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多,但也不少。官职最高的是在苏州投降的候补道李文炳,候补知府何信义,打开湖州城门的清军熊姓千总,还有参将欧阳辉、黄矮子,还有几个满人。庐州知府胡元炜是最著名的一个,坑死江忠源的那位。
还有个不为人知的,侯裕田。
侯裕田,这本来是个清军,后来在湖南被太平军俘虏了,但没杀他。然后他发现太平军军纪严明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于是投靠太平军。对于这么一个降将,太平军却并没有对他表示歧视之类的,而是委以重任,侯裕田的职务也是一路扶摇而上,最后封“森王”。这哥们是太平军中后期中最重要的水军将领,也是极为重视火器的那帮人之一,58年的时候他作为水师将领,就想尽办法从英国人那边买枪买炮买舰船,但英国人不卖,出钱多少都不卖,所以他就想方设法托人买国外的军火,还自己开厂子制造,甚至比安庆内军械所还早。
天京陷落之后他直接驾船跑到了香港,开了一家叫金成泰的公司,当时太平军余部还在福建那边转战,于是这哥们假借做生意为由,购置大量英法枪炮军需物资,秘密运往漳州,还四处派出探子刺探清军情报,至于粮草药品更是源源不断供应给李侍贤。后来清军让英国人在香港抓住了他,当时不是有个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嘛,按理说英国人不能引渡他回大陆,但清政府跟香港总督那边达成交易,最后香港总督以海盗何雨田的身份将其引渡回广州,广州清军则把他的身份分成森王侯玉山、振王侯玉田、尧王侯观胜三个人上报,一下子擒获三名贼渠,升官晋爵美滋滋。1865年5月8号,侯裕田在广州被凌迟处死。
极少,绝大部分官员都战死或者自杀殉国。
原因①:是清朝有军法规定:“无令自退者斩立决,从者及三亲(父子孙)徒(刑)。”
原因②:太平天国未能形成隔江政权对立或者击碎清廷统治骨干(中枢破碎,各种势力割据)的态势,一直是坐寇级别;
看着是军法,但是对文官武官都生效。
一旦发生战争,因为焦点与要害都是城墙围起来的城池,所以各地长官知府、县令等,这些文官也立刻就有守土之责,会立刻变成省城、府城、县城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因此这个军法对他们生效。
在古代战争里以城池为节点为中心,任何城池,哪怕是土坯垃圾小城都可以对敌军造成延迟与杀伤,谁会命令当地主官撤退?不管敌人多强,你守着吧,丢个石头砸砸他们也好啊。
所以根本就不会让主官撤退。
敌军围城攻城时,假如该县县令逃跑了,很好:逮住之后斩首,跟着他跑的仆人、师爷、从官等+他的父子孙三亲全部徒刑。
清朝徒刑是限制自由的劳役,去当地的驿所或者衙门进行水火工等强制劳动(可能戴镣铐),而且是要打板子的,一年徒刑先打30大板,三年徒刑打80大板。
一句话,揍个半死再去拘役劳动,要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又没有钱银行贿,估计直接就被打死。
清朝也是异地为官,家族不在城池里外,所以主官是存在逃亡动机的:城破不关我家事;然而这个军法就是焊死了这个门。
假如主官不守城战死或者自尽,那么你整个家族等于就被朝廷给连根撅了。对你家的父子孙下手。——古代以孝为先,你让你爹挨板子受徒刑,你还叫人吗?直接社死;
——无后为大,你的基因传承者儿子和孙子也会被干掉,就算不死,也失去了财富与科举资格,你说你作为父亲/爷爷,你好意思吗?
现在很多贪官为了保子女都可以抑郁跳楼,清朝下手更狠,你敢不战或者不死吗?
满清是:一人不死,全族完蛋!
