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清魏晋南北朝那段历史？ 第1页

两万字长文，千万慎入，算是我自己读了这段时间的北朝史的一个总结，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梳理一下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的政治变迁，因为内容过于宏大，自己又不是专业的，所以不免出错，还望诸位海涵、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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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以来，西晋中央政权崩溃，中国再次陷入长期的混战之中，经历了长达两百余年的胡汉交融，历史终于从秦汉帝国走向了新生的隋唐帝国，而北朝和关中，则再次成为了历史的出口。

楔子：旧时代的终结

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时代（尤以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顶峰），而其强盛的基础则在于极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通过控制编户，强有力的保证了税源、兵源的充足，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

但是自西汉元帝以来，伴随着官僚机构的逐渐腐化，地方豪族出现，他们包庇人口、武断乡曲，他们的存在与秦汉帝国的体制相对立，到了东汉中期，部分豪族通过家传经学逐步转变为士族，逐步从地方进入中央官界，进一步巩固其势力。与之同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腐化，导致皇权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断的争斗导致了中央权威的丧失。在中央和地方两股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国家对地方日渐失去控制，最终本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走向瓦解。

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控制极弱，晋武帝繁琐、细致的布局正体现了西晋局势的一触即溃，最终在晋武帝去世后不久，毁灭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正式爆发。

八王之乱看似为宗室间的大混战，但实质上则是被诸王引为幕僚的士族间的乱战。宗王本身并无自身势力，他们在出镇一方之后吸收当地士人进入都督府，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通过地方士族对州郡进行控制，赵王伦之孙秀、齐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经知友@戴万琦提醒，五公中四公籍贯不可考，身份难以认定，因为无关主旨，所以行文的时候未经查证，确实是我的疏忽，不过纵观齐王冏及其他诸王的幕僚构成，说各个宗王在构成上属于士族政权当无大错，也感谢执正）。因而八王之乱实质上是离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乱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迁的胡人站上了历史的前台。

综而言之，魏晋时代无法统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秦汉的编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成为魏晋时代最为严峻的问题。

魏晋时代的北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其中北魏时代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又可分为“后五胡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北中国的具体事实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横一纵。

横向的矛盾在于民族关系（魏晋时代的民族矛盾与近现代以来的国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晋时代远远没有出现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此时的民族是以文化为基本区分标准的，因而断不可以近代视角观之），胡族的活跃造成其塞北体制、文化与汉地的强烈冲突，造成强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两赵时代，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五胡时代。

纵向的矛盾在于阶层关系（政治矛盾），长期以来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构成，胡族君主如何处理与士族、寒门、地方豪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溃，并成为北朝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

一、胡汉分治与两赵时代

长期以来，北方的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单于，而是帝国的皇帝，如何处理胡族与汉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如刘渊这样的君主对汉文化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是胡汉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靠君主的个人才能便可以解决的，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君主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办法，因而他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胡汉分治。

所谓胡汉分治，顾名思义是对胡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模仿汉人官僚结构，建立一套汉化的帝国系统，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族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单于-酋长-部落两套系统。

胡汉分治的重要标志便是大单于的设立。大单于即是胡族机构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诸如刘聪、石虎都曾任此职，两赵时期大单于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单于的专属机构为单于台，下设左右辅及其他官吏，【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属于胡族自治的范畴。

应该说胡汉分治的体制是极其简陋的，并没有试图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只是将之搁置以图稳定，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体现了五胡时代前期，受制于时代的影响，胡汉矛盾的难以调和，而这种民族矛盾又深刻的体现在两赵政权之中。

如果说刘渊冒称汉室体现了他的汉化倾向的话，随着靳准之乱的爆发，刘汉政权之内的胡汉矛盾也显现出来。刘曜平定叛乱之后改国号曰赵，是为前赵政权。前赵虽与前汉一脉相承，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属于两个完全的系统，刘耀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实则意味着抛弃了刘渊所宣扬的刘汉宗亲的身份，回归了匈奴传统，体现了五胡时代的胡汉对立。

后赵政权的体制与前赵基本相同，同样以大单于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体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为严峻，最终在宗室、武人的乱战之中，后赵政权在冉闵的大屠杀政策中落下帷幕。

除了胡汉分治以外，两赵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室之间的残杀。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直言，宗室在两赵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实则是继承于胡族部落传统，宗室掌握了军政大权，往往对皇权造成威胁，皇权为了巩固权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终加剧了政治内斗，引发了政权的衰亡。

应该看到，宗室问题体现了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传统和汉族体制的冲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强皇权成为五胡时代的重要命题。

总而言之，两赵时代作为五胡时代的前期，是胡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代，内乱、屠杀层出不穷，体现了胡汉冲突对于政权稳定的烈影响。就其体制而言，主要体现在胡汉分治和宗室掌权两个方面，显现出胡汉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二、五胡时代的后期与秦燕对立

冉闵之乱后，后赵政权趋于崩溃，北中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而继之而起的则是前秦和前燕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处于五胡时代的后期，都对胡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两国的体制，会发现由于地缘条件、社会结构的不同，两个政权的体制存在不同的倾向，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成为北魏政治的先声。（同时存在的还有前凉政权，应当说诸凉政权保存了大量经学文化，为之后的胡汉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缘独立性，与北中国政治主线关联较小，在此不论）

（1）前燕与士族政治

前燕政权应当说是五胡时代汉化较为成功的政权了，这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息息相关，晋末以来神州沉陆，地方势力较大的豪族以坞堡的形式在乱世中生存，而那些势力较弱或是不愿忍受战火的汉族士人则开始逃离中原，去往边疆。陈寅恪先生敏锐的指出五胡时代汉人的迁徙大体有三个方向，向南投奔东晋、向西投奔前凉、向东投奔前燕。

