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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怒左派?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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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主义伪左派经常发表十分令人恶心的言论,关于印共毛他们说

  1. 印共毛赢了对“我们”不利
  2. “我们”不应该“输出革命“,让印共毛自流吧

但是一谈到中苏关系就说

  1. 苏联给中国援助给的少了,没有国际主义精神
  2. 苏联给中国援助给多了,是出于某种目的,还是没有国际主义精神
  3. 苏联没有在任何时候都给援助,也没有国际主义精神

总结起来就是: 我这个主义不解放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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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验室的保洁阿姨闲聊。

最开始其实是在看阿姨用84消毒液洗瓶子(养SBL21大肠杆菌的,菌体倒是无毒),不戴口罩,一边严重地咳嗽。便给阿姨找了口罩,嘱咐她戴上。阿姨就打开了话匣子,讲起她的事情。

阿姨面相上五十多岁了,内蒙人,和爱人(我们管他叫“师傅”)一起在生科院的实验室打工。最开始是师傅在某实验室养斑马鱼,阿姨做保洁,后来那个斑马鱼实验室撤销,就改做实验室保洁(两人都在我们实验室做,他们同时接两个实验室的活)。做了十几年,或许更久。在我们导师被录用为PI前就在这里,更不要说我们学生了。已经几年过年没回过家,通常就是用手机和家里连视频。

我因为有一段时间经常做长实验(24小时不合眼的那种),所以知道他们的工作规律。通常是早上五点多到实验室,打扫清洗一番;下午一两点会来一次,下午六点再来一次,主要是洗瓶子,然后回去休息。至于之间的时间,应该是在另一个实验室打扫。工作除了保洁之外,还要管洗瓶子、插枪头、杂务,等等。除非生病(极少),否则全年无休,每天都来。

劳务合同似乎是签了,至于五险一金自然不要期待,工作的安全培训当然也没有(我们实验室还没太多有毒的东西,顶多有一些铀盐比较要命)。一个月我们实验室分别发给阿姨和师傅1400块工钱。听说另一个实验室的活更多,所以给的会更多一点(两千?)。总之吧,够生活。

但问题就在这1400块钱上。不知为什么,这笔定期结的工资被视为劳务报酬,劳务报酬所得税的起征点是800元,因此会在超过800元的部分收取20%的所得税。一共1400块钱,这样要报120块的税非常肉疼。相比之下,我们研究生的收入(“补助”)的个税免征额是5000元,起征税率也只有3%,因此不会受到类似问题的影响。(反正我们的补助也到不了5000块)

四、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订)》第六条第四款

阿姨继续抱怨说:交税是可恨;可尤其可恨的是,我们实验室给他们发钱,都是两月一发,一次发2800块——然而按照劳务报酬的扣税标准,这要扣去(2800-800)*20%=400元的税。这一来,每月所得税要多扣80块,等于每月到手只有1200块钱。

“现在的1200块钱,在北京怎么生活!还要扣……”阿姨一直重复着这些话。师傅这时候从另一个实验室过来干活,听到也附和,说征税太重,工资又低,物价还高(2019年的北京),很难生活。

我其实和师傅更熟悉一些,因为总能在奇怪的时间在一楼大厅遇见他,相互打个招呼。他胸前总是挂着实验楼的通行证,上面写着我导师的名字(还写错了字)。其实实验室研究生对师傅阿姨的态度都挺好,不过这就像你对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给出一个微笑一样,是个礼仪性的“良好态度”。我在尝试突破了这一层扑克脸之后,师傅就热情起来。偶尔聊聊实验室八卦和生活话题,我熬夜做实验的时候,师傅还常说几句“保重身体”的话。只不过我是一个不太擅长说话的人,所以很惭愧,聊的很少。我甚至从没问过他们每天聊视频的是什么人(可能是孙辈吧……)

听了师傅阿姨的叙述,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从各种意义上当然很不合理。实质上是合同工的保洁工人却在领作为劳务报酬的两月结工资,因此直接被扣除了14.3%的税,征税强度相当于一名月收入47.5万元的“职工”。另一方面,实验室两月一发“月薪”的措施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发给研究生本人的补助和奖金都是按月到账的。

阿姨像念经一样重复着“扣税”这两个字,我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帮阿姨理清她的诉求——总之,是希望不扣那么多的税,至少不因为两月一发而多扣一些。

我许诺师傅阿姨去解决两月一发工资的问题——大的问题解决不了,至少让工资一月一发吧!不能改变工资的性质,至少每人每个月少缴80块钱的税吧!这是他们税后收入的6.25%啊!(读者,你的月收入的6.25%是多少钱?)

