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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人大代表建议媒体不用「农民工」语言?「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意味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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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程序员自嘲的时候说的是什么?“码农”,也就是“写代码的农民工”

你说这个词现在没贬义,肯定说不过去;但你靠纠正这个词来改变,也实在是“掩耳盗铃”罢了。

不如想想,怎么切实提高点收入、增加点保障,让他们切实的提高社会地位,而不是靠堵住嘴。

你堵住了“农民工”,以后“进城务工人员”一样会被污名化,到时候准备怎么禁止?


大概十几年前,上海高考作文有个题目叫做“他们”,满分作文有一篇就是写的农民工,结尾我还记得很深: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终会成为我们。


那时候其实相关的话题就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了,我们不如好好想想,为什么十几年过去了,没有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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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表述存废话题再起。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重”这一建议,9月17日,深圳市人社局发布答复函,称“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深圳市人社局的答复函尽管十分严谨周密,小心翼翼,似乎生怕因为言语上的不慎而冒犯了农民工。但地方劳动主管部门的政策善意,似乎也仅限于加大对农民工所做贡献的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率和影响力等等,更多的实惠,没啦。

这当然让人失望。不叫“农民工”,改称“来深建设者”,貌似高大上了,可实质上又有什么改变?

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很难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尴尬处境,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发生变化;农民工穷其一生都在建设亮丽的城市,却很难通过自己的劳动就地转化为市民的困境,也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破解;农民工辛辛苦苦打工谋生,却往往在年底不能足额拿到工资的风险,也没有因为一名之改而降低……

至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关切的,并非改名,也不是加大宣传力度,而是一些切切实实的政策举措。比如,能否加快机制体制改革,让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再如,能否构建长效机制,逐步接纳农民工在城市扎根,实现身份转化等等。

客观而言,“农民工”这个词公开使用已经几十年了,据考证,这个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一直以来,这个词只是一个中性词,并无歧视意指。只是在后来,因为待遇差,社会美誉度不高,加之一些地方由来已久的排外性政策,使得这个称谓带上了某种程度的歧视意义,甚至被认为是城市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也因此,多年以来,各界一直不乏给农民工改名的热情。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提交了取消“农民工”统一称“工人”的建议。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不合时宜,应该取消。另据《大河报》2012年1月报道,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有歧视,应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此称谓。

其实,是不是叫“农民工”,对于农民工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真正重视这个庞大的人群。特别是,在劳动力红利正在衰减的当下,如何关爱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关注老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二代等;如何打通输出地与输入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相关的困扰就一天不会解决,而累积日久,必然会成为发展的巨大障碍。

社会各界的关注,应该更加聚焦到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难题,应该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立足于社会发展、个体完善、利益增进等大的命题展开,而不是总在找一些讨巧的话题,扰乱公众视线。

“农民工”称谓的存废,不在称谓本身。与农民工浮萍一般艰难的生活现状相比,叫这个还是叫那个,并不重要,也谈不上歧视不歧视。“外来工”、“农民工”、“流动工人”,都无非是一个名号而已。比“名”更重要的,是千万亿万实实在在的人生。

亿万农民工来自国内偏远的乡村、小城镇,可能在一个城市呆得稍稍久一些,也可能倏忽而来,飘然而去,停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此间是否有工可打、有业可就、有事可做,以及拿不拿得到钱。他们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很单纯,也很脆弱,单纯到了不识工地以外的任何有名场所,脆弱得就像一棵风中的飘萍。城市日渐完备的社保体系里并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乡人。只有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时,他们才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农民工这种漂泊无根、缺乏保障的状态,注定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城市化,就是城市如何“化”这些进城农民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必须有所行动的问题。一代壮年农民工把青春留在城市,把老病带回乡村的“蓄水池”,这样的“城市化”注定是畸形的、危险的,其对城市、乡村的伤害是双重的。

当下,在“农民工”的问题上,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是将农民工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让劳动者得到应得的社会美誉。城市要开放门户,真诚地接纳农民工扎根下来。一句话,只要制度、政策上的障碍消失了,至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会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消失,反倒无所谓了。

