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回答是:由于南非在经济上越是工业化,就越会因其特殊的社会结构走向反动。因此,1966年以前的白人南非认为可以轻松维持对于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1975年以后的白人南非不得不维持对于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
有时间再来完善答案。
一、南非为何走向反动
西南非洲问题作为南非的一个重点关切问题,甚至可以说相对亲英的史末资政府的垮台和极端种族主义马兰政府的上台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史末资政府在推动合并西南非洲的失败,成为了马兰政府在1948年成功上台的重要原因。
而为什么南非要长期维持在西南非洲的存在,以至于在南部非洲的武装冲突和各种斗争中越陷越深的一大原因,可以总结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正如查奈瓦所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20世纪40年代前5年的失败,确实是对于欧洲的雅利安至上和种族灭绝政策的重大打击。但与此相反,南非国民党在1948年的胜利,是白人至上与南部非洲潜在的种族灭绝的胜利。希特勒主义在非洲土壤上复活了。”(《非洲通史》)
这一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其实恰恰是南非在从传统社会像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南非的传统社会本身就是种族隔离的:南非的传统社会是一种白人地主—黑人部落的二元结构。但是在19世纪末南非矿业的大发展中,黑人部落的村社制度逐渐解体,二元结构趋于消解;同时南非的土地进一步集中化,产生了贫穷白人这一特殊的阶层。而南非的无产阶级在矿主的残酷压迫的中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在这一转型背后,南非的以亚伯拉罕清教为主的种族隔离文化的社会意识又进一步加强。而这一加强削弱和分化了南非的无产阶级。最终,这一危机催生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建立。
而极端种族主义的南非国民党在南非的上台,同南非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密不可分。南非的经济以农场经济和发源自矿业经济的工业经济为其核心,形成了以阿非利卡人为主的地主阶级和以外资垄断集团(如罗德斯)为主的资产阶级。黑人除少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以外,其余的黑人在部落村社经济制度解体的过程中,一部分成为白人佃农,一部分成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南非还存在着大量的由破产小农场为主的“贫穷白人”。这就使得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南非社会存在着四对重大矛盾:英布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布尔人殖民者在农业上与黑人部落的矛盾,当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贫穷白人”本身作为一个问题同南非社会的矛盾。
同样,南非阿非利卡人的社会意识也是具有着极强种族主义色彩的:南非早期的殖民者以向过路船只贩售牛羊为生,而其生产模式则是奴隶制和极其粗放的农场经济。在此基础上,阿非利卡人形成了一种基于亚伯拉罕清教观点的种族主义文化:奴隶制强化了文化心理上的种族主义;粗放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南非殖民者需要不断扩张其领地;缺乏文娱活动和孤独感则强化了宗教意识。也就导致了南非出现了以下的吊诡状况:
史末资政府之所以敢于调动军队,挥舞屠刀镇压兰德工人罢工,在于他狡黠地调整了宣传口径,震慑住了主要社会集团:一是宣称兰德工人罢工是“莫斯科共产国际阴谋”,“南非共产党阴谋”。这个指控首先把广大的阿非利卡农场主震住了,使其不敢声援其“布尔人同胞”;二是宣称“国民党阴谋推翻合法政府,恢复布尔人共和国”,这把英裔白人吓得胆战心惊;三是史末资政府声明,反对白人工人对于黑人工人的攻击和屠杀,这个证明强化了兰德罢工的种族主义色彩,把黑人群众吸引到了史末资政府一边,反对罢工中的南非工人(《南非通史》)
