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英国最高法院裁定uber司机归类为正式员工，享受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权利？ 第1页

抖个机灵。

这招叫啥，这招叫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万恶的资本主义妄图用这个判决，影响国内的舆论和判决。

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中国国内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

但是，这行为实在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接下来，UBER的成本肯定会提高，然后就会迫不得已涨价，

滴滴这个时候应该大举进入英国市场，抢夺UBER的是市场份额。

让国内的滴滴司机开到英国，我们既不是正式员工，也不用享受最低工资标准！

甚至，哪天猝死在车里了，连工亡都算不上！

别光点赞，求关注啊，我还是有正儿八经的专业性回答的。

拜登一上台，英国人马上就开始捣乱。

不过我相信我们的人民自有大国定力，绝对不会被境外势力的马恩牌得逞。

时刻牢记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核心竞争力，100年不动摇。

这事同时也反映西方的无产阶级真是不行，uber司机居然告自己的单位，没有心！

我国的无产阶级要牢记：善待你的单位，离开单位你什么也不是！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迟早能让欧美国家这些软弱的无产阶级和我们一起996。

英国最高法院对于Uber司机到底是“员工”（Employee），还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简称IC）作出的这一裁定，应该说并不令我感到意外。由于之前工作的关系，Uber和Lyft这样的大量使用独立承包商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一直是我们跟踪研究的对象。在美国，Uber司机到底属于员工还是独立承包商的争端由来已久，Uber每年花在解决劳动争议及相关游说方面的资金数以亿计。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英国高院的判决书。根据柯振兴老师在公众号《美国劳动法观察》上刊载的文章《Note：英国最高院认定Uber司机属于worker，并非劳动者（employee）》，英国最高院认定Uber司机属于Worker，并非Employee，当然也不是自雇者（Self-employed），这点非常的重要。

如柯振兴老师文章所言，“英国则是一种三分法，employee对应的是我们劳动法中的劳动者，享受劳动法的保护，比如解雇保护，最低工资等，self-employed对应的是自雇者，没有任何劳动法的保护。而worker就是介于employee和self-employed之间，worker表面上也是一种自雇者，区别在于，worker所提供的服务，属于他人所经营业务的一部分"。

这种三分结构，是英国劳动法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和美国的不太一样，在美国主要分类就是员工（Employee）和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相当于英国的Self-employed）。在美国，由于缺少了”Worker“这样一个中间类别，类似于Uber这样的零工经济科技企业往往只会将网约车司机这样的外包工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以减轻平台企业面临的经济压力。

随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模式在英美的兴起，类似于Uber这样的平台型企业需要大量的可以灵活安排时间的外包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派送员等等。由于西方国家的劳工保护法普遍比较严格，出于节约成本和方便运营管理等考虑，Uber和类似的西方平台企业往往会将这些外包工定义为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并签订与此相应的独立承包商合同（Independent Contractor Agreement），其中一般会明确说明这些外包工并不是Uber的员工，而是独立承包商。

但是，如此安排的后果就是，Uber、Lyft等零工经济企业陷入两难境地，在美国劳动法方面麻烦不断，美国各州的劳动局和各地法院几乎都成了劳资双方的战场。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像Uber这样的平台，到底对网约车司机等所谓的独立承包商实施了多少”控制“（Control）。独立承包商也好，自雇者也好，他们本质上应当属于自负盈亏的小生产者（类似于我国的个体工商），法律赋予他们极大的经营自主权，包括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和收费标准等等。而美国的平台型企业，往往以中介面目出现。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如果网约车公司将平台上的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那么平台只能在独立承包商（比如网约车司机）和终端客户（比如网约车乘客）”牵线搭桥“，而无权对作为独立承包商的司机实施管理和控制，包括司机的收费标准。

可是，如果要让平台完全放权给司机，那么平台会发现自己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处境就很困难，从利润到服务质量方面恐怕都难以保障。因此，过去几年来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网约车和互联网教育等类型的平台上，这种完全放权给独立承包商（对应的是司机和外教）的操作模式几乎行不通。所以平台基本上不会完全放权给独立承包商（有例外，但是属于少数个别）。按照以Uber为首的这些企业在美国劳动局和法院输掉的判例来看，基本上都是因为美国监管机构认为这些企业对外包工实施的管理或控制，已经足以达到被认定为正式员工的程度。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在劳动法上站不住脚。

