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那么残暴为什么没人造反？ 第1页

一、历史上最邪恶的暴政之一: 破解传统儒家王道论的错役制度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曹魏前期好叛乱的事。想想看，在曹操的残酷剥削下，小兵们吃没吃穿没穿，一不小心违背军纪还会被“棒杀之”。虽然可以在屠城时奸淫掳掠一番，但曹操也没本事带大家天天狂欢。脑子正常的人没谁愿意跟他混。

曹操的部下有多想“辞职”呢？根据曹嵩墓的地砖砖文，曹操需要用绳子绑着他们才能防止逃跑。

家夫忘之，今有少西大漯，自知久而勿还（董：30）

这种官逼民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这一统治难题，儒家人士提出君王要尽可能的减少剥削，用善政吸引民心归属。连为“性善”“性恶”吵的不可开交的孟子荀子都在这一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荀子》: 残暴之君，将谁与至？

《孟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此类观点被后世总结为王道论，是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只有顺应王道，实行王道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盲目依靠法家霸道者只会迎来速亡的命运。

但曹操后来却成了儒家理论上的bug。他残暴不仁，却在无数次失败后站稳了脚跟，并进一步统一北方。曹操之所以能从哗变小王子变成倭鬼大帝，都是因为他在试错摸索中发明了错役制度。

所谓错役制度，就是指把兵士派到远离家乡的前线打仗，然后把他的家属编上号，拉到后方屯田服农役或徭役。如果兵士在前线有逃跑或背叛的行为，曹操就会把他家属的脑袋挂在城门口示众。

《历代兵制.三国》: 魏武制错役之法，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各居一方。其离逖转徙之患，又可胜言哉！

《资治通鉴》: （诸葛）亮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昭，昭于楼上应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

《从军行》（曹丕时期的乐府诗）：“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这就意味着，曹操会在原有的残酷剥削之上，再给群众多加一层离乡离亲的痛苦。但这种做法可以让曹魏军民投鼠忌器，无论受到怎样的压迫也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有效降低了哗变几率，从而大大提高了封建王朝的剥削上限。

《晋书傅玄传》: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

二、曹魏错役制度的历史发展

从以下几条史料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曹操制定错役制的过程。

1.197年，错役制开始出现

曹操追悔自己没有及时绑架张绣和宛城士兵的家属，开始思变。

《三国志武帝纪》: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

2.197年~208年左右，宣布窝藏逃兵的家属与逃兵同罪，令逃兵无处可归。

《通典》: 曹操《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

3.208年~217年左右，进一步加重刑罚。

即使没有窝藏逃兵，后方的逃兵家属仍然要全部判处死刑

《三国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

4.217年~魏亡，放缓对逃亡士兵的惩罚，错役制进入长久运行的状态

以高柔为宋金案说情为契机，曹操开始把逃亡士兵家属的死刑改为罚做奴隶，而叛乱者家属依旧是死刑，此后再无大改。

《三国志高柔传》：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

（由于宋金案发生于217年左右，和曹操被封魏王时间重合，可能是一种恩赦）

三、错役制下的冤案

高柔传后面还记载了一个传主为冤案平反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魏国将士没有及时归队，哪怕是意外死亡，家人也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受到处罚。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逃跑），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雠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雠。”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適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掘礼，即得其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

猜猜有多少军属无辜受戮/成奴？

这种制度毫无疑问是一种邪法，孙权批评曹操“离间骨肉以为酷”说的就是它。比起政治家，曹操的这种手段更像影视剧里的黑社会。奈何乱世不兴好人，这套邪法偏偏就是能让曹操笑到最后（摊手）。

四、错役制的历史渊源

曹操这个制度其实并不新鲜。秦朝也有控制士兵家属以防止叛变的法度，并间接导致项羽坑杀二十万降卒。

《史记·项羽本纪》: 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
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考虑到曹操曾经明确学习过“秦人以急农兼天下”的精神，我有理由怀疑他的错役制度也参考过秦朝——只不过使用规模远大于秦朝，因为曹魏时期屯民众多，曹操实际上把整个北方大部分人民群众都进行了错役。魏武以伦理纲常为鞭，抽打在所有汉人身上。

可以看出，曹操的这个反动政策算是开了四百年的历史倒车，成功推动中国封建历史倒退足足五分之一。

五、淮南，曹魏错役制度的盲区

然而倭鬼大帝的错役制度却在淮南碰上了钉子。

《三国志蒋济传》: 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

由于孙权在淮南附近颇有影响力，加上淮南群众自带的反骨（笑），不愿接受强制屯田的江淮百姓纷纷逃奔东吴。搞得曹操非常难堪。

但这些逃跑的百姓到底是害怕什么呢？如果是怕迁民，东吴一样不是他们的故乡，江南瘴疠还胜于北方。如果是怕受剥削，孙权也是一个不吐骨头的吸血鬼，有学者还认为孙权剥削比曹操更重。

