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宁汉分裂后又迅速合流了？ 第1页

一 分裂前奏

1927年3月10日—17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对于国民党左派来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作出了很多决议，最主要的决议是：取消主席和总司令的职务，实行集体领导，新设立集体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换句话说，取消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将他的权力分散到各个委员会。同时强烈要求汪精卫别休假了，赶紧回来当党和政府一把手，位置都给你留好了。192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新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按照左派的安排，蒋介石将逐步被剥夺权力，然后边缘化，再无出头之日，很显然，蒋介石不是这么老实的人。

1927年3月上海南京先后光复，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很早之前，老牌革命家鲍罗廷就担心，一旦蒋介石进入东南富裕地区，有极大可能会和帝国主义或者他们的走狗买办阶级混在一起，这家伙已经隐约成为右派的新首领，不得不防啊。防什么呢？防蒋介石获得融资的渠道，鲍总控制蒋介石的绝招就是苏俄援助，一旦蒋介石获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援助，枪口还会对准帝国主义吗？那妥妥对准苏俄和左派啊。

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斗士，鲍总当然明白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得知3月21日上海起义成功的消息，武汉政府立马派出外交、财政、交通三个部长奔赴上海，上海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全国最有钱的人大部分都在这里，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老巢（租界集中区），准备全面控制上海，隔绝蒋介石和走狗们勾搭的空间。

3月23日，南京被攻克，武汉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程潜组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程潜为主席，整个委员会共11人，基本都是左派，江苏是沿海富庶省份，也不能落在蒋介石手里。

3月27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命令上海及江浙所有机关单位，财政税收事项只能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办理，其他一概不认，很明显就是防蒋介石伸出手来。

蒋介石会听从武汉政府指挥吗？显然不可能，他好不容易获得摆脱苏俄控制的机会，就是死也要抓住，未经武汉国民政府允许，频频会见上海滩的金融大佬。

关于他具体的表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总结的非常好，直接放出来：蒋在上海，帝国主义只看见他一人，不见有中国国民党及中央政府，外交、财政、交通都被其破坏。

蒋介石获得上海流氓以及土豪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在上海滩一文不值，蒋总司令的说话才好使。

蒋介石呆在上海的目的已经非常赤裸裸了，武汉政府急眼了，要求蒋介石立马离开上海，呆到军队里别动，在4月5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废除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务，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企图用政府权力削弱蒋介石的军权。

当然，左派还没有天真到认为一纸命令可以束缚蒋介石，早就做好两手准备，在1927年3月下旬，命令程潜伺机抓捕蒋介石，程潜回答倒是干脆：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先生。其实程潜即使执行了武汉政府的命令，成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的两个心腹手下杨杰和贺耀祖已经拜倒在蒋介石的银弹之下，还咋个抓？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掩饰了，他也拉拢过程潜，明确表示即将清党，希望程潜能支持他，被程潜同样拒绝了。

虽然武汉政府对蒋介石做了两手准备，显然这两手准备都太轻飘飘，压根就对蒋介石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既然已经决定收拾蒋介石，就应该集中全部力量迅速搞定他，实际上，武汉政府在两手准备失败后，就没有考虑对付蒋介石了，反而准备将全部力量继续北伐，并准备在4月5日誓师。

此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分成两伙人，唐生智、张发奎、谭延闿、程潜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准备4月5日继续北伐就是这群人，另外一伙人就是占据江浙的蒋介石和桂系，这伙人现在按兵不动，正在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的事情。

如果打开上帝视角，就会发现很有意思，3月31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开会，认为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的矛盾属于内部矛盾，还属于那种不太重要的内部矛盾，只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就可以了，认识出现严重偏差，实际上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革左派和共产党的命了。

4月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迫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准备4月5日誓师继续北伐。

4月4日，程潜从上海回到武汉，通报了蒋介石准备清党的消息，另有消息灵通人士递消息过来，说蒋介石已经准备在南京另立政府了，武汉政府一下子慌了，还北伐啥？都后院起火了，4月7日，大伙开会到深夜，决定迁都南京，看蒋介石还敢有啥不二之心？

当然，武汉政府也不是小白，知道兵马先行的道理，计划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进驻南京，4月9日，第四军都已经装船了，顺江而下就到南京，后来吴玉章说，如果第四军真的到了南京，蒋介石可能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的发动反革命政变了，可是历史不能重来，4月11日，第四军又退回武汉驻地，最后的机会失去了。