假如你作战特别英勇,死顶太平军或者洋人,就算战败你战死或者自杀,你子孙会优待的,会赐官爵给你子孙的。
比如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里面的主帅和春逃到苏州,回过神来就自杀了(一说病死,但病死太概率,应该是服毒自杀)。
他儿子就赐了二等男爵,而且可以世袭,他曾孙就继承了这个爵位。
一人殉国(自杀),两代受益啊。
必须死。投降更不可能了,处于劣势一方,其实早准备自杀的各种法子了。
一个大反例就是著名的叶名琛——海上苏武。
这小子是咸丰的宠臣,作为主官,被英国人攻破广州城俘虏了。
从城破到被英国人软禁在广州,丫有很多自杀机会,愣是不自杀!不知道脑袋里想的啥。
野史记载:说在他被软禁在广州的时候,他的贴身仆人给他吟诵殉国名人的诗词啊、拍井沿啊什么的暗示他自杀,这人就特逗,总是哈哈一笑就装听不见;
仆人以及他家人其实都希望他自杀。
他死了,尸体肯定送回给满清,就会备极哀荣,仆人家人也有好处,面子(声誉)里子(家族安全、财富、赏赐)都有。
但是这人,太逗,一个26岁中进士、29岁就当地级市主官的聪明人,就想不到这下场吗?
被抓印度去了,送了一个尸体回来(要是活着回来就乐子大了)。
咸丰对他冷处理,子孙啥优待也没有,根本不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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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开始都不起眼,早期在官府眼里都是土匪、山贼、神经兮兮的邪教徒这种下层人,哪个官员会投靠他们?
但是当起义军越来越厉害,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或者席卷天下的时候,那肯定无数官员文士纷纷投靠了。
假如太平军把清廷赶到关外去了,那清朝官员肯定刷刷的大面积投降了,因为朝廷都不在了,还在乎什么《大清律》?!
一个例子:英法联军屠灭僧格林沁主力后,僧格林沁身后的后续部队全逃了,皇帝自己都跑了!
连北京那么大坚城守军都跑了。
结果呢,也没听说后续惩罚了谁。
因为这在当时满清人眼里就是灭国战级别了,京城下的最强且唯一主力突然没了,这大清朝说不定都要没了,谁还在乎军法啊?就算朝廷回来了,也没法,法不责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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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比较极端,不团结精英。
他们一直砸孔庙焚儒家书籍。
孔子在古代,地位很高的,各地都有孔庙的;读书人全过三节两寿,官场也借此机会朝下属敛红包。
三节两寿: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及孔子诞辰,塾师生日(官场自动认领导为师);
看看这孔子诞辰在当时相当于啥?基本相当于国外圣诞节了。
他地位当年就类似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基督教里的耶稣,你在儒家满清砸孔子,那些官员、读书人等上层精英全是孔孟门徒,会支持你吗?
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天国才发现这样干不行,因为连个识文断字有点思想的人都找不到。
当年读书人全是学孔孟的啊。
又改弦易辙,洪秀全做梦说:孔子赔罪了,他在天堂上原谅孔子了,孔子现在变成他们家(上帝耶稣和他)的客人那种了,又开科举,还是四书五经那套,想招募读书人了。
他又把真正骨干杨秀清给杀了;大约类似于疯疯癫癫的小明王把半成品朱元璋宰了。
唉,反正乱七八糟的,太平天国没有王者相,连稳固的分江而治都做不到,谁傻了投靠他啊
曾投靠太平天国的原清朝官员还是有一批的,数量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少。仅举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胡元炜、李昭寿、薛之元、李文炳、苗沛霖等。他们要么有地位(达到了四品,甚至更高),要么有实力(领兵数万,甚至十万以上),都堪称时代的弄潮儿。
总体来看,士绅官员们还是坚决支持大清的,反清的并不多见。阶级立场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大清刑律。大清的官员们敢不效忠吗?他们要是敢于明目张胆地背叛大清,不但自己在被抓住以后要被凌迟处死,就连家人也会被杀个一干二净(当年不小心触犯了文字狱都要被灭门,更不要说叛反大清了)。他们的家属,表面上风光无限,其实也就是人质一般的存在。
