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菜提前表白
希望得到两份快乐
战国时期,韩国怂恿秦国修郑国渠应该算。
战国末年,眼见着秦国一天比一天强大,韩国那是又怕又急,时刻担心自己被吞并,就派了一名叫做郑国的高级水利专家去到秦国,劝秦始皇搞一个大型水利工程。
韩国人想,搞这个大工程那么费劲儿,秦国的国力肯定会被消耗得七七八八,没空来吞并韩国啦。
万万没想到,高级水利专家郑国去到秦国以后,把这个大型水利工程搞得有模有样,大大改善了水渠灌区的灌溉条件和盐碱土质,粮食产量蹭蹭蹭往上涨。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
秦国的实力因此大涨,更快把韩国灭掉了。
韩国当初出这个馊主意的人肯定后悔得要命吧,哈哈。
北宋的三易回河,别的蠢事往往只影响一家一姓,这事影响了几朝几代。
为了防止黄河改道北流,使河北失去天险,截断商胡道,改走六塔河,结果容量不够,不出意外的决堤了。
这种事干一次就够蠢的了,大宋三代君臣干了三次,最终后果就是本来繁华的河北被淹成了白地,再也无力维持足够的军力,靖康时金军就此长驱直入,赵家二怂也去了五国城。
到这这事还没完,黄河的泛滥不定也把金人坑惨了,就在金朝吭哧吭哧修黄河的时候,铁木真完成了蒙古的统一,被牵制了大部分精力的金朝根本无力干涉。
元朝也好不到哪去,修黄河修出了一个石人。
就宋朝君臣的瞎折腾,坑死了自己,也坑死了自己的对手。
直到共和国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才把他们还有杜充蒋公掘大堤这些王八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了。
一,“省县二级制”。
这个思潮源自于清朝末年,很多知识份子认为清朝行政区划制度太过复杂,层级太多,官吏太多。这导致政令不通、调度不灵、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组织架构叠床架屋。
于是出现了“省县二级制”的思潮,认为应该把省和县之间的层级全部撤销,由省直接管县。
孙中山认同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践。于是民国初年廢除了府、道、州、厅,所有县直接归省管。结果省的管理压力暴涨,行政效率更低下了。于是北洋时期设立了“道”来作为省县之间的层级,第一次省管县改革彻底失败。
蒋家王朝时期,彻底廢除各“道”,又一次强行要求省直接管县。结果,又打脸了,还是管理压力太大。而且省县权限差距巨大,很多政务县都不一定有权限和能力去承办,所以往往要派很多“大员”下去“督办”。于是,民国干脆允许省往各地派出若干个“行政督察专员”巡视地方,每人管十几个县,这些专员管辖的地方叫做“行政督察区”也叫“专区”。省县之间再次多了一级,省县直辖第二次失败了。
新中国建立後,在省县直辖这方面继续继承了了民国的传统,又强制规定省县直辖,不断强调“专区”就是派出机构。试图法律上强化省县直辖,可是无论如何弱化“专区公署”的存在,专区党委可弱化不了,专区就是成了实打实的一级。
此外,从民国到新中国,县以下的区域才开始了正式的“行政化”。我国古代各个王朝虽然也把县以下区域划分成“乡”、“都”、“图”、“厢”,但这些区域没有设立行政机关,管理这些区域的人员绝大部分都是服徭役、劳役的普通公民,大部分时候都要自掏腰包解决经费问题。
但随着近代化,中国的国家机器逐渐有能力管到农村基层了,所以农村开始行政化。这就导致,前脚省县二级制了,後脚县下面设立了乡镇,乡镇下面还设了保甲,层级上一下子净增了一级。
建国後,县下分为若干区,区的行政机关是区公所;区下分为若干乡镇,乡镇以下还分为若干行政村/生产队。组织机构更加叠床架屋了,县被迫承担了大量职责後,不然要扩充自己的行政力量,那么县的组织机构就要膨胀,还要设立分支机构。
时至今日,地级市彻底坐实,也就是这个用词还没有写入宪法罢了。河北省取消了第二批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河南省的省直管县标兵济源市被迫加挂了“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的牌子,正式宣告县级行政区直接对接省级行政区在编办和组织部那里已经被视为“不正常”、“不合规”了。就算只是加挂牌子,县/县级市也要被地级单位管着。
海南省此前有小道消息说全岛要重划为五个地级市,彻底终结省直管县。
可见这条路就是走不通。
二,“市管市”。