由于前燕所处的关东地区历来以文化见长，因而汉人士大夫的文化素养对前燕政权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也成为前燕政权入主中原的中坚力量。前燕政权凭借这一优势，积极推崇晋室、侨置郡县以便吸引、安置汉人，并建立一套汉族官僚体制，将士人吸纳进入前燕政权之中。晋书如是记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就体制而论，前燕与两赵相比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其废除了以大单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统，整个政权的中上层只有一套统一的汉化体制，体现了五胡时代后期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整个前燕政权的体制都是一元化的，其中还设有军封（营户），即由宗室统领的军事特区，这一区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对其控制较弱，应该说是胡汉分治体制的改善版本，同时也是北魏军镇的先声。与两赵相比，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军封与州郡只是军事与行政的对立，而不是胡汉的民族对立，其对立范围已经大大缩小，第二，两赵政权自上而下的设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体制，而军封只是作为特殊行政区存在，不涉及中上层的国家行政结构，中上层结构依然是一元化。

虽然前燕大量吸收汉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身处地方州郡或是中层官僚，真正占据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贵族，不得不说这同样体现了胡族传统的影响。虽然前燕政权在体制上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层宗室和皇权的斗争依然激烈，在剧烈的内斗和上层自身的腐化之中前燕政权最终被前秦所灭。

（2）前秦与皇权政治

之后我们再来看前秦政权。前秦政权前期同样沿袭了两赵的胡汉分治体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时这一时间前秦政权主要由氐族酋豪构成，【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定梁楞为前将军, 领左长史……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

然而到了苻生时期，大单于一职便不再见诸于史籍，胡族体制也逐渐被汉化体制取代，也就是所谓【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到了苻坚时代，其行政体制更是进一步完善，应该说前秦政权同样改进了胡汉分治的体制，为民族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然而同为五胡时代后期，前秦政权却显现了与前燕政权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前燕后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这样的景象哪怕即使是败亡之际也未在前秦出现，恰恰相反，史载其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让人想到了类似汉唐统一帝国的极盛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我认为相当于从地缘条件和政治体制之中寻找答案。

如果说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前燕的“士族政治”，那么关中的景象却是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彪悍尚武，文化素养相对较弱，故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俗语，加之东汉以来关中饱经战火，士族进一步凋零，前秦政权内部士族势力十分弱小，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前秦政权创造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苻坚统治期间，重用王猛等汉人官僚，打击氐族权贵，建立了强大的专制体制。苻健皇后之弟特进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邓羌【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不禁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前秦的这番景象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同为关中政权的嬴秦与西汉，其厉行法治、打击豪强之决绝，仿佛使人置身于恢弘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君权强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德昌明的时代，在苻坚和王猛的身上人们重新发现了这种“关中性格”。

在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期，北中国存在两个核心区域，也就是关中和关东，由于地缘条件和社会风俗的不同，二者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正如战国时代秦国与六国的对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着关中和关东再次对立起来，这一次的对立，也成为北周、北齐对立的先声。

自秦汉而魏晋，汉族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种强调君权至上，追求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种强调士族利益，主张将士族广泛吸纳入政权之中，前者是秦汉传统，后者是魏晋风貌，前者代表皇权政治，后者代表士族政治，当民族问题逐渐缓解，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摆在胡族君主面前，是回归秦汉帝制，还是接受魏晋现实，这样的争论从燕秦之争延续到北魏时代，成为贯穿北朝史的重要议题，而此时仍只是萌芽。

然而秦汉帝国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士族与豪族纵横的魏晋时代，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北中国的户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汉时代“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前秦政权打击士族、豪强，却无法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最终导致了淝水之战后由于对地方控制能力的不足，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可以说，前秦政权的败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政治上的矛盾。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及前秦的败亡，认为之前苻坚迁徙氐人分守重镇的政策导致了中央地区实力虚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坚之所以要迁徙氐人，恰恰是因为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阳谋反，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稳固关东。对于前秦政权而言，迁徙氐人是叛乱，不迁徙氐人同样也是叛乱，这与政策本身并无关系，前秦政权本身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这个死局的关键就在于其所追求的秦汉体制。

综上所论，前秦政权是民族矛盾和体制问题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此时民族间矛盾极深，五胡贵族在无法真正融入前秦政权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前秦打击豪强的政策，他们对地方控制能力极弱，一旦叛乱爆发根本无力阻挡。

苻坚和王猛向往着那个恢弘的秦汉时代，他不顾所有人的阻拦一心南征，只是因为他用一生追寻着那个【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许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在在一个士族桀骜、夷狄奸诈的时代，追寻着不合时宜的理想，徒留后人凭吊。

关中与关东、皇权与贵族，在五百年后，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秦与六国的时代，只不过这一次，历史的出口更加遥远。五胡晚期的燕秦对立，意味着胡汉矛盾开始逐步缓解，胡族君主开始探寻历史的出路，开始尝试建构一套全新的政治体制，待到北魏重新统一北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三、崔浩事件与北魏的政治分野

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前秦政权开始崩溃，各个政权纷纷复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魏政权，道武帝拓跋珪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队，自此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北魏的前身代国在五胡时代前期并无特殊之处，距离中原核心区也十分遥远，那么北魏政权究竟凭借什么样的特质才会如此迅速的崛起呢？近人论及此时北魏体制，无不提及离散诸部一事。

【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编户】，【道武平中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所谓离散诸部，顾名思义，即是将原有的塞北部落体制彻底打碎，由中央进行直接控制，以此达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认为北魏就此便实现了中央集权，能够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离散诸部的政策并不是道武帝的独创，早在前秦时代，苻坚便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这既印证了苻坚恢复皇权体制的志向，却从侧面证明了制度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前秦最终便亡于社会整合的失败。

魏晋时代中国之所以难以统一，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拥有强大势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编户十分稀少，王朝的财政、军事力量得不到保证，如果不能将这些中层社会整合进政权之中，帝国的统治根本无法稳固。而在胡族政权之中，以君长、酋豪为代表的部落首领同样是与之性质类似的中层领袖，想要利用一项改革就彻底击垮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始同编户】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罢了。

胡族体制被打碎之后，如何尽可能的整合胡汉中层社会力量便成为摆在北魏政权面前的重要命题，由此产生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对汉豪族权力的承认，也是对胡族酋豪的妥协，使之成为北魏政权的基层领袖，既吻合汉地的社会结构，也是北魏前半期国家力量的极限。