武汉政府干的这些事情，为啥看上去杂乱无章？根源还是在苏俄那里，斯大林在4月5日说：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出来引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

还有啥可说的？没有独立自主权，一切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这么个结局。

蒋介石已经在磨刀霍霍了，斯大林还觉得蒋介石是可以合作的亲密伙伴。共产国际派出最新代表团，团长就是那个热衷土地革命的印度人罗易，罗易初来乍到，觉得可以到上海和蒋介石聊聊，鲍总已经彻底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坚决反对，主张武力打击，双方争吵不休，直到4月13日，罗易还发电报和蒋介石勾兑：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首先造谣：陈独秀说20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精卫随口回了一句：哪里要20年呢？两年吧。蒋介石开门见山：想把鲍罗廷赶走，还想清党，希望汪精卫支持。汪精卫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今时不同往日，蒋介石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小瘪三了，手握军权，自己想和他对抗，必须得到苏俄和共产党支持，怎么可能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于是推三阻四，说要回武汉开会讨论，蒋介石差点气晕了，这种事情还能开会讨论吗？一旦传出去，苏俄和共产党会放过自己？

汪精卫为了搞清楚真相，专门和陈独秀聊了聊，主要是关于那个20年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的话题，陈独秀坚决否认，表示国共合作，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为了表示亲密无间，两人决定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必须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陈独秀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也被共产国际驳回，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发表这个宣言，也是为了团结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不管怎么说，这个宣言让陈独秀彻底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后面的下台。

国民党右派对这个宣言也极度不满，吴稚晖这个铁杆右派反应非常激烈，跳起来指着汪精卫的鼻子骂，像个泼妇，说话极其难听，说汪精卫有断袖之癖，是一个兔爷，污言秽语的把汪精卫惊呆了，反应过来后差点给气晕了，再也不想看到这几个粗人，4月6日直接离开上海到武汉去了。

二 宁汉分裂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武汉。

汪精卫在左派声声呼唤中，满怀希望回到国内，是准备回来当领袖的，刚到上海，吴稚晖用污言秽语对他表达敬意，等他愤而离开上海抵达武汉时，蒋介石用政变来表达对他的欢迎，把汪精卫差点给气疯了，左派也基本被气疯了，他们知道蒋介石不老实，但没想到这次搞的这么出格。

4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得到两个消息，第一个是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以领袖的口气通知中央委员们到南京开会，第二个消息是上海工人纠察队被袭击和缴械的事情，汪精卫立马发飙：简直是反了！第二天又表示：非为这些工友复仇不可。。。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何香凝说：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打倒这些反革命派。孙科表示：蒋介石是革命敌人！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免除蒋介石所有职务，开除党籍，成为国民党头号通缉犯，按反革命罪论处。

尽管左派们群情激奋，恨不得把蒋介石抓过来给剐了，调子一个比一个起的高，但实际上都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武汉这个地理位置太尴尬，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掉头打蒋介石吧，北方奉系会趁机南下捡便宜，继续北伐吧，担心蒋介石不讲武德，偷袭武汉，实在不好选择。

无论怎么选择，都有隐患，争论必然激烈，大家唇枪舌战，场面火爆，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意见都不统一，鲍总和罗易每次开会就大吵，鲍总觉得应该继续北伐，他认为湖北地处四战之地，武汉政府实力有限，根本守不住，趁现在还有点实力，应当立即北伐，占领河南，和北方的冯玉祥会和，即使遭受蒋介石和奉军的围攻，打不赢还可以跑嘛，跑到大西北，实在不行还可以跑到新疆，背靠苏联，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

罗易说你这不是逃跑主义吗？真正的共产党员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发动工农运动和土改，取得人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凝聚力量，再北上打击奉系，将冯玉祥从北方接到河南，让冯玉祥对付奉系，然后武汉北伐军再行东进，直扑南京，彻底消灭蒋介石这个反动派，这才是上上策嘛。

最后大家吵来吵去，还是定下来先行北伐，把河南打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和他们结成同盟，这样实力就很强大了，再依据形势决定是攻占北京或者南下收拾蒋介石。

