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21》的实际观影体验如何，有哪些很燃的瞬间？ 第1页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能把党内的主要路线分歧拍出来，哪怕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也是一部好电影，因为至少敢开口说话了。

这些年经学泛滥，实事求是从未如此稀缺，哪怕只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也是宝贵的。

在拍摄献礼性质的电影时，对很多问题在分寸上的拿捏和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如何把事情给说清楚，讲明白，既表达出意思的同时又对一些关键问题做好平衡，是非常考研导演功力的。

这部电影做出了令人算是满意的回答，至少，它触及了那些问题，虽然没有明说，但也通过镜头语言给出了符合现实历史进程的答案。

中国的当代革命史中，除了推翻军阀统治，应对内外敌人，重建政治秩序，构建国家认同，实现社会动员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主线，那就是如何处理革命者内部五花八门的路线之争，这种争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相当程度上，是远超过各路反动派的革命事业的主要障碍，有人戏言，革命者首先要战胜内部精神分裂，然后就是一路平A。

而这些路线之争中，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国际派与本土派之争。

这一条路线之争远不像大多数影视作品中一笔带过式描绘的那么轻松愉快，而是非常惨烈，以至于一度威胁到革命事业本身的生死存亡，在20世纪的30年代早期，这种路线之争对革命事业的损伤，甚至是要高于革命敌人的。

不可否认，中国革命初期，国内的党组织确实从共产国际处获得了不少帮助，甚至可以毫不避讳的说，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实质上可以视作苏联在中国发动的代理人战争，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党组织的建立将困难重重，革命的起步工作也会万分艰难，这是事实，我们需要尊重这一点。

然而，由于盲从所谓的国际路线，以国际之是为是，以国际之非为非，毫无独立自主性，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视而不见，对本土派的正确意见充耳不闻，对万里之外苏共的决议进行无条件照搬，对马恩原典搞经学式解读，早期的革命事业发生了大量在我们今日看来简直可以说得上是荒谬可笑的事情，特别是在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后，各支红军部队，各根据地之间陆续爆发的一系列对苏联进行船货崇拜式模仿的“肃反”“肃托”等行为。

这些行为的恶果之严重，仅举一例以作说明。

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即红三军）从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4次“肃反”。

这些“肃反”的直接恶果是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及兴山、秭归、巴东苏区，同时还丧失了襄阳、枣阳、宜阳苏区，以及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另外还有均县、谷城、郧阳及房县苏区和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

这导致整个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可用于落脚的根据地，用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的话来说，“红军已无立足之地”。

在1934年7月中央发出停止肃反的指示前，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减少到仅剩3千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也大都损失殆尽。苏区的丧失，使得红三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下，形成了被动流窜，濒临绝境的局面，整个红三军事实上已经濒临崩溃。

大名鼎鼎的洪湖赤卫队就是这么败亡的。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人民领袖亲手签发命令确立的共和国一号烈士，叫段德昌，作为著名的常胜将军，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倒在了六届四中全会国际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手上。

夏曦刚一到达根据地，就把各师的师部撤销了，还全盘否定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一切建设和斗争成果，声称根据地里有“改组派”，要斗，要往死里斗。

除此之外还有大批高级军官在这些鬼把戏下白白冤死，如柳直荀、王炳南、陈协平、万涛、朱勉之、宋盘铭、叶光吉，以至于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贺龙元帅也无法保护自己的下属，当时他只能用近乎乞活式的口吻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红军素来以装备紧缺著称，而当时由于夏曦杀人太多，居然出现了枪比人多的奇景。

湘鄂西党委向当时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写信，要求重新评估这些事情，当时被共产国际严重干扰的中央仅仅轻描淡写的否定了夏曦的几个具体措施，例如撤销师部等，但是对他的整个路线和方针进行了支持和肯定，给他背书。

这简直匪夷所思。

后来事情闹到红三军的军官被杀死后，其它战士不敢担任军官，不敢提干，因为成为军官后就会被夏曦盘查，提防，乃至于升官居然成了送命的最快途径。

夏曦自己的4个警卫员，被他杀了3个，他的手下姜奇用各种与反动派不相上下的酷刑对待将士干部和群众，什么“背火背篓”“鸭子游水”花样百出，令人胆寒，例如当时江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因肃反被捕，姜奇将其手打断，逼迫对方承认自己是所谓的“改组派”，还有当时红9师的政治部主任戴君实，被反复毒打，昏过去之后用水浇醒接着打，就为了逼他承认自己是所谓的“改组派”诸如万涛，柳直荀等人，更是在被通宵达旦严刑拷打之后，再当众被乱棍活活打死。

这种画面，本来只应该出现在渣滓洞白公馆。

无数将士，干部，群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倒在自己人的砍刀下，段德昌临死前最后一个愿望是自己的死刑用刀砍，不要用枪决，把子弹留下来打敌人，这种遗愿让人嘴里发苦。

然后夏曦居然命令用一把钝刀子执行以加重其痛苦，简直骇人听闻。

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哪怕多年之后，提起这些狗屁倒灶的破事时，其愤恨之情都溢于言表，例如时任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的庄晓东，其对这段历史的记录直接就叫《历史教训要讲清楚》，你感受一下这其中的愤怒。

