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看飞机类型的。大部分现代化的飞机呢,是不需要每个零件都检查的。很多回答都非常好的说清楚了。
但是呢,自带的小飞机,因为历史比较长,大概要几万年了,机型一直没变,结构简单,安全性比较低,所以飞行前啊,要仔细冲洗,保养,维护,然后才能起飞。这种小飞机如果不每次检查,失事的概率就很大了。经常会在失事现场,闻到浓浓的机油味道。
现代化的大飞机是完全不需要的。
#螺栓松了#
这里面有很多误解,也对系统化设计思想欠缺了解。
首先,最初的假设是错误的——“每一个松动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实际上现代航空器的设计是非常坚韧的。别说有一个两个“松动”,就是中了几发甚至十几发航炮或者导弹碎片,被打掉一截机翼、失去一组舵面、甚至失去一侧发动机,也有相当强韧的生存力。
否则它不是因为拿不到适航证根本不准飞,就是因为维护成本太高、勤务性太差而没有订单。
先进当然意味着精密,但精密绝不意味着脆弱。
第二,一个合理的设计从一开始就会考虑到关键组件的易检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设计思想。
说简单点,就是会把异常变得易见。
这种设计思想可以举个通俗的例子——比如在一个电路里安排一根最脆弱的保险丝。在加压之后这根保险丝没断,就可知其它环节一定能耐住压力。
又比如一根脆弱的张力线穿起一连串有结构位置要求的点,只要检验这根线有无变形、是否断裂,就知道这一连串的点发生了什么幅度甚至什么方向的变形。
设计师会使用这种思想把所有的待检项目在逻辑上安排成若干个递进层次——如果最外层的指标没问题,内层将会有非常刚性的逻辑保证你可以无需拆检。
而第一层会摆在最容易快速检查的地方,甚至是直接由传感器监控的。
换句话来说——勤务要求高的现代战斗机基本上不太会存在“要拆开了才知道有没有问题”这个场景。
否则它一开始就可以说是没有可用性的。
简单来说,需要被“检查”的“螺栓”会被设计成“要坏一定会是它先坏”,而且总是会被摆在打开检修盖板一眼就看得到的地方。
至于看它有没有松动,如果不是直接有结构设计使得它非常显眼——比如在螺帽上和孔位旁直接有对位标记或者干脆有易损封条(一转动就会拉断),就是干脆有传感器可以直接自检。
这是自带在设计要求里的,用不着担心。
第三,影响性能的关键组件,设计上会极力避免出现性能陡降。
也就是当确实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性能下降到90%、80%、70%、60%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太会非常急促以至于你无任何变通应急。它极少会被设计成一旦出问题就完全失能、像啪嗒一声关灯那样从全亮变成全暗。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航空器的“问题”实际上都不能被称为“损坏”,而只能被称为“衰减”,即“没有处在最佳状态”。
更类似“胎压不足”“耗油量略高”,“飞行阻力稍高”这类“亚健康”问题。
碰到了我的老本行,博士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应该有发言权吧。
首先,目前已经有的高赞回答都没有说错,那就是使用带紧固件的螺栓可以有效防止螺栓松动。但是距离真正航空航天中存在的连接结构松动问题还是挺远的,因为这在绝大部分时候就不是螺栓防松的事情。
下图就是最简单的螺栓连接结构,中间的那个物体就是螺栓,由螺母、螺杆和垫片组成。螺栓的作用就是把两个原本分离的零件(图中的被压紧件)压在一起,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尽可能保持一体。为了方便表示,可以暂时不考虑垫片的作用,只看螺母和螺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通过拧螺母可以让螺栓产生压紧作用?