1927年4月16日，刚刚在上海死里逃生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趁蒋介石在南京和上海立足未稳之际，马上出兵讨伐，必然能够成功，周恩来这个看法是非常有眼光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才是国民党正统，只要发号司令，大部分军队都会听从武汉政府指挥，打垮蒋介石的几率很大，苏联军事顾问也分析过，政变刚发生的那几天，如果对蒋介石动手，可以轻易解除蒋的武装。可惜的是，斯大林支持继续北伐建立西北基地的想法，所以就继续北伐了。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时候中国很热闹，有三个政府，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老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北洋政府，联共联苏的武汉国民政府。

蒋介石也害怕武汉政府打他，当时立足未稳嘛，让李宗仁派人到武汉沟通，表示我们是党内兄弟之间的分歧，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当前还是要一致对外，先把张作霖干翻再说，等攻占北京以后，再商量着来，我们之间就不要打了，免得别人看笑话。

既然各方的意见都是先行北伐，那就北伐吧，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汪精卫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二次北伐有三个重要目的：首先是统一全中国，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其次是打倒奉系军阀，第三是打倒内奸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指挥，经过一番激战，5月下旬，北伐军在河南击败张学良统帅的奉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多说一句，贺龙在这次战斗中开始展露风采，两个月后，他将率领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既然说到冯玉祥了，那就多说几句，不然没法解释后面冯玉祥的行为。前文也说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苏俄遭到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疯狂围殴，列宁形容的很贴切，叫社会主义的一叶孤舟航行在资本主义的惊涛骇浪中，随时可能被拍翻，急需在外界找到帮手，哪怕只是能吼两嗓子的帮手也可以，起码可以捧个人场嘛。

在中国找来找去，肯定找实力最强的合作嘛，谁愿意找个弱鸡？最先步入苏俄法眼的就是吴佩孚，被美国人称为宇宙最强，支持五四运动，好像很进步的样子，最关键的是，吴佩孚是反日的，对日本人没好感，与张作霖是死敌，简直完美，大家都知道张作霖是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和俄国人从来都不对付，日本人支持的苏俄无条件反对，对苏俄来说，吴佩孚简直堪称完美。

于是双方就聊上了，合作的欲望都很强烈，苏俄需要朋友，吴佩孚表示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嘛，等你帮我干死张作霖，统一全中国之后，我们的关系肯定会好的不会再好了，苏俄说帮你没问题，我们先提点要求，那个外蒙古自治和中东路铁路的事情，吴佩孚说这些事情很简单，我是这样考虑的，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自治，还有中东路铁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绝对要收回的，至于苏维埃制度，基本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适合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就挺好的。列宁一听，这还合作个啥？浪费口水和表情，找下家去了。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对吴佩孚产生一丝敬佩之情，绝对老吴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其实先不要那么激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张作霖也算条汉子，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俄国国内腐朽的统治阶级都懵逼了，列宁要革他们的命，托洛斯基要持续革他们的命，直到彻底革完为止，巨大的恐惧促使这些人立即跑路，跑的慢的都被杀了，形成巨大的难民潮，其中一些就跑到中国东北，哈尔滨的俄国难民就非常多，这些难民原来都是俄国的寄生虫，没什么本事，逃到中国后过的很凄凉，很多都变成了乞丐，被张作霖看到后，对苏俄非常不屑，表示俄国人连面包都吃不上，进步个。。。，此处省略几个字。

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觉得苏联很牛，其实回到当时，苏俄也只是一个小baby，在当时中国的军阀里，但凡有点别的靠山的，都不太愿意跟苏俄合作，何况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表示如果你胆敢从苏俄那里领盒饭，以后就别想从我们这里拿一毛钱了，中国这些有点门路的军阀基本都对苏俄敬而远之。

但是俄国同志们信念很坚定，继续找合作对象，在南方找到了孙中山，也就有了气壮山河的北伐，在北方找到了冯玉祥，冯玉祥的主要地盘在西北，属于中国的苦寒之地，比较贫穷，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没看上，冯玉祥也就没有机会和这些反动分子勾搭，在苏联同志们的眼中，冯玉祥“纯洁的像张白纸一样”，双方立即展开愉快的交流，苏联需要冯玉祥对付张作霖和吴佩孚，冯玉祥需要苏联的军火和金钱，双方对彼此都有深深的渴望，如同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苏联在张家口和开封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校，大批军火通过陆路运输过来，冯玉祥的实力开始大增。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军营里以前一直悬挂着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地图，表示勿忘国耻，和苏俄合作后，这些地图就不见了。不过这都是冯玉祥的障眼法，他既不纯洁也不像白纸，虽然他毫无保留的接收了大量苏联军火，但他和苏联的合作是有相当限制的，比国民党合作的力度小太多了，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在军队中搞政治工作，生怕把自己的队伍拐跑了，搞得苏联人对他也不是很放心，大家都留着小心眼，小心翼翼的合作着，随时做好了翻脸的准备。

