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是什么样的？ 第1页

地主武装的暴行实在是触目惊心，其他答主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使这样，这里仍然能看到许多朋友为地主阶级辩护开脱，声称他们是土地革命的受害者，报复农民有情可原。然后更进一步，反而开始大肆批判土地革命中“侵犯私人财产”、“践踏天赋人权” 的 “罪恶行径”。
在他们的叙事里，解放战争与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故事毫无区别；土地革命则是群氓夺利、杀人越货的行径。而这些答案还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实在是令人遗憾之至。

今天一些朋友多少有了一些资产，于是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把自己代入到地主的角色中，开始仇恨造反的穷小子了。他们生怕有朝一日同样的历史再重复一次，自己也成为了“共产”的对象。但恕我直言，大多数潜意识里把自己和当年的地主划到同一阶级的朋友，实在有些高看了自己。

如果大家按照当前的社会地位，穿越到那个饿殍遍地、绝大多数人一贫如洗的年代，大部人的身份都只是挣扎求生的穷苦农民而已。在评价一场绝大多数人 与极少数食利阶级成员的斗争时，为什么一些人要自动代入统治阶级的角色，以他们的视角思考问题呢。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大多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年辛劳甚至卖儿鬻女，仍然还不清地主老财的地租和高利贷；负担不了反动政权的沉重徭役、苛捐杂税。在国内外财团、买办、政府、军头的多重吸血盘剥之下，农村社会趋于崩溃瓦解，成为了一潭绝望的死水——地主渐无余粮，富农沦为佃农，佃农成为饿殍。底层平民即使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逃脱被榨干血肉后，早早贫病而死的命运。而如果不推翻那糜烂到底、失去了变革能力的反动政权，这种绝望的境况还将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不知这里是否有人甘心让自己和子孙后代接受这种命运？

在当前的社会中，仍然对现状极为不满，终日呼唤公平正义的朋友，不妨也体会一下当年广大农民蝼蚁般的生活是多么绝望，社会矛盾尖锐到了何等程度；想想那些活不下去的人民会怎样看待食利阶级。此时还一厢情愿地无视绝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要求饥寒交迫的人们自觉守序，放弃革命，就这样沉默下去直到死亡；同时又进一步鼓吹维护那些吸血扒皮的 地主军头官老爷的“神圣财产、天赋人权”—— 这是何等的天真幼稚；又是何等的不辨是非。某些人痛陈革命伤害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么千百万你我这般的普通百姓难道就只配世代被他们奴役吗？分析一切历史问题都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正义从来不会是极少数人的正义，当一个社会让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生存的希望和改变命运的出路，那么所谓公理正义的标准将与今天一些人所见所想的样子截然不同。

我们必须承认偌大的中国有很多“良心地主”，可惜残酷的经济规律和社会法则决定了这并非主流。有人提到大量地主在运动中遭受了严酷的清算，其中不乏无辜受难者，也有很多报复行为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这确实是土改运动中不可否认的污点。而今仓廪实足，人文关怀成为了主流思潮，让很多人更加难以接受当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和残酷。但现实不是温情脉脉的天堂，反动势力也不是人畜无害的羔羊。那些反动的食利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走向覆灭丝毫不值得同情，因为只要他们活着，别人就活不了。
这里很多人告诉穷人不要革命，“要靠政府和法律惩治恶人”。那么请问当面贫苦农民面对地主和旧政权残酷的压迫求生无路，叫天天不应的时候，你们的“法律”又在哪里？这充满普世光辉的法制靠谁来建立，会从天上掉下来么？它又靠谁来执行，靠神仙皇帝么？尤为可笑的是做人为何如此色厉内荏，欺压别人至死的时候压根没想到什么“法制”，在被推翻被专政的时候倒想起法制的好了？
先辈们没有我们如今坐而论道的资本。在大家就要活不下去的时候，想种点粮食糊口，就不能怕弄脏手，必须除掉杂草和害虫。可惜的是如今有这么多人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前人 流血牺牲、辛勤耕耘换来的成果，却把这当做理所当然，拒绝承认先辈的付出，拒绝理解先辈面临的两难抉择。当他们看到先辈们扑灭害虫的时候也殃及了一些益虫，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开始对先辈的“黑历史”痛心疾首，纷纷怒斥先辈没有人性、伤天害理。这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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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评论里一直有人鼓吹温和改良，否定革命的必要性，那就顺便夹带几句私货。