从下图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如图所示,我们先把螺栓和被压紧分开,单独拧紧螺母。我们发现,拧紧螺母、让螺母顺着螺纹一路下滑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控制螺栓两个接触面之间的距离,而当把螺母拧到一定位置的时候,这两个接触面之间的距离会小于被压紧件的厚度。
于是,为了把比较短的螺栓安装到被压紧件上,那么无疑就要把螺栓给“抻长”。
要说汉语里面的这个“抻”字确实很传神,因为你把一个带有弹性的物体“抻”长的时候,这个物体也会反过来给你一个弹性恢复力,而这个弹性恢复力,就是螺栓能够压紧零件的关键所在。专业点儿说,这种由于螺栓预变形而产生的弹性恢复力,就是螺栓的预紧力。
显然的,螺母旋入的圈数越多,就意味着这个螺栓会被“被压紧件”抻得更长,也就表明螺栓给被压紧件的压紧力就会越大,这也是为什么螺母旋的圈数越多,螺栓产生的预紧力就越大。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通过拧紧螺栓,使得螺栓产生特定的预紧力压紧零件,那么一旦螺母松了,螺栓产生的预紧力就会减小,使得连接结构松动。
上面就是螺栓能够产生预紧力的基本原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螺栓一定要防止螺母松脱,因为螺母松脱必然会影响螺栓的预变形,带来整个连接结构的松动。
为了防止连接结构松动,所以必须要对螺栓做防松的处理。比如说止动垫圈、上锁片这些方式,都是防止螺栓中的螺母松动的。详细的可以见@那圈年轮 的答案,说的比较全面了,图也比较好,我就不赘述了。下面是北京理工大学丁晓宇老师的PPT,各种防松方法总结的比较全面,比如说日本哈德洛克公司的偏心双螺母,或者楔形螺纹的螺母等等,这些都是螺栓防松的一些新方法。
但是,连接结构松动,只是由于螺母松脱引起的吗?这个问题才是最要命的。事实上,即便你把螺杆跟螺母之间的螺纹完全焊死,也没有办法阻止航空航天领域螺栓的松动。
刚刚已经解释了,螺栓预紧力产生的原因,是螺栓的两个接触面之间的距离小于被压紧件的厚度,所以被抻长的螺栓会通过弹性恢复力压紧零件。而螺母防松,只是应对了螺栓松动的一种可能引发原因,但是航空航天领域螺栓连接结构的松动方式可是多了去了。
首先,如果螺栓受拉力太大,那么螺杆、螺纹会发生塑性变形,这就意味着螺栓本身的长度增加了,原本10cm长的螺栓被活生生拉长为11cm的螺栓,但是被压紧件依然是10.5cm,那么自然螺栓的预紧作用就消失了。这个跟螺母松不松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你以为螺栓连接结构中的被压紧件就是平平整整地被压住的?其实在实际安装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压紧件那是一个歪七扭八,界面根本就没有贴合紧密。
那么无论是在工作过程中,被压紧件发生了变形(位移),或者因为磨损之类的损伤,都会导致螺栓松动。所以说,不是我们不关注螺栓的防松脱问题,而是在航空航天里,松脱之类的问题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结构的受力、位移和损伤,这些才是造成连接结构松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写过的一个回答,其中提到了结构设计的三个层次:功能设计、力学设计和可靠性设计,防松脱只是在功能设计层次里面转悠,还没有到上面两个层次,所以我才说,只谈螺母的防松,格局还是小了。
飞机装配跟航空发动机的装配有很大的区别,我主要搞发动机装配,所以我说的主要是航空发动机上的事情,但是其中的一些道理是相通的。
解决连接松动的第一个要点是:你一定要承认,松动之类的损伤总会发生、也一直在发生,不存在永不松动脱、永不损伤的连接结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条件下、多久才会影响到机械的正常运行。
只要机械开始运转,连接结构位置就开始发生损伤,而且损伤也不仅仅是松动(磨损)。这些损伤可能是一些要用电镜才能观察到的微裂纹,有可能是非常细微的磨损,也有可能是物体表层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改变,总之,只要机械开动,损伤就开始积累。
但是,损伤不意味着机械不能正常工作,只有在某种损伤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机械才会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失效,比如说那些微小的疲劳裂纹可能扩展成大裂纹,最终导致机械零件的断裂;比如说磨损损伤会导致零件的松动,等等。
