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6月29日在深圳大鹏湾海域现身的布氏鲸？是不是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的最好证明？ 第1页

先说结论

造成中国近海近期鲸类频繁现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夏季恰逢鱼类繁殖季，鱼群向无机盐更丰富的近海地区聚集，追随而来的鲸也就更容易被人发现，或意外搁浅。

而越来越多的鲸类新闻，其实更大程度上并不是“出现了更多的鲸”，而是”更多关于鲸的新闻被人们知晓“，这是新闻、网络的带来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变化，而非是鲸的数量变化。中国近海鲸类的种群数量和出现频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沿海能影响到鲸的环境因素有的确实改善，但有的还在恶化。“出现更多鲸的新闻”和“环境改善”的联系并不算牢靠。

保持乐观，但仍需谨慎

最近这段时间，国内关于鲸的新闻层出不迭：广东深圳大鹏湾的那头布氏鲸还在游荡，浙江临海搁浅的12头瓜头鲸救援还未结束（仍有一头滞留在暂养点等待放归），9号中午，浙江宁海又搁浅了2头糙齿海豚（已于9号傍晚顺利放归）；11号，浙江台州温岭又搁浅2头瓜头鲸。

短时间内四地出现三种鲸类的新闻，让中国沿海的海洋哺乳动物成了热榜新宠，但在看热闹之外，我们也要思索新的问题——国内近海周边不断出现鲸类，是不是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的最好证明？

我的态度是：可以保持乐观，但乐观也需谨慎。

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近海的鲸类（乃至其他海洋哺乳动物）较为罕见，而造成这种罕见局面的成因是复杂的。

中国近海鲸类为何罕见？先来谈谈全球化捕鲸的影响

最无法绕开的一个原因，就是延续几百年的全球商业捕鲸业对鲸类资源的过度消耗。

人类捕鲸的历史十分悠久，虽然沿海地区的古文明生活遗址中的鲸骨大多来自对搁浅鲸类的被动利用，但在韩国蔚山大谷里的盘龟台上绘制的演化表明，至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当地居民已经开始主动捕鲸，被猎捕的鲸种也至少有灰鲸、北露脊鲸、抹香鲸、虎鲸和某种小型须鲸（疑似正是小须鲸）。在此后的几千年里，捕鲸的技术日渐成熟，全球各地的沿海地区都出现了捕鲸作业的身影（也包括我国近海），但当时的捕鲸规模有限，作业区域局限，即便是中国近海的捕鲸作业也几乎不会对中国近海的鲸资源产生太大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巴斯克人和比斯开人开始了跨海区的远途捕鲸，但主要发生在大西洋中、北部的早期商业捕鲸作业也几乎很难影响到中国。

转折出现在15/16世纪的欧洲，英、法和荷兰的船队开始大规模的介入捕鲸业，它们的捕鲸船数量更多、吨位更大，捕鲸的范围也逐渐延展。而17世纪开始发展的北美新英格兰殖民地更是将捕鲸视为支柱产业，席卷“捕鲸黄金年代”由此迸发，自17世纪起至19世纪中叶的“捕鲸黄金年代”里，捕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油脂，鲸油是当时最好的照明、润滑原料，也奠定了许多日化产业的基础，到了18世纪，鲸油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战略储备和工业原料，捕鲸成为了第一项全球性产业，当时的捕鲸重镇——美国的楠塔基特岛甚至成为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经济中心，此时的美国捕鲸船占据了全球捕鲸业总投入船只的7成，美国捕鲸船的航迹也从大西洋全境拓展到太平洋，一些捕鲸船甚至耗费3年时间航行，绕过南美前往夏威夷和日本一带捕鲸。

但当石油被发现并利用后，由于捕鲸的风险和效率上都无法与之抗衡，第一次捕鲸高峰旋即结束。不过在1863年，挪威人斯凡特·弗伊恩发明了捕鲸炮，各捕鲸国也创新出了捕鲸母船和子船的分工制度，人们又在南大洋（南极洲边海域）发现了海量鲸群，相比于当时还不发达的石油产业而言，技术革新让捕鲸业的风险和效率重新降低到商业上可以接受的程度，于是捕鲸业再次繁荣，这就是从19世纪末开启，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捕鲸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的捕鲸行业不再一家独大，捕鲸对美国的经济支柱地位迅速下滑，但对挪威、苏联、日本等国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这一时间段内虽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捕鲸业总能在战后快速恢复并扩充。

这两次捕鲸狂潮给全球鲸类资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些游动缓慢又脂肪含量很高的鲸种几乎被捕杀殆尽，最为典型的就是露脊鲸（又慢脂肪又多）、灰鲸（又慢脂肪又多）、抹香鲸（脂肪多还有额外的鲸脑油）和蓝鲸（虽然速度快，但个头大，脂肪多）。