对于冯玉祥和苏俄混在一起的事情，吴佩孚和张作霖都很不爽，尤其是吴佩孚，对反骨仔冯玉祥当年捅自己刀子的事恨之入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老吴居然和老对头张作霖合作起来，在1926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联合起来对冯玉祥一顿胖揍，双方在南口杀的血肉横飞，三方都损失惨重，吴佩孚大伤元气，结果此时广州北伐军不讲武德，开始北伐，直接把受伤过重的宇宙最强吴大帅给打残废了，取得光复武汉的辉煌战绩。

多说一句，在南口大战中，装备精良苏式武器的冯玉祥部队，虽然英勇顽强，还占据苏俄顶级堡垒站专家设计和修建的南口要塞的地利优势，还是没挡住吴佩孚的攻击。

吴佩孚的确不是吃素的，经过人肉磨坊似的战斗，打破了南口堡垒，迫使冯玉祥跑路，在路过库伦（乌兰巴托）的时候，经过鲍总做工作并亲自充当介绍人，冯玉祥正式成为国民党的一员，然后跑到苏联求救去了。

苏联虽然对冯玉祥不放心，在1926年底，还是援助了大批武器，这个时候广州的国民党北伐已经开始了嘛，不但开始了，成绩还异常出色，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国民党居然分裂了，有了两个国民党政府，一个武汉的，一个南京的，苏联人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冯玉祥当然跟着支持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4月，当武汉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的时候，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配合武汉北伐军攻占河南，冯玉祥非常听指挥，进军河南，成功会师。

说到这里了，就有必要说下汪精卫大帅哥了。和刚才说的那些粗人相比，汪总绝对是一个斯文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十四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以后跟着哥哥过生活，他的哥哥是个标准的老书生，把振兴家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小汪身上，对他要求极其严格，要求坐有坐像，站有站像，小汪也非常听话，学习搞的非常扎实，但少年人活泼的天性泯灭了，形成了干啥事都唯唯诺诺，没有自己主见的性格，伴随他的一生。

所以小孩教育一定要特别注意，严格要求小孩是好事，但不能过了，过了孩子就没主见了，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到社会上都不会有太大出息。

蒋介石就和汪总完全相反，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对打架斗殴倒是很感兴趣，做事从来不讲规矩，小的时候为了抢糖，在新年的时候，往自己的新衣服上抹稀泥巴，搞的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这样别的小朋友都不愿意靠近他，太脏了，没人和他抢，糖就全部归他了。

这事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另外蒋介石的脾气还爆，只要火头上来了，啥事都敢干，当年乡里的流氓欺负他们孤儿寡母，故意坑他娘，要多收税，被蒋介石知道后，一冲动就动手把流氓给削了，结果被抓进局子，他娘到处找人花钱才把他给捞出来，赶紧送他去日本，在日本碰到大哥陈其美，这才有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汪总是政府和军委一把手，绝对可以压制蒋介石，但蒋介石敢豁出去赌一把，摆了汪一道，即使如此，汪总依然占据主动，但他居然直接就放弃了，压根就没和蒋介石争一下，拔腿就跑了，这就是从小养成性格的鲜明对比，在关键时刻，勇气真的决定一切。

像汪总这种没有什么主心骨的人，干啥事都容易情绪化，当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会比谁都表现的积极，但形势逆转的时候，他又会比谁都沮丧，的确，汪总败在蒋介石手上不冤，蒋介石比他有勇气，虽然勇气可嘉，但蒋介石的毛病在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经常暴跳如雷，所以蒋介石输给毛教员也是应当的，毛教员已经完全跳出情绪这种框框了，看啥事都特别冷静，在顺境中能看到危险，在逆境中能看到希望，跟顶级围棋高手一样，每走一步，后面十步都想好了，怎么玩？

搞清楚了汪总的性格，就可以继续往下说了。

三 危机四伏

再强调下这几个时间点，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史成宁汉分裂，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9月9日，武汉政府迁往南京，两个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