搜狐《狐度》出品
作者:龙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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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的含义会随着时代思想的变化而变化。

而时代思想的变化有其物质基础。


农民工是贬义词吗?如果来看其本义的话,农民工是指进城务工的原农民,在历史上,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在我国,我们经历过一阵工人地位非常高的时代,而农民工不具备城市户口,属于我国发展历程中特有的一个词汇:农民外出谋求生路而转化为长期不具备大多数权益保障的社会福利的一种工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人身上特有的光环被消解,而农民工这一“农民+工人”的组合词汇也一直带有一种他人眼中的“贬义”——尽管农民和工人一直都是支撑我国发展的基石。

这是由过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历史问题。


但问题的根源,根本就不在于称谓。原因很简单:

导致这种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物质基础仍然存在。

哪怕在如今,说起农民工,你会想到什么?

是灰头土脸在建筑工地忙碌的身影,还是拉起横幅讨薪时一脸的愤恨与无力,亦或者是每年春运背着大包小包挤在火车过道的五六十岁人群?

时至如今,哪怕社会发展,他们的收入相对于以往也在提高,但他们仍未得到有效的足够的保障。

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群体,他们仍处于一种唯金钱论地位的下层。

无数经验证明,当物质基础仍存在时,禁用词汇,只是会将词汇原本的含义转移到其它词汇上。

可以是外来务工人员,可以是打工人,甚至可以是工人。

真正应该做的,是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保障他们的权利。

词汇的解释权是一种需要争夺的权利

以前我写过一个关于大学生被称为农民工的问题,我在底下说:“不必看轻自己。”被很多人误以为是我在说“不必把自己真当农民工”。

但其实我的意思是:“他们怎么称呼我们一点都不重要,哪怕我们就是新时代的农民工,我们也不必看轻自己。”

劳动者光荣这一自我评价的事实,不能因为某种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改变。没偷没抢,不压榨他人,凭自己劳动挣取报酬。

我们说它光荣那么它就是光荣,词汇的解释权往往关系着话语权的斗争,我们不能放弃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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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既然要谈,那我们就要先说清楚“农民工”这个词的来源。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是在“工人”两字前加上其行业称呼,例如,“钢铁工人”、“煤炭工人”、“石油工人”,同样那时没有“农民工”,而是“建筑工人”。

“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媒体是1984社科院张雨林发表的《社会学研究通讯》中。

到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经过反复研讨斟酌、听取多方面意见后确定采用“农民工”称谓,并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此时“农民工”这个词语也被整个中国大江南北所熟悉,每个省的人都这么称呼那些进城务工的人。

回过头看,真正涌入城市的,除了第一批在城市扎根的务工人员,其后的务工人员大多数都是自己在城市务工,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使得其子女在城市落户。

自1978年以来我们实现了快速城市化,也正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机遇,使得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这个过程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几年很多城市提出的“新市民群体”其实本质上还是过去的“农民工”,某种程度它们分映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地主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对他们抢占城市资源,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抹黑他们所谓的“城市形象”而愤愤不满,“农民工坐公交车被歧视”一类的新闻从最开始的个例,到后来演变为他们似乎没有权利坐公交。我仍然记得那个网上恶意满满的段子“你就是个农民”

真正出现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密集发声是从06年左右开始,此时一大批务工人员子弟成为媒体口中的“新市民群体”,而互联网信息也快速发展,使得“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发声渠道变宽了,也开始有人为他们说话了,一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有关法律规定也陆续在06年左右出台。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时至今日,“农民工”依旧是歧视性词汇呢?是不是“农民”这个词,“农民”这个群体本身就是社会最底层呢?