北魏的历史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为后五胡时代，后半期为前北朝时代，划分的依据在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汉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政权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开始显现，而到了后半期，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渐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北魏政权的主要问题，开北朝之先声。

自五胡后期以来，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亦即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巩固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帝国的统治。这一问题在五胡后期便开始出现，前秦和前燕给出不同的解答路径，北魏即将统一北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恰恰相反，北魏政权内部出现了鲜明的政治分野。这一矛盾的第一次突出展现，在于崔浩事件。

崔浩作为太武帝拓跋焘的首要文臣，为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仅是因为他屡出奇计大胜敌国，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作为北方士族的领袖，积极帮助北魏政权吸收北方士族，扩大了统治基础，推进了汉化进程。史载【冠冕州邦、贤儁之胄】【皆差次叙用】。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臣，最后却在国史一案惨死，近人对此事论述已多，尤以陈寅恪先生所论影响最广。“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陈先生敏锐的抓住了北魏前期的胡汉民族矛盾，可谓真知灼见，但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在于，在崔浩事件中太武帝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

《北史·崔浩传》记载【帝大怒，使有司按浩……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太武帝这种大怒应该说值得关注的，中国历来重视史书，但是因史书编纂而遭致如此灭顶之灾的事件却并不多见，崔浩为太武朝首臣，为北魏统一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面对鲜卑贵族的攻击，太武帝不仅没有保护崔浩，反而借机大肆打击汉人士族，试想氐族豪酋何尝不愤恨于王猛，但是即使他们想要诛杀王猛，苻坚又怎么可能会应允呢？又据《魏书·崔浩传》【世祖继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可见鲜卑旧贵族对崔浩的不满早已存在，而太武帝却一心维护崔浩。那么何以在国史案中太武帝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崔浩与太武帝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其背后的政治因素。

《北史·卢玄传》记载【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崔浩所谓【分明姓族】直指恢复魏晋时代的门阀体制，让汉人士族进入进入北魏的政治核心，是孝文帝分定氏族的先声，太武帝与崔浩关系的转变，或因于此。

太武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同时重视儒学，设立国子太学，加之部落传统的影响，太武帝的政治倾向带有鲜明的皇权色彩，强调君主的权威，然而崔浩在得势以后，试图建立门阀体制，这与太武帝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二人虽然表面上关系如旧，但是暗地之中确实矛盾丛生，最终导致了国史之案中太武帝不仅不维护崔浩，反而将之夷族的惨剧。

由此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崔浩事件所反映的现象，从民族矛盾的明线上来看，崔浩死于胡汉矛盾，但是从政治分野的暗线上来看，太武帝皇权政治与崔浩门阀政治的矛盾才是崔浩之悲剧的内在原因。

在北魏政权内部存在皇权君主、汉人士族、鲜卑贵族三种政治势力，分别对应着秦汉帝制、魏晋门阀、塞北部落三种社会体制，太武帝与崔浩因汉化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崔浩帮助北魏吸收士人巩固其统治基础，太武帝则给予汉人高门以优待，二者共同合作，共同限制鲜卑旧贵族的反动。然而到了太武帝后期，随着士族大量进入政界，之前掩盖于汉化目标之下的太武帝和崔浩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决裂，太武帝最终借鲜卑旧贵族之力对崔浩及汉人士族进行强力打击。

过去论及北魏政治，关注胡汉矛盾者多，重视政治矛盾者少，应当来说，在汉化集团内部，依照其政治理想的不同，又可分为皇权派和门阀派，因而北魏政权内部，既存在胡族势力与汉化集团的对立，也存在内亚部落体制、秦汉皇权政治、魏晋门阀体制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对立，而这样的斗争在北魏之后的历史中依然存在，影响了北魏后期的历史。

四、太和改制与北魏的门阀化

崔浩事件后，原本相互平衡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北魏政权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动乱，宗室之间相互倾轧，甚至连太武帝本人也死于宗爱之手，而政权重新获得稳定，已经到了文明太后时期，因崔浩事件而一度减缓的汉化进程至此进入了发展更为迅猛的新时代，而政治倾向的矛盾也更见明显。

文明太后虽为母系，但实则是北魏皇权的代理人，观其施政，也完全继承了北魏君主百余年来的集权政策，并通过太和改制将之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为隋唐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

太和改制的主导者是文明太后和李冲，史载李冲【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为西凉王室后裔，然而西凉立国不久便为北凉所灭，后太武帝统一北方，李冲之父李宝投奔北魏，而李冲本人则【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于是始为富室】。可见李冲虽然家世显赫，到败亡甚早，到李冲之时只能作为官僚而非贵族从政，即使不是寒门，也只能算是次等士族。李冲其人，是太和改制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势力一直延续到孝文朝，其与文明太后的君臣组合，隐隐有苻坚、王猛之感。

文明太后的改制，首推均田制和三长制。关于这两项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贡献近人论述已多，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作为社会组织体制的三长制的局限性。三长制重新规划了社会组织结构，层层分级设立管理官员，乍看之下仿佛回到了秦汉帝国时代，但是受制于时代限制，三长制和离散诸部一样，收到的效果与制度构想存在较大差异。【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可见李冲虽欲恢复汉制，但是仍必须向地方豪族妥协，由地方豪族担任三长，因而倘若认为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施使北朝政权完全实现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里想要多谈一点的是，国人论及制度，往往将制度之变革视为重大分界线，然而考察历史事实，其实任何制度都是受政治现实影响而变动的，比如曹丕实行九品官人法，论者往往认为这一制度标志着门阀体制的正式确立，然而最初曹丕设立此制目的正是希望将乡议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是由于士族力量的强大，逐步侵蚀了这一制度，才使其变成了我们熟知的样子。再如科举制度，论者认为隋文帝创立此制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强化，甚至将隋文帝视为仅次于秦始皇的中国第二皇帝，但是必须要指出，科举制创立之初远远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直到唐朝中后期，士族依然是科举士人主要来源，随着中古士族的自身萎缩，直到宋代才真正成为我们所知道的完善的科举制度，应该说科举制的发展经历了隋文帝、隋炀帝、武后直到宋代长达三百年的流变，将其功劳全部归功于隋文帝显然是不准确的，这种看法忽视了政治现实对制度的影响，忽视了历史的动态演进。

