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否视一切遣使来访国为朝贡者？大国统治者是否知道自己是来“朝贡”的？ 第1页

其实是都知道的。而且古代中国不仅是“要求来访国使者称臣纳贡”，还要主动派出中国使臣到外国，要求外国国王下跪称臣。这才是真正显示宗主权的表现。而跟很多人想的相反，古代很多时候并不是中国皇帝在自欺欺人，反而是外国“大国”在自己内部自欺欺人。一个典型例子是隋唐时期的日本。

比如众所周知的故事，隋朝时日本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日本（倭国）试图跟隋朝建立对等外交，隋炀帝不悦，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隋炀帝在自欺欺人。其实这事还有后续，因为日本表现出的这种“平等意识”威胁到隋朝的“天下秩序”，隋炀帝随即派使者裴世清到日本，要求日本下跪称臣。这事在日本官方史书里记载很隐晦，高明士对此有考证：

按《通典》开元礼纂类记载，中古时期皇帝遣使蕃国宣读诏书时，外国国王必须下跪接诏：

使者称：“有诏。”蕃主再拜。使者宣诏讫，蕃主又再拜。执事者引蕃主进使者前，北面受诏书

然而《日本书纪》却记载，隋使向倭王下跪，“时使主裴世清亲持书，两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类似的，后来唐使孙兴进赴日本，《续日本纪》只记其“上唐朝书，并贡信物”，似乎唐使向日本天皇下跪并上贡。然而实际上，《续日本纪》记载当时日本领唐客使等奏“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踏。今领唐客，准据何例者？”答“进退之礼，行列之次，具载别式，今下使所，宜据此式，勿以违失。”也即对接待唐使，实际使用的是不同于日本接见新罗渤海使臣的“别式”。这个“别式”在日本官方史书里讳而不载，但据大泽清臣藏壬生家文书记载：

维宝龟十年岁次己未四月卅日，唐国使孙兴进等入京。五月三日将欲礼见，余奉敕撰朝仪。时有大纳言石上卿（宅嗣）言称：“彼大此小，须用藩国之礼。”余对曰：“昔仲尼辱齐侯于夹谷，相如叱秦王于渑池，自古以来，贤人君子皆欲致己君于他君之上，不以大小强弱而推谢，此忠臣义士之志也。今畏海外一个使，欲降万代楷定天子之号，是大不忠不孝之言也。”时人皆服此言之有理。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不任愤郁之怀。聊缉此论，垂示后昆。

真相是日本天皇对唐使要按“藩国之礼”、天皇折节接旨，以至于日本当时深以为耻，不敢对外公开。按隋书，裴世清见倭王之后，“其王与清相见大悦”而且“朝命既达”，显然没有发生礼仪之争，倭王应当按藩国之礼接了诏，也就是后来日本深以为讳的“别式”。因此高明士认为当时的真相是：

而且当时日本天皇是推古女皇，而隋书看似是男王，推测可能是圣德太子代为接见，履行仪式。这本质上和后世南宋初年向金称臣，由秦桧代替宋高宗、用小吏扮演百官，跪接金使诏书，是同样的道理。由于隋唐时期日本需要向大陆派遣留学生学习，而且畏惧隋唐武力讨伐，因此只能硬着头皮下跪。当然，日本“妄自尊大”，并不是每次出使都能迫降日本，《新唐书》记载唐太宗时“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发生了礼仪之争，“由是复绝”，事后日本上书谢罪，到唐高宗时才又恢复遣唐使。中唐以后日本锁国，不需要再派遣唐使，就再不用受此耻辱了。

中亚地区也是同理。早在秦末匈奴崛起就进兵西域“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后来汉朝强盛，通西域，匈奴在汉朝打击下也称藩，中原王朝对中亚建立的宗主权影响深远。以嚈哒为例，嚈哒尽管强盛一时、称霸西域，然而面对北魏使臣，嚈哒王照样要跪拜接旨：

(嚈哒王)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王张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洛阳伽蓝记》卷五）

魏使到北印度乾陀罗国，乾陀罗当时已为嚈哒所灭，嚈哒人为王已是二代，自恃强盛，“凶慢无礼，坐受诏书。”魏使叱责说“嚈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见魏主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读书，于理无失。”最后虽然没有下跪，但也不敢质疑北魏宗主权。

中古时期，面对使臣明确不跪、甚至反过来要使臣下跪的，往往会招致两国纷争。比如吐蕃，起初执婿礼甚恭，后来强大了追求对唐对等外交，演变成长期战争。此类往往被中原王朝视作“敌国”，史书记载很多，不必赘述。

自唐朝衰败以后，到宋朝，不轻易遣使外国，大多是外国使臣入觐，之后由外国使臣带国书回国。即便如此，一旦使臣外出，天朝体面依然要维持，比如北宋遣使高昌回鹘，《宋史》记载：

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来，礼不当拜。”复问曰：“见王拜乎？”延德曰：“礼亦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相见，然其礼颇恭。师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

宋朝国力不济，很少遣使赴外国，那种外国来使的“朝贡”就很难说真伪了。事实上，宋史甚至也明确记很多朝贡是商人用国王名义入贡。这种情况其实在古代并不奇怪，《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奥勒良举办凯旋式时，观礼人群里也有中国使臣，这显然是商人冒用名义、甚至可能都不是中国人。

元朝明朝又回归古典模式，明初使臣四出，威胁各国下跪接旨、称臣入贡，典型比如明初朱元璋遣使浡泥：

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阇婆，阇婆人间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阇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阇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明史》）