我这里也不再去叙述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这一群体的BX,第一太过复杂,讲不清楚,第二,你懂的。

就单说“农民工”,作为农民工投入最多的行业———建筑业,或者说房地产开发业,从90年代到2015年,是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发展期,彼时坐在首富位置上的也多是房地产商人,诸如李嘉诚、许家印、王健林等等,最辉煌的时期,很多四五线城市一个“包工头”都是别人眼里的大老板。

但是想想当时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就是今天说的“农民工”,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在赚了只够支持子女教育、生活的钱的同时获得了什么?

一身病根?脏乱不堪的工棚?

我们不奢求我们的建筑工人获得同如德国建筑工人一样的住宿环境,良好的饮食条件,甚至是一个带有桑拿功能的淋浴室。那么稍微次一点可以住人的集体宿舍呢?可以每餐提供至少一个肉菜的大锅饭呢?可以冲一下工作之后满是伤痕和污垢的简易洗澡间呢?

没有,都没有,时至今日,能做到以上条件的建筑企业仍然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为他们缴纳社保,五险一金,那都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因为哪怕是一个干净的厕所,都是一种奢侈。

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在过去30年快速扩张的黄金行业,涌现出历届首富的行业,是怎样BX它的从业者的。而这只是今天被讨论的这个群体,至于他们的主体——“农民”,现在仍然有人在讨论该不该给农民提高社保,养老金。不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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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段对话:《大事与小事》

(甲、乙为美国人)

甲:为了解决种族歧视问题,我们打算弃用“ 黑名单 ”一词。

乙:这有什么用吗?

甲:怎么没用了?

乙:我觉得没用啊!

甲:你是黑人吗?

乙:很多黑人也觉得没用啊!

甲:所有黑人都觉得没用吗?肯定有人觉得有用吧。

乙:我觉得作用不大啊。

甲:作用大不大,你还能目测出数据来?

乙:要解决种族歧视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促进教育公平,拓宽上升渠道。

你所做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并不重要。

甲:既然连细枝末节的问题都关注到了,大的方面,肯定也关注到了。

乙:错了。大的方面,被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忽略了。

甲:大事,不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吗?做成一点小事,不就是在为大事打基础吗?

乙:促进教育公平、拓宽上升渠道,的确包含很多小事。

可是,这其中,不包含“改名”啊!你就是改再多名字,也没有什么用啊!

甲:这至少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啊!

乙:只表明态度,却不去解决实际问题,这叫虚伪。

甲:改名,多好改啊!实际的问题,无法解决啊!

乙:你怎么知道无法解决呢?

甲:要是能够解决,不早就解决了?还用拖到现在?可见,这是无法解决的!

乙:不是“无法解决”,是“很难解决”,是“可以减轻”。

甲:减轻?

乙:你们可以试着去减轻问题嘛。

甲:那万一试不好,出了问题,可怎么办啊?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啊。

乙:事在人为,试试看嘛。

甲:解决实际问题,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哪有“改名”这么立竿见影?

乙:慢慢来,也许能成功呢。

甲:就算成功了,万一侵犯了其他人的利益,可怎么办啊?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啊。

乙:那你们想怎么办呢?

甲:还是改名吧,多改几个名字,表明态度!

乙:我看,你们是在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吧。

甲:装模作样?我们真的打算改名字啊!

我们还要广泛征集意见、反复进行讨论,把这个活动搞得规模宏大、轰轰烈烈!

乙: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你们只是“假装在解决问题”而已,并不是“真正打算解决问题”。

甲:大部分人又不是“明眼人”,看不出来的。

乙:为什么呢?

甲:这多亏了教育不公平啊!

很多人掌握的知识有限,思维水平也有限。愚弄他们,一点也不难!

