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吴建民先生去世」？ 第1页

读读罗戈夫斯基的《商业与联盟》吧，中国现在从下到上的外交趋向，完全可以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模型分析。中国国关水平本来就渣，知乎本来可以汲取的养分本来就少，可知乎国关板块连一点营养都不汲取啊。我觉得知乎最好并购铁血社区，这样国际关系板块就可以直接和铁血合并了，反正现在完全看不出知乎和铁血的差别啊。。。

理论上讲，随着钢铁等行业开始成为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趋向于一二战期间的德国，这种产业结构造成中国的外交策略就开始倾向于鹰派，吴建民代表的外交策略显然得不到支持，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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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分外生与内生。外生的比较优势以中美间的贸易为例：因为人口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在电子产品的装配方面存在优势，而美国则利用自己丰富的资金在电子产品的研发方面存在优势。内生的比较优势以汽车工业为例：美国在高油耗汽车方面的生产设计方面存在优势，日本在生产中档汽车的生产流程管理方面存在优势，而德国则在中高端车的工艺方面存在优势。

　　国家之间有比较优势，自然也会有比较劣势，比如美国就不适合发展成衣纺织，而中国则不适合需要大量资金的高端基础研究。因此贸易自由化自然会伤害这些劣势团体，比如电子产品贸易自由化自然会伤害中国本土电子产品设计的厂商，而纺织品自由化则会使得美国纺织工下岗。所以在忽略规模经济学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必然有利润受损的一方，也有得益的一方，但是从整体来看，受益一方的得益会多余于受损一方的损失，这也是基础的经济学常识。以下图为例：

　　根据简单的经济学常识，我们知道在没有实施关税以前，消费者获取的剩余包括ABCDEF区域的面积，在实施关税以后消费者获取的利益就只有AB区域的面积了。在实施关税以前，国内厂商得到的剩余只有G区域的面积，但是随着关税带来的产品价格上涨，国内厂商多获得了C区域面积的剩余，使得厂商的总剩余到达CG。同时关税作为政府的收入，使得政府获得了E区域面积的税收。可是因为关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因此消费者减少了对此产品的需求，于是产生了DF两处无谓损失。

　　因此虽然贸易往往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受益，但是因为贸易有受损的一方，也有受益的一方，所以在一个国家内必然有人支持贸易自由化，也有人反对贸易自由化。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政府对贸易自由化的干预过多，自然说明这个国家内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策有着较强的实力，于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哪些集团的政策影响力更大。依据比较优势理论，罗戈夫斯基依据不同国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比例之间的不同，把这些国家分成四类：

　　在第一个维度里，显然美国是资本和土地都比较丰富的发达国家，而德国则是土地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而在另一个维度里，阿根廷显然是土地比较丰富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土地相对稀缺的国家。根据以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我们可以轻松的得知在美国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应该是支持贸易自由的，而劳动者则是相反。虽然我们知道了不同国家的各种贸易团体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但是我们还需要分析这些团体的政策影响力。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我们知道集团的政策影响力属于公共品，所以集团中的每个个体都有搭便车的冲动。因此集团的政策影响力的大小和政策干预的受益成正比，而和集团人数成反比。再以图（1）为例，只要政府和贸易保护集团中人均从C+E区域获得面积，大于每个消费者从CDEF平均损失的面积，那么就会产生贸易保护政策。这个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历史，比如中国明显拥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土地方面存在劣势，但是中国却长期实施户籍制度、禁止农民随便进城务工，原因就是廉价劳动力的人数众多，政策影响力小。

　　显然根据上文的逻辑，不论是中国、阿根廷、德国还是美国，我们不用关心他们的劳动力是否存比较优势，因为不论劳动力是否存在比较优势，劳动力作为一个影响政策的团体对贸易政策影响力都不大，所以我们只需要分析的是土地和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

　　显然德国、韩国、日本在土地方面存在比较劣势，因此这些国家更倾向于保护农业集团。但从集团政策影响力的角度看，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都是人口的少数，所以二者的政策影响力应该差距不大，而从外生的贸易理论看二者的政策目标不同，因为德国的资本所有者应该是支持自由贸易，而土地所有者应该是支持贸易保护的，那么二者之间就会面临很大的政策矛盾。而根据研究，德国的大商业势力虽然短期内并没有选择支持纳粹，但是很久以后还是选择支持了法西斯政权；同时根据研究，德国的家庭企业也选择集中支持纳粹。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经济学框架中，这种矛盾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罗戈夫斯基本人也说“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并不是一个既有的理论能够简单解释的现象”。但是依据克鲁格曼等人研究发展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加上规模优势理论，采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就可以很容易的解释以上现象。因为根据战略性出口政策，更大的市场与适当的贸易保护，会降低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本国的福利。所以在新国际贸易经济学框架下，德国的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在政策上走到了一起，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根据以上理论，罗戈夫斯基预测在遇见经济危机时，土地稀缺的发达国家很可能走上法西斯主义扩张道路，并由此解释了德国和美国历史不同走向的原因。德国的纳粹党最早的政策支持者就是小农阶层，表现就是1931年纳粹控制了德国的“全国农村联盟”，而当时纳粹党则对其他任何工业联合会的影响都非常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因为一战的战败使得德国土地和能源都有所减少，特别是能源的减少，很可能使得小型家庭企业生产艰难，因此他们也选择支持纳粹。所以因为土地的稀缺性和资本对规模优势的追求，德国走上了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

二、英国的启示

　　根据以上的逻辑，英国和德国同属于资本密集、土地稀缺的发达国家，可英国并没有被列为典型的法西斯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国家的命运也截然不同。而应该之所以没有成为典型案例，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1、英国的农业人口数量非常少，他们影响政策的能力不足以推动战争。以1935年欧洲各国农业部门劳动就业率为例，当时德国农业人口比率为18.3%，英国为5.9%，所以英国的农业人口很少。单看农业部门劳动就业率，法国的数量是34.7%，比德国的农业部门劳动就业率都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00人，而德国则是进300人，所以法国的土地稀缺性就相对德国小得多，因此德国的扩张欲自然也就比法国强烈的多。不过通过英国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人口比率非常低时，这个国家的扩张欲就可能会降低，所以城市化本身也是降低国家侵略欲望的一个可能途径。

　　 2、从历史上看，英国也有过长期的扩张史。当时国际上之所以没有给英国冠以法西斯主义的帽子，更多的是因为此时大部分国家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他们无法阻止英国的扩张。以1860年拜罗克人均工业化指数为例，英国的工业化水平是第二名比利时的2倍还多。

　　3、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英国由民族主义引发的对外扩张欲望应该没有德国强烈，所以当遇到经济危机时英国的扩张欲就低得多。

三、结论

　　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外敌入侵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必待言，同时中国也和周边国家存在着广泛的领土纠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密集、土地稀缺，中国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很可能民意很可能持于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时的策略。这种外交策略到底对中国是优是患，吴建民想法是否正确，看官自行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