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员说「中国外交处于尴尬境地，国人认为外交软弱，国外认为中国外交强硬」，为什么有这种差异呢？ 第1页

因为强硬外交（assertive diplomacy ）只是一个政治传播学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在国关中的良定性概念，即使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未必全部能够归于强势外交。俄罗斯在政治传播的意象上“很强势”，这和其军事捆绑外交有关，但未必从政治分析上是“真强势”，有可能某些政策反而是非常保守的。所以强势外交更多体现为媒体在政治传播中一种人造概念，即用于定义另一国家的国际身份以及本国话语生态中的定位，当然这个定位多半是负面指责-------你你你你居然不讲“道理”。

《纽约时报》曾经在08年后一段时间集中对我朝使用过这个概念，韩国首尔大学赵英男等人也做过这方面研究。但是更多是在对中国内部政治结构和对外政策的相关性做出探讨。一种观点认为，认为传统外交部主导外交政策的惯例变革后，决策层需要整合部委和经济部门的不同需求（比如在同一个外交解决方案的时候，各部委会从各自的领域提出此事件的可能影响，最后整合进决策意见），所以会倾向于保持强硬性的政治表态，以换取内政妥协的空间和国民认同，尤其是网络政治导致国民舆论参与度成了一种重要的认同，这个在各国都有体现。比如Dean Knox等人。

还有正好相反的观点，认为我朝决策体系需要兼顾的条件太多，东亚国家间经济依赖和我朝暂时还不能够完全主导东亚的现状，导致我朝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偏于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所以即需求与各个国家保持地区体系内的现有平衡，保证经济合作的延续；又绝对不能在已经拿到的政治空间，现有秩序，以及我朝当前政治定位作出任何妥协，所以对原则问题比较强调，显得比较“强硬”。最重要的是，由于我朝军事行动能力和地区控制能力的提高，我朝显得“更强硬”的在于可以进行实际的威慑行动来践行“原则问题”。比如Michael D. Swaine等人的分析。（当然，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国内人会觉得我朝外交政策偏软，实际上是因为我朝更多考虑外交的有效性而不是舆论认同）

当然，以上老美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抛开一大堆政治传播上的修辞游戏，

我朝的外交政策更多体现为“政治原则”外交。

而从沃勒斯坦的全球史观来看，东亚各国呈现以下特点：

1，战后民族意识随着独立运动的政治实践展开，并且这种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对殖民或外国干涉的主权意识，以及民族共同叙事。并且各自的政治实践中都是建立在地区基层结构为组织力与传统地区势力作出妥协（我朝比较例外）。

2，地区内合作相互依赖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分工与合作，政治状况由于后雅尔塔体系的存在，各个国家在冷战后东亚世界中保持着微妙的政治角色。70年代过后，各方之间的基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搁置争议和邦交正常化，并不仅仅是我朝对外出现的事情。80年代全球经济转向亚洲，亚洲形成了经济合作的分工层级，也导致了体系内各个地区组织的出现，但是这类政治合作是建立在亚洲经济分工的相互依赖中的。所以，东亚的政治分化的驱动力是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而以上政治特点，使得分析框架就更类似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建立的新制度主义。即服从以下假设：

由于一国政府无法低成本使用武力，且武力之间面临多重制衡。

而各国在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之中均会有一定的政治定位，并且互相之间出于保证合作的底线会遵从一些不成文法，这个不成文法的基础是各国的主权意识。当然这种平衡是动态的，互相之间摩擦是很常见的。军事势力依然重要，但是动用的方式是通过在这种平衡中彰显行动力来体现的。

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生位不同导致的分工链和广泛的共同市场相互渗入，是各国相互依赖的基础，也使得国家地区话语权和经济主导权直接挂钩。

国际间组织的协调保证了地区势力的制衡，并且以相对小的成本使得大国综合国力带来的话语权和政治主导力得以施展。

这使得对于东亚各国来说，“政治原则”都是必须数次强调的政治正当性。即使是韩国国内对于美军驻军这事，主流媒体也是用民族自决和政治独立来强行解释（比如，北方那货企图干涉韩国政治军事安全，所以需要个国际盟友什么的）。

而我朝当然就更需要，何况从建国史来说，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中慢慢形成的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是基本盘。

另外，以卡赞斯坦的地区理论来说，我朝在经济崛起成为东亚实质性的主导者却暂时缺乏足够的主导机制（美国亚洲策略的存在，亚洲各国历史问题的冲突，中国主导的国际间体系尚未成熟），我朝对外的主导力还是以经济主导为主。由于中国在亚洲无论是共同市场还是资本话语权上显得极为重要，中国的政治原则外交直接决定了对方国家是否能在亚洲最大市场进行立足的基本条件（这个论断意思也包括，只要对方承认政治原则，其他东西大家还是有很多商谈的余地）。中国的“原则外交”直接承载着地区政治的节点，自然西方国家在这种想象的地区代表性的压力下，自然感到亚历山大。

故而，在西方预警的政治宣传上，就会集中塑造我朝一个“强势外交”的帽子。

至于说为何我朝内部不少人会觉得“软弱”，还是刚才的观点，我朝外交政策考虑的更多是外交有效性，事实上国民认同方面做的也算不错，几次地区冲突我朝的国际表现都是很能取得国民认同，圈粉无数。最多是宣传方面与舆论需求发生脱节，比如，军宣很多时候还在宣传“军民鱼水情”，而不是更多人期待的“我朝武装已经超级牛X”。