乙:我可去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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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话的原则

George Orwell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是为了满足“英社”(Ingsoc)——或称为“英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到1984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新话作为唯一的交流手段,无论其是讲话还是写作。《泰晤士报》上的头条社论是用新话写成的,但这种精心力作,只有专家才写得出来。预计在2050年前后,新话会彻底取代旧语(或者我们称之为“标准英语”)。在这期间,新话会稳步地普及开来,所有的党员都会倾向于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运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1984年所使用的版本(被收录于第九及第十版的新话词典中),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冗余的字眼以及陈旧的词形,以后都会被废止。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已臻完美并收录于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的最终版本。

新话的目标,并非只是为英社的信徒提供一种适合他们表达世界观及思维习惯的媒介,更是要让所有其他的思考方式都不复存在。所预期的结果是,当新话被彻底采纳而旧语被遗忘之后,简直不能够再想象异端的思想,也就是有违英社原则的思想,还能够存在——至少只要思想的形成还依赖于词语的话。新话的词汇之所以被如此构建,为的是使党员在渴望适当表达时能够有一套精准而又微妙的措辞,同时又排除掉了所有其他含义以及通过间接方法得出这些含义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新词汇的发明,但主要是由于消除了不合需要的词汇,清除了具有非正统含义的词汇——并且只要有可能,还将所有的次要含义全部清除。举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依然保留了“free”(自由)这个单词,但是它只能用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例如“这条狗身上没虱子(The dog is free from lice)”或“这块地不生杂草”(The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可是这个词无法再表述其原来所包含的意思,比如“政治自由(politically free)”或“思想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因为政治和思想上的自由即使作为概念都已不复存在,因此必然是难以名之的。除了消除那些明显带有异端色彩的词汇,减少词汇的数量也是新话所要实现的,凡是能够省略不用的词汇一概被消除。设计新话,并非为了扩展思想的范围,而是为了缩减它——将对词汇的选择降到最低,正有利于间接地促成这个目的的实现。

新话是以目前我们所懂得的英语为基础的,然而许多新话的句子即便不包含新创造的词汇,对我们当下说英语的人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新话的词汇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即A类词汇、B类词汇(又被称为复合词)和C类词汇。分别讨论这三类词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关于新话在文法上的独特性,可以在涉及到A类词汇的部分予以处理,因为这三类词汇所适用的都是同一个规则。

A类词汇。A类词汇包括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各种词汇,例如关于吃、喝、工作、穿衣服、上下楼梯、乘车、打理花草、做饭等等。这一类词基本上全是我们已掌握的,像“打”、“奔跑”、“狗”、“树木”、“糖”、“房子”、“田野”——但是跟我们当下所用的英语相比,这类词的数量极少,而且含义也被限定得更为死板。凡是含混不清、有着多层含义的,全都被清除了。在最大的限度下,这类词汇仅仅就是表达清晰无歧义概念的声音而已。要用A类词汇进行文学创作或者进行政治和哲学性的讨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能用来表达简单的、目的明确的想法,通常与具体事物及人体活动相关。

新话的语法有两大突出特点。第一,不同词类的功能几乎完全可以混用。新话中的任何一个词(这对于像if和when这样的非常抽象的词,基本上也适用)都既可作为动词、名词、形容词,又可作为副词。如果动词与名词的词根相同,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词形上的变化,这条规则就消除了许多旧的词形。比如说“thought”这个词,在新话中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think”,而这个词既可以当名词,又可以当动词。这跟词源学没有什么关系:在有些情况下保留了原来的名词形式,而另一些情况下却保留了原本的动词面貌。甚至两个有相近意义的名词和动词,如果没有词源学的关系,那么其中一个常常是会被废止掉的。例如,并不存在“cut”这个词,它的含义完全被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knife”所涵盖了。把名词和动词加上“ful”这个后缀,就可以得到形容词;加上“wise”就会变成副词。这样的话,speedful的意思就是rapid,而speedwise的意思是quickly。我们当下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词,例如good,strong big,black,soft等等,都被保留下来了,但是这类词的数量非常少——确实也不怎么用得着它们,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通过对既能作动词又能作名词的词加ful而形成。除了非常少的一些本来就以wise结尾的词以外,现有的副词全部都被消除了。例如well这个词,就被goodwise取代了。