太和改制的挫折证明了在士族、豪族控制地方社会的现实状况下，想要通过打击、消灭豪族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就为孝文帝的门阀化改革埋下了伏笔。

近人论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关系，往往以汉化为线索，因而大多认为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继承者，此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倾向全然不同，文明太后一心试图恢复皇权体制，然而孝文帝则重用士族，在北魏上层确立了门阀体制，这一点往往为论者忽视。

孝文帝迁都洛阳，标志着北魏的汉化政策进入到最终阶段，这一举动意味着孝文帝决定放弃胡族传统，彻底融入汉族社会，就此解决五胡时代以来困扰北中国两百余年的胡汉民族矛盾，实为五胡时代的真正终结。而其政策中对政治体制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分定姓族的门阀化政策。

所谓分定姓族，旨在通过将以八姓为核心的鲜卑旧贵族融入新的门阀体制之中，与汉人士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融合胡汉新统治集团，以此保证政权上层的稳定，维护北魏政权的稳定。同时对士族地位和权力予以确认，使之融入北魏政权之中，加强北魏对地方的控制力，以此在社会的上层和中层维持统治的稳固。

应当说，孝文帝的门阀改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北魏上层社会的胡汉矛盾日趋消解，汉地以士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被纳入体制之中，对于巩固政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孝文帝的门阀改革却忽视了作为胡族社会中层力量的北镇武人，最终在三十年后爆发了六镇之乱。

北魏政权的体制大体以州郡为主，同时在边地或新征服地区等统治尚未稳固的地区设立军镇，即军政合一的军事特区，由此形成军镇-州郡的二元体制，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体制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截然不同，在北镇之中除了鲜卑武人，同样有大量汉人存在，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较早的消除了民族矛盾，通过姻亲关系形成了类似于汉地乡里社会的中层社会关系，成为北魏政权独特的政治单元。

在早期的北镇体制中，镇民拥有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类比于具有强烈荣誉感的贵族亲兵，然而孝文帝门阀改制以后，上层统治集团日趋固化，随着鲜卑贵族日益门阀化，与汉地风俗格格不入的北镇武人不仅上升渠道被阻塞，甚至有日趋贱民化的趋向，而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地方，在中央同样有所体现。

在孝文帝最初的设想中，【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然而制度构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北魏的门阀体制自确立以来便日益固化，在崔亮设立停年格制度以后，武人的上升通道被彻底阻塞，门阀阶层彻底固化，由此还引发了羽林军叛乱，目睹此时的高欢坦言【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可见北魏政权在后期已经腐化到了何种程度。正是在门阀体制日益僵化、腐败的大背景下，被排除于这一体制之外的北镇武人掀起了叛乱，最终吞没了北魏政权。

那么可否认为，是孝文帝的改革造成了北魏的衰亡呢？我认为不可，任何对于历史人物的判断都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环境，孝文帝面对的与苻坚一样，是一个死局。

首先，在孝文帝改革以来，胡汉民族矛盾日渐解决，然而政治问题则日益凸显，如果说民族矛盾是一种横向的矛盾，那么政治矛盾则是一种纵向的、关于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在北魏时代，士族在地方和中央都拥有极大的势力，如果无法团结士族，那么政权的统治不可能稳固，如果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真正结合起来，那么只能再一次重演崔浩事件的悲剧，而太和改制的挫折更是证明了试图回到秦汉帝制根本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门阀改革是孝文帝唯一的选择。

其次，另据毛汉光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的统计，在太武帝统一北方以后，士族在中央的比例已经从36.7%上升至66%，而孝文帝时期则达到了77.5%，可见孝文帝改革并不是北魏的门阀化过程的起点，而是这一过程的完成。在北魏时代，任何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都不可能彻底消灭士族势力，与之合作是唯一的选择。胡族政权的士族化是这一时期无可避免的历史大势，即使太武帝一心阻拦，半个世纪后，崔浩的政治理想最终由孝文帝实现。

总而言之，孝文帝面对的是一个死局，实行团结士族实行门阀统治，意味着门阀贵族的日益腐化，中层社会发生动乱，而不实行门阀改革，则意味着统治基础薄弱，国家国力弱小且受到社会力量的严重威胁，这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孝文帝无能为力。只有当北镇之乱后，缺乏士族传统的关陇地区出现了一个融合北镇武人和汉人豪族两种社会中层力量的新政权，这一死局才会有答案。

《走向共和》中李鸿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对孝文帝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胡汉矛盾激烈，严重阻碍了北方政权的社会整合，而孝文帝几乎以一己之力，将胡汉社会全方位的融合到一起，从此彻底解决了困扰北方社会将近两百年的民族问题，功莫大焉，在北魏的残骸与遗产之上，宇文泰和他的关陇集团即将继承苻坚、文明太后、孝文帝对于新世界的伟大志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军政二元体制与北齐政局

六镇之乱掀起了北方的动乱，各路枭雄渐次登场，最终北齐神武皇帝高欢整合各方势力，在乱局之中定鼎中原，开创了东魏北齐王朝，然而北齐继承了北魏的疆域和遗泽，也继承了北魏后期以来的重重社会、政治矛盾，为其败亡埋下了伏笔。（高氏政权自神武帝入主洛阳以来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均简称北齐政权，北周政权如是）

六镇之乱以来，北方陷入动乱，各方势力先后登场，高欢凭借其个人才能在信度建义、入主洛阳之后成功整合包括北镇武人、河北豪族、洛阳士族在内的多方势力，奠定了北齐政权前期的雄厚基础。