我能查到的最早案例是“1960年5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1次会议决定设立汉沽市,以天津市原汉沽区的行政区域为汉沽市的行政区域.汉沽市由唐山市领导。”我也不知道这个办法最早是谁提的,但这个操作被上头接受了。自此打开了市管市的先例,地市合并改革後,绝大部分的县级市都通过“代管”这个借口交给地级市管理,导致出现了市管市。
这个模式不利于理清地级市和县级市权责划分,法律上县级市就是省直辖的,但实际上又由地级市领导,导致权责不清。
由于这种升级不分家的模式存在导致了多种麻烦。对于地级市来说,如果对压制手下的县和县级市很有信心,不担心被拆掉,那么可能会“为了设市而设市”,对于辖区内县改县级市会很积极,毕竟县级市获得更多权限也意味着可以向上申请更多项目和资源。等于县改市缺少把关,地级市只要不拦着或者说把县级市数量当做一种政绩就可能导致盲目批發式设市。这导致很多县城人口和建成区面积不够大的县也成了市了。反过来说,一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县级市本身已经有了当地级市的资本,但“被代管”就是被管,这个制度基本堵死了县级市升地级市的上升渠道。最近几年新设的地级市,如儋州市和三沙市,要么是海南省直辖的儋州市升级而来的,要么就是出于国防需要特批的三沙市。从已有的地级市中拆分一个出来,几乎不可能了。
市管市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管?但这个大前提根本解释不了,只是有人觉得下属太多了管不过来,顺手把A交给B管。可能他们根本不在乎出现什么“A市B市XX镇XX路1号XXX”这种奇葩地名吧。。。有些小错当初懒得管,後来就懒得改,再往後就修改成本极高,最後导致很多人常识都被扭曲了。。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区划制度最终都崩溃了?因为小错懒得改,时间久了错误累积足够大造成了系统崩溃。
地级市和县级市都是城市型行政区,他们运作模式上都把自己辖区当做一个城市运行,那么必然导致资源要集中到市中心。那么,如果城市型行政区辖区过大,就必然导致郊区被吸血,越大越不好。地级市管县级市,会放大这个问题。县级市把自己当独立城市经营,而县级市又被地级市当做城市的一部分。广域型行政区和城市型行政区不分的结果就是行政资源错配和分配不公。
更明显的结果就是,地级市/副省级市可以通过变更县级市代管关系,以简便的办法将其他区域划入行政管辖范围内。例如成都市从资阳市手里吞并了简阳市,这么做快速做大账面经济数字,快速完成KPI,把经济建设搞成了数字游戏。。
哎
郑国渠
韩国想消耗秦国国力,暗中派郑国撺掇秦王,“咱们挖条水渠吧”。那个时候,别说机械了,也别说铁锨了,金属工具都没几把,多谢各位的提醒,那个时候铁器已经普及了,工具主体是木头的,就是跟桨一样的东西,上面套一个金属的头子,要挖一条“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的水渠,要征调无数的民夫……秦国必然元气大伤……
结果,10年后
《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四万余顷(折今110万亩),收皆亩一钟(折今100公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这让我想起了,我老家的一条河:黄沙港,人工疏浚出来的。
http:// image.baidu.com/search/ index?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r=&sf=1&fmq=1472199066074_R&pv=&ic=0&nc=1&z=&se=1&showtab=0&fb=0&width=&height=&face=0&istype=2&ie=utf-8&word=%E5%BB%BA%E6%B9%96+%E8%A5%BF%E5%A1%98%E6%B2%B3 黄沙港_百度百科“
黄沙港,名为港,实为河,又名十丈河、野潮洋,位于江苏省
盐城境内。西起黄土沟,经
上冈镇、新黄沙港闸入海,全长88.9公里,流域面积865平方公里。
此水道改善了
里下河地区的排水状况,直穿
建湖县有名的洼地,加快了排水速度,提高了洼地的抗涝能力,兼利通航百吨级的船只。
”
可能挖河都是苦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民族细分。刚建国的时候,没有回族,只有回民。
回民普遍认为自己和汉族是同族异教而已。
壮族语言和汉族不同,但那是语言学上的分类。他们彼此之间并无清晰广泛的认同。