那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需要开展理论和试验研究了。这个里面的内容很复杂,一项一项说清楚不太现实,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原则,可以简单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
明明白白地搞清楚,特定的某个位置的连接结构,在机械工作过程中,损伤需要积累多长时间才会引发机械异常。
比如说,就是一架飞机的某个连接结构,通过仿真和试验算出来飞机正常执行飞行任务,6000次飞机起降之后才会损坏,那么只要这套设计方法和准则足够精确,那么理论上我就可以在这6000次起降过程中,不去管连接结构,直到6000次满,送去大修就行了。
当然,在现实中,为了保险起见:
总的来说,防止连接结构的异常,主要依靠的是强大的设计能力,辅之以恰当的维护和健康监测能力,当然,这背后最重要的是对连接结构损伤机理和影响的准确把握。
先决条件不成立,一个人命关天的交通工具要是每一个松动都会造成严重后果那谁敢坐啊。
举个例子,经典的58-0013号kc-135引擎掉落事件(aci s21 e07就说的这事儿),这飞机半边引擎被另一架kc135距离过近后产生的尾流给刮掉了。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另外半边的引擎,也由于尾流影响,三个固定螺栓中的两个断裂
然后剩下这俩引擎靠着最后一个螺栓挂在了飞机上,带着飞机回去了。
这说明啥?说明这三个螺栓实际上都是互为备份的,其实只需要一个就足够正常(啊,实际上这种情况不算正常就是了)挂着引擎了……
这才是机上零件的常态,飞机由于机械故障出现严重后果,往往都是“若干个零件中的xx个同时失效”的结果。
当然了,每次起飞前的例行飞行检查,自然也不会检查全机零件,而是分维护级别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以不同的周期,检查部分机上零件……
乍一看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再答起来却能引发思考。试图从汽车的功能安全角度回答一下:
题主说,飞机上那么多零件,每一个松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直观起见,我们假设飞机上总共有10个零件,则题主的想法可以表达为:
首先,并非每一个零件松动,都会导致安全灾难。
如何判断零件是否相关呢? 这就是汽车功能安全法规ISO26262规定的危害分析与风险识别(Hazard analysis and risk assessment)过程[1] 。
不仅要识别出安全相关的零件,还要根据S(Severity 严重度)、E(Exposure 曝光度)、C(Controllability 可控度)三个维度,分成ASIL A、B、C、D四个级别 —— 如下图红色零件就代表最高安全等级ASIL D,而黄色代表次高安全等级ASIL C。
因此,飞机上的10个零件,有可能只有3个是安全相关的:就算非常谨慎,检查这3个零件就可以;其它7个松动,最多会让乘客觉得你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而不会机毁人亡。
根据安全等级来设计零件:普通零件用钛合金、次高安全等级用纳米复合材料,最高安全等级可以用振金。
由于振金几乎坚不可摧,所以咱们可以假定“几乎不会松动”,所以也没必要检查。
如果哪天振金都碎了,那很可能是飞机遇到灭霸了,这时候检查松动不松动也已经没有意义,反正肯定会坠毁的。
医生是靠开膛破腹来诊断心脏病的吗?非也,通常是根据心电图 —— 因为出问题的心脏,心电图往往也不正常。
心电图,就是心脏故障诊断的监测环节。
这个道理就连古人都懂啊:望闻问切,扁鹊见蔡桓公,瞅两眼就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飞机也一样啊! 譬如,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安全相关的零件松动时,飞机引擎都会出现异响。那么,只要在飞之前让引擎预热、自检,再听听声音就能判断是否有零件松动了!
这比把引擎拆了要容易多了吧!
若我们认为振金材料仍不保险,则可以设计冗余备份 —— 双引擎、四引擎,只要别坏完就能飞到地方。
这种思路有两个问题:一是成本太高;二是共因失效导致冗余没用。例如,灭霸打一个响指则所有引擎停转,那你有再多引擎,又有什么用呢?