有人幻想可以通过逐步改良的温和方式来进行土地革命，但历史证明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不通。首先，当时的政权已经腐败无能糜烂到底，上奈何不了权贵，下控制不了基层，从根本上失去了推行改革的能力；其次，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无法弥合，阶级之间滔天的仇恨几乎没有其它的释放途径。
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远远超过原始生产、自然经济的承载能力。要想养活如此规模的人口，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作为几亿人体量的大国，能够搭上工业化进程末班车的机遇期仅有二战后列强忙于建立新秩序的那十年左右，时间窗口稍纵即逝。如果错过，可能将永世沉沦再无机会（可以参考当今印度几千万上等人和十亿牲畜的社会模式；或是拉美那种发展停滞、社会割裂、贫民窟遍地的样子。真心希望他们能等来下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而封建势力阻碍了历史的进程，那么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迅速推翻它们，才能为刻不容缓的工业化进程创造条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实在是足够幸运，能够在二战后迅速扫清封建统治者、官僚资本、买办势力，建立起了执行力、控制力极强的政府，整合了全国范围的宝贵资源；又付出了巨大牺牲， 用朝鲜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力，赢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并用这血染的投名状换来了苏联援建的工业样板，以此为基础艰苦创业建设起了自己的整套工业体系，同时培养出了一代合格的劳动者；又以此为基础，顺利承接了七十八年代开始的国际产业转移，走上了工业迭代升级的指数化增长道路。同时还顺便在这几十年中建立起完备的国防体系和核威慑， 保证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今天有些人不知世事险恶、创业艰辛，总觉得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殊不知这个过程是何等的艰险，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民族在半途就坠入深渊（单是打赢一场朝鲜战争，就是地狱级的难度了）。

这条血路饱含着前人的辛酸血泪和累累白骨。如果深入挖掘，还能发现很多惨剧、很多黑点。但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看，这些都是磅礴的命运交响曲中的一点杂音（当然一些认为人文关怀至高无上的朋友肯定不同意，又要反问些 “xx万人的生命就这样轻描淡写？你愿意做那 xx万人吗？”之类老掉牙的问题）。

如今人们提起美国，绝大多数人都不吝称之为民主灯塔、人类希望；而鲜有人了解美国崛起时血雨腥风的血泪历史；即使对于那段黑历史，人们大多也会以客观的角度去评价。同样，百年后的人们只会记住中华民族在跌落谷底，家国危亡之际，用一连串史诗级的操作，在二十一世纪奇迹般地重回世界前列，也为我们这一代人争取到了饱暖的生活和未来的希望。至于今天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历史真相”——不好意思，那时的人们会用更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而得到的结论多半会跟你们截然不同。

还乡团，顾名思义，得先有逃亡过程，然再借国民党军力量回乡，最后还应该是有组织的行动。三者兼顾，才能算名副其实的“还乡团”。

那么，农村人口为何会逃亡呢？当然是因为土地革命。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控制区只有减租减息，土改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政策。抗日根据地不会有多少逃亡地主。所以解放战争时期才有还乡团。

其次，这些有产阶级往哪逃呢？当然是附近由国民党稳定控制的城市社区（带金银跑到异乡农村是送货上门）。所以逃亡人口主要出现在日本投降后被解放军稳定控制，且附近有大城市的地区。

第三，逃亡人口为什么能回乡呢，因为国民党军赶走了解放军，即那些在解放战争中期丢掉的解放区才会出现还乡团。然后我们看下面两张地图。

第一张是1947年统计图，表示解放区、游击区和丢掉的解放区。其中蓝色是被国民党重新控制的区域。

第二张图是关内国民党军进攻顶峰前后的地图，解放军即将发起反攻。对比这张图和上面那张图的红色差异，再加上第一张图的蓝色，就是全部丢掉的解放区。

两张图结合，可以看到，丢掉的解放区主要出现在江苏、山东、陕西和河南。其中陕西人口密度低，河南分布比较零散且远离大城市，只有山东江苏两地丢掉了连片的人口稠密区，附近还有南京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导致大批地主逃亡，尔后又能随国民党军回乡。所以还乡团主要出现在江苏和山东。解放战争前期，华东解放军战略上步步后退，丢掉了富庶的江苏根据地。粟裕虽然竭力反扑，赢得不少战术胜利，但每次晒战果，还是被（江苏籍）军官吐槽为“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这就是还乡团的存在前提。