我们先说4月12日至7月15日发生的事情，以蒋介石反共为开始，以汪精卫分共为结束，时间就三个月，汪总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虽然汪的性格软弱，但他真不是神经病，他只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凡事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而已。

分析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非常不妙，武汉国民政府是联俄联共的，苏联是当时地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传播的思想是革资本家的命，肯定让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受不了啊，他们觉得你们在俄国内部玩革命就算了，现在又跑到中国来抢地盘，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必须坚决打击，关于这点，新旧军阀的主子们意见非常统一，必须搞垮武汉国民政府。

怎么搞垮？两招嘛，首先经济封锁搞乱内部，其次军事打击一劳永逸。美国人就很擅长这两招，只是很多对手没能扛过第一招。

此时武汉政府的基本盘是三个省——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处中国中部，四面都是敌人，东面是占据江浙的蒋介石，南面是两广的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这两伙人已经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了，北面是张作霖，属于死对头，西边是四川和贵州，因为反共也和蒋介石站一边了。

一旦共产党取得政权，所有军阀都属于被革命的对象，在反共这点上，军阀们是有共识的，所以暂时团结在一起了，一旦这点共识消失，就是他们表演狗咬狗的时候了。

虽然处境艰难，但武汉政府还是有伙伴的，西北的冯玉祥嘛，只要有冯玉祥在，苏联的援助就可以通过西北输送过来，只是路途的确太遥远，而且交通极其不方便，难度很大，可行性不太高而已。

书上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就是因为中间阶级反水，这个中间阶级指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前文分析过了，这个阶级很反感帝国主义，但他们也很害怕共产主义，当北伐势如破竹之际，各地工农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时，他们是真害怕了，蒋介石高举反共的旗帜，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取得了各路军阀的支持。

联合起来的这些军阀和资产阶级，必须要置武汉国民政府于死地，首先开展的就是经济绞杀战——经济封锁。

第一步是断绝交通，这个事情比较简单，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军阀派部队把守交通要道，禁止一切货物通行，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立马停摆，外省的货物运不进来，本省的货物运不出去，武汉的工厂缺乏原材料，只能停工，外面的商品运不进来，武汉的各种日常用品开始奇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第二步是制造金融危机，这个搞法和贸易封锁是配套的，当武汉政府发行的货币买不到商品时，不就一文不值了吗？这个时候，恶性通货膨胀就爆发了。

当时银行发行货币的时候，必须要有准备金，中国是银本位制，所以银行的准备金都是银元，客户拿着银行发行的钞票，随时都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准备金就是银行发行钞票的底气。

上海滩的金融大鳄们早就精通这些游戏了，来了一招釜底抽薪，上海滩的所有银行都拒绝承兑武汉政府所属银行开出的票据，摆明就是不和你玩了，更绝的是，租界应蒋介石的要求，强行关闭了苏俄在上海租界的远东银行，苏俄向武汉政府输血的通道也被掐断了。

当然这些还不够，在武汉开工厂、贸易公司、运输公司的全部都是资本家，他们全部拒绝使用武汉政府发行的钞票，只收银元，几乎将武汉的银元抽空，这样武汉政府发行的钞票就没有足够的准备金，这个时候，只要组织一批人到银行要求兑换银元，一旦银行拿不出足够的银元承兑，武汉政府的钞票立马就会变成废纸。资本家们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也下血本了，纷纷关闭在武汉的产业，导致几万工人失业，工人们没饭吃要闹事，武汉社会开始变的动荡不安。

在放出这两个大招时，蒋介石也没闲着，开始搞起策反来，前文已经分析过了，北伐军军官的基本盘是右派，这些人对打倒帝国主义兴趣是很浓厚的，但对于分自家财产，革自家爹妈的命，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非常敌视工农运动，这点和蒋介石是有共识的，很容易一拍即合。

在蒋介石金钱的支持下，1927年5月13日，驻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叛变，引起武汉震动，5月21日，驻守长沙的许克详叛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变”，5月29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开始分共。

汪总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直接吓尿，在得知马日事变后，马上给在河南前线的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发电，要求唐生智立即回师武汉，先解决内部叛乱。

此时唐生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他原本是反对北伐，主张先东征解决蒋介石，可共产国际支持北伐，他就服从命令带队北伐，在河南把奉军打的节节败退，马上就要开始最后的临颖决战了，眼看胜券在握，结果后方出现夏斗寅和许克详叛变的事情，汪总是吓坏了，那是因为汪总没指挥过军队，唐生智对自己的这两个反骨仔手下很清楚，留守大本营的第八军和叶挺师完全可以轻松解决，自己安心解决奉军，完成二次北伐的目标，为东征蒋介石消除北方隐患，才是上策。