另一种思路则是设计安全措施:采用单引擎,但给每个乘客增加降落伞 —— 我不能保证把乘客送至目的地,但至少保证乘客活着。
如此一来,你就没必要在每次起飞之前检查10个零件了,只需要检查降落伞这1个零件是否正常即可保证安全。甚至,遇到灭霸打响指这种极端共因失效,这种低成本的安全措施依然有效!
注:此处假设降落伞可以提升生存率;此假设并不合理,请不要关注这些细节。
当然,飞机与汽车不同。飞机的安全相关零件更多、相关性更高(失去动力就意味着灾难)、对成本敏感性低,所以你在飞机上能看到大量的冗余备份。
汽车不同,汽车在地面上行驶,安全性较高(失去动力并不意味着灾难)、对成本敏感性高,所以你在汽车上能看到大量的安全措施,而非冗余备份。
MEL是最低设备清单
系统由许多零部件组成,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原因,产品常常难免发生故障或失效,为提高系统的任务可靠性,大量不同水平的冗余技术被引入设计。对民用飞行器来讲,在保证飞行安全的前提下,部分设备可以暂时不工作。从提高系统利用率和经济性的角度考虑,在特定条件下,系统可以“带故障”运行,最低设备清单应运而生,它明确了系统“带故障”运行的条件。
例如双AP(自动驾驶仪)不工作,飞机也可以执飞航线
没有自动驾驶仪,飞行员也可以手动将飞机从三亚飞到哈尔滨(全程大概需要5小时)。
可能不算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炫富吧。
我上班第三年的时候,父母在老家买了房子,房子在他们名下,所以公积金贷款什么的也没我事,我爹当时还在忙工作(房子装好之后因为种种原因他提前退休了),我妈基本上一个人包揽了监督装修的事情,正赶上天津的天气热的跟蒸笼一样,那段时间她很辛苦,但是最后房子装的很漂亮,用我亲戚们的话说,富丽堂皇,跟宫殿似的,其实没那么夸张,但是看着很大气就是了。
然后自然而然就到了该置办家具和家电的时候了。我爹我妈在家装风格这一块的品味惊人的一致,都是点名要装新中式,而我的话肯定就是现代极简甚至工业风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家居城看上了一套很不错的实木家具,林林总总下来要了小十万,老两口咬咬牙,买了!
买家电的时候犯了难。其实我当时的意思是直接在网上订了,送上门还负责安装,不是挺好?结果老两口异口同声,说家电不看看实物、量量尺寸怎么行,肯定得去国美或者苏宁瞧瞧。左右是没事做,也便去了,正赶上店里做活动(其实一年到头都在做活动吧喂),两人也是一顿挑,洗衣机,电视,空调2悬挂1立式,还有些啥我都记不清了。
结果到了结账的时候,我爹的卡余额不足了!大概是因为买实木家具的时候有点没兜住,卡里只剩下了不到八千块钱,刚够单买一个电视的。可是大热天的,又是下午三四点钟了,谁也不高兴再去跑一趟银行。
这时候我就拿着我刚申请还没多久的信用卡站了出来,申请了临时提额,潇洒了刷了总价两万七的家电钱。回家之后我妈问我,你这样刷卡会不会搞得之后生活费太紧张?回头给你把钱打过去吧,我说不用,工作之后我也没有每个月往家里打钱,这种时候能派上用场感觉也很不错,可以说是养儿千日用儿一时了。据说后来我爹我妈经常拿这个事情跟亲戚朋友炫耀。
(圈子原因,家里一众亲戚都不算宽裕,也难怪我家那个装修能被评价为富丽堂皇)
最后要说一句,有点后悔没买索尼的电视,创维的用了这几年,现在拖影很厉害。
事实上,华夏先民的“孝”,恰恰是华夏文明最最伟大的精华之一。它是跟古代中国举世无双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措施相辅相成的!