据不完全统计，到上世纪70年代全球完全停止商业捕杀蓝鲸为止，仅在南极海域就有33万头蓝鲸被杀害，尤其是1930-31年这一个捕捞季，南极就失去了29400头蓝鲸，而与蓝鲸的历史高位相比，70年代的蓝鲸种群已经萎缩了99%，虽然在商业捕鲸停止后蓝鲸种群缓慢恢复，但最新的估计认为，目前的蓝鲸种群也只在1-2.5万头之间。

PS：更多商业捕鲸猎捕蓝鲸的内容可见这篇：

比蓝鲸更为惨烈的当属抹香鲸，在两次捕鲸狂潮里，能出同时出产鲸油和鲸脑油的抹香鲸一直是最核心的捕鲸目标，据估算，在18世纪早期（也就是捕鲸业“黄金时代”初期，人们刚开始把目标转向抹香鲸时），全球抹香鲸种群约为110万头左右，而仅在1946年到1980年，各国捕杀了近77万头抹香鲸，之前200年的捕杀数据更是直接无从考证。而即便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呼吁下，对抹香鲸的大规模商业捕杀也一直延续到1988年才停止。今天的抹香鲸种群不仅恢复缓慢，还出现了典型的“小型化”趋势——大型的抹香鲸更容易被视作捕鲸业的目标，而能侥幸苟活留下后代的那些往往都是个体偏小的，它们的后代也逐渐延续了这种小体型的遗传特征，这是一个残酷的人为选择的过程。

PS：更多商业捕鲸猎捕抹香鲸的内容可见这篇:

两次捕鲸狂潮，中国的参与度很低，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近海的鲸群可以逃过一劫。被列为商业捕鲸主要目标的都是全球性分布的的大型鲸类，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泛，常常跨越国境甚至洲际迁徙，在其他捕鲸主要作业海区被捕获的鲸，很可能也会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迁徙到中国境内，全球性的捕鲸作业，同样也能影响中国近海的鲸类种群。

譬如生活在我国黄海北部的小须鲸，和生活在日本对马海区的小须鲸属于同一群体，每年10月，该群体由对马海区南下，经济州岛、黑山岛向北进入黄海北部，次年7月末离开黄海，由于在每年5-7月可以在黄海北部见到幼崽，可以判断这里正是它们的繁殖区域。广东和台湾地区的小须鲸则是由日本东侧太平洋沿岸南下而来。而日、韩的小须鲸捕捞作业，直接影响了我国黄海北部的小须鲸种群规模。同样的例子还有南海的座头鲸，它们和日本太平洋沿海的座头鲸属同一群体，由于日本在战后于琉球发展座头鲸捕捞，直接影响了南海的座头鲸数量。

还有的国际捕鲸船，会直接进入中国近海捕鲸。历史上日本、沙俄占据我国台湾、辽宁一带时，曾直接以中国为基地开展近海捕鲸，抗日战争过程中，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捕鲸作业也没有停歇。甚至在新中国建立后，乃至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定后，他国进入我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捕鲸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譬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济州岛和我国上海连接线中点的东南侧（经纬度东经125°25’-127°45‘，北纬31°15’-32°15‘，位于中日、中韩争议海域交界附近），每年7-10月还有大量长须鲸聚集，7-11月间，属于该种群的部分长须鲸个体还会游荡到我国舟山渔场和渔山渔场附近，数量多时可以达到数十头，1954年，一头成年长须鲸还独自游荡到长江口附近。但1955年起，日本在这片海区开展捕鲸作业，年捕鲸量近300头，到1962年，这个长须鲸种群就消耗殆尽，此后经过10年的恢复，1972年日本再次对该种群进行捕鲸作业，年捕鲸量就下跌到14头。1972年后，无论是济州还是我国东海近海，都很少见到长须鲸的身影。此外，韩国捕鲸船也曾多次深入我国山东附近的石岛渔场进行小须鲸捕捞作业。

中国的商业捕鲸，虽然规模有限，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负面影响

此外，我们前文提到的“两次捕鲸狂潮，中国的参与度很低”，但参与度低不等于没有。我国的确开展过商业捕鲸，它的规模虽然有限，却也的确对近海鲸群产生了一些影响。

中国的商业捕鲸，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中苏渔业公司。苏军击溃关东军后，接收了日本遗留在东北的部分捕鲸设备和船只，当地的部分中国渔民因曾被日方强迫在捕鲸船工作，也掌握了捕鲸和鲸油加工技术，由苏军主导、中方参与的中苏渔业公司捕鲸船队开始组建，新中国成立后，以该公司捕鲸船队为核心，又组建了国营旅大水产公司捕鲸船队，其主力捕鲸船为日本遗留下的钢壳捕鲸船“捕鲸1号”，此外还有多条小马力木壳捕鲸船。

