或多个阶级的成员,以及b)将这些阶级视为邪恶的敌人或可以联合的盟友。我们需要对这种情况的发展格外注意,它是一个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标志。在第五阶段,这阶级划分和争斗开始变得明显,到了第六阶段,它将变得非常危险。
阶级斗争恶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是对其他阶级/团体的妖魔化,这通常会产生一个或多个通常被认为是问题根源的替罪羊阶级/团体,需要被摧毁、监视或者隔离。少数民族、种族、富人和穷人群体也经常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妖魔化。妖魔化和替罪羊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典型症状和问题。”
“随着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情绪化和政治动机越来越强,媒体和宣传的扭曲真相变得不可分辨。
在第五阶段,那些互相斗争的群体通常与媒体紧密合作,操纵人们的情绪以获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换句话说,左翼媒与其他左翼结合,右翼媒体则与其他右翼结合,互相进行肮脏的斗争。例如,1930 年代左翼(例如共产主义者)和右翼(例如法西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共同举措是控制媒体并设立“宣传部长”来指导他们。他们制作的媒体明确旨在将民众与政府视为“国家敌人”的群体进行两极分化。在贫富悬殊和民粹主义思潮下,打压精英的故事很有吸引力,尤其是打倒右倾媒体上的左倾精英和打倒左倾媒体上的右倾精英的故事。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着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当与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相结合时,媒体就成为了强大的武器。”
“众所周知,这是目前发生在美国的现实——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的所报道的事实和真相比我们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低。2019年盖洛普研究表示,只有13%的受访美国人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媒体有“公平”或“非常公正”的评价。相比之下,1976 年有 72% 的人信任媒体。这不仅仅是一个小众边缘媒体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了主流媒体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可信度急剧下降困扰着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曾经广为推崇的新闻偶像,它们的信任评级在下降。除了出于政治动机之外,在媒体业务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耸人听闻的故事甚至更具商业价值。”
“当人们对他们意识形态的热情超过了对系统和规则的尊重,整个系统都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a)非常清晰且b)大多数人对这些规则和法律表示尊重和接受时才起作用。如果这两者都恶化了,那么法律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竞争双方不愿意试图与对方讲道理,不愿意为了追求整体的幸福而做出文明的决定,这就会出现是一种考验有关各方相对权力的“内战”。在这个阶段,获胜可以不计一切代价,肮脏的手腕变成了常态。第五阶段的后期是人们放弃理性以支持激情,胜利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不道德的战斗以自我强化的方式逐渐变得更加有力。当每个人都有他们为之奋斗的意见并且没有人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时,系统就处于内战/革命的边缘。
2021年12月6日更新
我们已经讨论了美国在其霸权周期中所处的位置——第五阶段,并且观察了在第五阶段中美国所处的状态。在集中考虑到美国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财务/债务困境,以及国内矛盾的激化,瑞-达利欧小心翼翼的提议,美国已经走到了第五阶段的末段,在不远的时期内有较大的概率进入第六阶段,即内战或者革命。
“革命是使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过程。革命不一定是暴力的,尽管它们通常是。它们可以在不破坏系统的情况下在系统/秩序以内发生,也可以在抛弃旧有秩序并开始新的秩序以后发生。“
“内战是控制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暴力斗争,或者是人们认为比自己更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它们造成了大量伤害和死亡,并破坏了对人民的基本保护和包括医疗、教育和正常经济活动在内的基本服务。他们试图结束旧秩序并用新秩序取而代之。“内战是一定要造成死亡的。本书依据了历史学的标准定义,即将造成超过1000人以上死亡的内部冲突定义为内战。
在对内战和革命进行分类时,瑞-达利欧将那些发生在系统/秩序中的“革命性“事件与那些试图或成功打破秩序并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内战“事件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某种”革命“甚至可以作为在一个国家进入内战之前解决第五阶段挑战的一种方式发生。即使存在残酷的争论,只要没有大量杀戮(内战)和/或系统/秩序的变化(属于第六阶段范畴之内的革命),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在系统内。现有秩序中的革命性变化(第五阶段革命)的例子包括罗斯福在1930年代初的革命性向左转变以及里根和撒切尔在1980年代初的革命性向右转变。它们通过截然不同的最高所得税率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再辅以外部形式的剧烈变化(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和1980年代中国改开和苏联衰落)带来的机遇,避免了滑向第六阶段的命运。
瑞-达利欧这时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在体制内进行“革命“性变革从而重新进行社会财富分配并消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成功案例“,似乎希望说服他的美国读者他对美国在其现有的制度内进行变革还抱有某种乐观的期望。这整一部分与他在全书探讨美国历史和政治的语气有某种奇怪的不合。
而当以上最后的变革的努力失去作用,或者在现行的体制内无法有效运转下去的时候,第五阶段便跨过了那条清晰的界线并进入了第六阶段的内战和革命。这种体制内“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可以归为:
在国家滑向内战/革命深渊或成功实现体制内变革的十字路口,包容的政治领袖和团体能够弥合分歧,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强力的改革派政治领袖则能够有足够的手腕和能力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革命性”的调整。美国能够找到这样的政治力量和领袖来来领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么?
