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哪些过去 100 年里「说到做到」的故事？ 第1页

建国之后的电力行业。

今天，让我们用一张小水电站的黑白照片，开启一段从彭德怀到切·格瓦拉，再到成都乡村电气化的故事，一段横跨六十五年的电力行业「说到做到」的故事。

彭德怀说：乡村用电的潜力大了，10kW的水轮机哪里够，换30kW的。

切·格瓦拉说：在这里，我看见了两条腿走路的正确。

电力行业说：给我四十年，电靓蓉城所有乡村。

一、缘起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缘，常常妙不可言。按照六度分隔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切·格瓦拉，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象征；新都，四川省成都市北部的市辖区。三个似乎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名词，却偏偏真真切切地组合在了一起。而承载这段奇妙之缘，开启这趟奇妙之旅的，正是笔者所珍藏的一张黑白老照片……

二、燃情岁月 新中国建设的蓬勃

　　这是一张由新华社记者游云谷、金勖琪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黑白照片——浓黑的夜色下，新都市新繁县（现今新都区新繁镇）新民人民公社水电站小型厂房大坝亮起了稀疏的灯火，三三两两的村民或站或蹲，在坝上纳凉。

　　远在西南边陲、深在盆地腹地的新都却拥有着四川全省第一个大型人民公社——成立于1954年元旦的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更用上了连省城里也很金贵的电灯。而这都离不开这座并不起眼的小小水电站。

1955年底的某夜，公社社长罗世发和党员干部热烈讨论着未来七年的远景规划：明年元旦开年，公社就要升级为“高级农业社”，这不仅是全川第一个高级社，在全国也是有模范引领作用的。七年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第一首要且最大的建设工程：水电站。

　　在当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中国，别说省城成都，即使是首都北京，也很难保证稳定的电力供应。而如今一个小小的乡村公社居然要自己动手建水电站，很多人都在怀疑老罗他们只是在“冒皮皮”。因此，当新民人民公社“七年远景规划”在《四川日报》上刊登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且贬多于褒。

　　实干胜于雄辩。1956年元旦，新民高级农业社正式成立，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到场主持。第二天，水电站建设工程项目于锣鼓喧天中开启。这或许也就是新都农村电气化万里征程跨世代的第一步。

　　但这并不容易，尤其在一切全靠肩挑背扛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疏通河道时，社员们站在刺骨的河水中瑟瑟发抖；在搬运石块时，社员们又在寒风里汗流浃背。经过一千余人连续二十五天的日夜鏖战，河道终于疏通。就在准备下阶段水电站基坑砌筑时，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一直以来十分关心农村与工业发展的中央首长彭德怀元帅要来看公社自己修的水电站！

　　在看到热火朝天的水电站建设现场时，彭德怀元帅兴致很高、也非常开心。当他听到公社水电站只准备装设10千瓦发电机时，当即表示这个发电量不足以支撑起此地未来的电气化水平，要求四川省水利厅的同志更换为35千瓦水轮机。虽然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但“敢教日月换青天”的昂扬斗志还是很强的，对中国的未来、中国农村的未来、中国电气化水平的未来，满怀赤诚与信心。

在这激情燃烧的岁月，万众一心，潮鸣电掣。基坑砌好了，水轮机安装完毕，发电机安装完毕，全社电杆电线电灯装设完毕。大年三十的晚上，新民人民公社家家户户亮起了耀眼的灯光。

　　从这以后，每当傍晚，水电站的大坝也成了公社“新地标”，小孩嬉闹、妇女纳鞋底、老人们一边抽旱烟一边聊天。

　　这一刻，电带给人们的希望与温暖，安适与满足，就这样被新华社记者刻印在了这张黑白老照片中，晨昏，四时，朝暮，流年，生生不息。水电站承载的是党领导下新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是老百姓对未来对生活朴素而热烈的期盼……