唐生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并且全部完成既定目标，北击奉军，占领河南，完成二次北伐目标，第八军和叶挺师击溃夏斗寅，平息叛乱，稳定了武汉政府岌岌可危的局面。

既然说到这里了，就多说几句唐生智，他本来是个湖南军阀，在倒向广州革命政府后，成为北伐先锋，在北伐中实力逐渐扩张，一直看不上蒋介石，反而在北伐和二次北伐的过程中，开始感受到人民战争的威力，毛教员是搞农运的天才，在后方发动大批农民支援北伐军，北伐军打到哪里，农民就将服务提供到哪里，农民送水送饭、运送军火、帮忙侦查、照顾伤员，尤其是二次北伐的时候，许克详叛变后，农会开始对武汉政府军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各地农民都不帮北伐军运送粮食了，在战役的关键时刻，眼瞅着没几天的存粮了，唐生智急眼了，没粮食还打啥仗？他是明白人，马上让人联系毛教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批粮食就运送到前线了。

可能感受到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唐生智在北伐前线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且做出表态：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支持湖南的所有工农运动；所有部队设立政治部，由中共党员担任；聘请苏联军官担任军事顾问。这种搞法是属于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基础上再进了一步。

在武汉国民政府分共之后，当时毛教员准备在文家市发动秋收起义，缺少武器，派人联系唐生智，唐生智让弟弟唐生明率领一个连，从汉口专门运送300多支枪和一万多发子弹，送到湖南浏阳，支援毛教员起兵讨蒋。

对唐生智如何评价？我想把毛教员和陈毅元帅的话放出来最有说服力，1950年，毛教员对唐生智说：唐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是信的过的。你那些部下，就难说了。1962年12月，陈毅对唐生智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国民党一级上将，只有你没有和我们红军、解放军打过仗。

话题再转回来，6月15日，武汉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北伐军胜利回师，然后迅速部署东征讨蒋的军事行动，安排张发奎率领第二集团军沿长江进攻九江，何健率领三十五军进攻安庆，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蒋介石极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

可蒋介石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因为意外出现了，“纯洁的像一张白纸”的冯玉祥又叛变了，蒋介石在徐州和冯玉祥会晤时，祭出孔方兄，瞬间改变了冯玉祥联俄联共的策略，在6月21日，冯通电全国，表示和蒋介石联合，执行反共策略，并且威胁武汉政府，要求立即停止东征讨蒋，否则冯的西北军将南下武汉，戡乱反正。

浓眉大眼貌似忠厚的冯玉祥怎么说叛变就叛变呢？原因也不是太复杂，本来冯玉祥一直呆在西北苦寒之地，是所有军阀里面最穷的，他接近苏俄仅仅是为了获得援助，蒋介石在徐州不但承诺支付冯的军费，还开出一张大的空头支票，表示只要冯站在自己这边，等光复北京之后，整个北方就交给冯玉祥治理，这个饼画的就有点大了，让穷怕了的冯玉祥立马就有了心动的感觉，当机立断，做出决定，当然，理由还是要冠冕堂皇，表示“凡有妨碍北伐者，乃是反革命”，比如唐孟潇，如果胆大妄为，继续东征，破坏北伐，莫怪我老冯翻脸不认人。

事已至此，武汉政府真正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逐步发生，在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的左派领袖们本来就不坚定的意志已经开始松动，在北伐军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后，武汉政府领袖们和冯玉祥在郑州开会，会议上大家态度就开始分化，汪总和孙科强烈反蒋，徐谦和顾孟余主张和南京联合，会议结束后，这两个原来“要坚决消灭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左派领导，没有回武汉，投奔南京反革命去了。看到风头不对，谭延闿、程潜、朱培德回到自己部队，公开表示接受南京政府领导，树还未倒猢狲已散，宋子文和孙科也相继离开武汉，除了唐生智和中共支持，汪精卫的国民党同伴基本跑光了。

为啥左派大佬们这么快就说话不算数了？还是前文说过“左”“右”的问题，国民党的基本盘在右边，当面临共同的敌人——军阀时，国民党可以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一旦涉及阶级斗争时，利益受到损害的国民党右派们，立马就会开始反抗，这种反抗是上层下层全面开花，无人能够阻挡，这些逃跑的武汉政府大佬们，脑袋都很聪明，就是因为看透了这点，感到事情无可挽回，不跑等着挨手下的黑枪吗？

