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古斯塔夫•诺斯克？ 第1页

如果让我在企鹅或迪斯阔这类平台上评价诺斯克，那我大概只有一个回答：X你马，你是一个一个一个工人阶级的叛徒啊啊啊啊啊啊。但这里是知乎，那么我们不妨在X诺斯克的珍珠这个结论上拓展一些更深入的讨论——为什么他背叛了工人阶级？他又是怎么背叛工人阶级的？这两个疑问的主语不仅是诺斯克，同时也是给予革命运动背后一击的MSPD领袖们。

从诺斯克的生平说起。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小镇，他父亲是从俄属波兰迁徙过来的一个织工，而诺斯克成了一个木工，后来又考取了记者证，因参加木工协会斗争被解雇，从而得到倍倍尔的欣赏，自此开始活跃在党内。先后担任地方党报Chemnitzer Volksstimme等报编辑，在1906年当选国会议员，正式迈入议会政治的大门，同年开始翼赞帝国殖民政策，与倍倍尔渐行渐远，投向了党内右翼的怀抱。1907年，他在帝国国会的演讲公开声称工人阶级应该为帝国流血，前提是资产阶级得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之后在党内引发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间接让一贯反军国主义的小李卜克内西蹲了一年半大牢。1914年8月4日和12月2日给战争拨款投票，参与了罢工禁令等战时规章的制定。而1918年后的丰功伟绩过于重量级，我们留在后文论述。

纵观1918年MSPD政府首脑们的经历，一个特征尤为突出——谢德曼、艾伯特、诺斯克等人均出身“工人家庭”，或者说是“熟练工家庭”。即便加上鲍威尔、布劳恩等MSPD阁员和迪特曼等两个USPD阁员，也不影响前文的结论：大多数人工匠出身，少部分不是的也发家自工会活动。如此一来，除去前文所述的背景特征外，这些人在党内的位置也相当同质化——他们都是党的实际组织者，或者可以称呼他们为“党务官僚”群体。

那么，这些特征意味着什么呢？1904~1905年开始，艾伯特开始着手改组旧德国党的体制，最终成果如布鲁埃所言：

“党的执行委员会得到了加强，执行委员会被全职干部统治着，这些全职干部在实践中是不会屈服于控制的。执行委员会任命区域一级和地方一级的书记，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些书记组成了一个阶层，通过精心构建的网络来控制着各级组织的一切活动。党纪是严格的，在群众组织中当选的党员或代表，必须服从于党团的控制，而这些党团又是为领导层中的全职党员所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还要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安排全职干部的工作、调动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指导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还要领导竞选活动，而竞选活动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就像军事行动一样。”

这一改革最终酿成了殆害无穷的“艾伯特体制”，其核心组织原则可以总结为两句话：高度集中的科层制机关和严苛的纪律。而这一体制的推广与实际施行也不仅是艾伯特的“功绩”，前文所述的中派领袖迪特曼等人也在其中充当了主要推手。另一个必要条件是1906年曼海姆大会上倍倍尔对工会领袖提出的决议的支持，使工会在真正意义上与党平起平坐而不再屈从于政治领袖的纲领，由此引发工会活动家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至在1911年工会系统足够与执行委员会正面针锋相对，分别支持自己提出的候选人艾伯特和哈泽。

这种集中制的后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规范化了党务官僚的组织地位，这部分完全脱产、本质受雇于政党的组织工作者在这种等级制中蜕化为一个新的阶层。代表体系被专业化、理性化，工人运动的力量（如资金、人员组织等）可以被更有效的调配，但这种调配的权力却再也没从党务官僚手上失去过，大众利益诉求能否得到伸张再也不能由他们自己决定了。罗伯特·米歇尔斯在考察了德国党体制后指出：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政党赖以建立的大众利益与政党官僚机构的利益是耦合的。受雇者集团（即政党领袖）总是趋向于保守，而且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当工人阶级要求推行更为果敢、更为激进的政策时，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总是倾向于采取防护性的甚至反动的政策；但有时——尽管非常少见——情况也可能正好相反。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分工催生了团体组织,而一旦这种团体自身得到巩固之后，该组织便产生了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往往会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