于是我立刻去办公室(实验室办公室是分离的)找了实验室秘书(管账的),认为她能解决这个问题。

她听了之后,瞪大眼睛,露出遗憾而不满的神情:“怎么?她还在到处说这个事?”

实验室秘书立刻告诉我,两月一发补助是因为这是学院财务的运转方式。至于学院财务为什么这么运转,没人知道。至于到年底封账时,还会有三、四个月一发工资的情况,但实验室(师傅阿姨的雇佣方)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

几分钟后,实验室秘书把我找去,给我出示了整整一文件夹的资料。她说师傅阿姨已经多次反应过这个问题,因此几年间工资已经涨过数次了(可能每次涨了一百吧……)。这些问题有师傅阿姨录音、签字、画押为证,可以给我出示,但我不能保存。我看了,确实有。

她给我看的东西(包括情况说明和一部分证据)是临时打印出来的,纸还热乎着,随后立刻用碎纸机碎掉了。

我哑口无言。铁证如山。而且显然是不利于师傅阿姨的。

秘书还指出,我们实验室是对保洁工人的保障较为到位和丰厚的一个实验室。其他实验室会给更低的工资,更差的保障,或者干脆让学生来做这些事。(不点名了)秘书说,我们实验室的1400元只是一部分,师傅阿姨在另一个实验室的保洁任务更重,所以工资更多,有两千多点(税前,当然)。他们同时拿两份工钱,加起来足有三千块(比我的补助还多!),不应该抱怨了。

秘书继续说,她的工资也很低,她也没办法。(好吧,那为什么要互害呢……?)

秘书最后总结道:她还以为通过涨工资解决了阿姨的问题。可没想到她还在到处说。秘书很失望

斗败了的我颓然返回实验室,告诉他们事情没成。师傅阿姨很沮丧,阿姨尤其难过,埋怨我不该跟秘书讲这个事情,应该直接跟老板讲(当然了,在秘书提供的证据中,我注意到老板是知会这个事情的,越级找老板无疑只会激化矛盾)。显然,她担心一个不好的印象(在实验室扮演祥林嫂)会让她丢掉工作。我意识到我的行动可能反而使得他们受害了。

实验室的其他同学也表示同情,但也无能为力。确实没有什么我们能做的。

于是我想到了我的一些朋友。很好的朋友,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不太好”的朋友。他们在18年很搞了一些事情,帮了一些工友,因此也惹了从小到大的各种麻烦。不过此时,已是萧瑟的2019年了。

我找的是一个学妹,之前打的交道有一点,见过一两面,挺可爱的姑娘,腼腆,蛮认真。跟她讲了事情,问她和她的朋友们能不能帮上忙。

她跟我讲:“你或许可以给他们讲讲我们社团过去组织的工人活动,夜校,放电影,讲座,跳舞什么的。”

我:“首先,这些活动都被取缔了。第二,我不认为讲述这些往事有助于帮助解决实验室保洁工资两月一发的问题。”

她:“在很多时候,认为单纯帮工人争取经济利益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社会矛盾的现实,启发工人的政治性。况且,那些实践性的事情,在校内也确实无法开展了。

我无言。看起来这还是个“自发性和自觉性”的问题。但我确实缺乏辩经的兴趣,也不想再去翻《列宁选集》,就结束了对话。说到底,她这意思不就是她不能够也不打算解决经济诉求吗?

几个月后,姑娘不见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识了这样一些很认真,很体面的先生。他们声称,我们国家的法治虽然还不够健全,但《劳动法》总体上是维护(甚至说,“偏向”)工人的;如果工人遇到了劳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而非——一类的手段解决。体面的先生们。当然也是很可爱的先生们。

这个问题在问“如何激怒一个左派”。当然了,首先我不该窃称自己是个左派。但写到这里,我甚至已经基本不太愤怒了。可是我曾经愤怒过。听说工资两月一发的时候我是很愤怒的;听实验室秘书谈什么“她工资也低”的时候,我也是愤怒的(我补助还低呢,为什么国家前脚提高研究生补助,学院拨款就下降?要不要说道说道?);听可爱的姑娘说经济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性的时候,我是愤怒的(这非常……人血馒头吧?);听体面的先生们大谈制度优越性的时候,我也是愤怒的(要点脸)。在惊涛骇浪的2018年、寒风凛冽的2019年,让我愤怒的事情还有太多。这让我不是在强答这个问题。但是事情都绕了一圈回到我的脑子里后,我愤怒不起来了。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压迫,是一种不公;但是,这是这不是一种愤怒能够加之的压迫,不是一种任何人会从中直接得利的不公。这是一种系统对人的压迫,系统的不公正:

