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下海,和什么文化、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看挣不挣钱。
首先,在明清时期,最稳定的买卖是在家乡买房置地。一面把土地佃出去,一面放债,然后拿租子和利息再买房子置地,供族中子弟读书考科举,当官保证自己土地的安全性。至于做生意,利润可能更高,但是风险也更大,不如投资土地划算。
就算要做生意,中国商人所处的环境也和欧洲商人完全不同。
欧洲商人出海为了获得金银,中国商人出海也为了获得金银,所以日本航线上的中国商船多得很。
欧洲商人出海为了获得香料,中国商人出海也为了获得香料,所以沿着越南沿海到马来群岛的中国商船也多得很。
粮食,东南亚就有,也不用往远了跑。铜矿日本就有,锡东南亚就有。
奴隶,中国不需要,自家的穷人多得没地方安置,人力成本低得吓人的国家怎么可能搞奴隶贸易。
生丝、棉布、瓷器、茶叶、糖、生姜、大黄、各种生活用品,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都不需要进口。
至于马六甲以西的产品,锡兰的宝石、东非的象牙、索马里的乳香之类的东西,能有多大市场?由南亚、西亚的商人经营,早就饱和了。
如果说是为了把自家的商品卖出去而出海,那就又面临另一个问题,人家买不买呢?
在风帆战舰时代,欧洲海军来到中国沿海,没有一个能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跨越半个地球的投送距离消磨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反过来说,就算中国当时的战舰比全欧洲的加起来还多,难道还能绕过好望角,远征万里到欧洲去逼他们开关贸易吗?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没有购买力,印度也是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尤其是大量产棉布,都能远销美洲和欧洲。何况印度洋上群雄并起,中国商人想挤进去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却没有足够的利润。
既不可能把货卖到欧洲去,又不需要从马六甲以西的世界进口多少东西,那么又何必要负担长距离远航的高昂成本呢?每年跑一趟东南亚,对于中国海商来说就是最赚钱的方式了,所以就算是清朝迁界禁海的时候,也无法禁绝走私。同理,因为跑到马六甲以西挣不到钱,所以就算开海也没人去。
土地倒是中国人急需的。放眼周边,朝鲜、日本、越南适合种地,但当地早就有主了,去了打不过。婆罗洲、湄公河三角洲、吕宋、爪哇、苏门答腊,那都是气候湿热,蚊虫肆虐,疫病横行的地方,必须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命去开垦,才能最终变成适合农耕的地方。除了在国内穷得快饿死的穷人,谁愿意当这个“开拓者”?这些人既然如此之穷,又怎么能有耕牛、种子、农具去开垦土地呢?而有这样能力的富人,在国内当地主不香吗?为何要去海外?
澳大利亚有无风带和大堡礁当屏障,在风帆时代支撑不起殖民所需的贸易线,除非发现金矿,否则就吸引不了足够的人,但要发现金矿,就先得有农业基础,然后才能支撑大规模的勘探。英国人找到澳大利亚之后,在起初几十年只把它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后来才慢慢探索,发现了金矿。而中国人当时连东北平原都没住满,难道还缺流放犯人的地方吗。与其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花大价钱开拓,不如对东北多花些力气才是正经。
去美洲也不用想,且不提横跨太平洋比横跨大西洋的死亡率高多少,美洲西部也没有多少适合垦荒的地方。西班牙人占了加利福尼亚三百年,都觉得那儿没什么价值,连墨西哥人都不爱去,怎么能指望中国人去。直到淘金热,加利福尼亚才抢手。
综上所述,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有钱人要下海挣钱,去日本和东南亚是最佳选择,穷人要下海谋生,只有东南亚是唯一选择。
任何一条海上贸易线,都是无数人用性命探索出来的,而能推动他们去探索的只有利润。若是无钱可挣,哪里会有人愿意拼命去趟地图。欧洲商人的利润在新大陆,在地球的另一边,所以他们就跑遍全球,中国商人的利润在日本和东南亚,所以我们就在家门口晃悠。
钱可以改变文化,而钱的事靠文化解决不了。要是丝绸、茶叶、棉布、瓷器、香料都产在索马里、肯尼亚,东亚各国统统没有,那肯定会有一帮腰插顺刀、身背火绳枪的武装儒生奔赴大海,也绝对会有一群大儒出来解释儒家文化里的开拓精神。然而地球不是这么设计的,东亚士大夫最稳定、最挣钱的生意是蹲在家里买地、放贷,其次才是经营手工业和跑南洋、日本的生意。郑芝龙在海上挣了钱,也照样回福建老家买地。郑成功一直想反攻福建,在大陆上实在待不住才去台湾,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畏惧台湾的气候。
一个政权要是像明郑这样只剩下金门、厦门这几个岛了,只要不是废物,怎么可能不奔向大海。反之,一个控制了从辽河到珠江的广阔农耕区的王朝,又怎么可能对海外的荒地感兴趣。不是因为儒家文化没有海洋属性,中国人才不爱下海,而是因为中国人下海没什么赚头,所以在构建儒家文化的时候就没把海洋属性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