那些朝廷命官效忠大清其实也是被迫的,绝不是发自内心的。别的不说,大清覆灭前后全国共有26个督抚大员,最终做大清殉葬品的仅有四川总督赵尔丰、闽浙总督佟佳•松寿(旗人)、山西巡抚陆钟琦、江西巡抚冯汝骙等寥寥数人(其中又仅有冯汝骙和松寿是一心为大清尽忠的),其余的都与革命党合作了,有的甚至跻身于“革命元勋”之列。何以至此?因为辛亥革命后大清的统治秩序已经趋于崩溃,此时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已经不再受《大清律》的约束。
前期(天京事变前)不太多,著名的只有一个庐州知府胡元炜。
清朝官方没有留下多少有关胡元炜的事迹,《清史稿▪周天爵传》有言:“疏论庐州知府胡元炜劣迹,请革职逮治,巡抚李嘉端置不问。元炜通贼内应,庐州陷,江忠源死之。”于是一种说法产生了:胡元炜是太平军的卧底,设计坑死了湘军名将江忠源(此人乃是湘军中第一个封疆大吏,深受咸丰帝器重,号称“湘军鼻祖”;当他担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还没有发布《讨粤匪檄》)。
或云元炜之初仕也,告贷戚友,得数百金,将入都,捐从九杂职。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来共渡,与语甚洽,因结伴同行,入都后,僦屋共居焉。越月余,其人忽问元炜曰。“子来何事?”曰:“将捐官。”曰;“然则盍将履历示我?”元炜示之。数日后,忽谓元炜曰:“吾已为子上兑捐知府矣,子携来之物即可作归费。大丈夫生当斯世,何必龌龊为小官。且朋友有无相通,我有余财,岂敢不为子良图也。”元炜且惊且喜,遂拜谢,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庐州府知府。元炜资望尚浅,忽得权守雄郡,复出意外,盖亦其人为之经营,而元炜初不知也。及在围城中,一曰,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炜视之大惊,盖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后,已久不相闻矣。属元炜毋衣冠迎我,恐涉张皇,令外人知也。元炜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谓元炜曰:“子毋然。吾将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庐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赏。不然,则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庐州兵饷两绌,决不能守。与其执迷而自速厥死,孰若报德以取富贵乎?”元炜踌躇良久,既已无可奈何,乃决意从贼。(薛福成《庸盦笔记•江忠烈公殉难庐州》)。
笔者按:这里的庐州被称为“雄郡”,其地位可见一斑;文中的庐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省会合肥,在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后成为安徽巡抚驻地;东汉末年名将张辽曾经在此大败孙权,并因此而名扬天下(逍遥津之战);此地名人辈出,也是包拯、李鸿章的故乡(当然二者一正一邪,扮演了完全相反的历史角色)。
当然,薛福成的记载未必可信(他在记述中用了“或云”二字,暗示以下的文字只是道听途说,未必完全符实)。百度太平天国贴吧吧主黄金台下客说:“根据清代档案,胡元炜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已经是安徽太平府的知府了,绝对是科举正途出身,并非落魄文人,走的不是捐纳的途径。”
按个人理解,薛福成记下这样的传言有三个目的:解释为什么胡元炜会叛反大清,解释为什么庐州陷落得那么快,解释为什么江忠源这样的杰出人物会死在太平军手里。他说:“夫以江公之忠勋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与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颉颃,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详书其事,而感唏随之也。”在他看来,江忠源的才干可与曾国藩、胡林翼比肩,在清末是顶级的存在。