考虑到孙权在之后有批评曹操让人民骨肉分离的言论，百姓们当时逃离曹魏的最大目的应该就是不想被错役。比起乡愁和辛苦，中国人更害怕失去亲人。

面对淮南百姓们大批逃离的状况，曹操具体做了什么后续工作，史书并没有提及。不过袁涣传告诉我们，曹操遇到逃民过多的情况是会认怂妥协的。

《袁涣传》: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所以曹操在淮南一带应该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对不合百姓心意的政策进行调整妥协。他后来调遣夏侯惇来淮南附近督军，并称赞他有魏绛和戎之功。

《夏侯惇传》: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魏绛是一位提倡以德和戎的将军。晋悼公曾打算对拒绝归化的胡人进行征伐，被魏绛阻止。君臣二人有如下对话，被世人称为“五利论”。

《左传》: （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

由此可见，淮南一带是曹魏错役制度的一个盲区。毕竟十万百姓可不是小数目，曹操不敢继续冒险。他放弃了对淮南地区进行错役的企图，并尽可能地不惊扰当地百姓。即使是驻扎军队，也选择让素有清名的夏侯惇来这里，让他用德政感化群众。

不过曹操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因为这次完全出于被动的“德政”，淮南百姓竟然会为他的子孙连续讨伐司马家三次。事实上，淮南几乎是全魏国唯一一个试图守护魏王室的京外地区。

六、淮南三叛: 为什么篡魏时，只有淮南人愿意起兵讨伐？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到250年（一看就是一个高智商年代），来看看淮南三叛的两个主要矛盾。

1.为什么只有淮南地区可以为曹魏叛乱？

随着司马家族对曹魏中央朝堂的掌控，全国军士的人质家属也转由他们控制——除了蹦蹦跳跳的淮南群众。

因为只有淮南人民的家属没有被曹操的错役暴政所影响，所以只有淮南人民才能做出忠于曹魏的事。这是他们能不断为魏王室起兵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偌大一个魏国，真正可以维护曹氏人的有且仅有让曹氏暴政没有得逞的淮南军民。是不是很有趣？历史的因果有时就是这样诡异又清晰。

巧的是，司马家族在荆州、西北和东北地区都有很高的威望，偏偏没怎么管过东南地区。这也在客观上形成淮南群众不喜司马氏的局面。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轰轰烈烈的淮南三叛拉开了帷幕。

2.淮南叛乱失败为什么会失败？

原因一: 叛军没有其他地方军队可以联合

三叛一直都有一个致命问题: 你们淮南人的家属是有生命保障的，可其他州郡的军士家属有吗？淮南叛乱是魏国边地的勤王之军，政治基础非常单薄，需要呼吁其他州郡响应才可以对中央造成威胁。但其他州郡的军队在魏国的错役管理下，只会选择听从魏国中央的命令，不管那个中央是谁——如果你的老婆孩子在绑匪手里做人质，你会关心那帮绑匪姓曹还是姓司马吗？

所以淮南叛军始终也无法向北推进，只能在原地被动挨打。为了自保，叛乱者们选择和南方东吴政权进行媾和——这种通敌的行为又反过来削弱了勤王的正当性，让其他州郡的领导更有理由不支持他们。

原因二:司马家提前用北方兵员渗透淮南地区

早在王凌叛乱前，司马家就注意到错役制度在淮南糟糕的落实的情况，并开始调来其他地区的军队屯守淮南。

《三国志邓艾传》: 艾以为:“....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这一招明面上是对付东吴，实际上却有效减少了淮南军队里本土兵力比例。从后来的结果看，北方士兵的厌战行为使得淮南叛军更加内外交困。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对粮草的无意义消耗也给叛军领导人带来很大的压力。

淮南叛军不仅联系不到外地盟友，渗透进内部的北方士兵还消极作战积极逃跑。在这样内外压倒性不利的局面下，叛乱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七.淮南三叛的具体分析

1）王凌叛乱

王凌的叛乱很可能只为一己之私。所以他一看见司马懿押着他儿子过来，就直接选择法国军礼。

《王凌传》: 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广（王广，王凌之子）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

