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百日平定辽东是否是军事奇迹？ 第1页

司马懿平辽东可以说并不容易，但要说军事奇迹还算不上。

比如跟邓艾偷渡阴平相比，难度系数还是要差一些的。

虽然司马懿远征超过三千里，但他离开国境线后的行军距离也就一千多里了。

而阴平小道虽然只有七百里，但邓艾从阴平小道的起点阴平城出发时，早就深入蜀汉国境很远了，路途和司马懿相比不相上下。

司马懿行军避过了汛期，轻松通过辽西海滨，真正的天险也就是辽泽，艰险程度无法与阴平小道相比。

所谓军事奇迹那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除了期待老天保佑和对手犯错以外别无他法，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比如邓艾，但凡诸葛瞻别像历史中那样犯糊涂，但凡刘禅再有点勇气，邓艾都不见得能成功。要是再倒霉一点，说不定在阴平道上就摔得尸骨无存了。

在我看来这种才是军事奇迹。

但是司马懿平辽东不一样，虽然也经过一番苦战，但司马懿始终将主动权牢牢抓在手里。所以胜利是一种必然，他要是失败那才是奇迹，只不过是公孙渊的奇迹。

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司马懿平辽东一战的详细过程。

多图长文预警。

在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的国策开始调整，大规模北伐行动停止了。曹魏上下也松了一口气，于是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盘踞于辽东数十年的公孙氏。

关于辽东公孙氏的崛起，主要归功于东汉时代在该地留下的丰厚的遗产。东汉帝国的边郡作为对抗游牧民族的前线，承担着很重要的军事任务，所以普遍拥有强大的实力，比如凉州军阀董卓，在平定凉州羌乱的过程中崛起，后来不断扩张实力，借机上京后竟有祸乱天下的能力。公孙氏政权也是如此，它统治下的辽东郡是东汉帝国在东北边疆的重要地区。

公孙氏政权的第一任领袖公孙度正是抓住了汉末中原的乱局，趁着朝廷鞭长莫及的机会，由一名封疆大吏逐步演化为割据势力。在公孙度的统治下，辽东郡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盛，公孙度去世时，留下的是一个范围东达日本海，北抵黑龙江流域，南至朝鲜半岛，西接乌桓诸部的强大政权，因此逐渐成为曹魏的心腹大患。

曹魏朝野上下其实早有平定辽东的想法，228年的时候，被称为佐世之才的刘晔就提出应该在公孙氏第四代领袖公孙渊刚刚夺权上位尚不稳定的时候趁势将其消灭以绝后患。但由于吴蜀两国威胁巨大，常常联手北伐，曹魏不敢多线开战，因此没有轻举妄动，这一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於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

到233年明帝又任命田豫以汝南太守职都督青州诸军事，准备对辽东发起进攻。但后来公孙渊与孙权勾结，而且魏明帝曹睿认为发起跨海进攻很难取胜，于是叫停了这一计划。最后田豫仅仅用对水文地理情况的熟悉，设下埋伏俘虏了一些敌军，但没有与敌军发生大规模交战。

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势，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沈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由此可见曹魏朝廷对于征辽东还是非常谨慎的，绝不会在没有消除南方的威胁前动手。其实公孙渊的地盘虽然不小，但实力也并不是很强，毕竟辽东苦寒之地，人口也就三十多万人，而曹魏的实力是公孙渊的十倍以上，为何要这样谨慎呢？原因就是辽东的地形对于中原政权的远征军极不友好。

今天我们若想从河北省出发前往东北的话，出山海关走傍海道则是最便捷的路线，但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傍海道却不是现在这样一马平川。三国时期的傍海道位于地势低洼的辽西海滨，处于偏远地区且未经有效开发，因此湖泊沼泽众多，路况非常不好，尤其是到了雨季就更加难以通行。曹操当年北征乌桓时就没有选择这条路线而是走了虽然距离更长却更好走的卢龙道。

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但卢龙道就是一片坦途吗？其实也仅仅就比傍海道好一点点，曹操大军当初险些因为补给断绝而全军覆没。

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

艰难穿过辽西走廊后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大军进入东北平原后，在辽河以西，一片面积巨大的沼泽出现在你的眼前，这就是辽泽。所谓辽泽，就是古代辽河流域广阔的沼泽。辽泽与云梦泽、巨野泽不同，并没有大面积的水域，而是沼泽、湖泊、河流等组成的一片湿地。它的具体范围大致东抵沈阳市辽中区，北达沈阳新民市，西临锦州北镇市，南至盘锦市。

这片面积巨大的湿地割裂了辽东和中原的联系，在中原王朝陷入混乱时，辽东地区很容易自立为王。直到明清之际，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辽泽才最终干涸并消失。

