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中,性别平等对生育意愿没有统一的影响。
- 女性地位低下通常与高生育率有关,可能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的主要身份是家庭主妇;在现代医学降低婴幼儿夭折率后维持高生育率,有可能引起人口暴增,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 性别较为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生育率不一定高。这关系到和性别平等没有直接关联的变量,例如育儿成本社会化的程度(大笔生育补贴、廉价公立托儿所之类)、经济增速、移民、避孕措施的易得性、宗教信仰。
- 人的性别平等不像非人生物那样重视身体能力,也不止是简单的平等分配。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不是同一种东西,至少可以从就业、财政资源、家务劳动三个方面分析平等程度。
几十年前,一些研究人员相信性别平等会对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性别平等程度提高时,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了。那之后过了数十年,在发达国家中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显示出较高的生育率。一些研究人员由此提出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是 U 型的:
- 更高的性别平等起初可能降低生育率,但最终会鼓励生育,因为在后工业化的、高收入的性别平等社会中女性不必在家庭和职业间做出取舍,对家庭友好的政策更为普遍(Esping-Andersen, 2016; MacDonald, 2000; Goldscheider, Bernhardt, Lappegård, 2015)。
Martin Kolk 研究了来自 35 个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和性别平等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是 1960 年到 2015 年的,有些数据可以追溯到 1900 年。他通过妇女政治赋权指数 (WPEI) 衡量性别平等程度,WPEI 是“全球范围内妇女的公民自由、公民社会参与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的多方面衡量标准”[1]。他发现所谓 U 型曲线可能是统计错觉。在数十年的尺度上,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北欧国家充其量是适度增长。
总之,尽管人们喜欢“更平等的社会可以提高生育率”的想法,那对人类的生物学身体来说可能不够诚实。科学技术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有性生殖的非人生物中,基于身体能力的“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一只雌性一生产生多少后代)基本上无关。动物的繁殖策略与体型、食性、活动能力、预期寿命之类各有一些关联,看不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 “为繁殖投入多少资源”跟一次产生多少后代也是基本上无关的。“少生优生”和“大水漫灌”都需要大量资源。
这里要注意 r/K 选择理论是过时的:
人们经常觉得一些昆虫和鱼非常擅长大量产生后代,那是因为它们在自然界的死亡率非常高,许多个体在能生育前就被其他生物或自然灾害干掉了,活到繁殖阶段的个体如果不多生点后代,物种就可能灭绝。
- 一些昆虫可以时隔几年突然爆炸式地增加,然后同样迅速地大量死亡。人的干预造成的额外伤亡一旦越过临界点,就可能让规模巨大的昆虫群突然灭绝。落基山岩蝗就是如此。
- 气温的轻微波动有可能严重影响动物的精子活性,造成看起来数量很多但生命周期短的物种迅速衰退。一些实验显示,若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上升 2 摄氏度,热带的几十种苍蝇可能在 25 代内崩溃。
- 翻车鱼进行体外受精,一次产卵能产生数千万到 3 亿只幼体,绝大部分幼体被其他生物或自然灾害杀死。
参考
- ^ https://dx.doi.org/10.4054/DemRes.201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