甚至白族这种汉化程度较深的,很多大姓早就认为自己是汉族了。
我党组织了学者考证研究出来他们其实是白族,然后出动基层工作者宣传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登记为白族……
这……实在太热情了……如夏日骄阳般的温暖。
粟裕大将他们家,汉化已久。不翻家谱已经都想不起来了。又是一个看起来像汉族、生活习惯汉族、说汉话的……侗族。
当时我们的政策太理想主义、革命主义了。
就应该民族成分自己报,你认为自己是啥族你就是啥族。
当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9成9的人都给自己填个汉族。
我看我还要多说一点。
我国古代有没有民族压迫?是有的。但是总体说我国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意识旺盛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主体民族的绝对强势。汉族也就没有太多必要标榜自己是汉族。
其他兄弟民族就更没必要标榜自己是某族。
所以,消弥民族分裂意识和消弥大汉族主义 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
既然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官方意识形态,那么各项政策都应该围绕这个来执行。
民族区域自治可以搞,冠名自治就毫无必要。这些区域也是多民族区域。
而且很多人低估了名教的威力。语言和名义是有魔力的。
很多哈萨克族以哈萨克斯坦为精神祖国。虽然知道她各方面都比不上中国,你要问他为什么,除了哈萨克这个名头往往也没什么。
我没有指责前人的意思。他们完成了伟大光荣的空前业绩,但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我们能不能回到就事论事上?
提出反对意见的盆友。唯一现实的理由是分化地方势力。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但其他反反复复都是说那代伟人比我强多了这种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于他们来说不算失误的事,放在历史上评价可不一定 。
比如说我儿子。我们夫妻奉行放羊主义,引导为主,教训为辅。但是越过红线就得严厉训斥。
结果目前为止还算满意。小家伙活泼但是不熊。
但这种政策的坏处就是爷爷奶奶外婆很难管住他。他们既不擅长引导,该严厉的时候又严厉不起来。
我认为我国民族政策的改革就应该“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不可偏废。
1880年的伦敦街头,二十多岁的约翰连续几天都倍感焦虑和疲惫,浑身使不上劲。
考虑到老伦敦阴雨连绵和雾霾严重的生活条件,身体出现状况对于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几日不见好转后,约翰走进了街角的诊所希望医生能给自己开个方子。
约翰向医生诉说了自己连日来萎靡不振的情况,医生瞄了约翰一眼后,突然走到门口将门反锁,然后笑眯眯地问约翰是否已婚或者有女朋友。
约翰一惊,想不到医生这么关心多年母胎solo的自己,便大方地表示自己还是一位待字闺中的高质量单身男性。
听罢约翰的回答,和蔼的医生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严厉地质问约翰平时是否有对自己的下体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作为堂堂大英帝国的正人君子,约翰坦白自己偶尔会在慢慢长夜给自己来一次特殊的释放。
很快,约翰将为他的诚实付出后悔终生的代价,在医生的一个眼色下,两位彪形大汉出现在约翰身后,将他老老实实地按在了一张手术台上,医生极其熟练地脱下了约翰的裤子,将一个锯齿状的金属环套在了约翰的下体上,最后还不忘用螺丝固定。
当时的约翰还不明白医生为什么给自己的小兄弟戴上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很快,当又一个慢慢长夜到来,约翰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终于明白了医生的“良苦用心”,而他也永远告别了下半身的幸福。
(一)
我们今天都知道适当的自(lu)爱(guan)和为爱鼓掌对人体不会有危险的副作用,但是对20世纪以前的欧洲人来说,挥动自己的右手基本与犯罪和自杀无异,只有极端堕落和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想着去玩弄自己的下半身。
