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要从西陵之战说起,羊祜陆抗已经做了一次决战演习。
羊祜是战略大师。徐胤从蜀地顺江而下攻西陵上游的建平,这叫攻其必救。陆抗不得不分兵救建平,主战场吴军兵力剩下2万多。晋军杨肇带2万多人救西陵,加上城内步军估计也有万人,形成人数局部优势内外夹击。同时步阐利用步家经营数十年的优势,联动夷兵。羊祜率5万直扑西陵下游的江陵。羊祜利用三倍兵力优势给陆抗做了一个痛苦的局:如果死扛西陵造成江陵失守,西陵成为飞地也没有意义了。如果吴军回援江陵,西陵就送了。如果吴军两线作战,两线皆弱,江陵尤其弱,可能两镇皆丢。稳妥的选择是主动放弃西陵,退保江陵,3万对5万,有的守。吴军大部分将领主张就是这样,至于守住后再反杀西陵就是挽尊之言,时机已过。
后面的历史都知道,陆抗打出了神操作,先破了羊祜的计谋泄洪来延缓晋军进兵江陵的时间,利用这段时代打爆杨肇攻破西陵然后回援江陵,和诸葛亮一样坚持正兵的羊祜选择自退。这一战,战术上,陆抗完胜,但是也暴露了面对晋军的多点出击兵力不足的吴军战略被动。
战后,双方都做了复盘。晋朝内部意见分化,一派认为吴不能卒灭,人家还是能打。一派认为要继续加大力度,西陵之战中上游是偏军对偏军,相持,这是因为羊祜目的是逼陆抗在西陵和江陵之间二选一,建平是分兵的次要战场。如果上游也放一支主力部队顺江而下呢?看你还怎么办?这就叫国大气粗,实力强玩法就多。吴朝这边,陆抗也做了反思,就是上游兵力不足。3万怼8万这种事,他陆抗能做到,不等于别人也能做到,何况陆抗操作过程也是惊心动魄。陆抗的结论是上游增兵到8万,晋朝虽强也没有资本在这条战线屯24万人。如果晋军还是8万,吴朝兵力不吃亏,即便增兵到十几万,攻守异势至少有的一打。两边军方结论都很有道理,后面就看决策者的了。
司马炎选择了加大力度。王濬在上游疯狂造船,扩建出“自古未有”的大规模水军,光这支上游军团就有7万人(打到下游后接受补充,达到戎卒八万,方舟百里)。中路杜预替代已病死的羊祜攻江陵,同时又增加两个军团进攻夏口和武昌。中上游这种规模的全局战,投入兵力远远超过西陵之战。吴朝这边不仅需要大规模增加驻军,还需要陆抗第二再秀一次神操作才有希望侥幸守住。
可是这个时候,吴朝阵线既没有陆抗,也没有增兵。孙皓没有接受陆抗的建议,补充兵力。陆抗死后没有在陆抗的儿子中指定大督,也没有另派宿将取代陆家。而是把陆抗部曲分给了五个儿子,让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到缺乏实战经验的陆家子弟手里,等于是反而大大弱化了上游防线。这就是沈莹所谓的“幼少当任”。孙皓对于上游自家方镇的警惕超越了敌人,造成防线空虚,为快速破亡埋下伏笔。
实战之中,一直保卫吴朝的门户,创下许多名将名局的两大重镇西陵和江陵,均在一个月内被王濬攻破。曾经固若金汤的上游防线之脆弱,令人唏嘘。除了宿将吾彦死守孤城建平,陆景陆晏等陆家青年忠勇有余,能力和兵力不足,战败被杀,留宪伍延孙歆或降或死,没有名将大督镇守各自为营的防线被一路打穿。江陵失守后,吴朝已经凉了,长江中上游诸镇毫无抵抗能力。孙皓做出唯一正常反应,就是把下游三万兵力推出去会战。但吴朝确实已经名将丧尽,统帅是没有大战军事经验的丞相张悌。此时以三万夺气之兵面对20万乘胜之师,别说张悌,让周瑜活过来也打不下去。张悌实无战意,只求赴死,最后还来了个中诈降的骚操作把吴军老本秒速亏光。此战结束,吴朝已亡,陶濬最后的挣扎军事上已经没有意义,由于军惊还没挣扎成功。
实力差距太大,从司马炎到杜预王濬的统帅层操作又没什么破绽,晋灭吴可谓水到渠成。但是短短几个月崩溃,关键在于陆抗死后孙皓政治上的愚蠢。他既没有在诸陆中选择大督增加兵力,也没有另派大将索性取代陆家,采用了分兵少弱的办法。大敌当前,还在处心积虑分解兵权。固然消灭了假想中陆家内部威胁,同时也自坏长城给了王濬助攻。
按照《晋书》杜预传的说法,伐吴战争结束时,杜预军已开始绥抚交广一线。此战一共历时五个月,那么如果从江陵算到广州的话,杜预五个月内可能推进了900多公里,“势如破竹”确实是名副其实。
我认为如果还原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话,首先王濬水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次,以双方兵力对比分布而言,这点并不奇怪,由于晋军首次拥有强大的水军,之前孙吴的国防习惯变得完全跟不上形势了,布防分散的弱点完全暴露了出来。
东吴纸面上拥有23万大军,但那却是全国的兵力数字[1],包含各地守军,比如说东吴荆州有将近100个县[2],处处都要布防,个别县甚至远在谭成(今湖南靖县)、舞阳(今湖南芷江)等地,也要分出一些守军防守。晋军兵力虽然也是20余万,却基本都集中在一线。
由于南方防范山越的压力也较大,吴国还在各郡设置都尉,很多是在极偏远的地域,却都领有重兵,比如根据谭图,曲江(今广东韶关)、昭陵(今湖南邵阳)、始安(今广西桂林)等地均为吴国都尉驻地[3]。此外,还有谭图上没画的长沙西部都尉、东部都尉等军区,长沙是孙坚龙兴之地加孙策追封之地,据吴简记载当时建有孙坚、孙策庙宇[4],因此拱卫长沙的安全无疑是绝对要务,应当也是重兵要人把守,例如两都尉就分别曾由张昭之子张承、谢夫人之弟谢承担任[5]。
此外还要考虑吴军还曾在沤口(今湖南茶陵)等荆州内地屯兵屯田[6]。如此看来,吴国荆州军纸面兵力虽然不少(以全军23万来看,甚至可能接近10万),但却分散在荆州各地,其中不乏一些偏远山区,真正可以集中起来的不多。
伐吴战役开始后,杜预首先包围了江陵城,然后派出周旨等3名牙门将率700精兵偷渡到长江南岸,奇袭擒获了吴国乐乡督(相当于南岸守军总指挥)孙歆。由于百度百科解释不全,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此战实在不可思议。实际上,记载是孙歆首先派兵迎击顺江而下的王濬军,结果大败,趁吴军阵势大乱之际,周旨伏兵齐出,突袭大营将孙歆活捉。所以,此战其一可以看出王濬的配合非常重要,其次很可能孙歆军的数量也并没有很多人一贯对吴军的印象中那么多,以至于杜预主力尚未投入战斗,主将就被偏师生擒的程度[7]。