四 分共合流

外部的环境如此凶险，但汪精卫的内心更加波涛汹涌，无意中让他得知的两个信息，促使他做出宿命中的决定——分共。

为了充分表达对合作伙伴的信任，1927年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特邀汪精卫参加，会上汪精卫提了一个问题，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印度人罗易给予的回答非常真实“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队，将决定通往社会主义方向的进程”，瞬间让汪精卫明白了，在共产国际眼中，无产阶级才是最后的主人，自己只是一个过渡的。

到了5月底，斯大林和一帮苏共大佬争权，需要托洛斯基支持，为了讨好托洛斯基，贯彻在中国的持续革命，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激烈的手段对付国民党右派，由此挽救中国革命，这个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之前斯大林还要求团结国民党右派，转眼又要用激烈的手段打击右派，可是中共连武装力量都没有，用棍子去打击吗？这样的指示显然无法执行。

不知道印度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罗易居然把这么重要的电报直接拿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本来就情绪低落，看到电报后大吃一惊，以为中共要造他的反了，那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和共产党翻脸。

可能大家看到这里，觉得汪精卫是不是疯了，本来和蒋介石对着干，现在还和唯一的盟友共产党翻脸，不是厕所里打灯笼吗？实际上汪总不但不傻，还非常聪明，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招。

1927年7月10日，汪精卫命令共产党人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

蒋介石能够团结国民党右派，对付汪精卫的主要旗帜就是反共，现在汪精卫也开始反共了，蒋介石的旗帜顿时失去作用，再对付汪精卫就没有借口了，更要命的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比蒋深的多，拥有众多粉丝，这些粉丝一直都看不上蒋介石，现在强烈欢迎汪总继续担任领导。

蒋介石还能说什么呢？还敢做什么呢？什么都不敢，按照正常的剧本，蒋介石也要举起双手欢迎前辈汪总回来，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天天给自己上眼药水。可是蒋介石也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为了表明在国民党内靠脸蛋是不行的，必须要靠实力，蒋介石觉得是时候开始真正的表演了。

表演什么？打仗嘛。

蒋介石靠北伐起家，现在党内矛盾已经消除，为了震慑国民党内部蠢蠢欲动的反对派，他选择继续北伐，准备靠军功撑起威望，提高党内的地位。鉴于之前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气势，他觉得军阀不过如此，自己上效果应该更好，于是吹了个牛B，表示如果打不下徐州，自己就辞职。

蒋介石一直有个错觉，觉得自己是军事天才，北伐军总司令嘛，势如破竹的北伐不就是自己领导的吗？这是典型的把权力当成能力了，带着这么个错觉，凡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斗，基本要吃瘪，打下徐州的牛B刚吹完，啪啪就被打脸，被孙传芳和狗肉将军张宗昌在云龙山包围，差点交代在那里，大败而回。

其实吧，汪总一直觉得，不彻底扳倒蒋介石，总觉得不踏实，看到蒋介石在徐州吃土，机会如此难得，汪精卫和唐生智谭延闿这些人又聚在一起，8月9日，宣布继续东征，打倒蒋介石这个独裁分子。

蒋介石大吃一惊，刚刚被军阀打的抱头鼠窜，哪里还有能力对付武汉的十万大军？赶紧找李宗仁和白崇禧，桂系很能打嘛，希望李白二人立即出兵对付唐生智，李白二人倒是非常耿直，表示都是党内的兄弟，我们就不参和这件事了，把蒋介石差点气的脑梗。

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感到委屈万分，破口大骂，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走吗？我走就是了。边说边朝自己的嫡系何应钦使眼色，意思是老何赶紧跳出来挽留啊，何应钦楞是装做没看见，低头玩手指一言不发，蒋介石终于感受到什么叫透心凉心飞扬了，万念俱灰之下，拂袖而去。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所有障碍全部消失了，1927年8月22日，汪精卫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在9月9日以前，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流，史成宁汉合流。

蒋介石冒着巨大的风险，闹了半天，可却为他人做了嫁衣，内心无比惆怅，但他小时候就敢把烂泥巴抹在新衣服上和别人抢糖吃，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认输？

光头蒋马上就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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