然而复杂的政治集团也造成了北齐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北镇武人在高欢立国之后转变为北镇勋贵，原先在北魏政权中处于中层地位的武人如今已经跻身政权核心，洛阳士族是原先北魏政权的核心力量，依然拥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因而亲近孝武帝的河北坞堡豪族便成为高欢的首要打击目标，高乾兄弟的悲剧盖因于此。

在孝武帝西狩以后，高欢出于军事、政治方面的考虑，迁都邺城，由此确立北齐政权长达半个世纪的邺城-晋阳军政二元体制。六镇之乱的核心问题在于北镇武人与洛阳门阀之间的矛盾，如今这两派势力皆归于北齐政权之内，政治隔阂极深，无法完成上层的整合，因而此时虽然与孝武帝时期一样同为二元格局，但是矛盾早已不同，前期是孝武帝和高欢的矛盾，而后期则是高欢集团内部北镇勋贵和汉人士族之间的矛盾。

晋阳是北齐政权的军政中心，也是北镇勋贵的势力中心，高欢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地位坐镇晋阳、统领北镇勋贵，总领与西魏之间的战争。同时，随后派遣其子高澄入主邺城，打击邺城权贵，培植以汉人官僚为主的自身势力，构建完善的官僚体制，使邺城成为北齐的行政中心。

应当说，在高欢在世时，邺城-晋阳的二元体制运行的仍算顺利，然而神武帝去世之后，隐藏在北齐政局中的矛盾日益凸显。高澄在邺城拥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其中又以杨愔、陈元康、崔季舒等汉人官僚为核心，而在晋阳，女主娄昭君被视为北镇勋贵的领袖，而高澄只能依靠母后娄昭君和斛律金等忠臣的支持维持统治，这已经体现出作为北齐政权统治者的高澄对于晋阳控制力的不足。

这一倾向在高澄意外身亡后更加明显，继位的高洋为了稳固自身地位，积极谋求代魏立齐，然而未曾想却遭到了母后娄昭君为代表的北镇勋贵的反对，娄昭君直言【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北镇勋贵的激烈态度，一方面是出于对作为邺城集团核心的汉人官僚的敌视，认为一旦高洋篡位，汉人官僚作为嫡系的地位会上升到北镇勋贵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北镇尚武传统，对于高洋篡位资格的不认可。然而最终，高洋还是依靠高德政、杨愔为首的汉人官僚的力量成功嬗代，这也体现体现了高澄、高洋时期邺城官僚的相对优势。

然而高洋去世后，其子高殷成为北齐的新任统治者，幼主殷弱，这也为对邺城官僚早已不满的北镇勋贵提供了机会，在太后娄昭君的策划之下，北镇勋贵发动政变，包括杨愔在内的邺城核心官僚尽遭屠戮，高洋之弟高演被拥立为帝，至此北镇勋贵彻底掌握了北齐政权，以娄昭君为代表的北镇勋贵对帝国政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皇位继承实行全面干预，兄终弟及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镇勋贵逐渐老去，政治势力逐渐减弱，而给予勋贵集团致命一击的，则是女主娄昭君的去世，由此邺城和晋阳的势力再次发生颠倒。当时的统治者高湛重用祖珽、和士开等近臣，形成了围绕在皇权身边的恩幸势力，武成帝时期以恩幸势力为支持的皇权迅速扩张，重新实现了皇权的一元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齐政权的强盛，恰恰相反，在无尽的政治内斗、官员腐化之中，北齐政权的政治氛围日渐腐败，国力日渐衰弱，最终亡于北周之手。

纵观北齐政局，复杂的政治组成给北齐政权带来了众多矛盾，甚至可说是传统北朝所有政治矛盾的集合，当神武帝在世时，尚能维持各个势力的平衡，而神武帝去世之后，北齐的政局也就日趋崩溃。这里包括了邺城-晋阳的军政二元格局、汉人官僚和北镇勋贵的政治对立、胡汉的文化冲突，也包括了皇权与霸府的矛盾、上层政治核心与中层社会势力的矛盾，有女主干政、有恩幸专权、有勋贵政变、有士族腐化，可以说自八王之乱以来的所有困扰北朝的历史矛盾在北齐四十四年的历史之中都能找到印证。北齐政权的种种矛盾，实际上是旧时代最后的诅咒与玩笑，在荒诞与血腥之中，北齐政权落下了帷幕，而新的世界，则将在关中浴火重生。

六、关中：通过帝国之路

正当尔朱荣入主洛阳，北魏朝局内乱不休时，一支人数稀少的西征军正在前往关陇的路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是要平定万俟丑奴的叛乱，这样的叛乱在六镇之乱以来并不稀奇，大概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便可平定，然而无论是西征军首领尔朱天光还是贺拔岳，亦或是其时仍为贺拔岳别将的宇文泰都不会意识到，他们正走在一条即将改变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路上，一条通往隋唐帝国的恢弘大道。

关中，因其特殊的地缘条件、社会风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其尚武的民风与关东的门阀士族截然不同，故而中国自古便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俗语，《隋书·地理志》指出关陇地区【地接边荒，多尚武节】，而关东地区则是【多尚稼穑，重于礼文】，再加之汉末以来关中地区饱经战火，经济水平不断下降，加之胡族的渗透，关中的文化气息日渐凋零，江统在《徙戎论》中写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是也可大略了解其社会风貌。

关中特殊的社会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士族高门并不多见，这点可以从《周书·儒林传》中看见端倪。《周书·儒林传》中立传者只有六人，且其中一人来自江南，五人来自关东，没有一人为本籍人士，而《北齐书·儒林传》中立传者共十六人，全部来自关东地区，这当然不能说明关中没有一个文化高门，但至少可以看出关中地区在士族数量和质量上与关东地区的极大差距，即使是关陇地位最为崇高的韦杜杨苏在北魏朝堂之中也鲜有高位，遑论其他。

魏晋时代，社会中层势力主要有士族和豪族两种，相较之下士族因为可任官僚，因而地位较豪族为高，大多是家学传世，而豪族则依凭其自身势力，以耕战合一的坞堡形式维护地方秩序，大多具有豪侠气质，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言，关中地区【豪强者纵横】，豪族的普遍存在是关中地区与关东地区最为显著的不同，作为地方势力的豪族与士族相比更具尚武精神，而少奢靡之风，因而不易腐化，他们在日后也将成为关陇集团的骨干力量。