此外很有名的还有明使向帖木儿帝国催贡等。郑和下西洋，所到均要求国王下跪接旨，比如到孟加拉，《西洋朝贡典录》记载：

其接天诏之日，明甲马队千余，设于左右长廊，明光甲，巨汉秉剑，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盖百具设于丹墀，象队百设于殿上。其王升八宝座，横剑于膝，乃有持银杖者二人引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复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导如前。其王肃恭拜迎诏敕，叩首而加额。其开读赏赐之讫也，是陈绒毯于殿，以宴天使。

也门的例子更典型。明人记载也门“其王甚尊中国”，《瀛涯胜览》记载明使到也门，“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咸伏，开读毕，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阿拉伯史书里也有记载也门素丹向明朝皇帝效忠，“世上的国家都属于您”，但又在史书里评论说“中国国王认为所有人都是王的仆人”“中国人对诸国的情况愚昧无知”。值得注意的是，也门史料并没写也门苏丹下跪接诏的场景，只写中国使臣见也门素丹时，“在他面前不行跪拜在地之礼，而是说，你的君主中国皇帝向你问候，并忠告你要安仁守法。”也门苏丹对使臣说“欢迎！欢迎您的到来！”考虑到明朝明确记载也门苏丹下跪接诏、也门史料也明确承认向中国称臣，估计跟隋唐时期日本一样，国王下跪的场面并没有被也门臣民广泛传播。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政策全面收缩，对外也逐渐又回到宋朝模式，轻易不再遣使。清朝也一样，除了对朝鲜、越南、琉球之外，就没有派使者亲临其国，自然也就避免了国王下跪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理解“朝贡”，往往是清朝模式，于是就产生了皇帝是否是在自欺欺人的疑惑。

最后回到题主的问题上，嚈哒王面对北魏使臣需要下跪接诏，虽然南朝并没有使臣到过西域，但嚈哒王肯定知道中国的朝贡制度是什么回事。嚈哒既然向北魏称臣，为何还要向南朝入贡？这其实没什么可奇怪的，嚈哒对中原王朝称臣，可能只是延续汉朝以来的传统，即使也有畏惧武力讨伐的层面，更多恐怕是贪图商业利益。梁朝职贡图滑国使臣名字“何了了”“康符真”，应该是粟特人，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在中国广泛经商，产业极大，甚至汉化较深，同为昭武九姓的一支建康史氏甚至冒籍江南成为著姓，这种背景下嚈哒同时向南北朝朝贡也就不足为奇了。

嚈哒跟波斯是宿敌，波斯也一度向嚈哒称臣，加上波斯语言文化跟粟特非常接近，肯定知道到中国朝贡有政治意义。问题是，波斯王是否要跪接中国圣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魏书》记载北魏“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隋书》也记载“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没有记载发生过礼仪之争。再考虑到后来波斯被阿拉伯攻灭，末代波斯王向唐朝借兵，受封都督，复国失败后全家移民长安，从这里看，波斯王室应该清楚和中国的关系。面对中原使臣，波斯王或许也像隋唐的日本、明初的也门那样下跪接诏，但没广泛公开的可能性比较大。

新兴的阿拉伯就没有这种顾虑，因此唐人明确记载了大食使臣拒绝下跪。严格来说，汉唐时期中国使臣没有到过波斯以西，波斯以西国家的“朝贡”是否是真实朝贡、使臣是否是商人冒认，很难考证。不过，即使东汉时期的大秦、宋朝的拂菻、明后期的鲁迷使臣真的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的官方使臣，那种“入贡”也是类似英使马嘎尔尼见乾隆皇帝那样，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

而且其实即使是清朝式的“朝贡”制度，也正如英国人嘲讽荷兰人那样，“荷兰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竟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双方其实也都知道朝贡的政治意义，只不过荷兰人断定清朝无法到欧洲、甚至无法到东南亚对荷兰及荷属殖民地产生实际宗主权，为了经济利益他们甘愿在东亚装作清朝藩属。英国人就追求对等外交，并最终用战争迫使清朝承认，真正的大国，是不可能接受哪怕单方面认知的不平等地位的。

那么为什么汉唐元明能建立真实版的天朝上国，而宋、明后期、清朝只能建立封闭版单方向的天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汉唐时期中国以外的地区开化程度低，比如日本，从原始社会就向中国朝贡、一直到南朝倭五王时期，即使隋唐时自认为已经强大，这种惯性的影响也必然依然存在。再比如吐蕃，松赞干布崛起以前青藏高原文明程度很低，唐朝在其崛起阶段就对其加以羁縻，用和亲建立的政治关系要求吐蕃“执婿礼”臣服，后来吐蕃文明化程度提高，就要求对等外交了。而中古时期中国使臣广泛活跃于各藩属国，能“以夷制夷”，唐初王玄策出使印度受挫，就征调属国吐蕃和尼泊尔的军队，洗劫了北印度。北魏宋云在北印度面对乾陀罗王的无礼，就搬出嚈哒也臣服北魏作为威胁，迫使其承认“大魏如我父母”。而宋以后世界文明化已经很高了，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元朝、明初要建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就必须用强大的军队进行威胁。明朝中期以后国力不支，就只能回到宋朝式天朝模式，清初看似强盛，其实横向比较差距汉唐元明甚远，也只能跟宋朝、晚明一样，满足于虚假版的天朝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