歆遣军出距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
此后,王濬舰队的抵达,使得杜预军渡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南岸吴军主将又被擒,彻底陷入混乱,渡江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8]。
渡江成功后,杜预不顾将士疲劳、厌战等心理,全速向广州、建业方向推进,不给荆州南部、东部吴军任何喘息、集结抵抗的机会。而事实上,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一直依赖它的吴军基本上人心也就散了,后方部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抵抗意志,很多地方甚至是望风而降。结果杜预军在五个月内,斩杀或俘虏吴国监军、都督14人,牙门、太守120余人。
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吴人赴者如归矣。 王浚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
所以吴军在后方部署的部队虽然多,此战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实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由于孙皓不甘心丢失交州,派大将陶璜收复交州。此外,279年,也就是伐吴之战前夕,吴国前军官郭马在广州起事,陶璜、广州牧滕修又率军讨平之。虽然这两仗对吴国而言都是很重要的胜利,但客观上也使得大批精锐部队被牵制在交广之地,对于长江防御几乎帮不上任何忙。战争结束时,陶璜仍保有交州,孙皓亲自写信并派遣陶璜之子陶融送信去劝陶璜归顺。陶璜流涕数日,才派员到晋朝首都洛阳表示投降[9]。
所以孙皓投降时的局面,的确已经可说是绝望了,张悌将仅有的3万野战军送掉后,建业估计已经几乎空城一座,无兵可守,王濬已经兵临城下,而晋军大批援军也很快就将陆续抵达。荆州大部已经丢失,陶璜军太远不能救,且回援路线已被杜预切断。从结果而论,羊祜的战役计划几乎完美,所以生前战绩不算显赫却能入选武庙也算情理之中。
此战吴军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我认为是死守江陵的伍延,战役一共就打了五个月(279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孤立无援的江陵撑到了二月中才失守,历时四个月,不愧是著名要塞。吴国灭亡也为东晋陶侃等名将的长江防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不要问长江防线失守了怎么办,长江不能失守。
吴国内部让孙皓玩炸了,不想打了。
荆州南郡作为战场,曹仁、关羽、朱然、陆逊、陆抗的打法完全一个逻辑:守江陵,靠坚城和敌人耗。如果敌人从西边来,守西陵。这个套路吴军用了几十年,多位名将认证,是非常成熟的。陆抗死前上书还在强调这个,大外甥你得守西陵啊。
所以包括陆晏、陆景在内的吴军各部一个一个在外面花式送头就很迷。唯一的解释就是孙皓完全不听,而且在陆抗死后没有指定一个有效的大督,导致各地小督们各自为战,分别送头。
陆晏、陆景既不降晋也不主动收回与“可能存在的”荆州主力汇合,张悌等人的作战显然也是只关心自己怎么死,不关心吴国怎么守。这种行为的动机我们现在叫“毁灭吧,赶紧的。”
全吴国唯一好像在考虑怎么打赢这一仗的就是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应该是加入吴国时间太短,对孙氏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姓陆的和姓张的早躺地上等死了。
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帮各位梳理下思路。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排列个表:
排完表后,我们需要确定看这个表的角度。
第一种是以认识汉武帝晚年的真实情况为目的来看。采用这一角度,《汉书》、《汉武故事》、《通鉴》等书就转换为研究汉武帝晚年的史料了。既然成了史料,那么,就有价值高低的差别,而判断史料价值高低,则是以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汉武帝时代为标准。其次,是考察各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史源学追溯,例如《汉纪》是《汉书》的改编,没有独立的史料价值,即在《汉书》存世的情况下,《汉纪》没有史料学价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书成书年代与史书包含内容的时代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这样的思路下,辛著的若干观点是:
这5点层层递进,首先在研究汉武帝晚期的历史真相时,《汉书》的史料价值大于《通鉴》,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通鉴》涉及汉武帝晚期历史的叙述进行史源学分析,指出除了《汉书》等基本史料之外,还采用了《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指出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据《通鉴》立论。问题在于可信还是不可信。
