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的军事对抗中,经济优势跟军事优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等性。
好比说现在韩国的GDP跟俄罗斯差不多,日本的GDP是俄罗斯的三倍。但真要打起仗来,你把韩国和日本放一块,都不见得够俄罗斯打。
因为现代战争的进行核心是资源。俄罗斯虽然经济差劲,但一旦切换到战争模式,巨大的国土纵深、取之不竭的能源以及完整的军工体系,就是他最大的依靠。而日本和韩国,尽管经济还不错,但缺乏能源这一项,就足以卡死他们的脖子。如果到时候俄罗斯依靠自己的潜艇部队或者空中力量摧毁日韩的运输船队的话,日韩两国也就真成了孤岛了。
宋朝的问题,也差不多。辽国的经济比宋朝差不少,但人家辽国有上好的战马和钢铁,而这恰恰是宋朝缺乏的。宋朝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是靠民用资源(如瓷器、书籍)以及服务业创造出来的“繁荣”。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当然很有“品味”,但是战争看得并不是这些——否则,每天该时刻担心对方打过来的不应该是韩国,而是朝鲜。更好理解的例子,是在民国时期,在农村发展的共产党和占据了大城市的国民党,谁更有经济优势?但最后的结果如何?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河西走廊、内蒙两地是决定一个王朝是否兴盛的关键。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能控制这里,就意味着控制了最优质的战马产地,就可以顶住来自周围的军事压力。而如果没有这里,单靠丝绸和瓷器的所谓“经济优势”,想抗住北方的弯刀,无异于白日做梦。
税收结构
宋朝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战略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一旦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以势逼人还是很爽的。
比如说哲宗时期北宋在屡次野战失利的情况下终于转变了思路,从泾原西安州到熙河安西城大修堡寨、步步为营,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的战略被动姿态,逼得夏人哀嚎“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夺我饭椀”。这就是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具体实例。
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是已得幅员千余里之地。当时得熙河,只是本汉地土,今所开拓,乃夏国地,兼据险要并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常恭顺则已,更作过,则趋兴、灵不远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则泾原亦无由开拓。今泾原进据天都,熙河自汝遮建城寨至会州,故两路边面相通接,而秦州遂为腹裹。兼先帝建熙河兰会路,今日方得会州,乃成先帝之志也。[1]
这玩意的开销有多高?简直是大辽看了会流泪西夏看了会沉默,光一个定戎寨就是:
池中役夫三千余,悉亡命卒也,日支铁钱四百,每多窃盐私货。[2]
大宋官家的银钱像流水一样地支了出去,宋辽澶渊之盟议定的岁币是多少?银十万绢二十万。然而为了西夏开边,哲宗这边自己就贴出去上百万!
鄜延、泾原、熙河、环庆路见管军赏银绢不多,虑缓急阙用,特於內藏库支发银绢共二百万匹两,赴逐路经略司封桩,专充准备边事及招纳之用。[3]
不过没关系,我开销大不大无所谓,只要你的损失比我大就行。宋朝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经济优势,也不是找不到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法子,而是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多方掣肘,前后反复,导致资源极大浪费——要是大宋官家的每笔钱都能花到点子上,那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就拿上边对西夏的例子来说,范仲淹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的时候就提出了浅攻进筑的对西夏战略构思,然后到神宗时期,双方战端再开,北宋根本不采纳这个已经被验证有效的战略,就是要野战,就是要重兵压上跟西夏人决战!五路伐夏给我压上去,老子这飞龙骑脸怎么输!怎么输?
然后大败。
就这一意孤行的路子,怎么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啊?转化不了的。更不要提朝堂上异论相搅,政策今天激进明天保守后天倒退,司马光主政时期甚至有过还地西夏的脑残举动——所以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宋朝没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完全是决策层和体制的问题;不过也多亏了北宋巨大的经济优势,它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之后依然顽强地挺下来。雍熙北伐,大败,然后转头宋辽战争还能有来有往几十年;五路伐夏,巨败,然后转头绍圣开边反推了回去;靖康之变,史诗级大失败,连皇帝都被打包送到了北边,结果转头南宋守着半壁江山竟然能靠死金朝。这是啥?