国民对于国家政策的期待，是将国家同一化成一个“人格化”的行为体，这个人格化的过程包括自己的政治激情释放和对于国家关系的人格化理解，形成一种日常生活的话题，以社区。倾向于专家系统外交和实用主义的我朝外交惯例，也没见得要打算取悦和回应政治激情。

这么说吧，一条街上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大户，简称A和B，另外还有一个乞丐C。

某一天，大户A准备向外拓展一下自己的建筑，但这可能会侵犯到B和C的利益。

于是，C指着A家的大门骂道：“你要是敢占我一寸土地，侵犯我睡觉的地方，你等着，老子拼了同归于尽也要灭了你。”

B的反应是：“A，你不能这么干，咱们各自的建筑规划都已经在城建局备案了的。我对你的行为表示谴责。要是你一意孤行，那咱们法庭上见吧，让法官来论论道理。”

旁观者D的反应是：C真他妈硬气，敢跟A拼命，B就是一怂蛋，就知道打官司。

最终的结果是：当天晚上A派几个打手把C干掉，占了C的地方；第二天，A派人跟B上门道歉，说“哎呀，误会误会”。

谢邀。

“国人认为外交软弱，国外认为中国外交强硬”，说实在话，是自古而然的。非独今时今日。

先说句，中国当下外交，着实并不软弱。绵里藏针，软硬兼施。最妙的是，中国外交现在很懂国际规矩，但并不完全按欧美的方式来出牌。重私交人情、讲政治格局，前一招绵韧，后一招灵活。
故，国外大概会觉得中国外交，强硬，而且狡猾。

之所以国人会觉得软弱？
恕我直言：
有一部分懂何谓国际外交的国人，普遍有大国野心，总觉得现下格局，还不够大气。
而有许多国人，并不懂啥叫现代国际外交。他们恨不能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美国主动献上斯嘉丽-约翰逊，这才叫外交强硬了。

举个老例子。
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在北京。当时列强已经在讨论，想瓜分中国了：就像搞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似的。
李鸿章就很狡猾。先是在慈禧发神经搞义和团向全世界宣战时，李鸿章已经东南互保，免得给列强借口。
然后，李鸿章私下里，跟各国搞小动作：
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
当时，欧洲列强是想瓜分中国，美国是不想让远东利益受损，于是大呼门户开放。李鸿章借着美国这一点，要求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用循环照会（circular note）方式通知各国。按国际法规，这个有临时协定的效果，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
然后，李鸿章在国际公法里，说中国是受害国：强调义和团是叛逆，慈禧们是被挟持的，宣战诏书是矫诏。

如此免去中国政府的责任，不用割地，只用赔款。

这手法不算太光明正大，但这叫外交。
谋略、手段、利用法规与矛盾、榨取利益。而不是去大义凛然跟人对骂。

结果就是：辛丑条约虽然北京人民吃了大亏，也赔了许多白银，但中国没有割地，没被瓜分割裂，连让慈禧归政都没有。外交上算是不错了。

但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呢？
“李二先生又去卖国了！”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外交的普遍认识。

直到我们这代人，小时候都没接受过正经的外交教育。我相信如今互联网上大多数聊外交的人，除了极少数学国际关系的，其他都是自学成才。
我小时候的教育，还在念叨：晏子出使口才如何了得，诸葛亮如何舌战群儒；周总理如何“机智地反驳了对方记者赢得满堂喝彩”。好像只要有张好嘴，会抖机灵，就能办外交似的。好像万邦来朝，能帮国家斥退敌国，就是好外交似的。
非也。

唐德刚说过一段话：中国近代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宰相，还有半个顾维钧。但顾维钧是洋人路数，李鸿章和周宰相其实不是“常识外交”，而是“天才外交”。这话说来有些碎，我只好这么归纳：

现代外交是讲究非暴力达成协议的这么个玩意，是为了协议，不是为了跟人吵架。

国际外交和国际政治事务，早已发展为一门高度发达、极其细致、法令琐碎的科学，是双方戴着镣铐跳舞，而非各自举着拳头撒泼。

哪怕当年某些帝国主义厚颜无耻，到底也得表面上奉法而行，面子上得过得去。

总括一下：
中国如今的外交手段，台下的拳头、台上的手腕，都很狠辣，而且不按欧美出牌，是强硬的。
但许多民众，可能没理解外交是国与国博弈，还以为是人与人打架，觉得外交就是捏着拳头在别人脸前比划，是街头斗殴，如此，自然觉得中国不够狠了——因为我们的教育里，现代国际外交政治法规这些，是缺失的。
就像，当年李鸿章翻云覆雨，想从已经打赢占了北京不走的列强嘴里，抠回点利益来，而老百姓还是觉得他是在卖国——怎么不把八国联军都骂跑啊？！

最后说个真事。
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了。钦差大臣耆英老爷，决定笼络洋人，好为中华谋福利。于是：
他拥抱了英国那边的璞鼎查先生，夸奖璞先生的公子，还表示要收璞公子做干儿子，好跟璞先生结亲家，还用自己老婆的画像跟璞先生交换，最后，璞先生被耆英老爷要求，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
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

许多在新闻评论下面刷评论，要打沉日本、干翻美国的，对外交的认识，还停留在耆英老爷的认识阶段呢。

对了。昨天跑步，经过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在巴黎的故居。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