三、红色中国 万众一心的热忱

　　这张黑白老照片开启的奇妙之旅，是一次穿越时间的旅程。就像一把蕴含时光魔法的传送钥匙，我们可以自由穿梭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们不妨将时间从1956年快速指向1960年。还是在这个新都区的农村小水电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在了这里——年仅三十二岁，风华正茂，眼中燃烧着浓浓革命热情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

　　继戎马一生的革命领导人之一彭德怀元帅参观后，同时也缘于新民人民公社水电站登上新华社“高速度万岁”主题图片展的带动，贺龙、罗瑞卿、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也相继来到西南边陲小镇，参观新民人民公社，以及公社中最大、科技水平最高的水电站。

　　新都新繁新民人民公社就这样出名了，也“带火”了水电站。除了中国领导人，甚至还有一位其他国家的革命领导人来此参观，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就是日后被亿万人视为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象征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

1960年11月17日，刚与中国建交不到两个月的古巴，由革命领导人之一、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带队访华。切·格瓦拉把“中国革命”作为古巴共产革命的精神动力与实践指导，毛泽东是他最为钦佩的革命家。能够到中国来，与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会面，看看红旗飘扬的社会主义世界，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在见到毛主席后，这个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革命狂人”的领导人，像所有得见偶像的崇拜者一样，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还是毛主席主动开口：你好年轻哟！以此开启了一段轻松、幽默的会谈。除了与自己的革命偶像毛泽东主席会面，切·格瓦拉还想去中国各地，看一看“红色中国”。

11月24日，切·格瓦拉来到了新都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他兴致盎然的考察了公社试办的小型水电站、农具厂、化肥农药厂和公社的托儿所、幼儿园、食堂、居民点等。其中，公社人民发挥革命力量、集体智慧兴建的新民人民公社水电站，以及公社农村电气化水平，无疑给切·格瓦拉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在11月27日于上海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切·格瓦拉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形象地总结了自己在中国考察工农业的感受：这次在中国的短短旅行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巨大的桥梁，巨大的冶金企业，也看到过小的轴承厂和小的通过人民智慧创造出来的小的水电站。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政府规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正确。

　　这一次，电带给生产的动力与期冀，未来与可能，就这样被质朴而低调的暗藏在一次生动的演说中，自由，理想，浪漫，热情，至死不休。还是这张黑白的老照片，还是这座水电站，其承载的是红色中国万众一心干事业的热忱，是老百姓对建设与发展的信念与坚守……

四、万家灯火 电亮美好幸福的生活

　　时间指向1971年，这座成都平原最早的农村合作社小水电站，终因渠系改造、地区电网形成而停运。新都新繁新民人民公社，也成为了如今的新民镇。但这段奇妙的旅程并未因此结束，“水电站”曾经所承载的光荣与梦想，一直在延续，乃至更加宏大和璀璨。

1974年，新都全县23个公社（乡）全部通电，1984年，全县299个大队（村）全部通电，1985年，全县2625个村民小组全部通电。

2021年的一日，当黄子奇（为保护个人隐私，此处是化名）看到这张笔者所珍藏的黑白照片时，嘿的一声笑出来：“这不是以前在咱镇政府后面那座老水电站么？六岁之前我挨父母的打，一半是在这个上面。”

　　黄子奇，1966年出生于新民镇新民社区，是供电所的一名老员工。在他的回忆里，小时候经常跟着大孩子去水电站那里玩，听说有很多了不得的中央首长来过这里。但是小孩子在乎的不是这些，而是晚上电灯能把周围照得跟白天一样，非常适合玩耍。于是他们经常都得被父母打着屁股、拧着耳朵才依依不舍的回到家。那个大房子在小孩子眼里是一个有魔法的地方，水从里面流过去，居然就变成了亮堂堂的灯光，实在是令人惊奇且敬畏。