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尤其是太平军横扫苏南之后,投降太平天国的原清朝官员已经成批出现。李昭寿、薛之元、李文炳,都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当然,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出卖英王的苗沛霖。
李昭寿其人堪称奇葩,平生时有乖张之举,反复无常。这样一个丑角,被一代史学泰斗罗尔纲先生列入《太平天国史•叛徒传》内。
李昭寿,河南固始县老楼人,家穷,做小偷,能竿上立,壁上行。邻里多失竊,而他家猪雞日多。他头秃,人家叫他做「贼秃」。他屡次被捉,关在商城监,又关在固始监,后来又关在霍邱监。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江、淮间农民纷纷起义。甲寅四年,李昭寿聚众得几千人,活动於六安、霍山、英山、固始间。这年冬,在霍山打败,投降清朝安徽徽宁池太广兵备道何桂珍,随何桂珍驻英山。
已荣五年十一月,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命何桂珍密图李昭寿,福济寄何桂珍信给李昭寿截得。他就假作置酒宴会,请何桂珍来饮,伏兵杀何桂珍,以英山投降太平天国,授为七十二检点。
丁巳七年冬,授为殿右拾文将帅。时李昭寿统二十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命随陈玉成、韦志俊军进攻河南。李昭寿停兵霍邱、固始交界的葉集,逗留不进。
李昭寿是个偷雞盗狗的流氓,他的部下也大都是游民无产者。这些人都具有破坏性,他们堕落的影响随时表现出来。所以李昭寿的兵到处搅乱人民,李昭寿自己每到州县也要肆意诛求,州县佐将常被他打责,横行霸道,目无法记。
戊午八年二月,陈玉成、韦志俊攻河南固始不克退归。陈玉成以李昭寿逗留,其兵搅民又吸鸦片,要治以军法。李昭寿跪求很久,才免他的罪。先是清朝帮办河南军务胜保在周家口捕获李昭寿的父亲和妻子,就打算利用这一条线索来招降李昭寿。三月,胜保派李昭寿的亲戚随同委员到葉集招降他。李昭寿向胜保遞了降禀,即日拔营南下,退扎舒城十里的甘乍河,约胜保进兵六安州的东面椿树冈,谋取舒城、桐城、庐江三县献给清朝。
四月,太平军东取滁州,调李诏寿驻守。七月,清廷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至清流关,李昭寿出迎,订期投降。九月下旬,胜保攻天长,李昭寿内应,既陷天长,遂以滁州叛变。
己未九年正月,李昭寿诱镇守天浦省(江浦)的答天豫薛之元叛变,并同陷浦口。於是李昭寿自滁州乌衣、小店连营,直抵天浦、浦口,把太平军在浦口打垮清朝江北大营的战果化为乌有,又来截断天京北岸门户,围困天京。幸巢县、黄山驻军闻警赶到,夺回浦口城,保卫着天京一线的交通。薛之元投降清朝后,到庚申十年五月,因索饷刼清吏,在高郵王家港被清军围剿,解散他的部队。薛之元泅水潜逃,李昭寿把他骗到滁州杀死,向清廷报功。
清朝利用李昭寿这一个叛徒,用他这一股匪帮在天京北岸抗拒太平天国,还任命他做「办理招安事宜」,要他去招诱动摇分子,从内部去瓦解太平天国。一直把他升到江南提督,又任命他为钦差帮办安徽军务。他得意极了。
壬戌十二年夏,曾国藩水陆军进犯天京。这年九月,清朝命李昭寿归曾国藩统辖。癸开十三年夏,曾国藩连陷天浦、浦口、九洑洲,断绝太平天国北岸的交通,清朝不再需要他了。同时,曾国藩的兵力到达江北,又把他控制住,於是清朝就嗾使朝内朝外臣工交章参劾他。甲子十四年四月,李昭寿被迫遣散部众,交出滁州、全椒、天长、来安、六合等城及釐卡,开江南提督缺。
历年搜刮百姓,广积资财,自以为一生是享受不尽的。魏王李蕴泰是李昭寿从前的好朋友,丁荣十七年,李蕴泰全军覆没,逃到安徽五河,投李昭寿家躲避。李昭寿缚李蕴泰亲送给清朝安徽巡抚英翰,表示他对清朝效尽鹰犬的忠诚。他想不到清朝始终没有放过他,随时派人到他的家乡去密探他的行动。到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清朝安徽巡抚裕禄就借殴打贡生吴廷鉴一件小事把他杀死。这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叛徒,最后还是滚在自己的血泊中结束了肮脏的一生。
薛之元与李昭寿是同乡兼发小,后来也是李昭寿的重要副手,曾为李昭寿做了很多事。可是,最终他还是死在了李昭寿的手里。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没有为薛之元列传,但陶短房主编的《天国志》对他有较详细的记载。
薛之元本名薛小,河南固始人,少与李兆受相善,常结伙劫盗。癸丑岁兆受起兵,之元从焉,自豫、皖播越,霍山乞抚,杀何桂珍降天国,之元皆与焉,在兆受军中,权亚兆受一人而已。