1734年,著名的内科医生罗伯特.詹姆斯在编写《医学词典》自慰条目时,用极其愤慨的语气写道:“我实在想不到还能有什么其它罪恶的行为能导致如此多可怕的后果。”终生未婚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也将自爱视为一种低级行为,他认为“只有一个人放弃了他的人格时,他才会通过这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动物欲望。”
欧洲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卢梭本着救世济民的精神,十分关注当时广大法国青少年的lu guan问题,他甚至建议学校要紧盯着学生的下半身,不能让他们有任何机会去实践这种危险的行为,不然学生的灵魂和身体都会衰弱,法兰西的未来都将埋葬在右手的快乐上。
随着精神病院在19世纪欧洲的普及,医学家和思想家们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他们都倍感震惊的现象,许多精神病人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疯狂lu guan,来宣泄他们过多的精力。
著名的法国精神病学家让.艾蒂安.埃斯基罗尔因此下结论,lu guan肯定是导致男性精神错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位医学权威发话后,欧洲各国的医生基本将lu guan与精神疾病完全划了等号。
整个19世纪的欧洲都将lu guan视为洪水猛兽和亟需解决的社会难题,即使是在当时强到逆天的日不落帝国,在面对青少年下半身的问题上基本也是操碎了心。
大英帝国的医生们很快发现寄宿制学校基本都是lu guan的重灾区,里面的男学生各个手臂粗壮,找一个没做过这件事的学生基本上比找到一只熊猫还难。这让本来已经被定性为精神病的lu guan很快又加上了传染性,医生们认为在寄宿制学校封闭的环境里,这种有害的习惯很容易就能从一个学生身上传染到另一个身上。
为了加强公众对于青少年lu guan危害的认识,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们会以极其夸张地口吻描述着lu guan造成的可怕后果:“健康、智慧、道德,一切与纯洁、尊严有关的品质都将在混乱与绝望的毁灭中沉没,如果lu guan过度,将会产生这世上最恶心、最可悲的白痴,伴随有瘫痪、耳聋等令人痛苦的疾病,最终等待他的只有坟墓。”
维多利亚时代的寄宿学校校长们几乎各个都为学生lu guan问题而愁秃了脑袋,每天一大早,有关学生lu guan的报告基本上会堆满他们的办公桌。即使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寄宿学校的老师们也坦言lu guan在学生中的普遍几乎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而校医的所有工作重心基本上都在处理学生的过度lu guan问题,1849年,一位美国的男学生在校医的追问下,坦言自己每周会连续四五天做那档子事,他自己也是焦虑不安,因为每当他想冲一发时,他的大脑根本不受他欲望的控制。
(二)
经过整个社会的努力,lu guan在19世纪的欧美被成功塑造成了一种具有破坏性威力的精神疾病和终极邪恶的行为。
甚至连青少年再正常不过的梦遗现象都被解释为是由过度lu guan造成的严重疾病。内科医生阿尔伯特.海耶在他的《生命科学》一书中,将梦遗描绘为一种人类身体所受到的最可怕、最致命的疾病,患者除了表现为脸红、哭泣、呼吸苦难和抑郁外,最终还会造成不可逆的阳痿。当然除了把锅都推给lu guan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还认为读太多的文学作品和睡的床太软都会造成这一种在夜间无意识的体液流失。
在医生们众口一致对lu guan的批判下,当时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的脑子有问题,并且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探索时都会抱有极大的精神压力和道德压力,其中就包括有一位名叫乔治.德赖斯代尔的青年。