公孙渊的老巢襄平就位于今天辽宁省辽阳市，若想攻下襄平，就必须跨过辽泽天险，这也就是公孙渊虽然实力与曹魏差距巨大却敢于公然叫板的底气之所在。

当年红军过草地，红一方面军就有三分之一的减员，或许辽泽的环境不如松潘草地恶劣，但也绝对算得上是行军的噩梦。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也吃到了辽泽的苦头，全靠阎立德开路架桥，才走出一条通路。

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丁丑，车驾渡辽水，撒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资治通鉴）

待历尽艰险通过辽泽之后，辽河又横亘在面前，这也是公孙渊最后一道防线，跨过辽河后，很快就可以抵达襄平。

公孙渊自恃天险在手，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毕竟在237年魏明帝曹睿曾派担任幽州刺史的名将毌丘俭前来讨伐，因为连降大雨难以进兵最终铩羽而归。但他却不知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再加上这次的对手是能与当世第一名将诸葛亮对抗不落下风的司马懿，公孙渊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渊发兵反，俭进军讨之，会连雨十日，辽水大涨，诏俭引军还。（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公平地说，公孙渊的处境比当年的孟达要好得多，他拥有辽泽天险，兵力也更多，再加上公孙氏盘踞辽东经营了将近五十年，根基也远比孟达在上庸要深厚。而司马懿的兵力只有四万人，与公孙渊相比没有什么优势，所以此战并不是什么牛刀杀鸡，司马懿平定辽东之战还是很艰苦的。

从234年蜀汉退兵，到238年东征公孙渊几年间，司马懿击败了蜀将马岱，又收服氐人首领苻双和强端，立下不少功劳，由于曹魏宗室名将过早凋零，司马懿已成为军事上的国之柱石，这次平定辽东之战，曹魏也只能仰仗他了。

在出兵之前与皇帝的交谈中，司马懿对战争形势做了一个预测，他认为如果公孙渊弃城逃走是为上策；据守辽水东岸是为中策；死守襄平则为下策，必将败亡。而以公孙渊的智商，肯定会认为官军劳师远征，不能长久，因此他将先在辽水抗拒，然后退守襄平。后来的事实与司马懿料想的完全一致，这也证明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对敌人心理层面准确的把握。

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资治通鉴魏纪六）

上策弃城逃走，表面看来非常狼狈，但却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平叛的官军来说，怕的是“流寇”而不是“坐寇”。叛军无论人力和物力都远逊于中央，所仰仗的无非是地利。一旦打起持久战拼消耗，就正中了朝廷的下怀，只有败亡一途。但若是放弃坚城，遁入山区，这才是官军最头疼的。想打却抓不住对手，粮草供应又跟不上，时间久了师老兵疲就只能撤退。至于中策和下策则大同小异，无非是防线位置不同。

后世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灭亡前夕若是听从李秀成让城别走的策略，擅长打阵地战的湘军恐怕对机动性较强的太平军就无计可施了。只是洪秀全不听，最后困守天京，坐以待毙，重蹈了公孙渊的覆辙。

司马懿不仅对战局的走向了然于胸，对战役的细节也有着具体的规划。在魏明帝询问平辽战争所需时间的时候，司马懿回答说：“前往辽东所需百日，交战百日，休息六十日，返程需百日，这样共计一年。

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资治通鉴魏纪六）

从238年正月司马懿受命出征，到239年正月赶回洛阳接受魏明帝托孤遗命，前后正好是一年的时间，司马懿料想得丝毫不差。

关于出征的兵力，司马懿也有妥善的安排，征辽东和魏蜀战争性质截然不同。与诸葛亮交战属于内线防守作战，粮草补给的压力并不大，其中最大的威胁是蜀汉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征讨辽东则属于劳师远征，从洛阳到襄平距离三千里以上，虽然在冀州和幽州南部的前线地区也能得到补给，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有辽西走廊、辽泽和辽水三道天险的阻碍，保持粮道通畅并不容易。而公孙渊无论兵力和士卒的战斗力都远远无法和诸葛亮率领的蜀汉军队相比，所以出征兵力不宜过多，兵力太多的话反而增大了后勤补给的压力。因此司马懿这一次只带了四万精兵，对付公孙渊这样的对手，四万人足矣。

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晋书宣帝纪）

当年曹操征乌桓是在七月份，正好赶上雨季，导致傍海道无法通行，只好走卢龙道。司马懿针对这一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赶在华北地区的汛期之前行军，经过孤竹（今河北省卢龙县附近）和碣石（辽宁省绥中县附近），在六月顺利穿过辽泽，抵达辽水以西。