这是个T啊!
大宋:我说我放技能打人为啥不疼呢。
因为所谓的“宋朝经济优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国贫民贫而藏富于豪强”才是宋朝经济的本质。
有宋一朝,在总赋税当中农业税比例远低于此前的汉唐和此后的明清,商业税为主的非农业税则占据着越来越高的比例。这往往被作为宋朝繁荣富庶、商业发达、农民负担轻的标志。也是诸多对史实一知(qiao)半(bu)解(tong)的地摊文写手敢于鼓吹“铁血强宋”的底气所在。
但事实正好相反,高额的商税比例,正说明出宋王朝统治的孱弱,以及对人民剥削的残酷。其工商业发达程度,也根本比不上后来的明王朝。
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漆侠《宋代经济史》一书的数据说:
"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
如此高昂的商税比重,放在封建社会实在令人惊异。如果这还不够直观,我们可以再用宋朝和明朝前期的商税收入比较一下。
宋天禧年间的商税收入,竟就相当于明宣德年间的十倍以上。这能否说明宋朝商品经济极为发达,才能获得可观的商税呢?
然而,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是由农业创造的,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粮食压力巨大、地缘相对封闭的古中国,这一规律绝不可能打破。宋王朝不可能违背历史规律而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其生产毋庸置疑仍是以农业为主。
而宋朝庞大的商税收入,实是中央通过繁复的专卖制度,高度介入商业活动当中,与民争利。酒、茶叶、食盐这些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物资,由朝廷进行专卖,这反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空间,扼杀了民间商业的活力。宋朝的重商主义,毋宁说是官办经济的顶峰。
郭正忠先生就认为,宋朝非农业税的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剥削程度和剥削范围的急剧增加。在南宋海贸最兴盛的时期,各市舶司的关税合计也不过数百万贯,仅占朝廷收入的4%到5%。无疑大宋王朝像清末海关那样通过外贸岁入数千万两白银,只是当代网民的异想天开。
宋朝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这些专卖活动导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对宋朝商税的贡献就高达34-68%,这些税赋都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成本,如宋代的盐价相当于后世明代的5倍以上。
宋朝的商税征收以遍地的关卡著称,不仅仅是商人,普通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人民也难逃商税的征收。
在全国,宋朝设置了2200个税关,而后世的明代仅有11个。宋朝农民挑着米粮、家禽、布帛、土特产到城里售卖都需要交税,商人携带铜钱离开地界也要交税。
繁复的关卡,会导致商税的重复征收,对于正常的商业活动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此一来,小工商业者由于沉重的商税压力,必将无以为继,而拥有雄厚财力的巨商和拥有官面背景的官商则越发能扩大其资本实力,肆行兼并。
可能有人会想,茶叶、酒等物资,主要消耗者毕竟是富民,底层百姓对其需求较少,甚至可以完全不消耗。高昂的茶酒榷税,是否能起到抑豪强以利贫弱的作用呢?