正是这样独特的条件，才孕育出了以府兵制为核心的关陇军事政权，扫去五胡以来数百年的阴霾，他们即将探寻到历史的出口，将中国历史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在北魏的废墟和遗产之上，创造出隋唐帝国两百年的辉煌！历史，在七百年后，再一次回到关中。

尔朱荣被杀之后，尔朱集团乃至整个北朝政局都陷入了分裂，面对如此巨变，西征军领袖尔朱天光决心东还，而贺拔岳则深知王业不可复兴，决议【且镇关中，以固根本】，从此彻底放弃东还之可能，立足于关中。贺拔岳很快与侯莫陈悦联合攻下长安，将一支西征军成功转化为一个关中政权，为关陇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立足关中之后，贺拔岳随即开始了本土化政策，广泛延揽【六郡良家之子】，包括苏绰、韦孝宽在内的众多关陇豪族便在这时进入政权之中，可以说关陇集团整合北镇武人和关陇豪族的基本政策在贺拔岳时就已见雏形，实为宇文泰之关陇集团之萌芽。

然而由于武川领袖贺拔岳遇刺身亡，关陇政权再一次陷入动荡之中。针对当前的乱局，北镇武人中有人主张拥立荆州贺拔胜，而赵贵则力排众议，拥立了贺拔岳左丞、夏州刺史宇文泰，宇文泰迅速返回关中稳定政局，并迅速平定了侯莫陈悦，使得关陇政权真正稳固下来，后孝武帝与高欢的矛盾彻底激化，孝武帝西狩，西魏政权至此正式确立。

宇文泰确立政权之后，延续了贺拔岳时代的关陇化政策，并将之制度化、体系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苏绰的六条诏书，尤其是擢贤良一条，体现了西魏政权立足关陇、否定门阀体制的政治倾向。同时，北镇武人作为原先北魏军镇系统中的中层势力在尚武精神、维持基层社会稳定这一方面与同为中层势力的关陇豪族暗合，这也是二者进一步的融化提供了条件。

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府兵制的创立，府兵制不仅仅是一种兵制，更是整个关陇政权社会体制的核心。府兵制的成型意味着影响中国历史近一百五十年的关陇集团正式成型，关陇政权的内部整合得以实现，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与之前两百年来北朝的历代体制绝然不同的新型关陇军国体制最终成型，以此为基础的历代关陇政权混一寰宇、威服四方，开创了隋唐盛世。

当时的西魏政权内部包含了三种政治势力，北镇武人、关陇豪族、北魏士族，其中随孝武帝入关的士族们在西魏政权中从未占据高位，可见关陇政权的尚武特性，而在前两者中，以北镇武人为核心，而以关陇豪族为骨干，前者占据了政治权力中心，而后者则在中层支撑着关陇政权，而府兵制则是二者连结的桥梁。府兵制的创立，意味着将原本分属于胡汉社会的两钟中层力量全面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关陇军事集团，甚至可以说，府兵制和关陇集团本身就是关陇军国体制的一体两面。

大统九年，经历了邙山大败之后，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是府兵制发展的重要阶段，意味着西魏政权进一步吸收关陇豪族，扩大其统治基础。而大统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后逐渐形成了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的政治等级序列，其中仪同三司以上的等级具有开府权，以此形成二十四军的基本军制，是为府兵制的正式形成。而之后苏绰主导的周礼改制则建立了与之配套的文官系统，实现了府兵制的文武合一。

与府兵制配套的众多政策比如均田制、输籍法都是在宇文泰、苏绰时期便已渐次展开，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一系列加强中央的措施都是以府兵制为核心而展开的，在府兵制的条件下，豪族被纳入专权，其控制的人口逐步转变为编户齐民。没有府兵制所形成的关陇军事集团，其他政策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府兵制将自西汉以来便处于对立面的皇权和豪族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共存，正是由于府兵制的存在，关陇政权才能在缺乏编户基础的魏晋时代重新实现统一，府兵制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强了集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上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因此是整个关陇政权的核心。

在府兵制的等级序列之中，北镇武人占据高位，而关陇豪族则位于中层。八柱国之中，除不领兵的元欣之外，其余七位均为北镇武人，十二大将军中有七人为北镇武人，开府仪同三司之中北镇势力也在半数以上，而在仪同三司及其以下则以关陇豪族为多，由此也可管窥其时的政治构成。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近人论事，往往经常使用“集团”概念，诸如所谓【丰沛集团】【颍川士人集团】等等，包括我也是如此，但是我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陈寅恪先生最初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与今日论史者常言之集团有很大区别，今人所谓集团，大多只是指其政治核心层，而不包括其下的兵士，比如丰沛集团所指代的是萧何、樊哙、曹参等人，而并不包括元从刘邦起义的丰沛子弟，但是关陇集团，不仅仅包括宇文泰、独孤信等上层领袖，还包括了作为政权中层骨干的众多豪族，可以说陈寅恪先生的本意更接近集团的本来含义。

最后需要就军国体制的问题做一个说明，我之前在论及秦代时也用过这一概念，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我想说明的是此处强调的军国体制固然是与近代以来的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但是在秦国、关陇政权的体制却同样是一种“以生产供给军事，生产为军事服务”的特征，可以说军事就是政权本身的核心命题，这也就是我称其为军国体制的理由，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这种体制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体制相同，毋宁说这是军国体制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不同表现。

另外，关陇军国体制（或可称府兵军国体制、新关中军国体制）和秦代的的关中军国体制也有很大差别，这主要是由不同社会结构决定的，关中地区的特点就是缺少文化气息浓厚的贵族、士族，因而具有尚武精神，便于形成动员机制，然而由于时代不同，关陇军国体制与关中军国体制也存在很大不同。关中军国体制的核心在于军功授爵，而关陇军国体制的核心在于府兵制，二者都不仅仅是单一的爵制、兵制，更是塑造整个军国社会的核心元素，是整个军国体制得以运转的关键，其不同在于社会结构的差异。