洪湖苏区由于肃反而失去力量，遭遇进攻必须撤离的时候，夏曦命令政治保卫局将一半的犯人全部枪决，另一半装入麻袋沉潭，当时吓的当地农民不敢下湖打鱼，因为动不动就捞到死尸，解放多年后都能从洪湖之中捞出不少白骨，由于滥杀无辜，搞红色恐怖，革命事业在当地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声望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于多年后四野解放当地时，当地民众对解放军这支“红军的后人”依然极为恐惧，许多人关门闭户不敢出行，一些人甚至行船走水向南逃亡，试图追上南撤的国民党兵，还有人组织起来打算武装自卫，和其它地方争先恐后迎接人民军队，逃往解放区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倍感郁闷的解放军战士只能在当地拼命做群众工作，放发粮食棉布等生活物资，政工干部和文艺干部组织文艺演出，配合土改和民主选举，四野和二野在当地以几乎是讨好的态度做群众工作，四野有部队用节约下来的经费购买纸烟，大量散发给当地群众，一些地方留下了“抽红烟”的传说，一顿折腾，好不容易才把当地的社会形式稳定下来。

直白的说，这就是在为当年执行国际路线留下的满地烂坑擦屁股。

在船货崇拜式肃反的环境下，战士丢失枪机部件、写错标语中的字等皆当作“反革命”枪决，而这些肃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反苏维埃、反革命集团。”“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用坚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蟊贼，铁面无私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然后这些会议精神经共产国际被传达至中共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位于上海，那座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中共中央把这些会议精神又原样照搬，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针对所谓的“AB团”进行大规模肃反，还嫌不过瘾，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后，肃反行为全面铺开，于是大祸临头。

这还是湘鄂西苏区一地发生的事情，至于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众所周知，不做赘述。

我就是单纯很好奇，在那个全国的识字率个位数，识文率比识字率还要低的时代，那些被肃反掉的红军将士、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他们知不知道“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季诺维耶夫”这些他们因此而丢掉性命的词汇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客气的说一句，党组织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笔负资产，而共产国际对待中共时那种上级对下级，总部对支部，核心对外围式的态度，除了让当时中共的本土革命者们深恶痛绝外，还对革命事业造成了致命的损失。

这个问题，在党史中是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但是在大众传媒中却少有提及，能够提及这一点的电影，我还是首次看到，这就值得表扬。

在建党前夕，李达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时，马林拿出一笔钱交给李达，表达了要作为总部代表参与建党会议的意向，李达当即拒绝了这笔款子，做出了明确答复。

“我们不是你们的支部。”

后来在与张国焘的争论中，话更是说的很明白了。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现实缺乏了解，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与我们是不一样的，这是路线之争，是原则问题。”

这话一语成谶，几乎预言了后来国际派和本土派的惨烈路线斗争。

后来一大前夕的夜间讨论的时候，各创始人就党的性质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成为人民领袖的那个青年，对着满屋子情绪激动的高头讲章们，悠悠问了一句：

“那农民呢？”

对啊，农民呢？那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直到2010年才不再占多数的农民呢？

他等来的回答是这么一句

“陈胜吴广，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说句不好听的，中国在2010年非农业人口才超过农业人口，而在那个黑暗年代，中国唯一一座工业化城市只有上海，全国的工厂数来数去就那么点，劳工神圣，这口号喊的好听，然而当时中国的工人满打满算也就那么点，哪怕把家属算上，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指望这么点人口实施全社会的革命能够成功，那是物理性的不可能，而且拥有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的工人，在那个全国绝大多数人口靠天吃饭，朝不保夕，全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年代，绝对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底层。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你先得有无产阶级这么个东西，连无产阶级都没几个，奢谈无产阶级革命实在是有些好笑。

而按照教条主义者的观点，小农是并不算无产阶级的，不仅不是革命的主力，反而是专政的对象。

和这些开除农民革命籍，满脑子都想着攻占大城市，搞纯净的，船货崇拜式的，原教旨的，cosplay想象中的十月革命的人进行激烈的撕扯，也是除了本土与国际之争外的另一条党内斗争主线。

有这么一个桥段。

法国国庆日当天，在巴黎的留法勤工俭学组在大街上分发传单，对着熙熙攘攘的路人，漫天飘扬的三色旗，到处都是的马赛曲，他们呼喊着“请支持中国人民。”他们竭力争取着“国际友人”的帮助。

镜头切换至同一天的上海法租界，在租界的法国人同样也在庆祝着国庆日，同样是漫天飘扬的三色旗，到处都是的马赛曲，法国人组成游行队伍，举着彩旗和气球在租界行进，他们欢呼雀跃的走向豪华的庄园，后来成为人民领袖的那个年轻人，他被“国际友人”的气氛所感染，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一起行进，欢呼雀跃，但就在即将和“国际友人”们一起踏入庄园的那一刻，他被租界巡捕一把拽出游行队伍，随后铁栅门关上，他只能和其它中国民众一起，抓着铁栅栏，愤怒，悲哀，而且眼巴巴的望着那些欢呼雀跃的“国际友人”。

人籍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从不是与生俱来，理所应当的。

随后那个年轻人离开了栅栏门，“国际友人”们为了庆祝他们的国庆节而燃放的礼花弹是如此刺眼，他在夜晚的灯光下奔跑，他想起了自己也曾在韶山的林间像这样奔跑，然后他意识到了。

中国的希望，从不来自任何形式的“国际”，而来自脚下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

西装革履的留法勤工俭学组徒劳无益的宣传，粗布衣裳的湖南青年在夜空下的奔跑，后来的很多事情，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特别是国际救世主。

那个年轻人意识到了，文章写了无数，会议开了无数，无穷无尽的辩经，没完没了的争吵，去西天取经，接受“国际友人”的资助和指导，十多年的蹉跎，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一样的山河破碎，一样的民不聊生。

一直要到这些无意义的争斗彻底告一段落，尘埃落定，革命者们抛弃了对国际友人的幻想，举起枪炮，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以轰雷般的步伐阔步于横跨南北的无数战场上，征战杀伐，流尽无数鲜血，无分老幼男女，籍血与火自深渊中崛起，新世界方才降临。

中国之所以获得新生，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中国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中国的敌人却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