在这一基本社会环境下,南非白人对于亲英的史末资政府的厌恶,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贫穷白人”群体(注意,这里的“贫穷白人”并非指白人无产阶级,恰恰相反,贫穷白人很多不屑于同黑人一起工作,如,1921年,兰德金矿白人工人为1.8万人,黑人工人则为其十倍。这批白人处于一种被新的资本主义地上社会所放逐的状态。这里仅仅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被大中农场主剥夺土地的白人群体)在政治上转向反动和白人群体总体对于“种族堤坝”溃决的恐惧(“种族堤坝”的溃决其实很大程度上由南非的工业化进程所造成。其根源来自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原有的界限分明的白人社会—黑人保留地体系的解体),在一个“种族堤坝”解体,南非社会趋于融合的过程中,种族隔离的文化思想导致南非形成了一个英国资产阶级—阿非利卡人地主—白人流民阶层的阶级联盟,导致了马兰政府的上台。南非转型期的复杂社会矛盾也最终简化为白人统治阶级与以黑人为代表的被统治群体(包括印度人、有色人和华人。事实上,南非矿场主对于华工的压迫也是非常严酷的。据《北华捷报》记载,大多数华工仅仅工作三到五年就被就会被因为身体状况的急剧恶化被遣返回国)之间的矛盾。
二、南非维持在西南非洲统治的意图
在这样的一个走向反动的过程中,南非迎来了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时,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不得不在加强国内的“种族堤坝”的同时,强化国外的“种族堤坝”。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所逐渐形成的沿赞比西河,与罗德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和萨拉查法西斯政权所共同组成的“白人防线”。而西南非洲无疑是这一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其实还存在着一个疑问:就是南非为何不能模仿贝专纳兰的模式,在西南非洲建立一个黑人傀儡政权。原因有二:一是西南非洲本身就是南非英布合作的一个分赃结果,南非不肯轻易放弃;而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以下简称人组党)在1966年发动武装斗争之前,西南非洲的种族冲突还限于刑事案件的范畴。据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认为,南非可以长期的占有西南非洲,使其成为南非的“第五个省”。而班图斯坦作为一种“内部殖民地”,也是属于南非控制下的国土的一部分,而维持班图斯坦,所需要的则是南非白人政府的完全控制。例如,在特兰斯凯“独立”期间(1961-1963年),南非白人政府在特兰斯凯的警察力量增加八倍,并增设了36个警察分局。南非是完全无法在西南非洲复制如此政策的。
更加根本的原因是,班图斯坦的建立源自南非旧时代的二元结构的“再版”,典型便是原有的部落头人担任新的“班图斯坦”政治领袖。,黑人也按照原有的部落所属进行“国籍”的划分。但是西南非洲是南非与一战后所攫取的领土,显然是不能照搬的。
第二点则是,南非在南部非洲的政策推行和政权维持有赖于对于西南非洲的控制。南非政权不仅在军事上维持白人防线,在经济上也通过各种经济牌来威慑南部非洲各国。
但南非逐渐在外交上趋于孤立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步扩大导致了南非的“白色防线”趋于崩溃。1974年葡萄牙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垮台出乎沃斯特政府预料。南非担忧可能会在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多米诺效应”。
1975年,葡萄牙撤出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安哥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使得人组党可以轻易地越过边界与其基本盘奥万博人汇合。这一点是南非所无法容忍的。南非于是先是采取了边境巡逻政策,后是积极介入安哥拉内战:1975年12月之前以秘密入侵,支持安解阵和安盟夺取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为主,1976年后逐渐变为支持安盟与由安人运把持的安哥拉政府对抗。
但是这一对抗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978年,博塔接任南非总理,提出所谓“总体战略”,要把维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当做一场“战争”来打。其结果则是白人南非迅速耗干了其国力:1980年,博塔政府的军事开支高达29亿美元,增长了3倍。南非武装人员扩充近一倍,达到49.4万人,各类武装人员占据南非18—45岁男性白人人口的一半。考虑到白人南非只允许白人入伍服役,这一比例甚至高于朝鲜。博塔政府依靠严苛的兵役法来维持其兵源,结果是南非政府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最终,南非政府在1990年放弃了对于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紧接着1991年,南非开始制宪谈判,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垮台,南非的反动政府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