孝道是软件,制度措施是硬件。
正如法律与道德也会双规同行、相辅相成。
华夏先民特别强调“孝”,正因为华夏先民比任何民族都重视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
这是多么伟大崇高、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统呵。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中国历代王朝都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为先”,但事实却表现为:
父母对子女的爱护为先。
直到现在,中国式父母对子女的付出程度,恐怕仍然是世界之最。
有充分事实根据可以证明:拥有孝道文化底蕴的中国式父母,在感情上和经济上对子女的付出,远远高于西方式父母。
于是,中国式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责任和义务,也远远高于西方式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责任和义务。
所以,传统的中国式数代同堂家庭,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亲情上,都普遍是关系亲密、老有所依的。
这种中国式传统家庭的融融天伦之乐,岂是缺乏孝道文化而关系冷漠的西式家庭可比?
关于华夏孝文化与中国古代养老保障、乃至古代社会保障的举世无双,
请看资料一:
【周代开始出现初具规模的养老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
对于如何养老,规定得也很详细。
为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
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此即“八十者,一子不从政;
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提上了一个更高层次。推行了一套特殊的优惠政策,也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
酒是国家专卖品,为了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开设酒店卖酒。为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觉得幸福的地方,应该是发放“老年证”。当然,这种老年证不是今天这样的小本子,而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
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象征。
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给老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被正式确立,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开了汉朝赐杖的先河。汉宣帝刘询则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
但从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律令来看,汉代较早时曾是“七十赐杖”。
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1959年至1981年,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先后出土了8根王杖(鸠杖),还随之出土了《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木简。王杖诏令册》全文近600字,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其中有一项规定:70岁以上老人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继承了先秦时期老人“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制度。
梁武帝首创“养老院” 明代80岁老人都是“县长”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高寿皇帝梁武帝萧衍曾于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创办了“孤独园”。到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被推广,在武则天时代,唐朝即开设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
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有“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
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田;入院老人的年龄,也放宽到了50岁以上。
同时,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如洪迈《夷坚甲志》“刘厢使妻”条,在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兴中府,有位叫刘厢使的汉族人,遣散家中奴婢,拿出全部财产兴建“孤老院”。
元朝同样重视养老,元世祖忽必烈曾采纳汉臣刘秉忠的建议,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元朝的收养救助制度,当时各路均设立养济院1所,救助、收养“诸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明、清两朝的养老院仍如南宋、元朝一样,称为“养济院”,朝廷继续发展官办、民办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机构。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于平民家庭,深知民间疾苦,对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感受。他问鼎皇位之后,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这个规定,其实就是把这个儿子指定为老人的专职供养者,让老人因此能够得到较为富庶的赡养。之后,朱元璋再次规定,全国各地所有80岁以上的老者,只要品行善佳,都要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资助。
其中,80岁以上的贫穷老人,当地政府每月要赠送大米近100斤、猪肉5斤、酒60斤(低度酒)。
另外,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对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授予两级爵位,使他们可以与当地的“县长”平起平坐,使老人除了能在物质上获得保障外,还能在精神上获得特殊关爱。
朱元璋还恢复了汉朝制度化的“赐杖”与“赐爵”制度,在物质救济上,明太祖朱元璋曾先后两次颁发诏令,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一次是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一次是二十年(公元1387年)。
到了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