如果这么想,就实在太低估宋朝中枢攫取民财的决心和手段了。对于消耗不起茶酒的底层百姓,宋王朝往往会采取强卖的手段,掠夺财富。
南宋由于酒税榨取太甚,导致酒价过高,卖不出去,为了征收到预定的税额,不得不强迫百姓买酒。有些地方根据居民财产划定级别,上户、中户、下户各自规定必须出多少钱买多少酒。更有甚者,还强迫百姓缴纳尝酒钱:
"尤为离奇的是,当阳县'每遇人户纳夏秋二税,并令先纳尝酒钱,以家业多少为率,自五百至三千,虽赁地侨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认,'一年两次尝酒钱将近两千贯'。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乾酒钱',可以肯定地说,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南宋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
这里所谓的酒税,就是赤裸裸的掠夺了。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但宋朝所谓分其利,最终更多还是掠夺于广大的底层人民,而非商贾本身。
宋王朝有和籴和买的制度,和籴是官府强制购买民间粮米,和买是强制收购民间布帛。由于朝廷一般使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从民间强买,事实上成为了另一项沉重的税赋,其数额甚至越过了正税。
到南宋时代,宋王朝的纸币不断贬值,近乎废纸。以这样的纸币从自耕农或佃农手中充作铜钱,低价强买米粮,事实上根本就是强抢。于是底层人民的负担越发沉重了。
到了元朝,和买制度越演越烈,朝廷疯狂使用纸币强行掠夺民间财富,使得民不聊生,百姓纷纷破产,最终激起轰轰烈烈的元末大起义。最终,和买制度被朱元璋基本废除。
不可否认,宋朝的风气是不讳言利,有一些鼓励商业的举措。宋朝少数大城市的高度繁华,无疑与重商政策的实行脱不开干系。
但总体上,宋王朝沉重的商税,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且大部分仍要转嫁到农民为主的底层人民身上。
进入南宋之后,宋朝被迫与豪强地主达成妥协维持统治,中枢对于土地的掌握能力极度下降,这才是南宋农业税比例骤减的关键原因。在此基础上,非农业税的再度激增,事实上是"舍越殷强,首先贫弱"的搜刮,避开豪强而越发重敛小民,使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显示出宋王朝统治的孱弱,以及对人民剥削的残酷。
宋朝的经济优势
他是个伪命题啊···
庆历二年,范仲淹在《奏为置官专管每年上供军须杂物》里边提到一个词,叫:物价十倍·······
北宋前期米价平均每斗约 30钱 ,仁宗天圣四年,连荆 、湖、江、淮南四路州、米价每斗或70至100了,庆历八年 (1048),米价到每斗 700钱至 1000 钱。
真宗末年的时候,末盐有 31等,每斤价自 8钱至 47钱;仁宗时候的庆历六年 (1046),梓州每斤市价涨到 140钱。
就连买草,北宋前期草价每束 3至 5钱。仁宗宝元二年,收购秆草“每束一十三斤 ,末等价例19文”,这还是最差的草
真,草都吃不起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宋朝啊,小老百姓可以说,我们收入从开国时候的几百文,增加到了现在的几千文一个月
朝廷做的真好啊
可实际购买力,没啥变化····
而且更恐怖的是啥呢
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蒋介石,利用法币或者金圆券贬值,大量从民间抢夺资产,还能支持五百万军队
宋代是神奇的,一方面通货膨胀,让百姓家里没啥钱,一方面左藏库、内藏库 、常平仓等等也空了···
你完全都不知道物资都去了哪里啊?
答,都在官僚士大夫手里
庆历元年,正在和西夏打仗呢,仁宗为了维持人心,好吧,官心,战争越紧张 ,越要举办各种圣节大礼 ,大量恩封官僚子弟 。
给官员的后代也封官
还要赏钱
每次都是上千万贯的赏赐
所谓花钱买忠心,
仁宗死了,英宗登基第一年,看着各个仓库“百年积蓄,仅余空簿”,还不是要想办法凑一千万贯给大臣们发下去,
注,三司财匮,就经常借用内藏库钱物 ,然后从来不还,时间长了,皇帝只能免掉,然后下一次再借
皇帝还要自己掏钱发给大臣
但是大臣们有啥本事呢?
和西夏打的时候,仁宗多次向枢密院官员问计 ,都不能对答
毕竟儒家么,问到实际工作,他们都是一脸懵逼的····
也就是说,宋朝的主要工作
就是想办法弄钱,然后养官员
至于养军队,呵呵,反正是按几十万人的标准拨款,出事儿了几万大军都拉不出来,这中间的空饷,我们衮衮诸公就笑纳了
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的宋代经济优势,无非是宋代文人和官员有钱,他们留下的记录,也自然是宋朝有钱
但是实际上呢?