如果找出班固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那么《通鉴》采录《汉武故事》进而说明汉武帝晚年有悔,就有了历史来源,于是田余庆采用通鉴说明汉武帝晚年有悔,在文献学上就有了支撑。但是,支撑不等于结论成立。
第二种是以汉武帝历史形象的建构为目的来看。采用这一角度,也就进入了历史书写层面,即要考察作者思想及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在这一视角下,王俭为什么编辑《汉武故事呢》?辛著认为与刘宋时期的政治有关。司马光为什么这样做呢?辛著认为与他的政治思想有关。现在,林文认为: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不但班固认为,唐宋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但司马光这么认为,王益之也这么认为。因此,这不是司马光个人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首先,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对汉武帝形象的构建。其次,即便是班固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那也是班固的看法,其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考察。第三,为什么班固、司马光或者唐宋人会这样认为呢?与他们的儒家思想有关,在儒家思想的伦理取向评价中,汉武帝大多是负面形象。第四,这一评价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很难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有从功利主义取向评价的声音,如刘歆《毁武帝庙议》。因此,辛著认为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进行构建,没有问题,认为这一构建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有关,也没有问题。
综上,林文对辛著的商榷,主要在细枝末节的点上,而且这些点的商榷即使成立,也没有撼动辛著的整体观点。提醒一下,我说的是辛著,不是辛本人的其他言论,而且辛著应以最新版本为准,即在增订本、初版本和论文之间,选择增订本。同其他商榷者相比,林文的新意在指出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
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会面中,突然毫无预兆的要求记者清场,而在那段现场的视频中,似乎有一记者问了一句:“Did he shit?”(“他是不是拉了?”),而旁边的另一位记者回道:"I have no idea,hope the microphone got it。"(“我也不知道,但愿麦克录到了。”)
这段视频流出之后,全世界的舆论场都炸了锅,人们纷纷怀疑,已经是80高龄的拜登,是否在这样严肃的场合,一个不小心,拉在了裤子里,所以才会突然要求清场,而现场的记者是闻到了味道或者听到了声音,才会有此一问。
这个看似荒谬的猜测,却意外的流传极广,以至于向来标榜言论自由的外网都开始大量封杀此类帖文,而美国官方也很快出来辟谣说清场跟总统拜登的身体情况无关,只是出于政治和外交因素,两位领导人必须密谈。
但网民们可不管这么多,美国政府越是删帖和澄清,他们就越是对拜登的“脱粪”深信不疑,传言越传越是有板有眼,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那句“祝他身体健康”也被拉出来反复分析,进一步佐证了拜登的“失禁症状”。
这个曾经代表着“战无不胜,众望所归”的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一强国,居然以如此不体面的方式迎来了舆论的毁灭性打击,这让许多美国的敌人和反对者都大为诧异。
然而,冷静下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其中疑点颇多,因为在那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第一位记者在提出疑似脱粪的疑问之后,另一位记者给她的回复是“我希望麦克风录了下来”,如果真的是拉裤子这种事情,被麦克风录下来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还不如说希望摄像头拍到了。
即便退一万步,认定确实是拜登没有控制住大小便,但其实他作为一个80岁的老人,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稀奇,衰老并不是罪恶,也不至于为此如此残酷的嘲笑一位老人。
因此,拜登如今的被群嘲,可以说只是美国国力衰退的一个缩影,无论拜登是否真的大小便失禁,但他作为美国总统,领导着这个衰退的美国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跌下了神坛,曾经的荣耀必然会一道一道全部化作孽力反馈回他的身上。
简而言之就是,如果美国今日没有从阿富汗撤军,新冠也已经完全被控制,那么拜登就是拉的到处都是,也依然会有人跪舔说他这就像廉颇“一饭三遗矢”,是有大将之风,可当美国撤出阿富汗,新冠病死七十万之后,哪怕他这位总统日日正襟危坐,我们也总会怀疑,他屁股底下,是不是粘着什么不雅的东西。
这,就是今日的世界,就是美国从“谁也打不过”到“谁也打不过”之后,所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