　　后来水电站拆了，十多岁的黄子奇也背起行囊、出门闯荡。1993年，当27岁的黄子奇再次回到故乡、成为新民村的一名村电工时，他惊奇的发现记忆里那个晚上只有几点灯光的村子，如今变得处处灯火通明。可仅仅有电还不够，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各种各样的新式电器也开始出现在村民的家中，让村里老旧的变压器和线路不堪重负。于是经常会有村民叫他，“黄电工，你过来看看呢，我家为啥电饭煲一开保险就断了”“小黄，你过来看看我家电视哦，总是闪来闪去”。

　　但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改变。1996年，村中的老变压器更换成新型的大容量变压器；1999年，村里又新增了一台变压器，并且将老旧的高低压线路全部更换成更大线径的新线路。此时，不仅家家户户的灯亮了，电饭煲、电视、电风扇等“洋气”的物件也很快进入每一户人家。

进入千禧年后，村电工黄子奇进入了供电所，成为了一名国网人，以建设者和见证者的双重身份，看着当年的新民人民公社、如今的新民镇，吹着千禧年的春风，大踏步的走进了新电气化时代。

　　他看到电热水器、电动车、电脑走进父老乡亲的家中，看到一个个现代化工厂在村里村外拔地而起，看到村民们不仅无比熟练地拿出智能手机网上缴电费、还时不时的让他帮忙点一下领红包，看到曾经的水电站周围如今高楼林立、流光溢彩。他看到一个被母亲揪着耳朵的男孩从远方渐行渐近，变成了如今这个年过半百，拎着电工包、穿着蓝色工装的自己。

　　还有五年就要退休了，他只是无数普通电力人中的平凡一员，但作为乡村电气化激昂征程的参与者，他的身影与新民人民公社众志成城修建电站的社员、开怀大笑的彭德怀元帅、眼中革命之火熊熊燃烧的切·格瓦拉，仿佛一直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构成了谱写乡村美好生活的动人旋律。

这一代，电带给生活的甜美与富足，乐享与便捷，就在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中在日日常常的人间烟火里静静流淌，绚烂，康泰，恣意，浓墨重彩。

七十年来，成都电力从新中国成立时的总装机容量0.6万千瓦、年用量0.1亿千瓦时，到如今装机容量360万千瓦（含省调部分）、年全社会用电量725亿千瓦时，用电量实现了7000多倍的增长。

　　从罗世发、彭德怀、切·格瓦拉，到如今的老电工黄子奇，在一张黑白老照片里，我们开启了一段横跨数十年年的电力奇幻之旅，见证了一座水电站所承载的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见证了成都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乡村电气化之路，见证了电力为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不竭之力！

2005年的科学发现报。

大家都在画饼，只有我们做到了。

1921年，毛泽东在参加一大途中，船行至岳阳时，遇到了曾经的好友萧子升，且与他共处一个舱室，他劝说萧子升一起入党并参加这次会议。萧子升后来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到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改变中国。”

1955年10月，毛泽东预测，超过美国大概需要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030年左右。

这篇很早的“勿谓言之不预”，不知道算不算说到做到？

1949年的9月7日，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一个很小的角落刊登了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此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人民日报》的地位还没今天那么高。因此，在距北平3500多公里之外的拉萨，身处布达拉宫深处的西藏统治者们未必能听得见这篇文章所发出的声音。

西藏，以其雄伟壮观、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巍巍雪山，层峦叠嶂，整个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雄踞于中国的西南部、亚洲大陆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当历史的时针指向近代时，这里开始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巨大的痛点。

自1840年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盯上了西藏这块美丽的地方，其假借“考察队”和宗教交流的名义，屡屡派人前往西藏各地开展各种活动。尤其是占领着印度的英国殖民者，甚至多次直接武装侵入西藏地区，逼迫西藏政府签下了《中英藏印条约》《拉萨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并鼓吹西藏地方政权脱离中国政府谋求“独立”。