1824年,乔治.德赖斯代尔在爱丁堡呱呱落地,作为爱丁堡财政部长、保守党领袖威廉.德赖斯戴尔爵士的第四个儿子,小乔治这辈子本来注定和贫穷无缘。 但是在1835年,小乔治无意中解锁了自己右手的秘密。在他的整个十五周岁,精力旺盛的小乔治每天都会进行多达3次的右手运动,他将之称之为“秘密的羞耻”。
在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后,小乔治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梦遗,在一个满社会都在宣传lu guan危害的年代,小乔治很自然地将梦遗与自己频率惊人的右手运动联系在了一起。随着梦遗次数的增加,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精神病院大概是他最终的归宿。
对于出身于德赖斯戴尔家族的男人来说,因为这档子事去世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为了摆脱进入精神病院的命运和给自己高贵的家族蒙羞,自尊心极强的乔治在1843年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偷偷前往匈牙利开始了改头换面的生活。
然而身处异国的乔治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自己右手运动的频率,为了多活几年,痛定思痛的乔治决定从根源来解决问题,他将一根涂有腐蚀性液体的薄金属插入了自己的yin jin中,希望由此来麻痹自己的神经末端。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乔治强忍剧痛给自己插了八根金属棒,神奇的是,它的功能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倔强的乔治不甘向命运低头,为了克制自己右手的欲望,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忘我的大保健运动中去,希望借此来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男性并非是唯一遭受lu guan压力的群体,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们每天也都会收到大量饱受zi wei困扰的女性信件。1850年4月,正值芳华的玛丽女士给她的私人医生写了一封求助信,她坦言自己在14岁的时候,就在学姐的带领下发掘了自己身体的秘密。
在她16岁到19岁的三年时间里,玛丽女士几乎每天都忘我地投入到对自己身体的探索中去,她自己还海淘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国的情趣物品和充满肉欲的书画来填补自己的欲壑。虽然她自知自己的行为远非一个贤良端庄的淑女所为,但是她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抵挡zi wei的诱惑。在书信的末尾,玛丽女士用极其诚恳的语气希望医生能为她提供一些帮助,如果医生也感到无能为力,那么她也已经做好了出家做修女的准备。
为了避免国家的未来“堕落”下去,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应对来自右手的诱惑。对于有lu guan前科的学生来说,寄宿学校会禁止他们在任何时候独处,甚至还让学生会派专人和他同床共枕,以阻止lu guan的发生。此外这些学生的床垫也会被换成硬纸板,并且每天天不亮就会被赶起来跑步,希望通过这种积极的运动来让他们远离lu guan的危害。
由于当时普遍认为lu guan的产生是因为患者遭受了过度的刺激,因此医生们会从各个方面来杜绝lu guan患者的刺激源。在饮食方面,医生会建议lu guan患者尽量保持清淡饮食,所有油腻的、难以消化的、极易引起兴奋的食物都要远离,另外咖啡、烟草、酒精什么的也都是要极力避免的。除了饮食上的调控外,医生也会要求患者每天洗一个冷水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使用冰水,以达到清心寡欲的作用。
医生们的这些法子,本质上就和女朋友来大姨妈,你叫她多喝热水一样,对于治疗lu guan来说并没有任何卵用。很快,医生们换了一个思路,他们开始给三番五次前来咨询lu guan问题的病人当起了媒人,希望通过婚姻的方式让病人彻底远离这种恼人的问题。
然而,婚姻最终也在右手的诱惑面前败下了阵来,医生们发现结婚后的lu guan患者不仅没有停止这一恶习,反而造就了许多恼人的家庭问题。面对着婚后zi wei的妻子,大英帝国的男儿们都怀疑是因为自己不行才导致了妻子反常的行为。