但我们知道，国民党军是一个地域性、封建性非常强的军阀联合，虽然总体上国民党军和各地有产阶级的关系较好，但在实际执行政策的时候，国民党军对其他省份的地主、商人并不友善，敲诈吞并毫不留情。到解放战争后期，各地的中小地主和工商户已经基本破产，即便不欢迎解放军进驻，起码也在内战中持中立态度。现在苏北山东大量的解放区被占领，正是借反共吞并土地，封赏亲友部下的大好时机，为什么国民党军阀乐意让还乡团重新来占据土地呢？

因为国民党军力量不足。国民党军从南京上海这两个华东基地出发北上，但华东地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新占领区。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退守大西南，在江南苏北的根基远不如抗战八年的新四军，连控制南京上海都得求投降后的日军协助，北伐就更得挖掘本地潜力了。比如说自称抗战功臣的74军，去孟良崮之前就收编了汪精卫的“首都警卫军”5000多人。为了在攻势作战中牢固控制地方，国民党主力军不得不把逃亡人口编制成“还乡团”，随军北上。

那为什么是“还乡团”，而不是还乡营、还乡师呢？因为还乡人口是以县为单位编队，挑选青壮组成一个团，由当地国民党军和县长双重指挥。原则上，一旦解放军被彻底赶走，还乡团就立刻改编为当地自卫团，充当治安警察。但实际上，解放军在江苏始终保持了强大的游击队和一个纵队的野战军（姬鹏飞集团），1948年底淮海战役，粟裕主力就打回来了，江苏各县始终未能成为牢固的国民党控制区。所以“XX县还乡团”这个临时的番号成了广泛接受的历史名词。

苏北山东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1946年大饥荒。那年夏天暴雨不断，大到淮河黄河合流，毁掉了1000万亩耕地，杜月笙在上海主持的第一届“上海小姐”评选，由头就是为苏北难民募集赈灾资金。但对于当地解放区政府来说，等上海小姐的资金吃饭，早就饿殍千里了，只有拿到地主的存粮才能保证农民有饭吃。这激发了华东解放区政府和地主的矛盾，尖锐程度不逊于土改（存粮本来可以用于地主灾后廉价收购土地）。

所以，华东地方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在没有中央统一部署的情况下（一年后的1947年9月才有土地法大纲），提前发起土改，既要拿走地主的存粮，也要分掉你的土地。提前土改导致大批人口外流，粗略统计有20万人涌入南京上海，其中青壮十万。国民党政府对这批人也比较头疼，于是就拿起了东晋政府的政策，编制“侨县”，然后再根据地域成立还乡团，跟着全面进攻的国民党军北上。

国民党占领江苏和山东各县后，又遇到一个地方财政不足的问题。除了中央多印钞，军队多抢劫之外，另一个对策就是把各县政务交给这些还乡团军官，同时也就不发放什么经费了。还乡团有组织，有武器，还有中央的明确授权，当然在地方无人能管——上级任命的县长要不是还乡团头领，要么就是依靠还乡团（自卫团）才能站住的文官。

所以，用脚趾头也能想象，还乡团的残暴远过于国民党正规军。除了收回土地，他们肆意抢劫强奸，霸占财源，建立大地产。自从黄河夺淮入海，交通阻断，土地盐碱化，苏北山东皖北就一直是大地主肆意妄为的地区，还乡团迅速在这里重现了19世纪乃至元末的封建化秩序，格外惹人痛恨。以至于其他地区的“还乡队”、“自卫队”、“保安团”也往往被这里的“还乡团”代表了，获得了统一的称号。

解放军再次南下的时候，这群人想再次逃跑，发现国府根本守不住上海南京乃至广州，解放军的进军速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化装逃亡的速度，只能乖乖回乡接受新政权的制裁。