而这一百年的时间，也恰恰是中国政局最混乱羸弱的年代。中国政府从未在西藏驻扎过军队，从未修通过通往西藏的公路，在西藏没有基层行政机构，邮局、电报等公共设施也一度是由英印把持，西藏人民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度中，与内地联系较少。“解放西藏”四个字写着容易，但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政治家会相信成立还不满30年的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除了复杂的历史和地理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极为复杂。1949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还没有消灭干净，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也紧张起来。面对中国人民要解放西藏的要求，某些国家跳了出来——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英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要求”；美国将大批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等武器通过印度运往西藏，对“藏独”势力进行实质支持；甚至连刚刚独立的印度也继承了“大英帝国”的野心，鼓动西藏某些势力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以此对新中国施压。

考虑到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毛主席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进军西藏”这项任务，就这样沉甸甸地落在了刚刚驻扎在川南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八军官兵身上。当年，仅仅是走到拉萨，就已经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任务，因为这意味着这支近3万人的部队，要穿越横断山脉，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12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4座；横渡金沙、澜沧、怒江等大小江河数十条。

为稳定军心、提振士气，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先垂范。张国华说：“这次进军西藏，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在十八军动员大会上，张国华抱着两岁多的女儿走上台：“今天我把我女儿带到会场，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不但我要进藏，我老婆要进藏，就是我的女儿，也不留在内地，也要跟我们一道进军西藏！”令人惋惜的是，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病逝于进藏途中，成为了“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个烈士”。

这一路的艰苦是超乎想象的。由于西藏的情况极为特殊，党中央专门对进军西藏提出了“不吃地方”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十八军在翻越无数雪山的同时，主要是依靠自己携带运输补给物资。官兵们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天的粮食，平均负重七八十斤。此外，为了保证后续补给，这支部队还必须要边进军，边“不惜一切代价”建设第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这首名为《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反映的是1950年十八军官兵修建雅安至甘孜公路的场景。今天的川藏自驾游是一条热门的旅游线路，但在当年，要在一座座环境恶劣的雪山上，靠钢钳、铁锤这些原始工具开山破石，其艰难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每推进一米都要造成大小不等的滑坡和塌方，施工的第一年就有不少于2000名战士和民工献出生命——365天中，牺牲人数最少的一天是5人。

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行军，十八军部分部队抵达了昌都地区，与前来阻拦的藏军主力进行对峙。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拉开帷幕，解放军官兵们忍受着空气稀薄、饥寒、劳累，日夜兼程，连续作战，仅用19天就一举歼灭藏军有生力量，还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2名印度人，为最终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不为人所知的是，昌都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抗美援朝战争就正式打响。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在当时以极大的魄力抓住时机，当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必将给解放西藏带来极大的代价。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明确：“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1952年10日26日，解放军在拉萨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入城部队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腰鼓队为前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壮地进入拉萨城区。至此，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7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西藏正变得越来越富饶美丽！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是钧钧，感谢您阅读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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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基因组之争——日本毁约，我国的一次绝地反击。

————家蚕——华夏————

提到家蚕？你想到什么？是古蜀蚕丛？是劝课农桑、帝先农后亲蚕？是丝绸之路？还是“华夏”中的华字？

我们古称华夏，而华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丝绸。

《春秋左传正义》：“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而服章之美的服，正是丝绸这种中国古人掌握的独有技术。

考古发现，在5000年前，我国先民就有了丝绸技术了，仰韶文化中发现的丝绸距今约5300至5500年。

可以想象，在绝大多数世界还处于"披树叶、裹兽皮"的时代，我国已经拥有了蚕丝这种高级的纺织品，做成了华美的服章，这也是为何我们在民族早期命名中给自己加上了“华”这样一个字，这就是当年其他人眼中的“黑科技”啊。

以至于，周礼以降，每年都举行亲蚕礼，由皇后所主持，率领众嫔妃祭拜蚕神嫘祖、并采桑喂蚕，以鼓励国人勤于纺织，和由皇帝所主持的先农礼相对。

甚至到了唐朝，都有外国人（波斯）觐见唐代官员的时候以为是隔着两层看到的黑痣，结果细看才知是5层，可见“薄如蝉翼”的高超纺织科技，一直掌握在我国手里。

^[1]

