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明朝办团练的最大障碍是崇祯皇帝。。他是一个猜忌心极强的人。
明朝是有团练的,而且战斗力并不弱。
举几个例子。
张道濬的泽州团练和 紫金梁等缠斗很久,而且始终没有被农民军消灭(张道濬例子在最后)。
湖北麻城团练 梅之焕的 沈庄军 多达万人,和八大王张献忠也是屡次交手,并不怎么落于下风(梅之焕例子也在最后)。
卢象升天雄军的组织模式也非常接近晚清团练,以家族,师生,乡党作为纽带。而天雄军是以能打著称,最后面对满清也是死战到底,大多数战死
但是明朝的团练也确实没能起到 咸同年间曾胡左李作用,
我认为这是因为崇祯不如咸丰,他做不到基本的疑人不用,不能给团练提供帮助。而且处处防备地方团练武装。
以明末著名的团练武装梅之焕举例。梅之焕本人和曾国藩有点像,都是曾经是朝廷要员,因为种种原因回乡,又因为威望高办起了团练。
梅之焕在被朝廷停职等候调查时,在家乡湖广麻城举办了一支地主武装力量“沈庄军”,打击周边地区的盗匪,维护地方治安稳定,有一次还震慑数万强盗不战而退。可是,朝廷始终没有将这支地主武装力量吸纳进来,“然终不召”,也没有给予他什么帮助。以至于梅之焕病死后,号称上万人、颇有战斗力的“沈庄军”便自动解散了,至为可惜。总而言之,明朝政府对于各地士绅组织的武装力量,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一不给名义,二不发粮饷。所以,明朝时期的地主武装力量根本就翻不起浪,更别说要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了。
咸同年间的地主团练能够壮大,第一是以保卫儒教为精神号召(太平军反儒教,而明末农民军不反),第二是有地方的厘金作为财政支持(而明末团练没法抽税) 第三是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曾胡左李都位极人臣,督抚一方。而明末团练壮大后只能遭到崇祯的猜忌。
附例
农民起义军刚入山西时给他们造成很大困扰的泽州沁水县窦庄堡张道濬部:
窦庄古堡周长约2000米,高约12米,墙头宽约1.5米。城墙各拐角及城门处建有角楼、楼门。城墙下为条石,上为青砖,内添砖、土。部分城段修有暗道与城内建筑及城外建筑相连同,便于防守、出入。现存城墙500余米,南城门一座,小北门一座。南门为明兵部尚书张五典为避兵祸于天启年间筑城时同建,整体高三丈,下建拱顶门,门头镶嵌砖匾上刻"南门"二字,城楼顶建有炮台瞭望孔。前挖深壕用以排放村西之山洪,也为护城河,并设有吊桥相通。整个建筑巍峨屹立,颇为壮观。
窦庄的防守非常严密。而且还仿造了西洋火炮帮助守城。
山西农民军曾经派出大股部队围攻窦庄堡,结果屡攻不克。
再比如说 山西保存最好的堡垒村落 郭峪村,就是山西地方团练们建于崇祯年间,以防御农民军的。
附例2 梅之焕守卫麻城,得不到朝廷的帮助。也没有名分,梅之焕气愤不已
明末的团练也有,只不过与清末曾国藩团练性质不完全一样。例如吴襄(吴三桂老子)就是团练总兵。
所谓团练,即依附在朝廷的地方民间武装,作为正规军的补充,用于保障地方安全,成员来自当地的农民壮丁,寓兵于农,有事时才召集起来,平时务农。掌握团练的多为地方权势者,经费由地方分摊,只在本乡活动,不会主动跑外地征战。多数缺乏训练和必要的装备。明代沿海地区面对海贼多由地方官募集地方武装,也些是团练,在史料中多写为招募民壮。如正德16年,由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的屯门之战击败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就是地方团练武装,招募的民壮作战。明朝与英国虎门之战也一样是民壮。
而清末时代变了。
曾国藩虽起于团练,但他从一开始建立的就是正规的军队,而不是标准意义的团练。这也是为什么与曾国藩一同办团练的有二百个,只有曾国藩成功了。
曾国藩:余见近年各省当道札饬绅士团练者矣,实则有团无练,有民无兵,虽多不足恃也。
也是恰好队友衬托的好,清朝的正规军腐朽不堪在太平军面前节节败退,给了曾国藩机会,清廷不得不给曾国藩以极大的权力让他带着训练成型的湘军走出湖南,成为对付太平军的主力。
而明末,官军虽然腐朽,但面对农民军一直有优势,经常有数千明军追着几十万流寇打。所以崇祯的团练一直也没有成为主力的机会,朝廷也没有放权的迫要性。直到松锦之战将明朝最后一波九边精锐葬送在辽东后才使关内局势失控。这时候虽然已经不得不放权,如左良玉已经事实上成为独立难制的军阀。但可惜,明末这波军阀水平太次…没一个是皇太极多尔衮的对手
我看到下面好像有人提到了为什么崇祯皇帝不跑路的事情。我就不说跑路以后会发生什么了,其实这个崇祯皇帝不跑路,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建国“大顺”并挥师东进,明廷派大学士李建泰代帝亲征,召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等各地守将进京勤王,加紧操练京营整饬防务。