戊午八年夏秋,兆受献滁县、来安、天长三邑降胜保,之元未及赴。天王及后军主将李秀成以其有胆识,战守有方,仍信重之,先命戍六合,未几,委以天浦省防要务,赐爵答天豫,命与天浦省文将帅黄连生同守江浦,复命之元弟之武守浦口。而之元睹兆受降清贵显,大艳羡之,乃分遣使约降和春、德兴阿及胜保,三人争功,弹章交织,德兴阿之去职,江北大营之裁革,颇由乎此。己未九年春,正月,廿二日,之元因游击赖镇海,献两浦降于清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张国梁,清廷赐诸四品,更名曰成良。
是岁末,清人陷九袱洲,命成良将本部兵守之;庚申十年春,江南大营溃,成良大惧,弃防而东,以乏饷,劫官吏府库,纠众数千,沿途焚掠,江北人心大动,清廷诏提督李若珠讨之,败诸高邮王家港,成良凫水自高邮、宝应遁来安,匿李世忠私宅,旋迁滁州。
成良积不能平,遣弟之和赴定远,通款于捻盟主张乐行,欲复起捻谋再举。世忠惧祸及己,乃诱而诛之,并诛其弟之和,其子玉堂、玉根,传首怀远袁甲三大营。
洪秀全的书法如何,这份诏书颇具参考价值。不过如果他一直写这样的书法,似乎也暗示了他考不上秀才的重要因素。清朝科场流行以“黑大圆光”为特色的馆阁体,草形体根本就不被看好。据说龚自珍很晚才考中进士就与他的书法有关,起初他也不屑于馆阁体楷书。
再贴一份幼天王洪天贵福的书法,这是十五岁的孩子写的。
与李昭寿、薛之元一样,李文炳也是十足的跳梁小丑。他曾经两次投机革命,被罗尔纲先生列入《太平天国史•奸宄传》之中。
李文炳,广东嘉应州人,原名绍熙,混入上海小刀会起义时用李少卿名,到混入太平天国时,又改名文炳。他是商人,在上海开茶栈,充当嘉应州会馆董事,捐纳候选县丞,参预地方事务。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刘丽川在上海起义,文炳混入起义军。到起义军军势日蹙,李文炳潜通清军,密谋内应。为刘丽川侦知,同谋作乱的三百多人都被捕获,独他逃脱,走归清军。备赀募勇,随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围镇江,后擢至道员。
庚申十年四月,李文炳带勇营在苏州,任守城事。时清朝兵勇从丹阳、常州、无锡一路败溃下来,苏州混乱。李文炳知他部下营勇已向太平天国约降,他也向太平天国投机,开城门迎降。
太平天国任命他做江南文将帅。
李文炳既再混入革命阵营,密结奸宄熊万荃、徐少蘧、叛徒钱桂仁等谋在苏州作乱。太平天国应变迅速,不得发,把他调到昆山去。
壬戌十二年三月,嘉定失守,青浦、昆山、太仓纷纷告急。李文炳与另一同在苏州混入太平天国的奸宄魏芸青潜出城,与清军商议内应,幸得镇守昆山的朱朝将察知逆谋,在他家中搜出清军旗帜、号衣、信件,登时把他和魏芸青斩首,消灭了匪乱。
与李昭寿、薛之元、李文炳等相比,苗沛霖还真算个人物。那几位不断转换阵营不过是在为自己寻找主子,而他左右摇摆不过是在选择盟友。在1860年代初期,苗沛霖拥兵十万(一说几十万),已经建成一支割据皖北、不容轻忽的军阀势力。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就是1862年出卖了英王陈玉成,致其英勇就义。可能因为人品过于卑污,罗尔纲先生没有为他立传。不过,在《太平天国史•陈玉成传》中,苗沛霖的两面派形象还是生动地呈现出来。
时练匪苗沛霖据安徽寿州,以办团练称霸一方,初受清朝官职,后与当地官僚地主互斗起釁。这时候,新受太平天国封为奏王,却暗中与清朝钦差大臣胜保密谋,要用计诱捉玉成。他上禀玉成,用至极无以复加的谀辞来谄媚玉成。他求玉成到寿州去,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说:「孤城独守,兵家所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玉成一向认为:如得汴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都为我有,就可以渡河直捣燕京。苗沛霖这封信,恰打中他的心愿。遂请施、殷两位丞相商议此事。他先表示意见说:「苗雨三(雨三是苗沛霖的字)真有鞱略,非到寿州不可」。殷变卿答道:「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覆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玉成沈吟一回,说:「再谈」。第二天,他召集六部尚书及各同检会议去寿州问题。六部尚书和各同检都说不相宜。系户部尚书还提出他的主张说:「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朝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玉成见众人一致不同意他去寿州,大声说:「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你们所说,大拂我意」。於是绝不复议。