而作为吐丝的家蚕，可以说是我国的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动物了，作为丝绸之国，蚕丝甚至一度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产品，无论是汉代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唐宋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核心产品，成都更是被称为锦官城。

不仅如此，丝绸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文化的传承基质。

比如在新疆和田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就发现了一件织锦，上面写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八个篆体汉字。

其他更不用说，什么“云中谁寄锦书来”之类的。

而作为生产丝绸的家蚕，也是我国专属，是我国先民们独立从野蚕驯化最终而形成了今天的家蚕，可能当年的蜀国国王蚕丛也是曾经驯化家蚕路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家蚕就是我国发现我国驯化并且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了相当位置的存在。

————家蚕基因组，中日之争————

随着经济交流，尤其是家蚕扩散到海外后，慢慢国外也掌握了家蚕的养殖和丝绸纺织技术。

以至于，到了后来，全世界养蚕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行为。

而养殖家蚕中，以日本尤为发达，甚至某种程度不逊于我国。

作为我国文化的辐射范围，日本同样也有"亲蚕礼"这一节日，皇后亲自养蚕。

《日本书纪·雄略纪》：“三月辛巳朔丁亥(七)，天皇欲使后妃亲桑，以劝蚕事。爰命蜾蠃聚国内蚕。”

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完成，标志着生命科学进入了基因组时代，那么，基因组测序就成为了新一轮竞争。

而这个时候，家蚕，也一样记上日程。

其实不得不承认，这个时候，家蚕的先进技术，已经某种程度上在日本了，日本经过了多年的改进和选育，已经拥有了更多的家蚕品种资源（其中有部分是直接从我国夺走的），而且，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科技上更是遥遥领先。

就比如基因组技术上。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1990年启动的，而共同承担这个计划的5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可见日本在基因组技术上的超强优势，与之对比的是，我国是1998年才幸运的在访美后拿到了1%的机会，最后勉强成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正式参与国之一。

而在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其他的物种，家蚕，正式日本的选择之一。

作为我国的国器之一，家蚕基因组当然不能完全被日本垄断啊，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和日本合作，争取能够分担一部分工作，避免家蚕基因组资源彻底成为日本独家掌握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先努力的证明自己，面对毫不占优势的情况，我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早在2000年我国就率先完成了10万条家蚕EST测序（这个算是一部分家蚕基因组的解读），因此也为我国赢得了家蚕领域的一定话语权^[2]。

于是，2000年，我国带着自己的10万条家蚕EST前往日本，希望能够在日本主导的家常基因组计划中承担一部分工作。

当时，日本也同意了，中日双方达成了“中日合作完成家蚕基因组测序”的协定。

然而，就在我们庆幸没有被日本方面抛弃的时候（没错，技不如人，真没办法，想象下我们今天在芯片领域的苦），日本却出尔反尔。

2002年，日本单方面撕毁协议，抛弃中国，独立开展自己的计划。这一年，日本确立以破解家蚕基因组来“开拓21世纪日本丝绸之路”，并将2003年定为“日本丝绸之路元年”，可以说，日本决定要自己独吞了。

2003年，日本单独启动了家蚕基因组测序。

忽然之间，我们彻底失去了家常基因组的希望，这一古老的中国经济作物，这一承担着无数文化记忆的物种，它的基因组竟然可能会不属于我国，这对于我国的蚕桑工作者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没有退缩。

在彻底失去了和日本合作机会之后，我们决定，自己干，筚路蓝缕，那也要干。于是，家蚕领域的院士向仲怀先生（西南大学老院士，和袁隆平同一年当选）决定开启中国的家常基因组计划。

没有人才怎么办？广募贤才，后来的家蚕基因组计划负责人、家蚕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业内第一个长江学者夏庆友教授，当时正在日本进修，向老亲自劝说夏庆友回国来主导这一项目，而夏庆友也毅然决然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科研条件，选择回国。