此外,任何词——基本上新话中的任何词都不例外——加上前缀“un”便带有否定意义,加上前缀“plus”就能加以强调,或者加上前缀“boubleplus”就更加具有强调意味。例如,uncold取代了warm的意思;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各自的意思是“冷”和“非常冷”。就像当今的英语一样,也可以通过添加如ante,post, up ,down等这样的前缀改变几乎所有单词的意思。可以发现,通过这种方式,词汇的数量被大副度地削减了。比如说,有了good这个词,那么bad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用ungood就可以更好地表达同样所需要的含义。总之,如果两个词是一对天然的反义词,那么便需要去决定废止它们中的哪一个。比如说dark这个词,就能用unlight来替代,light也能被undark取代——这都全凭喜好了。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下面要提及的几个例外,所有的词形变化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如此一来,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整个新话中都是这样,诸如swam,gave,brought spoke,taken这样的旧的词形全都被废止了。所有复数形式都是加上s或es——视具体情况而定。Man ,ox ,life这些词的复数形式是mans,oxes, 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全部都是加上er或者est(例如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的形式,以及像more和most这样的,都被废止了。

词语中唯一被允许进行词形变化的,是名词、关系代词、指示形容词以及副词。在这些词中,除了whom被认为是多余的而被删去以外,连shall ,should这两种时态也被废止,因为它们的功能已经被will和would给涵盖了。由于表达即时和方便的需要,还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的变化。一个不容易发音或者有可能让听者产生误解的词,就会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个坏词,出于悦耳动听的考虑,有时会插入一些另外的字母,或者保留旧的词形。不过,主要是B类词汇有这种需求。至于词汇容易发音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将会在下文中解释清楚。

B类词汇。这一类词汇都是由于政治目的而被特意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有着政治的意图,而且意在使词汇的使用者具有所应当有的思想态度。若是未全面地理解英社的原则,是很难正确地使用这些词汇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被翻译成旧语,甚至可以转化成A类词汇,但是这通常都需要一长段的解释文字,并且还总是会导致其失去言外之意。B类词汇可以看成是一种口头上的速记,常常把一系列的概念包含在几个音节里面,而同时又比普通的语言更为准确和有力。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像speakwriter这样的复合词,肯定也存在于A类词汇中,但这些只是缩写,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或者几个词的某一部分所构成,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容易发音的形式。这些词主要是动名词,按一般的规则进行变化。举一个例子,goodthink这个词,大体上也可以理解为“正统”,如果有人把它理解为动词的话,那就是“正统地思考”。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名词、动词形式是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是goodthinked;现在分词是goodthinking;形容词是goodthinkful;副词是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汇不是按照任何词源学的规则构成的,什么词性的词都可以成为它的构成组件。可以随意地安插位置或进行删节,也可以为了方便发音而移位,只要能表明它的词源就行。比如crimethink(思想罪行)这个词,think放在第二个位置;在thinkpol(思想警察)中,它又排在了开头,而police的第二个音节则被省去了。由于想让词汇听起来悦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B类词汇的不规则形态比A类词汇更为普遍。比如说,“Minitrue”“Minipax”和“Miniluv”这三个词的形容词格式本来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但是

“trueful”“paxful”和“loveful”都有些不太容易发音。不过从原则上而言,所有的单词都可以变形,并且都遵循同一个规则。

一些B类词汇的含义极度隐晦,无法从整体上掌握新话的人,几乎难以理解。就拿

《泰晤士报》社论中的一个典型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为例。用旧语把它表达出来所能用的最简洁的说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在革命之前思想就已经成形的人无法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感情上充分理解)。但是,这翻译并不适当。首先,一个人为了能充分理解新话的含义,应该对英社有明确的概念。此外,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于英社的人,才能够领略到bellyfeel这个词完满的魅力——它意味着一种盲目而狂热的接受,这种状态在今天很难想象。oldthink这个词也是,它跟邪恶和堕落的观念纠葛不清。但是新话中的有些特定的词的功能,与其说是表达意思,还不如说是将其摧毁,比如oldthink就是一个代表。这一类的词为数不多,其含义扩张,直到能包揽众多词的含义时并能够被一个单个的结合性术语所涵盖时,它们就能够被剔除和忘掉了。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并非发明新词汇,而是在发明了词汇之后,要确定好它们的意思——也就是说,弄清楚一个词发明之后,要相应地废除多少个词。