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晋书宣帝纪）

在辽水东岸，公孙渊的几万大军已经严阵以待，他们以辽隧（今辽宁海城市西北高坨子附近）为中心，布下了长达几十里的防线。司马懿的远征军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晋书宣帝纪）

其实公孙渊早在年初听说司马懿出兵的时候就联系吴主孙权求救。但是此人反复无常，早就把路走死了。当初孙权派使者给公孙渊送礼，还封为燕王，结果他竟然贪图财物杀了孙权的使者。

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这做得就太过分了，已经是完全不留后路了。因此这回孙权也不可能救他，仅仅口头上声援了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自求多福吧。其实孙权已经表现得很有涵养了。

初，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救于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遗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晋书宣帝纪）

见司马懿大军压境，公孙渊只好派大将卑衍、杨祚领兵在辽隧防守，希望能够挡住司马懿的攻势，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的用兵水平和司马懿差得实在太远。

司马懿在雍凉和诸葛亮对决多年，受了不少熏陶，声东击西这样的战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他先是虚张声势，在战线南侧大张旗鼓摆出要进攻的样子，将敌军主力吸引过来，然后突然北进，乘船渡河，逼近了辽东军的大营，并设置防御阵地。

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晋书宣帝纪）

这个操作和当年潼关之战中，曹操派徐晃奇袭蒲津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虚张声势牵制敌人，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从而偷袭得手，以取得战场上的主动，在实际效果上也是非常好的。

与超等夹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这下卑衍和杨祚傻了眼，司马懿威名赫赫，他们不敢出战，因此只好在辽隧坚守，希望靠防御工事挡住魏军，但精明的司马懿怎么可能遂了他们的心愿？你既然不和我打，想等我师老兵疲被迫撤军，那我就逼你出战。司马懿的对策就是围点打援，具体来讲就是不理辽隧的敌军，直扑公孙渊的大本营襄平。

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帝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晋书宣帝纪）

当年司马懿领兵援救上邽和岐山堡的时候，张郃提议分兵堵住褒斜道和陈仓道的入口，司马懿就举了英布破楚的战例来说服张郃。这次为了让众将明白自己的意图，司马懿又引用了一个典故。

当年王莽令从弟王邑率四十二万大军围攻昆阳，严尤劝王邑说昆阳虽小却不那么容易攻下，而伪帝刘玄在宛城，不如攻打宛城。宛城若下，昆阳自然屈服。刚愎自用的王邑不听，结果挫于昆阳城下，不久便被刘秀打得惨败。

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后汉书光武帝纪）

这个例子用得十分恰当。众将认为劳师远征应当速战速决，而不宜持久作战，这个思路是没错的。但辽东军在辽隧建立了稳固的防守，这样再去强攻就不明智了。

司马懿直扑叛军老巢襄平的策略和当年严尤提出进攻宛城的思路是一致的。公孙渊主力部队都在辽隧，那么襄平必然空虚，而且公孙渊本人就在襄平，这时候襄平就是宛城，公孙渊就是更始帝刘玄，一旦老家被包围，辽隧的部队别无选择只能去解围，此乃攻敌所必救，于是就能迫使敌军离开防御工事，不得不与魏军展开野战。

这一战术当初诸葛亮也使用过，割上邽之麦并围困岐山堡都是为了打援，最后也大获成功。但这一战术也不是无敌的，它有个弱点，就是会过于深入敌境，有被断绝粮道的风险。第五次北伐的五丈原之战时，诸葛亮就没敢按司马懿的预想东出武功水威逼长安，或许就是害怕粮道被断。但这样虽然稳妥，却不可能达到诱敌出战的目的，最后含恨而终。

不过现在的情况和当初五丈原之战时候并不太一样，主要原因就是曹魏的都城是洛阳而不是长安。当时就算诸葛亮大军包围长安，司马懿承受的压力也不会特别大，他完全可以暂时不救长安而是去截断蜀军斜谷口的粮道，而诸葛亮一旦攻不下长安就有不战自溃的危险。

但襄平就不一样了，它本身就是公孙渊的大本营，是绝不能有失的。卑衍和杨祚若是不救襄平反而去断司马懿的后路，恐怕襄平城里的公孙渊也不会放过他们，因此他们就这样被迫落入司马懿的阳谋之中。

果然辽隧的敌军被引诱出来，司马懿带领的魏军都是百战强兵，当初和诸葛亮对阵也不落下风何况是公孙渊？于是他抓住机会发起进攻，三战三捷，辽东军胆寒，只好退守襄平，彻底陷入了重围。

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晋书宣帝纪）

汛期终于还是到了，七月司马懿大军包围襄平之后不久，辽东地区就开始连降暴雨，魏军的营盘为水浸泡，将士们苦不堪言。有人建议移营，但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现在撤围就是前功尽弃，于是司马懿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将提出移营的出头鸟张静斩首，结果军中再也无人敢提出异议。