一位zi wei患者的丈夫不断向医生诉苦,他的妻子在婚后四年并已经有四个孩子的情况下仍然沉迷于自我的快乐,对于和他探讨生命的大和谐一点都没有兴趣。这让他堂堂一个七尺男儿觉得脸上倍儿没有面子。
在尝试了一切手段都无果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们终于下定决心用最极端的方式来根除青年的lu guan问题。随着一系列灭绝人性的反lu guan装置和钢铁内裤在19世纪末的大量出现,大英帝国的男儿们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蛋疼的时刻。
(三)
1876年,哈维.斯蒂芬森的防lu guan钢架在伦敦横空出世。这一套简易的装置通过一个袋子附在yin jin上,再由一个钢架紧紧绑在佩戴者的大腿上来防止使用者除开方便以外的任何行为。
由于初期的版本并没有做得十分坚固,哈维很快对他的装置进行了升级,不仅yin jin和dan dan都被套上了一层金属罩,罩子的内部还被安上了内衬钢钉,基本上杜绝了使用者的一切非分之想。
使用锋利的尖刺和夹子几乎是反lu guan卫道士们普遍的想法。相比于哈维的装置,梦遗环是这一时期医生们在治疗lu guan时的普遍选择。
由于梦遗被定性为是由lu guan引起的生理性疾病,医生们会要求患者在睡觉时都要给yin jin戴上这种有着许多尖刺的安全装置。如果你的下体在睡梦中有了无意识的反应,梦遗环的尖刺将是唤醒你的绝佳伴侣。
在利用疼痛方面,鲍登医生堪称是一个天才,他懂得如何利用最简单的装置来获得最佳的效果。1889年,他发明的鲍登反lu guan装置几乎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
这一套装置由一个金属罩套在yin jin上,罩子的另一端用一个夹子紧紧地夹住患者下体的毛发,一旦前端有任何风吹草动,佩戴者将享受到体毛被连根拔起的命运。
弗兰克.奥斯在反lu guan装置的设计上要比针刺,拔毛人道许多。他发明的冷却内裤堪称是一系列反人类装置中的人性之光,穿上冷却内裤后,穿戴者的yin jin会被放置于两个杠杆间的一个口袋里,只要一有反应,内裤内置的一个小风扇便会被激活,冷空气也会通过管道向内输送,除了感到下体凉飕飕的以外,使用者几乎不会感到任何不适。
弗兰克在不久后还设计了一种冰水内裤,穿上这玩意儿基本上就等于带了一个可移动的迷你澡盆,可以让下半身持续保持凉爽。
在欧美各国解锁了电气的科技点后,大英的男儿们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的至暗时刻。1903年,阿尔伯特.陶德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动防lu guan装置。
从外表上看,陶德的装置仅仅像是一条环绕着一堆线圈的金属内裤,但是当这条内裤感知到下体的异动时,便会开始持续对佩戴者的dan dan释放出高压电流,保证让内裤的主人在几秒钟时间内失去做父亲的权利。
或许是因为杀伤力太大,陶德很快拆除了放电装置,转而推出了一款更安全的警报版内裤,当佩戴者在夜间出现梦遗或者是有不正常的异动,内裤的警报装置便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直接让佩戴者体验一把社会性死亡的滋味。
这款温和的装置一经推出便深受广大父母的追捧,许多发明家嗅到了商机,也顺势推出了各自的防lu guan警报装置。约瑟夫.李斯的古典乐装备堪称是这个领域最高雅的设备,他通过在装置上安装迷你留声机来播放音乐,当佩戴者出现邪恶举动时,悠扬、舒缓地古典音乐便会从佩戴者的裆部缓缓响起,即使是欲望最强烈的男性此刻也只会留下激动和忏悔的泪水。
开发各种防lu guan装置并非是男性的权利,在1908年的时候,一位名叫艾伦.帕金斯的女子也加入到了拯救英国男青年的行列中来。
她发明了一种堪比中世纪铠甲的布质紧身衣,其中镶嵌有许多金属板。当被问及设计这套防lu guan紧身衣时,艾伦女士不无感概地说道:“众所周知,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年轻人因为lu guan而变得弱智、低能和精神错乱,身为大英帝国的子民,我深感自己有义务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艾伦的紧身衣在普通民众中反响平平,但是在精神病院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畅销品。精神病院的医生发现,穿上这套衣服基本上和被绑起来没什么两样,对于他们手底下那些整天躁动不安的病人来说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羽健是崇祯皇帝的御史,这个人非常惧内,但是又禁不住喜欢美女,所以就偷偷养了一房小妾。