当然，司马懿可不会讲什么道义。王凌父子最后仍然逃不掉夷三族的命运。

2）毌丘俭叛乱

淮南二叛的领导人毌丘俭的家庭全在司马家掌控之下，其局面之险恶比王凌更甚。但毌丘俭比王凌更忠于魏国。为了曹家，他做好了全家牺牲的觉悟。其子也舍生取义，主动劝说父亲弃家救国。

《毌丘检传》：俭子甸（毌丘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发，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夷俭三族。

世语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齐王之废也，甸谓俭曰：“大人居方狱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俭然之。

（不是有人天天讲马超吗，怎么不来说说大魏反贼毌丘俭啊？）

可这种义气不过是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罢了，和被他们压迫到极限的魏国军民没有任何关系。连武圣关羽的兵士都在家属被抓时选择投降，何况残暴的魏国呢？

《三国志毌丘俭传》: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过少且缺乏训练的士兵导致军事容错率极低。在文钦出城作战失败后，毌丘俭连守城的兵力也没有了，只能选择弃城逃跑。

是日，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众溃。

路上不断出现逃兵，最后只剩两个死在草丛里的光杆司令。

比至慎县，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独与小弟秀及孙重藏水边草中。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就射杀俭，传首京都。

3）诸葛诞叛乱

和王凌毌丘俭两次叛乱相比，诸葛诞的叛乱持续时间最久，准备工作最全，所以他的失败与错役制度的关系也更加明显。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错役制就是诸葛诞灭亡的直接原因。

257年，司马家族怀疑诸葛诞在淮南将有异志，要求诸葛诞带领家族回归中央，以安排对他的“错役”。于是诸葛诞仓促起事，带领淮南人民再次叛乱。

但在前两叛之后，司马家进一步增大了对淮南的军事渗透。所以诸葛诞的叛乱规模虽大，受错役制的影响也更深，几乎全程都只能在寿县龟缩。诸葛诞被司马昭的军队团团围住，进退无门。

困守半载后，诸葛诞的粮草开始逐渐不济。他为此发起了一次突围，其失败的结果动摇了军心。于是二叛场景重现，守军中的北方士兵开始不断地向北逃归。

《诸葛诞传》: 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

为了节约粮食，文钦要求诸葛诞干脆把城中摸鱼的北方军士全放出去——反正他们迟早都会为了家属而叛逃。但诸葛诞死活不肯同意——他的数百死士让他对北方士兵的忠诚心存幻想。

两人因此发生火并，最终城破人亡。

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

钦子鸯及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驰赴之，众不为用。鸯、虎单走，逾城出，自归大将军....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

曹操制定的错役法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司马家粉碎曹魏复辟势力的所有阴谋，真是可喜可贺。

八、魏政总结:错役制度的根本问题

易叫兽曾污蔑刘备集团是一个帮派团伙，显然他缺少真正帮派分子的毒打。就实际情况来看，曹操集团才是一帮无所不用其极的古惑仔，他的黑暗手腕根本不适合统治庞大的中国。

试想，倘若曹操未用这套邪法，那么司马氏篡他江山的时候，天下怒举义旗的地区会只有区区一个淮南吗？恐怕司马氏一想到将与举国之兵对抗，就会提前放弃篡位的念头吧。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实行这套邪法，把军民压榨到极致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在无数次的叛乱和哗变中存活下来，更不用说夺取江山。错役制度的问题本质上依旧是曹操剥削过重问题的延伸。

九、司马氏对错役制的态度和校正

讽刺的是，错役制的最大得利者司马家族在曹操时代一直都是反对错役的。

《三国志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於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这一段话大家看不懂没关系（学术上也有一定争议），你只要知道最后一句话就行: 司马朗要求各州郡就地统领自己属地的兵士，避免到处迁徙，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司马懿也表达过和哥哥类似的政治观点。他反对过度控制百姓，认为应该顺其自然，以安民心。

《晋书宣帝纪》: 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

可见司马家世代的清名并不是招摇撞骗来的（虽然司马懿后来的帝位是），他们确实有为百姓着想的为政表现。

在淮南叛乱彻底平息后，司马昭开始注重安抚工作。他还有意照顾淮南叛军中吴兵的思亲之心，甚至放任他们回归吴国。

《诸葛诞传》: 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司马昭）以为：古之用兵，全因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司马昭的这种举措和曹操的路线大相径庭，与文章开头的项羽相比更是高下立见。他的政策对后来晋朝修正错役制时有一定指导作用。

曹魏灭亡后，晋朝开始徐徐削弱这种邪恶制度，最终在东晋彻底废除了错役制。

《晋书刘颂传》: 颂在郡，上疏曰： .....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
...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