没有资金怎么办？砸锅卖铁。在当时我国经济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国家很难拿出这笔巨资。这种情况下，向老背水一战，首先把实验室多年来所有积蓄下来的1000万科研经费作为启动经费，可是这还是远远不够啊，怎么办呢？贷款。接下来去找银行贷款了1000万。这一勇敢行为，在今天都难以想象，贷款1000万做科研，但是那个年代，为了争夺科研制高点，我国科学家做到了。

没有时间怎么办？拼，夜以继日，放弃休息。日本3月就启动了计划，而我国到了6月才启动。

而且，当年，我国还面临着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来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短短3个月，我国科学家夙兴夜寐的努力，最终赶在日本前面，率先完成了家蚕基因组计划。

2003年11月15日，中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家蚕基因组测序计划告捷。

当中国公布了这一结果，日本就真的前功尽弃了。

从当年对我国的弃之敝屣,到后来的高攀不起，很快，家蚕基因组专有数据库正式建立，而日本方面彻底放弃。

接下来，家蚕资源库建立，日本方面也只能选择将自己的家蚕资源送往中国，当然其他国家也一样，毕竟我国掌握了家蚕基因组的资源，并且拥有最大规模的家蚕资源，其他国家无论谁都达不到这个规模，只能最后一起搭建更加完善的家蚕资源。

这是一场时间的竞赛，更是一场我国科技的逆袭。

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且在非典疫情的危机中，向仲怀院士以民族利益为重，承担巨大风险，最终打赢了这一场科技战争。

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批示：

“这是我国科学家继完成人类基因组1%计划、水稻全基因组计划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并指示“继续攻关，扩大战果”。该项成果入选当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5年，科技日版将这项成果评为“建国55周年我国科学家取得的55个世界第一”

2006年，家蚕基因组芯片研发成功，入选中国年度十大科技新闻。

2008年，家蚕基因组精细图谱发布。

如今，家蚕领域研究，我国已经重回制高点，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家蚕的圣地，不少其他国家的该领域研究人员也纷纷赶赴中国开展研究和合作。这也是我国一个处于世界领先的领域，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2003年，那一次，说到做到的勇敢竞争。

今天的我们，科技不断进步，民族自信不断提升，但是这一切，并不容易，细想一下，甚至在20年前，我们都面临着如此弱势的科技地位，面对求合作而被毁约情况。

也许，这才是“说到做到”的意义，那就是，有些东西，如果实在是求不来，那就自己干吧。

参考

1. ^中国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丝绸，距今5000多年 http://www.ccf.org.mo/index.php/article/index/id/320/cid/5.html
2. ^向仲怀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8-07/20/content_17401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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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墙上的口号都落实了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不仅对广大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而且对全社会、对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开信全面阐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指出了正确方向。信中明确提到：“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从此，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被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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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有一部科幻小说，名字就叫做《新中国》。

作者是晚清小说家陆士愕，他是这么描写的：

“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便在上海浦东”。小说中写道，在上海浦东要召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外游客都要来。在小说里，一觉醒来的陆云翔与妻子游历上海，惊讶地发现，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昔日趾高气扬的洋人见了中国人彬彬有礼。“

“未来的上海高楼林立，人民广场（跑马场）建起了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由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橡皮包甲”的兵舰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国家敢来挑衅……”

“治外法权已经收回，外国人侨寓在吾国的，一律遵守吾国的法律，听从吾国官吏的约束。凡有华洋交涉案件，都由吾国官吏审问，按照大清新法律办理。”上海交大（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共有近三万名学生，中国所有的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妓女”与“赌博”两样都早已绝迹，在“医心药”和“催醒术”两大发明的作用下，人人彬彬有礼、道德高尚，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礼仪之邦。

街头的新生事物更多，以往经常碰撞行人的电车也改为地下行驶，“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著电灯，电车就在裏头飞行不绝。”更让陆云翔惊讶的是：“一座很大的铁桥，跨著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妻子告诉他，大桥是为开博览会才建造的。

小说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后跌醒，方知梦幻一场。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丈夫却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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