最近的选举显示了美国的目前的分裂程度——美国选民近乎以50对50的比例站在相互的对立面。这和50年前大不相同。当时,共和民主两党内的大多数都是温和派,而其中的极端势力也不那么极端。
而今天的政治光谱则完全不同。
“这种变化是朝着更大冲突发展的典型特征,因为它们反映出更多的人处于极端状态,而温和派的数量正在减少。当温和派占少数而极端分子占多数时,就会有一种自我强化的拉力,导致两极分化和冲突加剧。如前所述,在政权更迭之后(例如拜登赢得总统职位),那些为了推翻现任共同敌人而团结起来的人在击败现任总统并上台后相互争夺权力。因此,我们应该预料,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对立政党之间争夺权力。由于每个政党中的极端分子似乎都多于温和派,我所描述的动态将政党拉向更大的极端,因为如果他们自己不朝那个方向倾斜,他们可能会在初选中被更大的极端分子击败。这种动态的现代例子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可能被一位比他更左的民主党人取代。”
历史告诉我们,更大的两极分化等于a)更大的风险进入政治僵局,从而降低了在体系内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机会,或者b)某种形式的内战……对周期是否会进入第六阶段保持乐观是不明智的。
在瑞-达利欧看来,现在的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执行以下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得到执行是评估政府的执政对于避免美国滑向内战/革命深渊的重要评估指标。
a) 对许多债务和非债务义务(例如,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以及资产负债表进行重组或贬值, b) 必须重组政府行事的方式,以便提高生产力,从而使得政府(包括中央、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超过支出,改善资产负债表,并将收益惠及更多人,因此 c) 必须缩小财务、教育和健康领域的贫富差距,使得那些受害最深的人获得足够的保护,并且 d) 在对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大举投资。
瑞-达利欧的政策评估指标看起来几乎不可行,这要求美国政府在改善资产负债表的同时提高收入,同时增加福利和基础设施开支,这两个目标南辕北辙。即使这种政策在理论上存在可能性,其中增加福利同时增加政府收入的部分基本上不可能在目前极度极化的国会获得通过。拜登的基础设施支出法案一路经历的磕磕碰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共和党显然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一举扭转国会议席。
然后,瑞-达利欧系统的探讨了在第六阶段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这不在本题和本文的讨论范畴内。现在,我们要问,瑞-达利欧经过了细致的分析,提供了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论述,并基本上得出了结论,即:美国处于第五阶段的末期,内部和解和变革的机会有但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努力,而这些政治资源在严重极化的美国却显然难以获得,因此美国有不小的概率进入第六阶段的内战/革命。
这个数据来源于其方法论中对强权周期进行量化评估的18个指标中的三大周期指标,即:
具体数据在本书付印时的具体量化读数为:
同时,基于对过往2200年(!)内九大世界主要强权所发生过的所有内战、叛乱和造成系统性重启的流血革命的量化研究,瑞-达利欧和他的团队制作了以下评估内战发生概率的模型:
很遗憾这个模型的具体算法并未公布。
依据以上读数输入模型,瑞-达利欧预测美国今天处于17%概率内战的区间,而10年内内战的概率则为30%。
本书全长569页(Kindel电子版),共计14章。不同于很多象牙塔生产的社会研究专著附带许多先天意识形态和掉书袋式的晦涩理论框架、范式,或者由记者撰写的描述某一个社会现实的作品常常过于沉溺于个别事件的精致细节来以小见大,瑞-达利欧作为一个金融投资者展现了极其强大的逻辑性,对问题的专注性,剃刀一般消除噪音的果断;同时又在字里行间体现出了他对社会细节的敏感和同情心。
他基本上认为,一个良性的向上的社会应该:
对于我(以及所有从小接受过系统马哲理论训练的所有中文读者而言),这套理论让我有一种金融大资本家倡导马哲的既视感,变扭,却又让人耳目一新,但觉得又意犹未尽,似乎没有“触及到灵魂“。