同时,李邦华、巩永固、项煜、李明睿等大臣纷纷提议南迁以避敌锋芒,但未及一个月,京师陷落,南迁不果,崇祯帝身殉社稷。同年四月清军入关,讨顺伐明,逐步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至十六年四月间首辅周延儒提及南迁,崇祯帝态度未知;
周皇后暗示南迁,他却作不解;
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巩永固提议南迁,被其拒绝;
二月二十八日文华殿召对,崇祯帝公开否定南迁之议,并提出“国君死社稷”;
三月初四日平台召对,他仍坚持前说,《甲申传信录》载崇祯帝的话:“朕方责诸臣以大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谓社稷何!”
《定思小纪》:“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国榷》:“李建泰奏请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
《国寿录》:“上色厉曰:‘吾闻国君死社稷,义也。’遂无从庾此议者。”
《绥寇纪略》的记述更为生动: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平台召对以后,同,崇祯帝坚定了死守决心,以彻底断绝部分朝臣的南迁念头,“上闻南迁辄怒,曰:‘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乃命兵部严守京城,以待外援”。
当冯恺章进京希望请圣驾幸天津时,大学士倪元璐无奈地告诉他:“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
可见,从初议南迁至昌平陷落前夕,无论面对后宫、勋戚、内阁、朝臣,崇祯帝均不赞同南迁,也未做任何筹备,他拒绝南迁显然不是在故作姿态,而确实有自己的考量。通过对不同文献中崇祯帝表态的分析,结合其生平经历、性格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对时局的误判。周延儒议南迁时,李自成部尚转战于河南、湖广,而当时对北京威胁最大的清军仅满足于南下掠夺资源,所以北京城数次戒严终能无事;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定鼎关中,进攻山西,崇祯帝于正月二十六日派大学士李建泰出征,对其寄予厚望,其间他又多次下达勤王诏命,三月初六日他命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入卫京师,三月十一日他对兵部的指示仍表现出对局势的自信:“都城守备有余,援兵四集,何难刻期灭寇?敢有讹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
王昊称:“崇祯自登基以来,京师数次遭围,但每次却又都能化险为夷,这种经历似乎助长了崇祯的以下判断:只要京城守军能相持一段时间,各地勤王兵一到,京师自然也就转危为安了。”
基于此判断,部分大臣提出弃北京而迁往南京,自然不能打动他。其二,自负与要强的性格。崇祯帝一直以中兴大明为己任,与历朝亡国之君不同,他宵衣旰食,兢兢业业,且自视甚高,往往乾纲独断,表现出刚毅、坚定的姿态,对局势的误判则助长了他坚守的信心。崇祯帝十分要强,顾惜颜面,“帝英主也,流离颠沛,自视为辱事”,
所以此时无论多少大臣倡议南迁,即便是举朝共请,南迁后丢失宗庙陵寝和北方大片疆土的主要历史责任注定是要最高统治者来承担,而他对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廷议和之事尚且讳莫如深,又岂会在有信心的情况下主动迁都避祸,示弱于“草寇流贼”?其三,受朝臣意见的影响。朝臣们对崇祯帝的性格心知肚明,“中外惴恐,皆以唐西川、灵武为言,顾难于发端,恐上不听,先以身受其祸”。
所以一些大臣出于自保,不想提议南迁而让皇帝丢面子。此外,反对南迁的大臣们认为“事势危迫,度终难行”,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参李翰林明睿南迁为邪说”,
他的分析不无道理:“贼四面环集,乘舆将安往?请固守根本,以定人心。”
《明季遗闻》却记载,崇祯帝批评光时亨“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但考查蒋德璟《悫书》,只有前半句而并无责备他阻拦南迁之语。
蒋德璟时为大学士,所记是当时正式回复的原文,可信度很高,只能说明崇祯帝对朝臣间党派林立表示不满,并非对光时亨反对南迁一事恼羞成怒。杨士聪称:“先帝果意在必行,岂一给事中所能阻乎?”