具体的还乡团行径，大家去各县县志看就好，这里只整理一下他们的发展脉络。

相关回答：

“还乡”，这本来是个好字眼儿。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些人，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与毁灭的化身。

一、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

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

他们的身份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

“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

“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地回答：

“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

仝堂自己就说了：

“你们找到的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来的，现在还放着十几对，是留着做苜蓿汤吃的，摘下心来是喝酒当菜的，生殖器割下来卖到城里医院。”

医院当然不会收这玩意，不过这的确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国后新中国准备自己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套来造谣，说我们要“割蛋蛋造原子弹”。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要知道，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可不是光杀共产党——他看哪个无辜群众不顺眼，就要杀谁。

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

还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跟这个杀人魔王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仝堂，《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孤例。在距离这里东南方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还乡团们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更加灭绝人性。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

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

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

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二、

所谓“还乡团”，就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返回家乡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地主武装，并不局限于解放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敌我拉锯战中，还乡团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把还乡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站在整部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待，不难发现这背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来简单概括。说得再通俗点，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后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核心问题在农村。不把亿万农民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共产党就无法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砸碎一个旧世界，再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尽量争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积累，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而农村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归谁所有。

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之下，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买办阶层所鲸吞，地主和佃户能够分配的，只有他们牙缝里漏下的残羹冷炙。佃户原本用于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在洋货倾销浪潮中基本破产，已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更无法负担地主的地租，老实缴租就可能饿死。而地主阶层在洋货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维持消费就需要加紧剥削。

以河南南阳为例，这里的佃耕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大佃，耕牛和大小农具都是佃户的，收获的粮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种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全是地主的，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

（李静之：《耄耋之年话平生》，河南省政协：《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P97）

传统产业中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灾人祸，水旱汤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阶级也分化严重，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趋明显，“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土豪劣绅成为农村的统治阶层。他们架设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体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却无可化解。

于是，革命来解套了，旧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阶级作为农村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当然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仇恨，而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所衷心拥护，敌我双方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此消彼长。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憎恨一切终结他们万年江山的“僭越者”，为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组织队伍回乡报复。

三、

“各位父老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反派台词，却是二十二年中国革命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斗争反复性的写照。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对比悬殊，国民党军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余物资”就不说了，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国共之间军队员额的差距也高达4:1，国民党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军”，所以解放军只能放弃一部分根据地，大踏步向北撤退。

这是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战略决战的不得已之策，但对这些地区的党员干部、进步群众，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意味着一场灾难。

相较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当地土匪外，还集结起了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因为你说不说这些，人家就不这么干。

关于这点，国民党内部也有认识，蒋介石就有特别训令，要求：

“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为重要。”

怎么抓政治工作，怎么收复地方行政？

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区军民打生打死，完全没有和解可能的汉奸和特务，他们知根知底，更“坚决坚定”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烈，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县当地的“奋斗复仇自卫队”。光是听听名字，就能感受到“还乡团”们身上浓重的血腥气。

这支“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整个文水县，针对我军民开展的“复仇”行动，基本都是这兄弟俩为主，勾结阎锡山所部驻扎该县的72师所为。

别以为犯下这些罪行的只有“还乡团”们，国民党军队虐杀我军民的“兴趣”，并不比还乡团差。72师师长艾子谦就专门训令配合“复仇队”行动的215团1营：

“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

不独“山西王”阎锡山的军队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对还乡团也完全是纵容的态度。随该部行动的鲁南还乡团，在当地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以致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效后，将虐杀现场拍了照片，找张灵甫告状。希望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名将”，能够出于爱护“党国”声誉，更好更快怀柔地方的需要，约束下这些家伙，总不能学着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时候民心丧尽，地方上怎么长治久安？

结果却遭到了张灵甫的讥笑：

“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

（温靖邦：《大崩溃》）

部队长官都是这种态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张灵甫的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论残害老百姓的花样和力度，并不比还乡团差。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就将做鞋垫的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不算，还把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下令“就地补给”，纵兵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