就像我们已经在free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为了方便起见,带有异端含义的词有时候也会被保留下来,不过其中不合需要的含义会被消除掉。许多别的词汇,像humour,justice,morality,internationalism,democracy,science和religion这些词都已不复存在。一小部分能够表达总称概念的词涵盖了它们——通过涵盖而消除了它们。所有围绕着“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的词汇都被crimethink这一个词给概括了。所有跟“客观”和“理性”这两个概念有关的词汇都被oldthink这个词给取代了。定义越准确,越容易产生危险。一个党员的世界观被要求像古代的希伯莱人的那样,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只需要知道除自身以外,别的民族所信的神都是“假神”——党员们也不必知道这些假神的名字叫Baal,Osiris,Moloch,Ashtaroth,等等。或许他们知道得越少,越有利于保持正统的思想。他们知道耶和华以及耶和华的诫命;因此他们知道,所有有着别的各种名字和别的特性的神都是假的。稍微有些类似的是,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并且非常模糊和笼统地了解违反这种正当行为的可能限度在哪里。比如说,他的性生活完全被新话中的两个词汇sexcrime和goodsex所限制。sexcrime一词概括了所有的性行为,包括乱伦、通奸、同性恋及其他的堕落行为——此外,因正常的性欲而性交也是犯罪。没必要将它们分别列举出来,因为它们都是应该受到责罚的,而且原则上都被判为死刑。C类词汇是科学和技术类的术语,或许需要给特定的性变态行为进行专业的命名,但是普通的公民是用不到这些词的。他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男女之间正常的性交只能有唯一的目的,即繁衍后代,而女性的一方没有肉体上的欢愉感——其他的性行为都属于犯罪。运用新话时,极少能够在认识到某个想法是具有异端色彩了之后还能继续进行下去;超出这个限度所需的词汇都不存在了。

没有一个B类词汇是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有很多都是委婉语。这类的词汇,比如joycamp(劳改营)或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其字面意思和实际的含义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另一方面,有一些词汇所展现的是对大洋国真正本质的直白而轻蔑的理解。例如prolefeed,其含义是党施予民众的垃圾娱乐和虚假新闻。别的一些词也有着相互矛盾的不同含义,用来形容党的时候就是好的,而用到敌人那里就是坏的。不过,此外还有许多的词汇,乍一看好像是缩写形式,并且其意识形态色彩并非来自于它们的含义,而是来自于它们的构造。

只要有可能的话,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词汇都被归类于B类词汇。每一个组织的名称、人民团体、学说、机构或公共建筑,全都被削减为常见的词形,即单个的易于发音、具有音节尽可能少的词汇,同时又保留了最初的词源。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部门档案科,被称作是Recdep,小说科被称为Ficdep,电视节目科被称为Teledep,诸如此类的。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使用缩略语已经成为政治语言的一个特色,并且人们也注意到,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倾向于使用这种缩略语。例如这些词:Nazi,Gestapo,Comintern,Inprecorr,Agiprop。一开始,采用缩略语仿佛是一种本能,但是在新话中则是有明确目的地被使用的。造词的人认为,通过对一个名称进行缩略,删除掉附着在它之上的大部分联想,就能够收缩并巧妙地更改它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个词,可以让人联想起一幅全人类的兄弟之情,以及由红旗、路障、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所组成的画面。另一方面,comintern一词则仅仅代表着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一个定义明确的学说。它是指几乎像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那样的易于辨识且有特定意义的东西。comintern这个词可以几乎不经思考地被表达出来,而人们在表达communist international时则肯定至少会有稍稍的停顿。同样的,像minitrue这样的词汇所带来的联想比ministry of truth要更少一些,并且更容易操控。这不仅解释了为何会尽可能地使用缩略语,而且可以弄清楚为什么新话被拼命地设计得使每个词汇都易于发音。