但我国的商业捕鲸正式启动，还要等到1955年，旅大水产的“114号”捕获了第一头小须鲸，此后的1962年，我国自行建造了大型捕鲸船“元龙号”，该船装备了70毫米捕鲸炮，解决了老旧和小型捕鲸船上的45毫米捕鲸炮不能穿透大型鲸皮肤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旅大水产公司是我国商业捕鲸的技术领头羊，南海、上海和青岛的水产公司都派遣技术人员前来学习如何捕鲸作业。

但从1955年到80年代，旅大水产的捕鲸规模一直非常有限，亲历者的回忆录在解释这一问题时，除了提到当时鲸类资源已经不太丰富之外，还有十年动荡时期为了防范有人冲击抢夺捕鲸船上的火器而被迫封存的原因，以及“元龙号”这样的大型船只维护成本较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原因。总而言之，旅大水产为代表的大型商业捕鲸船技术路线在中国走到了死胡同，它对中国鲸群的影响极为有限，1980年中国参加了国际捕鲸委员会，在这一年（另有说法认为是1981年）旅大水产也停止了捕鲸作业，”元龙号“被改装成货船投入南方航运。

不过，比旅大水产先行一步的广东土炮捕鲸，却的确对中国鲸群带来了明显影响。这里的捕鲸作业目标正是南海的座头鲸种群，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那群在琉球遭到日本大规模捕捞的座头鲸，日本的捕鲸作业虽然重挫了这个种群，但至少在五十年代初，广东山头至海南岛七洲洋一带还常有座头鲸触摸，惠阳县的大亚湾地区尤其密集，每天都能发现几十头之多，惠阳县沃头港的渔民从1953年开始用土炮开展捕鲸作业，也就是用土炮炸鲸，第一年收获9头，此后最多每年捕获13头。琉球和广东的双重捕捞压力很快耗尽了这个座头鲸种群，1959年，广东只捕到了1头座头鲸，同年日本琉球捕到了13头，此后，琉球和广东甚至整个南海的座头鲸就十分罕见了。

商业捕鲸已经暂停，但全球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危机依旧影响鲸类

大型鲸类食量巨大，一些鲸类还有对食物的特化选择，当整条生态链受到破坏时，作为顶级掠食者的鲸类其实更为脆弱。愈发严峻的近海和远洋渔业危机给鲸类生存带来的冲击，其实在商业捕鲸全面暂停之前就已经十分严峻，今天更是成为限制鲸类种群恢复的最主要因素。

1880年之前，从未有人考虑过“海洋资源是否会枯竭”这个问题，雨果·格劳秀斯在撰写《海洋自由论》时就曾断言，“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亦提出了相近的观点，他认为“海洋是如此的广阔，各种生物来去是如此的自由，它们的繁殖是如此的迅猛，人类怎么有能力灭绝海洋生物呢？”。然而纽芬兰渔场的快速枯竭最终击碎了这种盲目乐观。此后的几十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全球渔业几乎停滞，这场危机也逐渐被淡忘，二战结束后，停滞了几十年的渔业生产再次开足马力，渔业资源匮乏的困境似乎不复存在了。

如果我们仅看二战后的渔业产量增长趋势，便能理解世人当时的乐观：在50年代，全球渔业的捕捞量为2000万吨，到了1990年就翻了4倍。197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计全球渔业年潜在产量在1亿吨左右，而这一数字在九十年代初就被突破，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1996年的海洋渔业捕捞产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1.3亿吨。

1996年之所以值得被铭记，不仅是因为它前无古人，更因为它的后无来者。无论来自各方的统计有多少差异，但对于1996年之后的全球渔业捕捞总量趋势的判断却都是惊人的统一 ——增长停止了，渔业捕捞量开始走下坡路。

探求这种下滑趋势的根源，不妨使用排除法。是因为人类对海洋资源的索取更节制了吗？显然不是，在1996年之后，全球渔业船队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关于渔业的新技术依然不断涌现，此外，市场对于水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走高。如此看来，真相便只剩下一个：