  1. 阿姨,可怜的底层劳动者,甚至没法良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诉求,难以讲道理;这就让她往往处于“不占理”的一边。
  2. 研究生,处身事外,人微言轻;在整个事件中,我的行为和形象,就像《攻壳机动队》的一集《饱食终日的我》中,那个在脑内幻想行侠仗义英雄救美、其实胆小如鼠什么也不敢做也没能做到的飞行员一样可悲。
  3. 秘书,不公正的被迫的执行人,掌握了全套“合理合法”的有利证据,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对付阿姨;但她其实根本不是受益人,只是被动的制度执行者。
  4. 学院,和此事“全无关系”,它的政策显然不是为多扣保洁税而制定的,也不会因为多扣了税而修改。
  5. 社团(经济斗争):在衷情下难以为继,被迫政治化。
  6. 姑娘(政治斗争):追求海市蜃楼的幻想,自我孤立,最终破灭。
  7. 体面人:他们看不到在自己脚下的这颗星球是怎么运转的,只是沉醉于自己自我满足的术语中。
  8. 法律:不说空话,相关法律对劳务报酬的定义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可在现实中适用多少呢?哪怕这样的实践从法律上真的是有问题的,又有多少经受这种遭遇的人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得到法律援助呢?
    [最可怕的是,我今天发了这篇文章看评论区才知道这样的税款是可退的!至少自事情发生的2019年就可以了(有人说2020开始?)。这是一个法律上根本已经不存在的问题!可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底层而言,“知道”的成本往往太高到难以负担……]

他们跟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任何人去欺骗,去隐瞒,去恐吓。没有人去自动扮演反派角色。我站在舞台中间,举起自己的剑,想去瞄准罪魁祸首,想去喊:“去罢, 你这该死的丹麦王,去痛饮你的这剂药罢! 你的珍珠还在里头吗?”

——可没有这样一个罪魁祸首能让我去刺。

我能看到的只是一团黑影。环绕我四周的都是一团黑影。连黑影和光明的界限都不明晰,最终连我自己都要化身成黑影的一部了。我的剑该往哪里刺,我的愤怒该向哪里刺呢?

愤怒结束了。愤怒结束后就是无力感。就像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海浪一样,抓住双手双脚,把人向下、向深处拖去。我什么都没做到。我什么都做不到。我的愤怒没有价值。

我为我的冒失向师傅阿姨道了歉,再没敢提这些事。他们也不再谈起。没有开除,也没有工资月结。好像组织了保洁的安全培训,但和这个事情无关。除了秘书的碎纸机里多了一点纸屑外,一切都没发生过。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实验室要搬迁了,时间定在暑假的七月。研究生一下少了一半,实验也做的越来越少。

不过这时尚是冬季。进入假期季的实验室人迹寥寥,两个师姐放假之后,实验室就剩了我一个研究生,处理一些春假前的扫尾工作。师傅阿姨也大方地坐在实验室里和家里聊视频,他们看起来蛮高兴。

我:您们今年回家吗?

师傅:回。实验室反正也没事了。

我:您是该回去了。您多久没回家过年了?

师傅:有些年了。

我:您们什么时候回去?

师傅:明天就走了。

我:哦,您可注意安全,我听说南方闹传染病呢。

师傅:可不是!但我们是坐汽车回去的,应该还好。

他们临走时,我和他们道了别,心想还能相处一个学期,或许能找机会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要在实验室待到大年二十九,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工作要做。

那天是2020年1月17日。


user avatar   cao-zhe-51 网友的相关建议: 
      

陈平鼓吹「中国人不能高收入」「中国人高收入了就没动力干活没动力生孩子了」。

留学生日报鼓吹「碰瓷构陷搞死头条系」

没关系,他们「屁股正」,所以他们是左派。

而且是「真原教旨左」。

噗……

另外这位M粉还说了,不要走M的路,而要以他为路标……

换句话说,不要像他一样反抗,要拥护他的继承人。

嗯,牛。


user avatar   liu-yi-kai-1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回答有很多优质的实例答案,俺就不再丢人了。知识水平有限,写点总结和感想。

左派为什么会怒?因为左派的理想依然闪光,左派的纲领依然有号召力,左派的目标依然被其受众所需要。

但是“左”死了。

曾经左翼思潮的政治存在,已经被当代世界抹杀了,不管是康米、安那其、老社民等等,当代政治体系里没有(或者极少有)传统左翼的位置。这个世界只有两个脚,前脚叫【跨国资本】,后脚叫【民族资本】,左派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所以两个脚经常打架,左派跑去掺乎一下,感觉里外不是人,因为这压根不是你的事。