在新话中,除了含义要准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和谐悦耳。为了满足这一点,语法的规则甚至常常都可以被牺牲。音节短促、含义清晰无误的词汇也确实是需要如此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体现政治目的,以便说话的人可以快速地发出这些词汇并且在头脑中尽可能地不对这些话进行思考。B类词汇甚至因为每个都非常类似而变得更铿锵有力。几乎一承不变的,是这些单词,诸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以及无数的其他单词,都只有两个或三个音节,而重音都是放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节上。使用这些词会促使形成一种急促而含糊、非常不连贯而且又千篇一律的说话风格。而这正是目的之所在。它的用意就是使得讲话,特别是使任何主题的讲话都体现出政治倾向,并且几乎不受意识的控制。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时候肯定需要——或者有时候需要——开口之前先好好想想,但是一个党员被要求,在表达一个政治或道德化的判断时,应该像一架机枪发射出子弹那样从口中迸出正确的观点。他所受的训练能够让他达到这一步,新话给了他一种安全无误的工具,并且这些词汇的构造——刺耳的发音和肯定有意为之的粗鄙——和英社的精神原则相符合,更是使得他用起来得心应手。

而且实际上可供选择的单词也非常少。相比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新话的词汇量非常小,并且还常常设计出减少词汇的新方法。的确,同几乎所有的其他语言相比,新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词汇量每一年都在减少,而不是增加。而对新话而言,每减少了一个词,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可供选择的词汇里越少,寻思的诱惑也就越少。新话希望最终达到这样的结果,即让人可以从喉咙里清晰且不间断地说话,而这些话完全不需要经过大脑中枢。新话中的duckspeak直白地体现了这个目的,它的意思是“说话时像一只鸭子的嘎嘎叫”。就像各种各样的其他B类词汇一样,duckspeak同时具有褒义和贬义:如果讲出来的是正统观点,那么它不过是在暗示着鼓励;当《泰晤士报》上称党的某位演说家是一位”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的时候,那就是在对其表达热情而可贵的称赞。

C类词汇。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词汇的补充,并且完全是由科学和技术类的术语所组成的。这些词汇同今天所使用的科学术语很像,由相同的词根而构造,但是通常也要注意严格地给它们下定义,并且剥除掉不合需要的含义。C类词汇和其他两类词汇都遵循相同的语法规则。这一类词汇很少运用在日常交谈或政治演讲中。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能够在为他的专业领域所编纂的清单中找到他所需要的全部词汇。但是,对于非本领域的清单中所出现的单词,则基本上都不怎么了解。只有极少数的词汇是不同领域的清单中所共用的,然后无论在哪个特定的科学分支中,都不存在能够把科学作为一种思考的习惯或思考方法加以表述的词汇。的确,没有能表达science这个含义的词,它所可能承载的含义都被Ingsoc彻底地包含了。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想用新话表达出稍微具有些水平的非正统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也可以用一种非常粗鲁的方式表达异端邪说,即一种亵渎侮辱的话语。比如说,或许可以说出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是不好的)这样的话,但是这句判断在一个具有正统意识的人听来,只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言行,不可能被理由充足的论据所支持,因为在新话中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词汇。与英社为敌的思想只能以一种含糊不明、无言的形式存在于心中,并且只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被判定为全部的异端邪说而没有对其进行定义。事实上,一个人能够出于异端的目的使用新话——通过这种方式,即非法地把一些词汇转换回旧语。例如,All mans are equal(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一个新话中的句子,但是就像旧语中的All men are red haired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句子并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表达的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体形、体重和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并且equal的这个第二层含义被清除掉了。在1984年,当旧语依然是交流时的常规媒介时,从理论上而言有着这种可能,即人们在使用新话词汇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它们最初的含义。实际上,任何有着很好的“双重思想”根底的人都不难避免这样,但是在两三代人以内,甚至连这种失误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对于一个在新话这唯一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知道equal这个词曾经有“政治自由”这样的次要含义,也不会知道free这个词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就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国际象棋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的次要含义。可能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一个人无力去犯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名状,因此也是难以想象的。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突出特色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的词汇会变得越来越少,含义也越来越死板,并且将其用于不正当用途的可能性也会一直降低。