考察南迁主倡者李邦华所上《密请东宫抚军南京疏》和《密请二王分封疏》,
他反复强调太子和诸王南迁的重要性,却未提出具体执行方案,相较于崇祯帝对时局的整体考量,主张南迁的大臣们呼吁的太子监国或崇祯帝亲行大多流于空谈,并不足以打动崇祯帝。总而言之,昌平陷落前,崇祯帝对时局判断错误,乐观估计了京军和勤王军的实力,他自负与要强的性格也使他除非万不得已,不能抛弃宗庙陵寝,成为历史罪人;
部分朝臣或出于自保,或认为此时南迁仓促不易施行,主张南迁的大臣则流于空谈,种种因素导致崇祯帝在这一时期决心严守京师,并提出“国君死社稷”来安定人心。
《怀陵流寇始终录》载,三月十六日“上召考选诸臣问计,忽传报昌平失守,上变色,还宫,密召巩永固商南幸。对曰:‘前者贼尚远,人情畏贼,扈从南迁者必多。今贼已逼,人心瓦解,谁能从行?臣不敢误陛下也。’”
十八日下午,崇祯帝再召巩永固、刘文炳询问南迁募兵之事,巩永固则重申:“臣已言之矣,暇时人即易集,今事急,人心尽乱,一卒亦难致。”
崇祯帝希望两人可派家丁护驾,但又被婉拒:“家丁何足以当贼锋?况臣素谨慎,不蓄家丁。”
即便如此,崇祯帝仍不肯坐以待毙,他已然不能顾及宗庙社稷和自己的威望颜面,决定孤身突围。漏下三更,他易服后“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
欲从齐化、崇文、正阳门而出,皆不得行,进退无路之下最终在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崇祯帝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说明他在生命最后几天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南迁到积极尝试南迁的陡然转变。
正如徐秉义所言:“观帝怆惶之状,亦未尝不欲南迁者。”
促成他急欲南迁的正是面临巨大危险时人的求生本能,倘若崇祯帝于朝臣提议南迁时早已见识了农民军的声威,或不致如此惊慌失措,也不必等到临终前对三个儿子谆谆教诲、依依惜别,将他们匆忙托付给外戚,这也说明他确实曾对农民军和京军实力存在着误判。
综上所述,崇祯帝起初因各方面原因反对南迁,提出“国君死社稷”,决心严守京师,并没有在南迁问题上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但昌平陷落后他深感农民军的强大和官兵的无能,巨大的挫败感和求生的本能令他转而急欲南迁,乃至想尽办法逃离北京,然而为时已晚。所以崇祯帝既不是自始至终抵制南迁,也不是一开始就急欲南迁,而是经历了由反对到积极尝试南迁的转变。
在万历47年秋~48年春,即萨尔浒战败后几个月,明朝就在辽东搞团练了。这个政策曾在明朝统帅部与辽东前线统帅部内引起激烈争议,也催生初天启年间的毛文龙。
毛文龙的东江镇,就是一支民间团练武装。
传闻,辽阳城中团聚乡兵数万,心一而气锐,可藉为干城。伏愿多发内帑,以示投醪。
仍宣谕辽东生员、监生人等:有能团聚五千人者,事平,以举人拜官;能团聚万人者,事平,以进士拜官。至斩获保全有功,比官军功赏,再加一等。其武职人等,另以武衔议赏。……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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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
经略熊廷弼、巡按陈王庭交章,谓辽人不足恃、援兵不当缓是已。夫各边健儿,岂其借材于异域?辽于九边处一,谓其不可为兵,然乎、否乎?……海、盖、金、复,岫岩、三岔河一带,地既需守,兵卒难调,募本处之民团练,当无所逃。况就彼团练可以护粮、可以转饷、可以省费、则更调宜讲也。若曰逃去之数,皆为虚数,另调边兵以充之。——《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初七