本文仅止于介绍媒体广为报道的瑞-达利欧关于美国30%概率迈向内战的逻辑框架。事实上,这远非作者的目的,也无法展示作者的庞大野心,即构建一整套世界观和研究范式,并通过定量分析模型来生成一个可以窥视未来的“水晶球“。这个72岁的亿万富翁显然希望能够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数百亿美元的身家而已。
瑞-达利欧所讨论的美国并不仅限于本文所展示的它的困境和挑战。是的,这个国家现在面临财政入不敷出,贫富悬殊,社会分裂。但这个美国傲立于世的三大法宝:科技,军事和美元,尽管受到了来自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全方位挑战,但直至今天,乃至可以短期的未来,都不容易被动摇。下图展示了在本书付印时,美、中、欧(欧盟)、德(德国)四个国家(地区)基于18项参数的量化读数。
以上。
瑞.达利欧在本书研究中国的周期的部分小心翼翼的尝试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下的一段引文,可以为诸位读者一窥这位华尔街大亨的马哲理念。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叫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是指对立面如何结合产生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有物质(即物理)存在,以机械方式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马克思蔑视那些与现实没有联系并且不会产生好的变化的理论。所以我猜想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相信哲学只能通过它们产生的成功和失败来判断……“
”简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产生变化的系统,是通过观察和影响产生“斗争”的“对立面”的“矛盾”并对其施加影响来观察事件发生并影响它们的系统方式,这些“斗争”在解决后会产生进步。马克思的意思是它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所体现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众多此类冲突之一。“
”……这听起来对我来说是正确的——即,1) 矛盾/对立会产生斗争,并且有这些冲突并反思它们并努力克服它们是一个取得进步的过程,以及 2)”阶级”之间存在斗争,这体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中。你会记得,我相信冲突会产生斗争,有冲突并通过冲突进行斗争会产生进步,我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即“富人”和“穷人”)是三个最重要的冲突之一,历史演进的一种重要力量。通过研究历史,我开始相信帝国兴衰背后的三个最强大的力量是1)货币/债务/资本市场周期,2)内部财富/机会/政治差距循环,以及 3)外部力量挑战现有的力量循环,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些相似……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两个主要观点是错误的。”
达利欧保守了,如果把内战定义为双方军事力量对抗那只能说美国有内战可能。
可如果把内战定位为双方因相互矛盾无法调和,导致国家运转失常,遭受不比相互开火小的巨大损失。那美国内战已经爆发,而且是高度复杂化的爆发。
比如拜登作为总统要求美国码头加大人力投入,加快卸货速度。而美国码头经营者和码头工人工会还在就上涨工资多少而激烈对抗,根本不管拜登的命令和那些等着提货的卡车司机,以及等着卡车司机的零售商与消费者们。
在这里,码头企业,码头工人协会就在相互博弈的情况下与拜登代表的美国总体利益开战。其对美国运转造成的影响,不比敌方海军突袭下港口造成的小。
美国要是没有这样内战级别的内部对抗,其他国家还没有自建一套的机会呢。
美国崩溃论来了,简称“美崩”,
在我打字的时候,聪明人已经开始写《中美夏令营的较量》,《美国可以说不》,《美国还可以说不》,《美国依旧可以说不》,《美国你为什么不说不》,《美国不高兴》,
老实人还在辩经,又错过了一波财富密码,
实际上呢,美国不说话,卡一卡芯片,苹果就能重回手机销量榜第一,
5G弯道超车,那么大的投资沦为笑谈,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麻烦”,
历史是很微妙的,
1914年6月28日,那是一个星期天,萨拉热窝街头阳光明媚,一名叫普林西普的学生用勃朗宁M1910型自动手枪连开了七枪,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一年,普林西普还不满20岁,