海洋资源，扛不住了。

人们意识到，二战后的渔业产量增长其实是一个繁荣的假象，产量增长的事实并非源自海洋资源的无穷无尽，而是得益于渔业生产技术和规模的提升。在渔业产量翻倍的同时，全球渔船保有量也翻了1倍（其中亚洲地区更是翻了4番），达到了370万艘之巨，而在当年，只有20%的渔船配有发动机，但今天这一数字攀升到了68%。更多、更先进的渔船可以航行到更远的海域，以更有杀伤力的网具捕获鱼群，这当然会带来渔业产量的飞增，却也必然导致过度捕捞，而当历史的车轮隆隆碾过，恶果终于超过了收益，产量的下滑也必然发生。

作为渔业活动最频繁的区域，近海渔业资源的匮乏首当其冲。仅以我国为例，传统的四大海产只有带鱼还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捕捞量上，即便是这种顽强的鱼类，也出现了低龄化、小型化的趋势^[1]。但近海无鱼，并不等同于近海不捕鱼。虽然早在1988年，中国的水产养殖比例就占到了渔业总产量的一半，但近海捕捞规模依然庞大，尤其是近海捕捞所涉及的千万级别就业岗位，一刀切是端不可行的，所以，无数的渔船依然出航，只不过归来时早已不是大小黄鱼满仓：取而代之的是鲭鱼等小型鱼类，折射出一个从大到小、从高到底的变化——即从捕捞总量很小、但高经济价值的大型鱼类，到捕捞量很大、经济价值较低的食物链底层鱼类。

此外，虽然中国的海产品养殖规模已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也如上文所说那样，从1988年开始，养殖比例就超越了野外捕捞，但我国的海水养殖产量中的绝大多数来自贝类、藻类养殖，这些养殖原本就不需要投喂饲料，它们的产量扩大依靠的是更高的亩产产量和更多的养殖面积。而迅速增加的鱼类养殖，却需要投喂饲料，而饲料的主要来源，还是野生的鱼类（比如直接投喂冻鱼块，或加工成鱼骨粉鱼油添加到饲料里）。

在水产养殖行业有一个“鱼投入鱼产出系数”（FIFO），也就是综合计算需要投入多少公斤野生渔业资源才可以生产出1公斤养殖种类的比例，显而易见，想要让水产养殖起到替代和保护野生渔业资源的作用，这个系数应该维持在1以内。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的FIFO保持的不错，总体系数为0.368，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这个数字其实是被贝类和藻类平摊下来的，具体到需要消耗幼杂鱼的主要养殖品类，情况就很不乐观，比如军曹鱼、大黄鱼、石斑鱼和鲷鱼养殖的FIFO都大于4，也就是说养殖一公斤大黄鱼，需要消耗至少4公斤野生鱼类做饲料，那么，现阶段的养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达到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的程度。

此外，渔业捕捞过程中的兼捕和渔船的碰撞伤害对鲸类也有直接威胁。兼捕，是指人们为了捕捞某些特定种类的水产品时，总会将一些其他海洋生物一并打捞。这种“意外”并不占少数，在某些特定的捕捞业——譬如热带地区的捕虾业中——兼捕的鱼获总量甚至可以达到捕虾量的20倍之多，而全球每年的兼捕总量更是达到了2700万吨之巨。除了像近海的幼杂鱼一样被打捞上来的鱼子鱼孙之外，兼捕还频繁的威胁到一些明星物种的生存：在过去18年终，东北大西洋的双髻鲨种群减少了89%；在远洋捕捞过程中的使用的延绳钓至少每年杀死30万只海鸟，其中包括23种濒临灭绝的信天翁；因为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捕捞兼捕而濒临灭绝的小头鼠海豚，也只是每年30万头被兼捕杀害的鲸豚类的一角。^[2]

我国近海的兼捕对鲸类的伤害也不容忽视，上世纪90年代由南师大主导的一次调查报告已经显示，仅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6省（自治区）的沿岸渔业捕捞过程中，每年误捕的小型鲸类已经达到3045±2120头，其中江豚（主要是东亚和印太江豚）占到2132±1484头，90年代的渔业生产规模和今天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今天这样的误捕规模会是多少？此外，安庆师大在19年发布的论文显示，从08-16年，长江全流域登记的276头死亡江豚（长江江豚）中，只有106头进行了死亡原因分析，其中不乏因螺旋桨外伤致死、或身上有明显渔网勒痕，显然是被渔网困住无法上浮呼吸溺死，还有的胃部有大量食物，显示死亡之前江豚身体情况良好，致死原因很可能是被电鱼、炸鱼致死等，其余170头则因为尸体严重腐败无法辨认。