一天晚上,他正和小妾缱绻时,老婆却从天而降,抓住小妾一顿暴打,还罚他跪了一夜,可怜的御史大人两个膝盖都跪红了。
痛定思痛,他不改自己好色、怕老婆的毛病,却恨死了驿站!他认为正是有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驿站,老婆才能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快速到达京城捉奸,为了以后的幸福必须取缔这些驿站。于是他奏请崇祯帝废除驿递制度。
驿站,是传递政府文书、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场所,关系重大,崇祯帝就没有批准他的奏折。
毛羽健一门心思地认为老婆能快速来京就是因为有这些驿站,所以他一心要废了驿站,一奏不成,他就另想办法。他有个亲戚刘懋在刑部当官,他便说服了刘懋建议崇祯撤裁驿站,理由是将裁掉的驿卒工资用在军费上,对付满人更划算。
1628年,崇祯实施驿站改革,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驿站被撤,大批驿卒失业。
李自成就是失业驿卒中的一员。他因失业还不起举人艾诏的债被关进了大牢。出狱后,他杀死了艾诏。回家又发现妻子韩金儿与县役盖君禄勾搭成奸,他大怒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盖君禄吓得裹着被子逃跑了,那个喜欢招蜂引蝶的妻子却让他一刀结果了性命,身负两条人命的他由此走上一条壮烈的不归路……
如果毛羽健不出馊主意撤驿站,李自成就不会失业,也就没有参军搞兵变的事情发生,崇祯也就不会把自己挂树上了。
董卓入京,本以为是驱狼吞虎,结果却是引狼入室。
王允杀董卓更是引发李郭之乱
下面引用著名段子手混子的一个搞笑故事
《Stone历史剧》--三国 之 前戏要做足太监就是十常侍。董卓死后
历史上,李郭之乱造成了严重后果
《三国志》这么记载
1,董卓进京:
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2,董卓之死
《三国志》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着韂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趋卓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余莫敢动。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3,李郭之乱
董卓之死对于整个汉末的局面是一次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汉朝在灵帝之前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汉朝,那么,从董卓开始,整个汉朝彻底乱了。
董卓的出现到陨落,可以说正式开启了汉末战乱的先河。无论是董卓本人的残暴,毁东都,废帝还是屠杀,还是董卓死后,西凉军对天下的残忍报复,都达到了汉末的高峰,可以说是汉末第一惨案,直接导致整个关中地区直接成为无人烟的焦土。
今天网上流传三国毒士贾诩,他的毒就在于他煽动了李郭之乱,造成了“强者四散,蠃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的惨剧。
史载“自昔国亡驱除之际,未有若斯之乱且酷也。”
当然,董卓之死还顺带着带走一个大文豪,蔡邕,当然,估计很多人更熟悉他女儿蔡文姬。
1.花园口决堤,日军得到情报时还不信;认为从战略和政治上都不可能。结果真炸了,没有阻拦日军的步伐;武汉照样沦陷。日军战史记载只有三人死于洪水,1000人被国民党军歼灭。1941年,日军强渡黄泛区只三天就占领了郑州很快被国民党夺回。1944年再次占领郑州,这次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解放。河南的耕地大部分都变成了盐碱地。
2.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成了一堆废纸。一麻袋的金圆券连一根油条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