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为什么不及时汇报见过汪精卫？ 第1页

潘汉年为什么要去见汪精卫？

有人分析，潘汉年习惯和擅长的是以情报价值做行动的价值取向，能够接近敌伪最高层、打入敌伪最核心，争取获得具有战略价值的机密情报，这对一个情报人员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与汪精卫见面也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周旋，只是他忽略了其中隐藏的政治风险。

还有人分析，此时的潘汉年已经身不由己，拒绝李士群可能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如顺势而为，在汪精卫面前既做周旋，又做抗争。

历史在这一刻发出了深深的一声叹息。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潘汉年在这一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与汪精卫见面，谈了什么，无从得知，但从事后看，这仅仅是一次象征性的会面，没有实质内容，潘汉年没有出卖自己，更没有出卖组织。

然而，此番会面的象征意义，其沉重的分量又是潘汉年本人无法承受，难以面对的。

离开汪精卫公馆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中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

从都甲大佐那里，潘汉年捕捉到日本人虽然时不时造出“清乡”、“扫荡”的声势，实质上已经兵力枯竭，近一时期，他们正悄悄地把目标降低到只求保证其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尽量避免与新四军交战损耗自己有生力量之上。

这是潘汉年此行仅有的收获。

4月初，潘汉年顺利回到淮南根据地，在向组织汇报工作时，他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从都甲大佐那里获得的情报，而将与汪精卫会面一事隐瞒了下来。

严重的是，就在潘汉年隐瞒之时，国民党开始大肆攻击共产党高级代表与大汉奸汪精卫相互勾结，一时间谣言四起。党中央、毛主席因为潘汉年的隐瞒，不知实情，那一时期还专门发了文件加以辟谣。

潘汉年为何隐瞒不报？

这同样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

是严重的挫败感让他难以启齿？还是他没有深刻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心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侥幸心理？还是他有难以开口的苦衷？

经历过残酷岁月、大风大浪的老同志对这个问题曾这样分析过——1943年上半年是不同寻常的。这一年3月，也就是潘汉年落入圈套，被挟持面见汪精卫时，延安破获了多起针对毛主席的特务刺杀活动；于是4月开始了“审干”；5月发动了“抢救运动”；紧接着6月新四军发生了“黄花塘事件”，开始整人。身处这种环境，潘汉年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说了肯定挨整，不说也罢，他就没说。

一句话，人无完人啊。

可叹的是，历史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

1954 年，中央批判饶漱石的“以特制特”，同年9月，解放后被吸纳进上海公安局的胡均鹤被逮捕，同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那一时期，中央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由于与饶、扬等人存在密切的工作关系，特别是胡均鹤被捕入狱，随时可能供出那段历史，1955年4月1日，党代会结束的次日，潘汉年主动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汇报的原因。同时，又将自己所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陈毅感到震惊，不敢延误，随后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毛主席得知此事，震怒不已，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队宣布实行逮捕审查。此后，潘汉年在苦难中抗争了22年，直到1977年4月悲愤死去。

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

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在诗句中所期盼的“早春”终于化开了冬寒，他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有一段话足以告慰那些曾经潜行在黑暗中的悲情英雄——审查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干部, 最主要的方法应当是从他们的长期斗争历史、工作实际效果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党忠实。担负这种工作的同志, 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人物必然是复杂的, 他们需要独立进行秘密工作, 使用各种特殊手段。因此,他们的行动不易弄清, 而且常常是找不到第三者的证明。

但是, 党既然给了他们这种特殊任务, 允许他们进行特殊的活动, 那么审查时就不能以关系复杂、接近敌人、无人证明等理由作为怀疑的根据, 不能脱离他们的特殊任务、特殊工作环境, 而采取一般的、简单的审查方法。否则, 就容易冤枉好同志。

黑雪化尽，枝头展血梅！

无怨无悔，心中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