万历47年夏,熊廷弼接替杨镐,成为继任辽东经略。他固执地采取“辽人不可信”、“四方征剿”等政策,很快就在辽东前线统帅部内部引发意见分裂,随即遭到明朝内阁以及兵、户两部部臣的反对。
熊廷弼认为辽人不可信,原李成梁为首的辽东土著武官集团更不可信(万历36~46年期间,该集团内成员大都为李成梁的女婿、义子和侄子,实际没有李成梁的亲儿孙),必须加以排斥、打压和监视。他力主从宣大延绥甘肃等外镇调遣客军客将入辽参战。
以兵部尚书黄嘉善、巡辽吏科事中姚宗文等人为代表,则强调“辽人守辽土”,建议多征用辽兵,在辽东动员当地生员乡绅和军户丁口,大搞团练。
毛文龙的东江镇就是一支民间团练武装。他的出现,得益于天启初年,王化贞担任巡抚期间,推行积极的“辽人守辽”政策。
如果把“团练”理解为地主乡绅牵头组织起来地方的民兵团体,那么这样的团体在明代与蒙古交界的长城沿线,其实是广泛存在的,不仅有团练,而且有相应的城堡工事,训练计划和作战战术。由于边境上蒙古人频繁越过长城掠夺,长城在明代一线一度出现了村村修建城堡,人人参加军事训练的局面。
明代长城边上的蔚县乡绅举人尹耕写过一本城堡民防手册《乡约》,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中窥探当时长城边境军事化的生存状态。这个人在书的开头说了很多话,大致意思是指望边军那些废物保护我们是没希望了,我们只能组织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首先是给村落修城堡,然后乡绅牵头把村民组织起来,村民按照年龄、财产、禀赋划分成“弓箭手”、“火枪手”、“壕墙众”、“大铳手(炮手)”、“悬石卫木众”等兵种,甚至连妇人、老弱也被分配到“地道”、“妇众”组织,担负供应后勤、巡逻报警、修缮城门的等工作,这些人由“堡长”(总体指挥)、“费长”(管后勤财物)、“队长”(管作战)等人领导组织起来,定期参加训练。训练是五天一小训,练习弓箭火枪,十天一大训,练习火炮。这些民兵还有自己的旗帜指挥、预警信号体系,有相应的守城战术,如怎么在外围利用护城濠阻值蒙古人,怎么争夺城门的控制权等等。
山西南部的沁河谷地不与蒙古交界,但是明末流贼泛滥,这些地带村民也在乡绅的组织下,分封修建城堡,组成民兵团体。去职官员张道濬家族不仅修建了有名的窦庄城堡,而且张道濬也写了城堡的民防组织手册《城守规则》。不得不说,晋南沁水谷地被乡绅组织起来的民兵,在保卫家园财产的心愿驱动下,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流贼,表现了强大的战斗力,不仅武器精良(使用了西欧的火器技术),战术得体(张道濬曾经任职辽东,有过战场经验可以传授给家乡民兵),而且作战勇猛。不仅张道濬的窦庄堡这样,沁河谷地附近的各个城堡皆让陕西流窜入晋流贼碰了钉子。
还有著名清代清官于成龙之父于时湟,是山西吕梁一带的人,也是在流贼逼近的时候,不惜坏掉自家风水,掏腰包为乡亲修好了城堡,组织乡民防御,使本村不被流贼蹂躏。
辽东作为边境地带,虽然与晋南、晋北情况会有小异,但应该也差不了太多。然后呢?组织的再好,也只是能够防御一个村,抵抗规模有限的小股掠夺,提高对方的掠夺成本,使敌方认为得不偿失而放弃掠夺。团练民防,说直白点,就是军防的补充,在军防不济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救措施。军防办不到的事情,民防自然也办不到。一个村子的农民,组织的再好,碰上后金政权这个体量的敌人,能管个毛用?
你想让这些组织得比较好的村民团练去阻止满清入关?