1842年,满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然后呢,满清继续苟活了70年,到1912年才灭亡,那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4年前,恒D用1500万年薪挖走了经济学家任泽P,许老板说:人是有价值的,
4年后,恒D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爆,很神秘,不好说,
跟动物园怪谈一样,“它”看见了你,你要假装没看见,不然你就会变成兔子,
不过积极意义是有的,比如写爽文卡文了,想写一个男人之间的王道剧本,
《水浒传》早就有人写了,
兵王都写烂了,“兵王回到家,看见年幼的女儿蹲在猪圈里啃发黑的馒头,对天打了一个响指,漫天的直升飞机把村庄包围了”,
这时候就要去抄“维京人征服英国”的历史,因为读者对这段历史不熟悉,
从苦寒之地出生的维京人,在英国抢钱抢地抢女人,种地是不可能种地,这辈子都不可能种地的,反正战死进英灵殿,
今天在纳维亚半岛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古钱币比英国本土还多,英国人考古还得去丹麦,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卖书卖书!但是他卖书不是为了钱,可能是为了名吧!他是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上面的视频是新书的预告和见解,分析见解部分有点枯燥,相信我已经减掉大半无聊的了!我把经济部分剪掉了,留下国家部分!
大概意思就是老生常谈:
蛮国崛起 天下布武 诸神的黄昏 这个循环。荷兰,英国,美国,别扯我们 我们只想挣钱,只不过他是从经济上的角度来分析,可能也算是美国版的国师吧!
最重要的知识点:
霸权帝国靠着霸权,用货币吸全世界的血,但是这会导致帝国的衰弱。
他认为美帝国 国运走过了75%正负10%,我的理解:大概离末代总统还有百八十年吧。
美国内战只是中间一个很小的可能性分析,本质上和印度神童的见解没有区别,不过人有钱雇人做量化,分析ppt,做cg(cg做的不错,原则),出书,有钱就是任性啊。要不圈他来中国买上点水军吧,也算我们出口创汇了。
对了,这几天不是中概股暴跌吗?他作为桥水的扛把子还有闲心管美国内战的事?
我不是美吹 但是不做好死上一代人的准备,就指望美国交出位置,洗洗睡吧!
说点有关,但是不那么有关的
如果对91-06年之间情报史研究和情报人员回忆录做一个汇总,其实不难发现苏联解体之后由大量俄国侨民虽然移居西方国家,并看起来融入了西方社会,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可能同时也是俄国间谍。
在西方俄国侨民对居住国的忠诚度一直都非常可疑,革命后有大量白俄流亡德法,看似要与苏维埃政权死战到底,结果一看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府还有能力建立霸权,有许多立刻就投了诚(投诚的典型就是阿·托尔斯泰,自己和流亡者社区决裂,后成为斯大林铁粉)甚至变了共谍 这是历史经验
70-90年代初针对苏联政府驱逐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的实际调查结果(由哈佛等顶级院校主持的soviet interview program等)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虽然这些苏联侨民对苏联政府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但是他们的三观和思维模式基本上多或少都有苏联意识形态的烙印(可以理解为程度不同的思想钢印),那么那些纯粹追求物质生活而移民的呢?只怕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拥趸者居多吧。
换句话说,虽然苏联的崩溃被一大批政论专家宣传为民主的胜利,甚至有自由主义棋手比如福山将其鼓吹成历史的终结,但是一个实际问题从16年开始才又有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那就是苏联是真被民主意识形态搞掂了?还是苏联解体只是两个典型俄式самодержец玩脱了导致的帝国崩解?如果说,比如说苏联是被西式意识形态搞掂了,那么克宫学作为分析封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一种不那么科学的方法,早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为何又被人捡起来分析俄罗斯政局中的人事变动了呢?