古代官员退休待遇:唐代不给钱给地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疾。汉代规定,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功勋极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俸,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赏赐,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如汉章帝元和三年,贤官第五伦请辞时,被汉章帝赐“以两千石俸终其身”,并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七十致仕”,如果不到七十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宋朝虽然也规定了七十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皆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拖着不退休。
明朝起,将退休年龄提前了十年以上,只要年满六十岁,就鼓励退休。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
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
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于洪武四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
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
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为六十岁,如果没有年满六十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六十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如打仗负伤者,则全数发给。】
——摘自《孝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养老保险”》
搜狐历史 01-23 17:13
请看资料二: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丰富文化传统的民族,依据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障的思想和主张,推行过一些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政策措施。
一、储粮备荒思想和仓储赈灾措施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战胜灾害和克服意外事故的能力很差,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人们需要在丰年和歉年之间进行调剂余缺,储粮备荒、以丰补歉的思想和主张便应运而生。
早在西周时期,政治家们就意识到:丰年时储藏多余谷物,以备凶年缺粮时之用,是立国安邦所必需。
《礼记》有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①”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提出同样的看法,认为“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在储粮备荒思想影响下,自西周起,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救荒、济贫的重要的政策措施一一仓储制度,即建立专门的粮仓,储存粮食,用来稳定粮价,借贷或放粮救荒、济贫(黄新鲁,1994)。
当时,仓储称为“委积”,意指除税收以外储蓄之余财,其用途包括:济贫、救荒、供养征战阵亡者的老弱眷属、招待宾客等,属地官司徒的职掌之一。
自西周以来,仓储制度延续历朝历代而不衰,只是名称各异、做法有别罢了。
如战国时期叫平籴仓;
汉代称常平仓;
隋代设义仓、社仓;
唐代设常平仓和义仓;
五代后周设惠民仓;
宋代推广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
明代有预备仓、济农仓;
清代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② ,等等。
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虽兴废无常,且在各朝各代都发生过官员管理不善致使粮食霉烂浪费或被贪污中饱等现象,但它确实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和救荒、济贫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储粮救荒思想和仓储赈灾措施的传承沿袭,使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要求得国泰民安,政府必须承担起举办公共保障事业的责任。
《宋史•食货志》有如下的详细记述:“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③”
二、大同仁爱思想和养老慈幼措施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倡导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人民美好的精神追求,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
孔子曾对其弟子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④”
就是说: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人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亲人,还要为社会上的弱者提供帮助,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安度晚年,使儿童得到照顾教养而健康成长,使鳏、寡、孤、独、残者都得到社会的救济安置。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大同仁爱思想,从巩固统治者地位的角度提出“善养老”的重要意义。
在《尽心上篇》中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⑤”
孟子在这里要告诉人们的是:文王兴、善养老,民归之如水之就下,遂能以百里而王,而善养老的涵义就是使老人有衣穿有肉吃,不挨冻受饿。
孔孟儒家大同仁爱思想和孝道伦理之所以在其后千百年封建社会中被奉为主流价值观,是因为它适应了自然经济家庭生产方式的需要,它维护了家庭的保障功能,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当然,在要求家庭担负主要保障功能的同时,历代统治者也重视社会的责任,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弥补家庭功能之不足。
自唐虞起,中央就设有九官,其中司徒,专门处理百姓事务,如《周礼》记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券万民,其保息六券是:
一曰慈幼;
二曰养老;
三日赈穷;
四曰恤贫;
五曰宽疾;
六曰安富⑥。
这些措施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就业服务、社会救济、医疗保健、社会安全等。其内容和措施虽不如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系统和完善,但是与千百年前的生产力水平相比,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已算得上相当先进了,其中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中还能看到影子。
三、 “致仕”说法和官员退休制度
我国古代官制中,有”致仕”的说法,是指官员在年老或多病时,把职务归还给帝王,以摆脱政务颐养晚年。据考证“致仕”做法始于商代,《尚书》中就有辅佐商汤的伊尹年老告退年老告退致仕的记载。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普遍。