在以往的调查中也显示，渔民误捕到的江豚对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这些江豚只是无意中被拖网、定置网困住，又因为无法上浮呼吸而窒息致死，这样的江豚尸体中往往出现肺叶缺血的特征。在辽东湾地区，每年发现的死亡江豚大多都是因为定置网致死的，1999年南师大的那篇调查报告里，也有38.41%的渔民承认自己曾误捕到小型鲸类，其中7成是江豚（和我国境内的其他鲸类相比，江豚相对比较容易辨认，渔民也都对它比较熟悉，认错的概率很小），误捕到江豚的渔具大多是拖网。

更多中国近海海洋兼捕、碰撞对鲸类危害的的内容可见这篇：

前段时间，网络上掀起了一轮对“中国人吃海鲜会不会耗尽鱼类资源”的争论，那几位博主确实应该批判，因为他们的立场和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解决海洋资源崩溃的问题不是个“吃不吃”的问题，也不是具体哪个国家的问题，更不能因此成为对具体哪个国家的讨伐工具。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更有规划的开展作业，加快养殖鱼类的技术研发，争取让更多的海产品养殖的“鱼投入鱼产出系数”（FIFO）降低到1以下，尽量减少兼捕，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避免浪费当然也是应该做到的。只有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让更多人吃的更好，也让世界生态可以持续。但我们在批判他们的立场、结论的同时，也切不可把这个事实一并否定了——

就目前阶段而言，海洋渔业确实在威胁海洋生态，即便是在养殖规模已经超过野外捕捞的中国，即便是在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的中国，也是如此。

更多渔业对海洋资源影响的内容可见这篇：

其他的威胁，依旧很多……

比如海洋倾废，比如沿海的船只的直接碰撞和溢油污染，比如海工作业的爆破噪音，比如填海造陆工程，甚至部分地区出现鲸之后随之而来的不规范的观鲸行为，都会对中国近海的鲸、乃至所有海洋哺乳动物带来威胁。

更多中国近海海洋哺乳动物的内容可见这篇：

那么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本身，接连出现鲸，是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的最好证明吗？

这个结论其实很难下定。

越来越多的鲸类新闻，其实更大程度上并不是“出现了更多的鲸”，而只是”更多的鲸的新闻被人们知晓“。虽然中国近海的鲸类面临多样化的威胁，但并不代表它们彻底绝迹，实际上在我国沿海各地，还是偶尔能看到鲸的身影，比如厦门和珠江口的中华白海豚，北部湾涠洲岛的布氏鲸群等。而在我的故乡，在最近几十年里，这里至少搁浅过2头成年抹香鲸，十几年前海湾内还出现过规模很大的领航鲸群，如果当时的网络、媒体也有今天这么发达，这肯定也会成为热榜新闻。至于搁浅的鲸就更多了，但由于我国暂时没有便捷快速的搁浅统计网络，所以大多数搁浅新闻都只是在当地人和科研人员范围内知晓。

而中国近海的环境改善，也很难和鲸的处境改善产生直接联系。你看，虽然商业捕鲸已经全面暂停，虽然普通民众眼中的鲸已经从一种渔业资源转变为一种需要保护的生灵，各类环保法规对渔业滥捕有所管控，许多鲸也已经被列为保护动物，但它们面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某些角度上还在加剧。浙江周边的鲸需要面对的渔业资源匮乏的威胁并没有明显改善，深圳周边的鲸受到繁忙航道误伤的威胁也从未消失。鲸的频繁现身值得乐观，但要让它们重回无忧的过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参考

1. ^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2. ^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报告 http://www.fao.org/3/W6602E/w6602E09.htm

最近，一头布氏鲸出现在我国香港、深圳之间的大鹏湾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何叫布氏鲸，这种鲸又有什么特点？

布氏鲸的命名来自于英文名Bryde's whale，是由当年挪威驻南非领事Johan Bryde（约翰 · 布赖德）命名，因此叫布氏鲸。

和大家认知中的几十米的蓝鲸不同，布氏鲸是一种小型鲸，体长一般12米左右，比虎鲸略大。

不过和虎鲸不同的是，布氏鲸属于须鲸，就是没有锋利的牙齿，而是靠过滤水中的鱼虾藻类等为食。

这次布氏鲸是时隔四十多年再一次来到我国的大鹏湾，当然，目前只有一头，尚不能确定其到来的具体原因。不过这可能和当地的海洋环境有关，由于我国大鹏湾的渔业从业人员较少，因此当地才成为了许多经济鱼类的产卵、育幼场所，小型鱼类较多，这是布氏鲸喜欢的食物，因此将布氏鲸吸引过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布氏鲸胆子较小，如果水面上有大量船活动的话，会导致布氏鲸不敢潜出水面，而鲸是哺乳动物，长时间不出水面呼吸的话会导致窒息，因此希望人们不要过度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