《晋书武帝纪》: （司马炎）告类于上帝曰: “....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

文明的巨车缓缓前进，反动分子根本无法阻挡。曹操的存在好像是中国前进方向上的一团排泄物，无论有多么庞大狰狞，最终也不过是历史车辙里的一抹恶臭。

P.S.1

最后说一下淮南这个神奇的地方。不知为何，这里的群众从古代开始就一直有很强的叛逆精神，敢于反抗任何强权和压迫。

不止是曹操，淮南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一度让日本人苦手。在日寇强迫淮南工人下井挖矿时，淮南工人只要一看到监工不在就故意不干活，俗称“磨洋工”。

由于日寇对淮南矿产的需要，在这里派了重兵把守，导致淮南的地下党支部建设较晚，且局限在凤台一带，发挥作用相对一般。淮南工人们几乎只能靠一己之力和日寇对抗。

但他们仍然敢对日本鬼子搞罢工，甚至直接对日本监工下黑手。

《大通万人坑—累累白骨控诉日军暴行》: 然而，即使这样的血腥统治下，矿工们仍然通过各种形式与日军和汉奸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井晓旭说，一个是磨洋工，消极怠工，第二个方式罢工，40年春天他们对监工和把头不满，就采取了罢工，罢工了三天。第三种方式就是惩治监工和把头。还有一部分比较英勇的有100多名矿工冲破了日军的封锁，参加了新四军。

另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我找不到网络版的资料，具体文章几年前看的），日本鬼子也曾想和曹操一样搞“德治”。他们不仅鼓捣出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还注意到《淮南子》中的黄老思想，在舜耕山建了老子庙（不过是日式风格的，请自行脑补小胡子老子），试图软化淮南人的对日观念。但这种形象工程显然是入不进淮南父老的法眼的——连阿瞒都得给实际好处才能收服他们，你们弄这些破烂糊弄谁呢？

面对淮南工人四处逃逸屡禁不止的情况，日本人最后只能采取暴力措施强制管理。他们拉铁丝网，挖万人坑，并修建机枪碉堡监视淮南群众。罪证至今尚存。

向勇于抗争的淮南上单们敬礼！

只是有一个小小小小的小问题，淮南群众在和平时代的形象是这样的....

当然这是瑕不掩瑜啦（笑）。

P.S.2

曹操之所以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要归咎于曹系阉党家庭的教育。当你想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多从他的家庭着手，好好思考这个人经历过怎样的塑造，往往能有所发现。我经常强调曹操全家贪污害民，就是为了对他格物致知。

不然，我们很难解释这么一个客观事实。

“魏之亡，死国者并无其人……未亡之前，虽有毌丘俭、诸葛诞发愤讨贼，然旋起旋灭……”

而连我们天天嘲笑的东吴还有这样的英雄。

《襄阳耆旧记》：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战，吴军大败。
诸葛靓与五六百人退走，使过迎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谓曰：“天下存亡有大数，岂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佑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遁邪？莫牵曳之如是。”靓流涕放之，去百馀步，已见为晋军所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张悌的观点和我有些类似，认为司马氏比曹魏仁慈的多。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

194年，陈宫、张邈叛乱。

参与者：东郡守备陈宫，陈留太守张邈，张邈之弟张超，从事中郎许汜、王楷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

199年，董承建立衣带诏谋反集团

参与者：董承，种辑、吴硕、王子服、刘备、吴子兰

《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200年，刘备叛乱。

参与者：刘备，昌豨

《三国志·武帝纪》：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

《后汉书·列传第六十四上》：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昌豨叛为备，又攻破之。

201年，昌豨又叛。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张辽）与夏侯渊围昌豨於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为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

205年，高干叛乱

《三国志》：: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干密遣兵谋袭邺，衍逆觉，尽诛之，以功封列侯。

206年，昌豨又又叛。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曰：昌豨反，遣于禁击之，未拔，复遣渊与禁并力，遂击豨，降其十余屯，豨诣禁降。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曰：昌豨复叛，遣禁征之。禁急进攻豨；豨与禁有旧，诣禁降。诸将皆以为豨已降，当送诣太祖，禁曰：“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自临与豨决，陨涕而斩之。

218年，金祎、吉本、耿纪、韦晃等发动叛乱

参与者:金旋之子金祎、太医吉本、侍中少府耿纪、司直韦晃

《三辅决录注》:时有京兆金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事败，夷三族。

《后汉书》：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219年，魏讽谋反。

参与者：魏讽，王粲二子，刘廙之弟刘伟，张绣之子张泉，荆州名士宋忠之子

《世语》曰：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

《三国志·刘晔传》：太祖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已下皆倾心交之。其后孟达去刘备归文帝，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刘晔一见讽、达，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