延至西周,国家官制才趋完善,对“致仕”退休才有明确的规定,如《礼记•曲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仕)”⑦。
这样,官员到了70岁高龄而告老还乡,作为西周礼制的一项内容确定下来,并且为后来各朝各代所沿用,致仕告老退休的官员因曾为国家出过力,退休后朝廷都有一套赏赐和供养的规定。
如汉代官员退休时,朝廷给予一次性的重赏,此外还给原俸的三分之一,直到去世。
唐代对退休大臣不但赏赐从优,而且明文规定:“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有突出贡献的,经皇帝恩准,可得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退休时各给一份承业田以养老。
到了宋代、明代,退休官员的俸禄更有提高。
自商周以来的致仕退休制度为各朝统治者所沿用,这一方面是鼓励在职官员效忠朝廷恪尽职守,为其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为鼓励年老有病的官员让出位子使贤明之人接替职位以提高效率。
……说明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措施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患难相恤主张和邻里互助措施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自然村落和族群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在社会保障网络中,除了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外,乡亲邻里之间互助相帮是很重要的支撑体系。
北宋大臣吕大防、吕大临兄弟俩在自己家乡蓝田(今陕西省内)与邻里亲友共同制定的《乡约》(也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把社会民众相互帮助的要求用契约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
《乡约》的主要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就是要求凡同约者在别人遭遇灾难时发挥团体的作用互助互济,用大家的力量分担一家的风险,这种约定体现了中国古代村民朴素的社会保障的精神。
《吕氏乡约》的做法后经南宋朱熹推行于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社会制度。
王阳明亲自拟定的《南赣乡约》进一步规定了“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的互助内容⑧。
与患难相恤主张相关联的民众互助互济的保障措施在古代就已出现,如邻里相帮操办丧葬事宜等,体现了众人出力帮助苦主分担灾难的思想,而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互助保障措施是社仓制度。
社仓是仓储制度中的一种形式,与其他仓储形式如平籴仓、常平仓等不同的是,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兴办的一种互助互济性质的备荒仓储。
社仓始于隋代,《隋书•长孙平传》载:“开皇三年„„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⑨。
南宋朱熹大力倡导社仓,并订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
明、清时期,社仓也很盛行,而且由朝廷官府出面组织,如《明史》载: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上书请建常平仓和社仓。明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以20至30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义行者1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1人为社正,能书算者1人为社副。
每户按出谷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每户每年出谷1至4斗,每斗外加损耗5合。
遇灾荒年,上户需借谷者,可酌情贷之,有收成后还仓;中、下户需借谷者,可酌情赈给,不必还仓⑩。
从社仓制度的上述规定可见,中国古代民众之间互帮互济的保障机制己较为健全,已经能从中看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原则精神的萌芽。
例如:
社会保障要由政府出面组织,由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保障措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社会保障的经费要由官府和民众共同筹集;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应承担不同的缴费义务;社会保障要体现互助互利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实质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等等。
五、关怀弱者的思想和居养机构的兴办
孔子的大同思想中包含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主张;管子在《五辅篇》中也主张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⑾。
这些同情、关怀、帮助社会弱者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础,而且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与此相关联,中国古代有一种收养抚恤孤寡、流浪、乞讨人员的“居养”制度。
居养制度产生于汉代(刘燕生,2001),起初是一种暂时性的收养行为,宋代以后社会上出现一种固定的居养机构如居养院、安济坊、福田院和漏泽园等,专为收容流民、乞丐和鳏、寡、孤、独、残疾无依者。
居养分为长期收养和短期收养两种。
《宋史•食货志》载:“熙宁二年,京师大雪,诏老幼贫疾无依者,听于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春稍暖为止。⑿”
明清以后,为弱者提供院内救济的居养机构较为普遍。
如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命令全国州县普设惠民药局,此外还设置栖流所、养济院等,给贫困病疾者以救济。
明英宗时,设置东、南、西、北四座“福田院”,共计收容300人,每年国库拿出500—800万两白银,安置贫疾者和解决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问题 ⒀。
……】
——摘自《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和措施》
看到了吧,中国的官方社会保障制度,从周礼时代至明清,一直贯穿了三千来年。
这也有华夏孝道的伟大功劳啊!
而西方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制度,不过是最近几百年,学界公认自十七世纪伊丽莎白时代才开始。
由此可见,华夏先民的儒家孝道社会,足足能甩掉古代西方基督教社会十万条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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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毛熊和鹰酱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要成真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