玉成不听众人劝谏,他决定去寿州,以寿州为大本营,铺排一切,亲自率领陈德才、张洛行等军分路北伐。三月三十夜(夏历四月十三夜)下令攻破门外清军营垒三座。三十一日(夏历十四日)二更后,全军从北门撤,连夜去寿州。
先是玉成派有一个琳天燕余安定驻寿州,专办与苗沛霖联络工作。他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叛变与苗沛霖同谋了。苗沛霖接到玉成前来的消息,就派侄儿苗景开到下蔡迎接。四月初三日(夏历四月十七日),玉成到寿州,余安定开城门,伏谒道左恭迎。玉成坦然不疑,把两千名百战精锐的卫队都安顿在城外,只带从官二十多人进城。初五日(夏历四月十九日)下午七时,苗匪留守寿州的李万春接苗匪令,即突起拘执人,从官仓卒格斗,从王陈得隆在格斗中牺牲,玉成与导王陈仁荣、王宗统天义陈聚成、主将向仕才、王宗虔天义陈安成、祷天义染显新等二十多人都力竭被执。
玉成被解到胜保军营。胜保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将官佩刀站立,耀武扬威。胜保升座,叫:「带陈玉成上来」!玉成昂然走入,大喝胜保说:「本总裁是天朝开国元勋,三定湖北,九下江南。你是本总裁手下败将,见仗即跑。本总裁曾饶过你的狗命,好不自量的家伙」!胜保说:「那么,你为什么给我捉到呢」?玉成说:「我误中苗贼毒计,陷入纲罗,与你何干。我今天死,苗贼明天就要死在我军手里。你应该记得合肥官亭那一仗,你骑兵二万,与我战后,还有一兵一卒幸存的吗」?胜保满脸羞惭,回不得话。他却无耻地来劝玉成投降。玉成勃然说:「大丈夫视死如归,你不要饶舌」!遂被槛送燕京。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行到河南延津,就义於西教场。时年二十六岁。
当然,这样一个乱世枭雄并没能得善终。1864年初,被僧格林沁击败的苗沛霖 在夜巡蒙城时被英王旧部袭杀。
最后,笔者再对这些人物做出评价。因为与胡元炜有关的可靠史料不多,主要由李昭寿、薛之元、李文炳、苗沛霖这四人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这些人物从出身来看带有鲜明的草莽气息,没有完整的“科考—入仕”经历。
这四人之中,仅有苗沛霖曾经考取过秀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其余的几位境界更为地下,有的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事实上,即便其中最有文化、最有势力的的苗沛霖,其作风也更近似于山大王,不似官场之人。
因为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常年在江湖摸爬滚打,他们对官场规则并不熟稔,也从来无视之。不惟如此,他们对广大民众也没什么感情(虽然他们崛起于民间),也经常纵兵秧民。
无论按照哪套道德评价体系去评价,他们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与那些境界、层次明显比他们“高”出很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大员比起来,他们对老百姓的危害要小多了。
其次,他们并没有真正被纳入太平天国体系之内,从本质上说是异己力量。
李昭寿、薛之元等虽然名义上投顺了,而且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官职,但很多时候连“听调不听宣”都做不到。罗尔纲先生说:“时李昭寿统二十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命随陈玉成、韦志俊军进攻河南。李昭寿停兵霍邱、固始交界的葉集,逗留不进。”这样的做法,很能反映李昭寿和太平天国之间的真实关系。通过“陈玉成以李昭寿逗留,其兵搅民又吸鸦片,要治以军法”这样的记载,我们又可以知晓李昭寿的一贯作风。太平天国治军很严,且严禁鸦片,他却视诸多刑律如无物,丝毫不接受思想和生活改造。
李文炳在名义上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的要员,却早已和“清妖”打成了一片。“李文炳既再混入革命阵营,密结奸宄熊万荃、徐少蘧、叛徒钱桂仁等谋在苏州作乱;太平天国应变迅速,不得发,把他调到昆山去”“李文炳与另一同在苏州混入太平天国的奸宄魏芸青潜出城,与清军商议内应”,种种迹象表明他一直是与太平天国离心离德的。
至于苗沛霖,更是在清朝、太平天国和捻军之间纵横捭阖,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立场,其实就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军阀头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算不上是太平天国的盟友。即使在成为太平天国的“奏王”之后,他还会干出出卖英王的罪恶勾当。