“左”不但死了,而且还被分食了尸体,吃干抹净。

假如按照传统政治话术“左派进步,右派反动”来定位,美国民主党、新自由主义的欧盟、乃至对岸民进党是你认识的那个左吗?假如讲团结工农、反帝反殖民、独立自主,特朗普和普京左吗?左个p。大家都知道小粉红和皇汉是右边的民族主义——那么叫嚣着杀光x人的逆民是左吗?抱歉,这里面都没有你想要的左。

左派曾经的话语体系被分食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回答会嘲讽那些自称左或者被称左的前后脚们,比如观网。观网左不左我不评价,但是他们确实把传统左派的很多思维和语言又拿出来了,给一般路过群众一种类似左翼ge命民族主义的错觉。实际上两个前后脚,都各自分到了一些“话术”。

“左”不但被分食了,还要被砸碎脊梁,挫骨扬灰。

左派政治的受众——无产阶级,尤其工人阶级的处境如何呢?一方面是精神上被消灭:政治歧视与经济剥削,让无产阶级变的粗俗、卑鄙、野蛮。无产阶级不但没有觉醒,反而愈发昏迷,拥抱了保守、迷信、虚无乃至仇恨。

一方面是肉体上被消灭:工人阶级,尚在私有化和智能化的联合绞杀下做困兽之斗,以期保住仅够维生的收入。连工人阶级都做不成的失业者,则彻底被人类文明所抛弃,滑落到生存的边缘。即使提高了阶层的中产市民,也立马被消费主义等层层套牢。节育、短寿乃至横死街头(以及新增的死于病毒)都是一把把看不见的屠刀。

两个资产阶级不但把你的旗子夺了,还要把你的桌子掀了、盘子砸了。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愈发和劳动生产相剥离,无产阶级掌控经济命脉的能力不断消失,再辅以分化瓦解和双重消灭。哪怕你再组织、再动员、再ge命,也不再有曾经撼动世界的能力。

所以,让左派愤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希望已死的世界拿给他看。


————PS:我个人偏向选择快乐入关,无产阶级好歹还有拿起武器的能力和机会,让前后脚杀的昏天黑地,再攻击其薄弱环节,到时候没准还能搏一搏,公社变苏俄( 狗头保命)。


user avatar   an-de-wu-de-95 网友的相关建议: 
      

看这个,我血压都高了



user avatar   gu-hao-xuan-32 网友的相关建议: 
      


user avatar   xie-chang-so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党团活动中,在红军烈士墓前上香烧纸


user avatar   zero-cn-99-06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需要在乎什么“左”的怒火,支持中央改革开放 ,这是人民之音 !

所谓“左”,其实就是指反对改革开放的逆流者,是错误的;是反改革、 反市场、反中国模式的群体,试问一句,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会有如今的繁荣和小康生活吗?答案是不会的。

如何激怒他们左派?就是要彻底否定封闭僵化的思想和老路,就是要继续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 ,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 , 就是要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就是要鼓励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是激怒所谓“左”派最好的方法!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创新中不断前进 ,中国不需要什么空想和争论,只需要建设和发展,只需要爱国者和进步者 、改革者!只需要高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旗帜!

改革开放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人生命运,极大的增强了中国的国家整体实力,开启了民族复兴和中华崛起的新进程,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点燃了新的火炬!

改革永不动摇, 永不言败!“左”帮助不了中国实现复兴和强盛 ,他们没有办法发展经济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左”解决了温饱?“左”实现了全面脱贫?“左”解决了就业?“左”参与了公益慈善?“左“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社会?“左”只会狂怒,无能的那种 ,是谁解决了这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道路,是新时代的领路人们!是爱党爱国的建设者们。

真正的进步青年是奋斗者,是那些千千万的新时代建设者 他们将汗水与热情奉献给事业 ,成就奉献给祖国,要感谢他们,要学习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作为,追随新时代领路人和奋斗者的脚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以人民为中心,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断前进!

道路是光明的,是充满希望的,怀疑和否定 ,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中华复兴是最好的证明,实际行动是最好的回击!


user avatar   zhao-guo-xing-68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样就行了

骑在我们劳动人民脖子上拉屎也就算了,还告诉我说这造粪机器是“人民”的

哦对了,还加上一个“中国和外国左右是反过来的”

你以为你是斯皮尔胳膊啊


user avatar   emmm-16-89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一边是金融资产阶级,一边是工业资产阶级,如果只能二选一,当然是后者更近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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