战国时代宗族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社会形态，政府通过编户齐民将其整合起来，通过军功授爵鼓励百姓耕战以获取爵位，是一种国家直接针对个人的整合机制。而魏晋时代，虽然关陇地区士族薄弱，但是个人并不具有战国时代的独立性，而是依附于豪族，可以说豪族的坞堡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单位，因而军国体制的动员对象不再是个人，而是豪族，而府兵制则是将豪族及其乡兵整体纳入中央军制之中，豪族可以凭借军功提升职位，以此实现社会流动，促进军国体制的扩展。

府兵制的完善标志着关陇军国体制的成型，然而在关陇政权之中依然存在着政治上的变动。宇文泰虽为关陇集团的领袖，但是其地位并不稳固，其掌权本身便有偶然性，其他柱国此时仍与之【等夷】，类似于关陇集团的盟主，而不具备明确的上下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宇文泰为了稳固其势力，必然会加强提拔自己的亲信，而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便是宇文护和于谨。

在平蜀、伐江陵两次大战役中，于谨和尉迟迥的地位得到提升，这可以说是宇文泰侧重加强嫡系权威以压制其他柱国的主动策划。然而宇文泰的突然病重又使得政局重新开始动荡，宇文泰遗命其从子宇文护辅政，然而其时宇文护仅为大将军，包括独孤信在内的多位柱国大将军并不满于这一安排，【群公各图执政】，正是宇文泰嫡系于谨力排众议才确保了宇文护的执政地位，然而这一权力变动还是引发了关陇集团内部的政治动荡，曾经拥立宇文泰的赵贵和独孤信谋图政变，事败被诛，进一步削弱了北镇武人的势力。

宇文护执政后迅速实现了魏周嬗代，然而关于宇文护和皇权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宇文护甚至废杀了两位皇帝，最终周武帝诛杀了宇文护，重新恢复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也就是在周武帝时期，府兵制进一步扩展，【改军士为侍官, 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府兵制就此彻底深入到基层社会之中，便在此时一举吞并了腐败的北齐政权。

自宇文泰执政开始，宇文氏的权力便是不断加强的，虽有宇文护的专权，但是到了周武帝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武宣之际，作为皇帝近臣的内史、大御正权力进一步提高，皇权更加强化。然而宇文氏加强皇权的举动实则挑战了关陇集团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作为关陇集团中坚力量的关陇豪族，他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宇文氏嫡系和北镇武人之下，随着北镇元老的逐渐凋零，关陇豪族开始抬头。

政局的转变发生在宣帝的暴毙，此时作为皇权近臣的刘昉等人决心拥护杨坚辅政，这一政治变动再一次引发动荡，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掀起了三方之乱，覆盖了关东、巴蜀、江陵的大面积区域，甚至可以说除了关陇本地之外，北周全境都陷入了叛乱之中。杨坚此时积极团结内部力量，任用韦孝宽、高颎、李德林等人，最终平定了三方之乱，而这些杨坚嫡系和关陇豪族，也取代日渐凋零的北镇武人，成为关陇政权的核心。西魏政权中的改胡姓、改汉姓事件，与其说是民族矛盾的再起，不如说是政治核心转移的反映。

就关陇政权的发展而言，周隋革命具有比魏周革命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周隋革命以及三方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宇文氏加强集权的举动侵害了关陇集团的利益，由此关陇集团放弃宇文氏，重新选择代理人的过程。周隋革命不仅仅是一家一姓之转变，更是政权核心从北镇武人到关陇豪族的转变，关陇政权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本土化，再次实现了政治整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动荡和整合之后，关陇政权凭借其强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终于迈向了历史的出口，杨素南征的黄龙战船，即将征服衰朽的六朝衣冠，在经历了三百年的杀戮与动荡之后，杨坚和他的关陇集团终于实现了苻坚和孝文帝的伟大理想，一个混一寰宇的伟大帝国即将诞生，一个恢弘壮丽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

后论 关陇时代的终结

行文至此，对于北朝政治史的梳理便已告一段落，但是因为关陇军国体制一直延续到唐中期，因为其连贯性，不妨简单梳理一下自隋朝统一到安史之乱的后续历史，以便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因为不关宏旨，所以可能引证更为简单，烦请谅解，具体的论证可参考后附的参考论文。

府兵制和关陇军国主义无疑是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制度，随着隋朝实现了统一，必然要从以武立国转向以文治国，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因为府兵制和关陇集团是一体两面，因而对于皇权而言，如何摆脱关陇贵族的影响，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从关陇本位转变为没有地域本位倾向的普世帝国，便成为隋唐政权的重要问题，以下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是关于关陇集团的瓦解问题。

其实随着隋朝统一进程的开展，绝对的关陇化便是不可实现的，扩大统治基础是皇权的必然选择。比如开皇时期的四贵之中，杨雄、苏威、虞庆则为关陇集团成员，高颎则是关东人，但主要依靠隋文帝的幕僚身份掌权而非关东士族身份，可见隋文帝时期关陇集团虽然仍然占据优势，但是并非没有裂痕。

然而在隋文帝时期，关陇本位仍然为主流，以下可资印证。第一，隋朝中关东人的代表李德林仕途及其不顺。第二，隋文帝时期多次迁徙山东士族，并禁止士族间相互通婚。第三，便是杨广和杨勇的储君之争。杨广背后依靠的是杨素为代表的关陇集团，而太子杨勇依靠的则是文帝朝首臣高颎，然后最终的结局却是杨广成功立储，而高颎作为统一的第一功臣却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

然而杨广登基之后却没有顺从杨素的意愿，一方面延续了迁徙山东士族的政治措施，另一方面着手打击关陇集团，【令魏周官不得为荫】，同时营建洛阳，决议迁都摆脱关陇集团的政治束缚，这无疑体现了隋炀帝试图成万世功业，一举实现普世化的宏大愿望，但是也造成了一方面关陇集团离心离德，另一方面由于士族的迁徙无法控制山东豪杰，不久山东豪杰掀起大叛乱，而杨玄感的起兵则给了隋炀帝和他的大业致命一击。