正是由于上述的情况，这些外包工的身份和福利待遇问题，在美国社会也引发了巨大争议。人们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这些外包工到底应该被归纳为员工，还是独立承包商。要知道，一旦这些外包工被视作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员工，那么公司必须为他们提供带薪病假、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一系列正式员工才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对于Uber这样的公司来说，这绝对是噩梦，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巨幅上升。实际上，当2019年Uber申请上市时候，其向美国SEC提交的材料中有披露这一点，并且指出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有可能会动摇Uber的商业模式。

此前美国加州通过的第5号劳工法案（AB-5），对美国劳动法语境下的独立承包商的定义作出了一定修改，明确指出：独立承包商应当有权决定自己的收费标准、并且可以直接接触用户。如果按照 AB-5 法案的标准，那么Uber的司机、外卖员们将无法再被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而要被视作这类公司的正式员工。美国的San Francisco Bussiness Times 特地帮这些临工经济公司算了一笔账，如果要遵从 AB-5法案的规定，则这些公司需要在人力成本上至少额外支出 30% 的花费。由于这类企业的盈利状况往往不是很好，因此，像AB-5法案这样的规定一旦适用于Uber这样的零工经济平台，那无疑是晴天霹雳。因此招致这些零工经济企业和相关行业组织的强烈反对和尖锐批评。

由Uber、Lyft、DoorDash等严重依赖独立承包商的科技企业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Prop 22” 的民间选票提案，要求豁免适用AB-5法案。换句话说，这些科技企业要说服加州通过修正法案，允许他们不用将平台上的司机、外卖员等当作正式员工来对待，从而避免工人们巨大的福利开支。为此，以Uber为首的这些科技公司至少投入了 1.89 亿美元的经费。Uber甚至还在法院起诉过AB-5法案违法美国宪法。

而这些公司的游说努力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的，Prop 22提案于2020年11月在加州获得58.6%选民的支持而通过了。22号提案使公司免于提供加州法律要求的劳动保护，仅要求Uber，Lyft这样的科技公司提供一些适度的保障，例如医疗津贴，最低工资和工伤保障等等。你看，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不过，劳动关系问题和劳资纠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影响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法律议题。这些西方零工经济企业和外包工之间的明争暗斗和爱恨情仇并不会就此划上句号。

这项政策最大的收益者是那些全职是uber司机，即真正靠开Uber养家糊口的底层劳动者。这是关怀底层劳动者的典范，值得我国学习。

在自由注册的时代，在英国任何人有驾照都可以注册为uber司机，以至于有许多闲得蛋疼的中产阶级，在下班后跑去做兼职。比如我有几个留学生同学就喜欢在放学后开Uber。

伦敦晚上开着自家奔驰出来载客的大有人在，这看起来极大地活跃了市场，方便了消费者。但实际上非常不利于那些真正依靠Uber生活的司机。

在英国，我接触过的多数Uber司机是第三世界移民，从印巴到非裔都有，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底层。在疫情开始后，生意下降，他们的生存碰见了很大困难。而有些中产阶级，趁着疫情期间无所事事，还要出来开Uber挣外快搞竞争，简直是给全职Uber司机雪上加霜。

只有用制度除掉那些挣外快搅乱市场的人，真正底层的全职Uber司机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意。

本科的时候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个北京的土著拥有好几套房，但是他除了收房租啥都不会，本着闲着也是闲着的心态去做了出租车司机。这被我们当时的老师评价为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但现在回想起来，此人简直罪大恶极，身为土豪没有促进消费反馈社会，而是抢了一个穷人的饭碗，降低了行业穷人议价权的同时还堂而皇之地占据道德高地。

让真正的穷人能够享受体面的工作和底层行业的全部蛋糕，而不是连工作机会都被伪穷人以兼职的方式拿走。是我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除此之外，我还建议我国学习英国的征税方式，对于占比巨大、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收取高额个税以补贴底层收入者降低基尼系数。并把“高税收、高福利”作为我国发展的一大目标。比如，英国对于年收入1.25万到5万英镑的部分收取20%的个税。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英国年收入中位数为3万英镑左右。而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收入中位数仅仅略超过税收起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