但这时候对德国党的概述又面临着另一个质疑：为什么由党员选举产生的干部阶层与基层的诉求如此脱节？除去党和工会的割裂外，其实这一情况在季诺维耶夫的研究中已有定论——因为不同无产阶级群体中的代表比例不均衡。

彼时德国党主要存在三个群体。第一种是“自雇劳动者”（self-employed workers），这些“自雇劳动者”包括旅馆老板、酒店老板、理发师、手工艺者和商人，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小工厂的老板，他们大概占党员的9.8%。第二种是占党员14.9%的单纯的“工人”，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非技术工人”，即产业工人和其他非熟练工。事实上，这些非技术工人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第三种人，同时也是党的支持者中的核心，是由具有一门手艺的技术工人组成的，季诺维也夫把这些技术工人称做“工人贵族”，德国党的党务官僚们正是从这一群体中提拔出来的。卡尔·肖尔斯克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群体间的代表比例也有着很大区别：

“大城市里的工人基本上都属于激进派，但在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代表却占不了多数，占多数的反而是代表着不那么无产阶级化、不那么革命的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一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拥有八千六百五十九名党员（这些党员几乎都是工人）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只有四十三名代表，而乡镇中的七百二十三名党员却拥有四十九名代表。在一九一二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斯图加特和坎斯塔特（Cannstadt）的一万七千名党员只有九十名代表，而来自其他非无产阶级中心的五千名党员却有二百二十四名代表。”
“在对党的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组成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一九一一年，百分之五十二的党员来自人口在八千人以上的地区——大体上就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但他们的代表只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代表比例很不一致，党的小组织中，每五十七人就有一名代表，而在大型工业城市中，每五千七百人才有一名代表。在决策机关中，工业无产阶级的的代表所占比例过低，激进派之所以在一九零五年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屡遭挫败，这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

而如果激进派诉诸反抗，艾伯特体制所强调的“党纪”就该发挥效力了：

“《多特蒙德工人报》（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当时是非常激进的矿工的一个据点，这家报纸有一位激进派编辑叫康拉德·亨尼施，在一九一零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尽管矿工组织一再投票，一致表示信任”，在他所谓的“高级官僚（Oberbonzen）”的控制下，他的工作环境还是变得难以忍受，逼得他要辞职。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被选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但后来在工会全职干部的直接要求下，地区执行委员会免去了他的职务。”

至于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政治话语权更重的原因也很浅显，再套用一句米歇尔斯的原话：“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对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繁复交叠的组织机制了如指掌。加之人们对革新本能的嫌忌感,尤其是在那些大众政党组织中，成员之间在文化和受教育水平上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简而言之，这两类人有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政治活动，占据绝对多数的普通工人反而囿于繁重的劳动，只能在党纪威慑下充当应声虫。

之前我所写的一则关于卢森堡的回答下，有许多知友对老斯巴达克派关于组织问题与布尔什维克产生的矛盾表示不解，这篇回答也许能够解答他们的疑问——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准则从艾伯特体制中汲取了大量灵感：

在列宁看来，倍倍尔和他那一代活动家们实现了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遵守纪律的、集中的群众党，通过这样的党，能牢固地建立起一支工人大军的框架，而这支工人大军则要由专业的总参谋部来领导；布尔什维克也宣称要实现这个目标，但它当时还未能实现它。一些有幸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俄国流亡者，对这个党抱着羡慕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嫉妒之情。

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类似的方法最大程度集中工人运动的力量，但对老斯巴达克派-工会激进派而言，艾伯特体制则是他们所反对的对象，正是这一体制将德国党为保守的党务官僚所控制，彻底葬送了恩格斯一手创建的社会民主党与革命的工人运动。德国党左派一直到十月革命前都对科层制政党组织等代表艾伯特体制的特征有着近乎ptsd的憎恶，所以也不难理解卢森堡为什么迷信“自我集中制”，米勒为什么天然倾向工团主义——答案很简单，因为近似先锋队体制的德国党铁拳早就把他们砸过一遍了。