“三冗”消费无法裁减 ,物质生产得不到发展 ,供求关系难以平衡 ,国势贫弱已成定局。
你确定宋朝的经济占优势?你把金军的铁甲和马匹产量计入GDP了吗?
其实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宋蒙大战中蒙(元)军在军事上并无太大优势,主要就是靠国力碾压,把南宋经济压垮,最经典的战役就是襄阳围城,围了六年,其实压根儿没攻下来,但南宋为了救援襄阳不断往无底洞里投入,最后一年南宋的物价涨了五倍,再也支援不起了,只好停援,襄阳投降,整个南宋的经济崩溃,灭亡。
油管五常和地球五常是两码事,谢谢。
简单说一下法军编制
步兵:
骑兵:
在此之上为军
再之上为军团,通常包括几个军。下面各举一个军和骑兵军的例子。
军级单位以1806年奥热罗的第七军为例
皮埃尔·奥格罗元帅(17,672人,36门炮)
参谋长:克劳德·玛丽·约瑟夫·潘尼捷大将
第一师:雅克·德斯贾丁师(8,242人,8炮)
第一旅:
第16步兵团(4营)
第二旅:
第14轻步兵团(1营)
第44线步兵团(3营)
第105线步兵团(3营)
火炮:两门12磅炮,四门6磅炮,两
门6英寸榴弹炮
第二师:
第一旅:
第7轻步兵团(3营)
第二旅:
第24步兵团(2营)
第63线步兵团(2营)
第三旅:
黑森-达姆施塔特火枪军团(2营)
拿桑步兵团(1营)
火炮:两门12磅炮,四门6磅炮,两门6英寸榴弹炮
骑兵旅:安托万旅(1,290人,4炮)
胸甲骑兵团(4中队)
第20军团(3中队)
第6马炮兵团:四门4磅重炮
兵团炮兵(1,323人)
四门12磅炮,十二门8磅炮,四门4 磅炮,四门6英寸榴弹炮
骑兵军以贝西埃的第二骑兵军为例
第2胸甲骑兵师:(1927人,3炮)
第一旅:
胸甲骑兵团(4中队)
第5胸甲骑兵团(4中队)
第二旅:
第10胸甲骑兵团(3中队)
火炮:两门6磅重炮弹,一门6英
寸榴弹炮
第二龙骑兵师:格鲁西师(2,915人,3炮)
第一旅:
第三龙骑兵团(3中队)
第四龙骑兵团(3中队)
第二旅:
第10骑龙军团(3中队)
第11龙骑兵团(3中队)
第三旅:
第13骑龙军团(3中队)
第十二龙骑兵团(3中队)
火炮:两门8磅炮,一门6英寸榴
弹炮
第4骑兵师:(3129人,3炮)
第一旅:
第十七龙骑兵团(3中队)
第27龙骑兵团(3中队)
第二旅:
第18龙骑兵团(3中队)
第19龙骑兵团(3中队)
第三旅:
第15骑龙团(3中队)
第25龙骑兵团(3中队)
火炮:两门8磅重炮,一门6英寸 榴弹炮
轻骑兵师:(1623人)
轻骑兵第二团(3中队)
第四轻骑兵团(3中队)
第五白马猎骑兵团(3中队)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如果他先去南京磕头、再去马尼拉下跪,最后去美国鞠躬,那我愿意称他为新时代的勃兰特——但即使他只做了最后一条,向反法西斯战士表示敬意依然是值得称赞的,只是目前还不够尽善尽美而已。
我对日本是很宽容的,不想让它如何丧权,只要把从裕仁以下、应是战犯而侥幸逃脱审判的罪人开棺戮尸,把那些曾在侵略战争中积累了政治资本的世家中延绵至今的那些彻底批判一番、检讨其血腥的发家史,仅此而已,而向这个方向挪动的每一小步,都是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