随之而起的是李唐政权，李渊政权相较于隋文帝时期无疑更为开放，在太原元谋功臣名单中关陇人士只是略过半数，但是考虑李渊起兵于太原，并不能以此说明李渊已经放弃了关陇本位的政策，尤其是作为核心谋臣的裴寂和刘文静都是关陇人士。再加上李渊起兵直奔没有巩固根本，而是直奔关中而去，可见其立业之基仍在关中，虽然关陇集团人数比例进一步下降，但仍可认为李渊此时仍具有关中本位的倾向。

真正的变革在于秦王李世民，由于李建成早早立储在长安辅政，军政大权被授予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借四方征战之时积极培植自身势力，其中尤以秦王府、天策府中的山东豪杰为重，作为核心幕僚的房玄龄便是关东人。可以说李世民集团无论在数量还是权势上，关东势力都与关陇集团平分秋色，甚至稍占上风。

与之相比，李建成府中虽然也有魏征、王珪这样的关东人士，但是作为辅政太子，其立业根基仍然在于长安的朝廷班底，比如裴寂在储君之争中便明确支持李建成，而在朝廷之外，除河北罗艺外也未见李建成势力。

随着李世民势力日渐壮大，李渊决心扶植李建成、李元吉，给予二人领兵机会以压制李世民，最终父子矛盾激化，玄武门之变爆发。由于李世民集团内部身兼关陇、山东，因而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关陇本位政策的真正解体。太宗朝氏族志的编订便是一个重要标志，唐太宗【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一方面继续打击了关东门阀士族，另一方面也确认由秦王集团领衔的关陇关东并重的新型政治秩序，可以说隋唐帝国的普世化是在李世民时期正式确立的，自此关陇集团便开始走向瓦解。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认为武后时期是关陇集团瓦解的重要时期，应该说陈寅恪先生敏锐的捕捉到了武后朝科举制度的发展，确实是真知灼见，但是在我看来关陇集团的瓦解无需等到武后时期，不如说武后时期是关陇集团瓦解的终点。

近人论及初唐的关陇集团代表人物，无不举长孙无忌的例子，但是仔细考察下来，长孙无忌在太宗朝并无太高的权势，其在高宗朝的权势与其说是因为他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元舅外戚身份，论者为了证明长孙无忌为关陇集团代表，竟然将依附于长孙无忌的江南人褚遂良也纳入了关陇集团，实在有欠妥当。当然，若以长孙无忌之失势作为关陇集团瓦解的标志，倒也无大错。

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关陇集团瓦解，帝国的普世化进程正式完成，而其重要标志便是武后迁都洛阳，可以说从武后到玄宗初期的盛唐时代便是隋唐帝国普世化进程的最终结果。

之后我们将在制度层面梳理府兵制及其军国体制的瓦解。

隋朝统一之后府兵制的性质便开始发生改变，开皇十年隋文帝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这一政策标志着府兵在社会中的特殊性开始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统一进程的结束，帝国需要从一个军事国家转变为文治国家。

近人论及府兵制的衰亡，大多提及均田制的败坏，这自然是对的，但是前已论及，府兵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兵制，而是维系整个关陇军国政权运行的最关键因素，起到了沟通国家与社会、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统一，府兵制已经无法提供社会流动的力量，因而他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发挥最为重要作用的便是科举制的发展，科举制取代了府兵制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因此，武后时期的科举改革，既是关陇集团瓦解的最后阶段，也是府兵制衰亡的重要的时期，或许这就可以从侧面显示出为什么府兵制和关陇集团是关陇政权的一体两面。

府兵制是一种混容性极大的体制，正是因为这种混容性，他才能使以军事为核心，将其他方面依附于军事之中，而到了统一帝国时期，文武分化是统治的基本需求，因而在隋文帝、隋炀帝时期就多次改革官制，去除府兵制带来的文武合一的色彩。而在军事领域内部，日益分化明显的禁军、地方军体制也进一步在内部挤压了府兵制的生存空间，导致了其败亡。

自隋文帝时期开始，便曾多次试图推广府兵制到全国，然而直到唐代中期，府兵在关陇地区的数量仍然占到了七成左右，这就显示出在新的历史阶段，府兵制已然失去了继续向外推广的动力。由于府兵制的衰败，唐玄宗不得不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维持稳定，这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至此影响中国历史两百年之久的关陇军事集团和府兵制都成为了历史。

最后为全文做一个总结，魏晋时代分裂的最大问题在于地方上士族和豪族占据了太多势力，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秦汉式帝国统治基础十分薄弱，难以为继。随着胡族内迁，胡汉的民族矛盾又在北方兴起，两赵政权只能采取胡汉分治的消极策略，最终在民族矛盾中身死国灭。继之而起的前秦和前燕缓和了民族矛盾，并给出了不同的政治解答，前燕政权积极笼络士族却因为宗室内斗的矛盾而走向腐化，最终被前秦所灭。而前秦一心打击豪强，强化皇权，但是因为笼络士族不足，当淝水战后民族矛盾爆发，一战即溃。北魏政权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之后，由孝文帝的改革彻底解决了胡汉问题，但是其门阀化改革却为六镇之乱埋下了隐患。北齐政权继承了北魏的大部分遗产，也继承了种种矛盾，最终在混乱中走向灭亡。而立足关陇的北周政权却凭借关陇地区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以府兵制为核心，将皇权与豪族融合为一凝聚力极强的关陇集团，构建了一整套军国体制，加强了对社会的动员力和控制力，最终实现了统一。统一之后的隋唐帝国开始了普世化的转型，由此开始了一段极盛时代，但是随着府兵制的衰败，节度使的设立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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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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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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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笺：《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

张欣：《皇权政治视野下的关陇集团研究》

李君：《李世民功臣集团研究》

李虎：《李唐政治军事集团研究》

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