最后给大家郑重推荐一个自驾游的好地方:河北蔚县。(图片来自 @遗产君 微博)
离北京2个小时高速车程,非常方便。
这个县,可以说最大程度的保存了明代长城边塞社会的样貌。
明代时,此处和长城沿线其它地方一样,村村四修城堡,处处设防,神奇的是,因为是贫困县的缘故,目前这些明代城堡大部分都保存至今了,如今县里仍有一百余座明代城堡存留。
大家要看赶紧看,城堡里有让人称道的古民居,但是随着新农村的建设,乡亲们生活改善,住进来新房,但城堡里的这些民居也就无人居住,任其废圮,几年以后估计会化作乌有。
搞团练的前提是有钱,摊丁入亩,耗献归公明朝做不到,财政一大块收不上钱。然后开源做不到,节流的话明朝有级数增长的王公贵族要养,财政更拿不出闲钱。
然后怎么搞团练吧?团练也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真以为乡勇团练是自带干粮呢?编练乡勇团练这套从宋代就有,号坎上“兵”代表正规军,“勇”就代表乡勇团练。明朝不能说没搞,但是没有钱是完全搞不起来的。
至于说让地主自己掏钱,问题是大清入关了又不杀地主全家,又不没收地主财产。先不说凭啥指望地主掏钱,就地主掏钱了就确保能抵抗了?
这里面的矛盾就在于如果明朝没有亡,边防军就没理由降清,满清就无法入关,为了不被满清得天下而在关内搞团练那不如早点把李自成请到京城,正儿八经封做闯王授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军权全部拱手相让,由李自成来重组政权,然后下诏禅让算逑。
来不及了。
地方分权过甚,互相拆台已成积习。
地方督抚偏科偏得厉害,望之不似人君;无职官的士子也没有委质效忠之心,明末根本没出过像样的谋主。
文臣武将捏合不起来,已经没有办法再发育成型的地方军政集团。
清朝那套班子是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彻底摆脱了明朝体制的禁锢,之后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才发展出来,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入关接收成果。
按晚明政制,巡抚自上而下、分巡道自下而上侵夺布政使职权,使得布政使虚设,同时道台官因事设职、叠床架屋,使得晚明连一省之利都无法聚合。
何如清制巡抚乃一省最高军政长官,总揽一省军政刑狱,同时巡抚自建标营,危难之时尚可抵挡一二,不至于无从措手。
所以发捻倡乱,湘淮楚军立时拔地而起,概因清朝职官早有此备,文臣勇将得其门而入。
反观晚明,诸路军主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泰半光阴在张罗粮饷,此乃军政不能配合之征。
设使我朝龙兴,诸镇粮饷不能自办,指望延安给钱,早为齑粉矣。
凡军国重务,明制一无足取,我朝委员会之设,颇得清制之妙,一事权而免分歧,高庙圣明如此。
你错了。
明朝已经和国民党一样腐败不堪了,推翻是必须的。但是团结里面的进步人士是应该的。
满清并不是腐败,而是和日本鬼子一样是侵略者,必须赶走的。有必要的话,国共合作抗日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后还是必须来一次解放战争,解决最终问题。
说白了,我们抗击满清侵略者,进而忍耐明朝的腐败,就好像我们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连腐败恶毒的蒋匪军都忍了。两者是一个道理
而所谓的阶级矛盾,好我给你抓一个:
满清同明朝卖国士大夫是合起伙来的。同明朝亿万受苦百姓是敌我矛盾。
日本鬼子同汪伪伪满也是合起伙来的。同全体中国人民也是敌我矛盾。
李自成同广大的农民起义是一样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哪个更尖锐?敌我矛盾!
把阶级矛盾挂嘴边的人,怎么可能解释清楚满清入关后,那铺天盖地的屠杀?
如果有所谓的阶级敌人。满清和卖国士大夫就是阶级敌人!成天装孙子,怎么不见你们说?说白了,你们不就是想学士士大夫卖国求荣一回呗。想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更合理一些呗。作死
明朝灭亡和满清入关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
明朝的灭亡有自身的必然原因也有自然因素的偶然原因,汉人王朝的兴亡是历史的常态,并不意味着必须异族入主的必然。
也就是明朝能不能续命和满清能不能入关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