但显而易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外在表现却与MSPD的表现大相径庭，为什么？是时候引入最后的结论了，德国党为保守主义所控制的原因有很多，但根因只有一条——SPD始终是以参与代议制为目标运作的，实际行动上的改良主义作为主线自始至终贯彻在德国党——同时也是第二国际大部分支部的方方面面（也有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这种例外）。因此，党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存在；因此，“稳定与团结”成了党的第一要务；因此，将全党约束在严密纪律下的艾伯特可以用护党主义要求全体议员支持战争。与常规印象不同的是，党的理论家们（无论左中右派）大多反对战争，连伯恩斯坦都公开声明“在征服计划已经大白于世之后，社会民主党就有了充分的自由，可以用最强有力的方式主张它的反对观点，而当前形势又使这一自由成为一种义务。”但党务官僚们无论本身想法如何，至少形式上都与艾伯特的步调保持一致，德国党——以及第二国际的沙文主义悲剧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诺斯克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倡导者，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十二月的的政治动荡沉重打击了艾伯特政府，USPD也退出了内阁，苏维埃和地方党委对圣诞夜交战多有抗议，艾伯特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自闭了一个下午不愿见人。这时候诺斯克对他说：“别担心！轮子就要转起来了，你会看见的！”而在书房关于斯巴达克斯起义的会议中，诺斯克坚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镇压起义，另一个SPD议员说谁提出谁执行，然后诺斯克就果决地说出了那句警世名言：好啊，总得有人当猎犬，那为什么不是我呢？于是，诺斯克向军方宣布，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军士兵会因暴力行动而受到审判，恐怖时期正式开始了。

1919年1月镇压柏林斯巴达克斯起义，156人遇害。

1919年1月镇压德累斯顿等地游行，超过34人遇害。

1919年1月镇压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超过100人遇害.

1919年2月镇压鲁尔苏维埃，超过140人遇害。

1919年3月镇压三月起义，2,000~3,000人遇害。

1919年3月镇压中部总罢工，莱比锡等十一个地区军事戒严，难以计数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死去。

1919年4月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超过2,200人遇害。

……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9年上半年便有5,000~7,000人直接死于政府军及右翼准军事武装的镇压，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利奥·约吉希斯、欧根·列维纳等革命派领袖以同样的方式惨遭杀害。可以说，诺斯克果决且迅速地镇压了襁褓中的革命，在其统治的一年中，对德国左翼运动的打击比俾斯麦以降的霍亨索伦治下数十年还要大。反革命的猎犬超额完成了他的任务，不仅武力瓦解了激进主义，还一鼓作气砸烂了十一月革命的最大遗产——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无底线的迁就军方也在另一个意义上为共和国扎下根基。

形形色色的反革命领袖们的成就，萨拉查所谓的“稳定”、佛朗哥所谓的“传统”、皮诺切特所谓的“增长”、毕苏斯基所谓的“健康”、李承晚所谓的“保守”、墨索里尼所谓的“调和”、梅塔克萨斯所谓的“灵活”，在诺斯克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且不值一提。私者千古，公者一时，诺斯克大帅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了，他应当被供奉在反革命圣殿的神龛中，供全世界反革命主义者三叩九拜并虔诚供奉，但今天的右友们却一再无视诺斯克空前绝后的成就，我不禁深深感慨，人类不感谢逻辑，正如右翼不感谢诺斯克。

最后用一句哈夫纳的评价收尾：“一个原始的野蛮人……从他的整个心态来看，他更适合加入NSDAP而不是SPD。”

另附四则meme创作：

“我不想哪一天，在德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解放人的现象，再出现康米、安人、苏维埃和总罢工；如果那样，许多丘八的血就白流了……”

1922年，威尔斯问诺斯克：“如果KPD夺权搞康米主义复辟，资产阶级就会吃二遍苦吗？”
诺斯克说：“你太高看他们了 , 他们懂得什么是康米主义吗 ? 最多是倒退回半国资半殖民地社会去了。斯大林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进行原始积累的 , 而德共的斯大林派敢于侵略谁呀 , 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 , 他们只能是联合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 剥削和压迫本民族广大的人民百姓 , 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那贪得无厌的私利。”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卢森堡斗了那么十几年，把她扔河里喂鱼了。沙康两年，把革命派送去见马克思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把列维那一撮人斩草除根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在党内宣传老保思想。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走马派还在走，俄国犹太间谍还是有。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必指望我回来，我卸任以后，你们就是我，护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