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晋书宣帝纪）

这时候陈圭（注意这个是司马懿的部下而不是当年徐州那个陈珪）作为工具人出来打了个酱油以突显司马宣王的睿智。他问：“当初打孟达就是靠闪电战，速战速决。现在打公孙渊，路途要更加遥远，为何却反而要打持久战了呢？”其实这一疑问也代表了相当一批将士想法。

司马陈圭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晋书宣帝纪）

司马懿解释说：“ 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孟达是兵少粮多，能坚持一年，当时我军是他的四倍，匆忙赶路没带多少粮草，所以只能速战速决。这次敌众我寡（夸张的说法，其实兵力差不多），但敌军粮草不及我军。而且连日大雨，想速战也不可能。敌军仗着人多且天气恶劣，认为我军难以持久因此不肯束手就擒，我们就应该将计就计表现出疲态麻痹他们，而不可轻举妄动。

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晋书宣帝纪）

这就是水平，司马懿出征之前就想好了一切，他准确地分析出辽东军的特点。虽然坐拥山川之利，且兵力不少，但战力一般，而且由于辽东苦寒粮草不多，难以长期和朝廷对抗。司马懿一切战术安排都是为了规避敌军优势并针对敌军劣势，因此才能在战场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超境界。诸葛武侯死后，司马懿是军事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等大雨停下来，司马懿不仅没有像之前毋丘俭一样撤退，反而继续围城并开始进攻。这下公孙渊真的害怕了，他仰仗的所有有利因素都被司马懿一一破解使，于是只好派相国王建和御史大夫柳甫请降。司马懿认为公孙渊缺乏诚意，于是将使者斩首。按理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但他这么干是有目的的，司马懿最擅长玩心理战，他是为了试探一下对手，看看公孙渊是什么反应。

结果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再来魏军大营商谈送人质的事，这个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之前使者被斩，如果实力尚存就不该抱有幻想，只有死战一条出路。既然又派了使者那就说明公孙渊是真心想投降，他已经撑不住了。但既然已经走上了反叛的路还有可能再回头吗？

当初诸葛亮的使者就被司马懿利用了，这次他又想利用一下公孙渊的使者。他跟卫演说：“打仗嘛，核心就是五条。能打就打，打不过就守，守不住就跑，连跑都跑不了的话就只有两条路了，要么降要么死。所以送人质没意义。”

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晋书宣帝纪）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借助卫演给公孙渊传个口信，让他尽快认清现实，选择司马懿为他安排好的剧本，以免他做困兽之斗。现在打是肯定打不过的，守也守不住，因为守得住就没必要送人质了。公孙渊自然也是不想死的，因此他要么选择投降要么选择逃跑。选择投降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公孙渊选择逃跑，可惜这时候已经晚了。

如果朝廷大军来讨伐之前公孙渊带大部队转移，司马懿就头疼了，但是现在你带着小股部队突围，那就是自寻死路。因为小部队在大军搜捕面前根本无可遁形。这就是司马懿跟陈圭说“出兵的时候我我怕他跑，现在我故意让他跑”的原因。此一时彼一时啊。

当初董卓被诛杀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想跑回凉州，被贾诩阻止了，说你们要是就这么跑回去的话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抓住。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公孙渊就这样彻底落入司马懿的算计之中，很快就被追上斩首。虽然当初被侄子公孙渊夺去大位的公孙恭得到释放，但称霸辽东近五十年的公孙家族基本算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战后，司马懿进行了大清算，将襄平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人全部斩首，又杀死公孙渊属下官员两千人。这也是司马懿的一大黑历史。

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晋书宣帝纪）

其实这件事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司马懿这么做并不是泄愤，他有正当的目的，这和当年曹操一怒之下屠徐州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由于辽西走廊和辽泽的存在，辽东地区和中原的联系非常脆弱，因此这一地区有着极强的离心力，在中原陷入战乱之际，辽东就有脱离控制的风险。而且辽东位于曹魏的大后方，若不能彻底平定，就难以安心与吴蜀两国进行争霸。现在好不容易灭了公孙氏，但以后难保不会再出现太守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情况。

这次杀了近万人，还都是官吏以及青壮年，令辽东元气大伤。而后来曹魏又分别在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两次迁出辽东人口，这就从根源上彻底杜绝了今后辽东反叛的可能。

夏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
丙戌，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

但这一举措同时也有不小的弊端，就是在辽东留下了权力的真空，间接造成了后来鲜卑和高句丽等异族的崛起，事实上魏晋时期整个北部边疆的实力就处在一个持续衰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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