所以美国内战这个问题看着很耸人听闻,实际上蕴含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在里面
即开放社会在面对封闭社会的渗透和颠覆的时候,是否真的有能力抵御?
如果美国一旦爆发内战,而且日后又有档案材料证明这些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棋手和莫斯科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甚至直接拿KGB/SVR的资金去搞什么进步主义,那么开放社会必然战胜封闭社会的论断是否还成立?会不会产生一个世纪以上的进步运动恐惧症?
书看了一半,有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内战发生前,往往没有人相信会发生内战。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没人知道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多数人觉得就是个不大不小的事,后来被砍头的那些贵族,开始的时候是启蒙平等思想的支持者。
达利欧说过他有一个研究方法,把当时的报纸找出来,一天一天看,假设自己不知道以后的事,想想自己会做出什么判断。
后人看前人的历史一眼十年百年,只看到了重点事件,对于当时的人每天在关心的事认知有偏差,对于历史的突然性也缺乏理解
美国不会爆发内战,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极其完善的,美国人自己4-8年就推翻一次自己的政府,两党制和竞选制能保证美国所有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人类政治形态的终极,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也是人类生产关系的终极。
美国水深火热都是观网和环球报胡编乱造的假新闻,要么就是断章取义引用的美国国内的小道消息。任何相信美国有问题的,都是没有见识,思想禁锢,在内网坐井观天的。
达利欧这样说,只是为了语出惊人,为了卖书,美国100年也不可能发生内战,美国的发达是内网人无法想象的,美国制度的完善,中国拍马追100年也追不上。美国网上那些对立言论,不过是网上口嗨,现实中的美国人更关心生活,没人关心政治。那些上街闹事的都是收钱办事的罢了,个别几个红脖子代表不了美国。
还有什么大家集思广益,经费到手咱们按劳分账。
选择中国历史上100年以上的朝代
西汉、东汉、东晋、北魏、唐、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明、清,13个
因内战而亡的有东汉、北魏、唐、元、明,共5个,占比40%。
也就是说,“朝代灭亡”的概率,是“因内战而灭亡”的2.5倍。
现在,“美国爆发内战”的概率为30%,那么“美国灭亡”的概率是多少?
Dalio这也太悲观了,吧……
以日本马关条约之前的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他都能转嫁国内矛盾到国外,那更不要说现在有能力有条件的美国了,总不能相信他的绅士风度,坐等矛盾激化然后关起门内战让全世界看笑话吧,那他养那些航母核弹何用?
纵观人类历史七十多年的相对和平期很少,百年以上的更是几乎没有!
大家有没有想过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无非就是对有限资源的争抢和重新分配。
为何二战后能有如此长的和平期,实在是科技革命让生产力大大提高,资源的蛋糕前所未有的增大了,大多数相关方分到的蛋糕都在增大,或者至少还没到需要通过全面暴力手段重新分配的地步。
但现在低处的果实已经接近被摘光,再也不是几个人在实验室里捣鼓捣鼓就能弄出个推动人类科技发展的成果的时代了,现在人类每一点科技进步都需要无数的人力物力和巨大的资金投入,科技发展速度降低必然导致对生产力推动的降低,如果未来科技没有什么爆发性增长,蛋糕没法继续做大,那么就必然面临重新分配,而那个时候战争就来了!
显然达利欧对短时间内发生科技爆发性增长这种可能性比较悲观,那就只剩下战争一途了,无非是内战还是外战罢了。。。
相对于达利欧说的内战,我觉得外战的可能性恐怕更大,别忘了希特勒也是民选上台的,而且他上台之后到战败前支持率一直是相当高的,除了他的两个要敌人(共产党和犹太人),他执政几乎满足了国内所有方面的利益诉求,怎么做到的?对外侵略把蛋糕做大了,所有人分到的都多了!
相比于美国,咱国家的情况要好的多,经济发展还处在较快速的增长期,蛋糕还在增大,现有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相对于科技发展进入需要高投入才能有产出的阶段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可以预测的未来还是能够稳定发展的,但也要知道怀玉其罪的道理,如何保护自己的发展果实,恐怕才是未来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也许只有时刻备战,才能保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