客观地说,他们只忠诚于自己,从来也没把自己视为太平天国的一分子。
第三,他们反复无常,经常会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不断转换阵营。
可能是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畸形的三观和性格,这些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原则,完全按照丛林法则行事,对任何一方都缺乏归属感,不会忠诚于某股势力。
李昭寿早年聚众反清,失败后投靠了何桂珍;因为生命受到威胁,他亲手杀掉何桂珍,投靠了太平天国;因为不听命,而且部众军纪差,不容于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再加上亲人被挟持,他再次投靠清廷。
薛之元的人生履历与李昭寿相近,也又过“反清—投清—投太反清—投清反太”的经历。所不同的是,在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以后,他又“遣弟之和赴定远,通款于捻盟主张乐行,欲复起捻,谋再举”,图谋第三次反清。
李文炳起初参加上海小刀会起义,见革命形势恶化就叛变了。他已在清廷升至道员,但见太平军攻势凌厉,便很快决定投降了。再次进入革命阵营以后,他并不安分,还想回归清营,不断搞策反活动,直到被诛杀为止。
至于苗沛霖,更是三次反清,两次变节(先背叛捻军,后背叛太平军),被称为晚清“最没原则的军阀”。
总体来看,他们就是一些随风倒的墙头草,毫无节操可言,也因此而被世人鄙视。
第四,他们不得善终,因各种原因而死于非命。
他们唯利是图,不讲原则,经常为了谋求私利而在不同阵营之间转换身份,也经常给各方带来严重的伤害。因为作恶太多,他们无法得到谅解,只能走上不归之路。
薛之元被老上级李昭寿诱杀,李文炳被革命阵营内的除奸队处死,苗沛霖被复仇者枭首:他们都在战乱中丢掉了性命。
李昭寿在第二次投靠清营以后没有再次兴风作浪,与其余人相比还算有操守的。即便如此,清廷也没放过他,也是借故将其“正法”。
当然,他们并非良善之辈,世人不会为他们的横死而产生丝毫的同情。
第五,对太平天国而言,招降或接纳他们并非良策,结果是得不偿失。
从理论上说,大量敌方精英的投诚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迅猛发展。可是,如果投诚者并非出于真心,甚至是居心叵测,则后果不堪设想。
投降太平军以后,李昭寿和薛之元并没有在抗清斗争中建立任何功勋,反而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1859年初,李昭寿、薛之元叛变,使得拱卫天京的重镇江浦、浦口落于清军手中,令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的辉煌战果化为乌有。
李文炳投降以后从来也没有和清军发生正面冲突,反而在背后不断搞小动作,不断联络奸人谋逆。他没有得逞,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恶劣影响,则是不容低估的。李文炳死了以后,骆国忠、钱桂仁、童容海、陈炳文、郜永宽、伍贵文等太平军悍将竞相效尤,纷纷投降清军,导致苏浙战场的局势急剧恶化,直至天京陷落。
苗沛霖首鼠两端,一直在清军和义军(太平军、捻军)阵营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同时联络清朝和太平天国,丝毫不讲信义。他抗清的“业绩”不值一提,杀害的革命者倒是很多。到头来,就连盖世英雄英王陈玉成都因他而英勇就义。
总体来看,太平天国在招降纳叛之后虽然一度势力暴增,但其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没有留下多少有益的经验,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重用了曾经的死对头管仲之后,齐桓公才称雄于天下;为刘邦打天下出力最多的韩信和英布,本来都是项羽的马仔;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约半数出自降唐的义军将领和隋朝旧臣:如能有效利用投诚者也可建立一番伟业。
不过,远离那些唯利是图、反复无常、带有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家伙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