当新话被彻底地取代之后,同过去的最后一缕联系也会被断绝。历史已经被改头换面了,但是以往的文献片段会幸存于各处,没有完全被删除掉,并且只要一个人还保留着关于旧语的知识,就有可能读懂它们。但是在未来,这样的片段即使侥幸得以留存下来,也没有人能理解和破译了。没有可能将用旧语写就的文章转译成新话,除非它指涉的是某种技术化的步骤或者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又或者已经变成正统的东西(用新话的表达方式,就是goodthinkful。事实上,这意味着写于大约1960年以前的书,没有一本能被完全翻译了。革命之前的文献只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翻译——也就是说,在文字和意义上都被修改了。就拿《独立宣言》中这个知名的段落为例: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用新话把这一段文字给翻译出来并且依然保有原来的意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最接近这段话意思的可以用crimethink这个词给概括总结了。想要全文翻译出这段文字,也只能是意识形态化的翻译,而这会使得杰斐逊的话变成对专制政治的颂歌。

的确,大量过去的文献都被以这种方式给改变了。出于声誉的考虑,保存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是有用处的,但是与此同时,也要使得这些历史人物的成就和英社的思想体系相一致。因此,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作家以及其他作者的作品都将被翻译:当这项任务被完成之后,这些作家的原作以及所有其他幸存下来的作品都会被毁于一旦。翻译这些作品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情,不要期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或者二十年内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一大批只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文献,即不可或缺的技术手册,无疑也会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掉。主要是为了给初步的翻译工作留出时间,才使得最终采用新话的时间给安排到了2050年那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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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又歧视了?要不叫回“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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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歧视绝对不是改个叫法就可以消除的。深圳用禁止电动车,禁止露天烧烤,禁止吃狗肉以及对深房理的纵容来歧视来深建设者,用996和必胜客来打压来深建设者,改个叫法,就可以消除歧视了吗?


他们不会拒绝你。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来一步步让你察觉到,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拒绝。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行为。


歧视绝对不是一个名词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其实不改也没事,因为有一个地方用户口来限制外来人口,保证当地人考大学比其他地方容易,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人提了,只要强硬点,大家还不是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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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天到晚的就是正事儿不干,破事儿一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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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张牙舞爪,近看基操勿六。

这个玩意其实中消协几乎每年都发,变着花样发。


20年,直播带货大火,中消协发布双11消费提醒大家直播带货槽点多:

19年中消协没发,但是让各市消协发了,提醒购物时保护隐私:




18年同理,第一条是提醒支付安全:



17年自己出来发了,那年微商很火,所以第一条提醒大家警惕微商讨论:


16年 提醒大家防范商品信息“表里不一”风险:


15年,电商才兴起没多久,跟16年提醒差不多的意思,要求商家保证货品与明示相符

……

更早的不想找了,想看的大家自己去查。


这么一梳理,消协这个提醒,真是反映了一部宏大的中国电商发展史啊,什么火提醒什么。


我感觉,消协的营业频率就比圣诞老人略高一点,平时毫无存在感,消费者维权也做的不突出。


只有一年出来营业2次,刷刷存在感。

一次是315,一次是双11。


在双11这么大的消费节点,不出来说说话,实在是说不过去。


但提醒了这么多年,今年终于被人们看到了。


可敬可贺,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要相信坚持的力量!


今年被看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年各大媒体的新媒体能力提升了。


懂得提炼其中一句最扎心的话作为新闻,博取眼球和流量。


「双11有可能全年最贵」,一句话能扎穿多少剁手人的心。


但你看看往年,没人报道提炼,你会知道它其实孜孜不倦给你提醒了好多年吗?


论炒作,还是得向媒体老师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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