隔壁李天霞的整编83师更没书呆子气，不但没有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还带着还乡团干各种坏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罗炳辉烈士的坟墓，把忠骸拖出来，百般凌辱。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是 “虎”的话，还乡团就是为虎作伥的“伥”。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国民党政权确实在不少新占领地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有的“秩序”。以华中地区为例，我各级留守党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1946年秋至1947年3月，华中第一、第二地委的党支部就由1641个锐减为989个，党员由84498名减少到71206名。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华中第九地委的党员由37907名减少到13715名。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P211）

四、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国在南越搞了个“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阵，帮着南越伪政权版的还乡团，对越共进行“整肃”。

从账面来看，越共组织受到了极大伤害，然而同样肆无忌惮的暴力虐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导致了越南南部群众对美伪政权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一样腐朽堕落，战术层面的胜利，对战略决战并无太大帮助，反而让更多的群众看清了美帝的反动本质和伪政权的走狗底色，选择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抵制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

而当年在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积极支持国民党方面的类似行动。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丁堰、林梓，在歼灭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后，在丁堰（今属江苏如皋）缴获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这些东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这一地区的还乡团，也的确对得起美国人和军统。泰县（今属江苏泰州）姜南区三太乡的还乡团，在一夜之间，抓捕了该区108名乡、村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当夜就活埋了28人。黄桥地区浩堡乡的还乡团，一次就烧掉61户民宅，将6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悉数灭门。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P360）

苏中的老百姓说：

“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还比鬼子坏，烧杀抢掠胜‘二黄（伪军）’！”

这样的还乡团，与其说是竭泽而渔，不如说是为渊驱鱼。还乡团所过之处，就连原先对我党我军持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国民党卷土重来的一般士绅、地主和富农，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党。他们固然不喜欢我党的土地政策，但两害择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更让人难以容忍—善财难舍，但还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给我党的干部写信，说还乡团是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必然难以长久，虽然你们收回了土地，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赶快打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啊！

海安、高邮和宝应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类似的民歌：

“蚕豆开花，干部回家；蚕豆排挂，新四军要来；蚕豆结英儿，还乡团翘壳儿。”

应当承认，因为某些地方的执行有问题，一开始部分群众对我党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还乡团”们来了之后，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给大家上了一课，于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了。无数的农民团结起来集结在我党的领导下，拼了命也要推翻国民党，憋足了劲也要找还乡团报仇。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我军各个战场陆续发起大反攻，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被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还乡团，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

五、

那些曾经横行乡里的武装的“还乡团”，他们已经被人民子弟兵永远地从这块土地上消灭了。但这些年，有一些“还乡团”，手里面没有拿着滴血的刀枪，但却借助媒体的力量杀了回来。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潍北县委写给华野九纵的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说：“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

我们如今要战胜新时代的“还乡团”，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时不我待，舍我其谁，这是持久战，是人民战争，是我们自己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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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本文作者：党人碑

本文编辑：团中央知乎团队 大公无司

换乡团，是内战初期，共产党发动的 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被本村的贫下中农 斗争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组成。他们不服气，图报复，他们跑到国民党军队哪里诉冤。想利用国民党的力量 打回本村，杀害那些 斗争过他们的村干部及贫下中农。国民党利用他们的仇恨，发给他们手枪。身穿便衣 夜间到农村偷袭 杀害村干部及积极分子。

1947年7月国民党12个旅，围剿山东半岛的解放军，我们西海军区司令部 驻在潍县昌黎 被迫向平度、招远撤退。当地的那些斗争过地主的村干部、积极分子，我们撤走后，全被还乡团杀掉，有的被活埋、有的用扎刀，扎、有的被放洋炮、有的用，‘五扯挣’，也叫五马分尸。就是，把人的四肢，脖子，用绳子拴到马鞍子上，到田野里往五个方向拉，把尸体分成五块。我问他，什么叫放洋炮，他说，让，斗争地主的人，在田地里自己挖坑，挖到有肩深，不让他出坑，强迫老百姓开始埋，听说，埋到胸口，脸发紫，眼睛鼓出，舌头吐出，还乡团用铁锹向他头上一砍，砰一声，脑子顶开脑壳响了，叫放洋炮。听到这里，我的全身发冷。我说，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