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程斌没有投降，杨靖宇的抗联部队可以坚持多久？ 第1页

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对程斌投敌的定位问题。程斌投敌是抗联前续若干战略上的失误以致大局败坏后必然出现的不坚定人员背叛，还是在抗联大局可维持的时候给了南满抗联背后一刀导致大局败坏。如果是后者，就还需要解释为何差不多同时，北满、吉东抗联也遭遇失败，毕竟杨靖宇失败后，程斌去热河了。

按照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幸存的最高级别将领，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金日成晚年的看法，是前者。排除自我拔高部分，还是可以参考的：

史称热河远征的向辽西热河地区挺进的计划，我们第一次收到是在1936年春天。魏拯民向与会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和王德泰等东北抗日联军各部指挥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远征热河方面的计划。
扼要地说，这个计划要求东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向辽西热河方面挺进，配合在“东征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下挺进热河方面的工农红军，以协同作战制止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国关内。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一远征的战略目的，是北上东征的工农红军（后为八路军）和西征的抗日联军部队在热河会合，实现中国关内关外抗日斗·争的一体化，掀起整个抗日运动的新高潮。
当时，南满的第一军、吉东地区的第四军与第五军、北满的第三军与第六军等东北的抗日联军部队，以半圆弧形分布在长春的东部、东南部和东北部。共产国际的战略意图，是将这个半圆弧向西推进，对长春形成半月形包围，再挺进到热河一线，与北上的工农红军会合，打击进攻关内的日军。
共产国际似乎要通过热河远征，打开一个使关内关外的革命力量在统一联系中开展活动的新局面。
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东北三省，炮制伪满洲国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斗争主要是在东北进行。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粉碎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新的领导体系。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关内抗日运动的急剧高涨，大大鼓舞了东北人民。
可以说，按到共产国际下达的热河远征计划时，大家的反应是各各不相同的。
对西征计划，王德泰一开始就表示怀疑。他说，游击队充其量只有几千人，用这支力量去包围敌军密集的伪满洲国首都，是有风险的；离开山区的根据地，远征平原，也是犯忌的。这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关内的工农红军东征而随之西征。对大城市的攻坚战已失败了，还叫我们重蹈覆辙，这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3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时期，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李立三片面地夸大革命形势发展的有利一面，作出革命能够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决议，在一些主要城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根据当时党领导班子的这一错误决议，红军进攻了几个主要城市，但都未成功。鉴于以上教训，一些人对共产国际的作战计划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直到那时，抗日联军的大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指挥员对热河远征计划表示怀疑，是值得重视的。
然而，魏拯氏却听不进这种意见。他作为指令传达者，为共产国际的计划做了辩解。他说，这次远征，南满、东满和北满的所有抗日联军部队都要参加。目前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因此，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轻易地驳斥了异议。其后，他还到金川县，向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军政干部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热河远征计划。
据说，杨靖宇接到这个计划，非常兴奋。他明确地表示要执行这个计划。本来，杨靖宇一直为实现同关内革命力量的联系，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南满游击根据地离关内近，建立这种联系是十分可能的。
当时，关内的工农红军为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已经北上东征。杨靖宇打算同关内东征的抗日先锋军联合起来粉碎敌人的封锁，实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关内抗日战争的直接联系和协同作战。只看如下事实就可知道他是多么积极支持热河远征计划：他不顾先后两次遭到了失败，再次向热河方面挺进，甚至编出《西征凯歌》来鼓舞队员们。
共产国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对我们也多次发出指令，要我们参加热河远征。
他们继1936年春天首次要求我们参加热河远征之后，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1937年夏和1938年春再次要求我们向热河方面挺进。
共产国际先后两次要求我们远征的1936年和1937年，正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带积极推进建党准备工作和统一战线运动，同时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纵深地区去大造声势的时候，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比任何时候都牢牢地坚持本国的革命必须由自己负责进行的自主立场，为加强朝鲜革命的主体做出一切努力的时候。革命的前程是光明的，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
在我们的努力下，革命组织在鸭绿江沿岸和国内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在成长。在朝鲜人民革命军面前摆着用武装保护这些组织和革命者，并以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为据点，把国内革命推向大高潮的重大任务。
在这样的时候叫我们去参加热河远征，我们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呢？尽管共产国际强令我们参加远征，但我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冒险。
我们坚持我们提出的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建立了新的白头山根据地，并同曹国安的第一军第二师联合，在西间岛一带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斗，同时，积极进行了国内大规模进攻作战。另一方面，我们为弥补由于第一军参加远征而出现的南满部分地区的军事空白，使挺进辽西热河的远征部队没有后顾之忱，从后面给了他们一切可能的支援。也就是说，我们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成果：既坚持贯彻了把武装斗争的烈火扩大到国内去的自主路线，又为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南满的武装部队挺进辽西热河方面的时候，负责传达共产国际指令的魏拯民却没有跟远征的第一军走，而主要是跟我们的部队在一起。
热河远征计划是非常冒险的和不切实际的，这一点在日本侵毕战争爆发以后暴露得更加明显。到了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仍然不放弃对“半月形包围”的幻想，继续要求抗日联军进行毫无取胜希望的西征。他们认为中日战争转为全面战争，抗日运动急剧高涨，这是西征能够实现“半月形包围”的重要时机。
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气势磅礴地向绥远、察哈尔和热河挺进。
这时共产国际又下达新的指令，要求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进一步向从前第一军占据的海龙和吉海线方面深入，直接参加以半月形包围长春的作战，积极支援向热河方面挺进的第一军。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我们就要远离朝鲜革命的策源地白头山根据地，转移到西部去。
坦率地说，在中国大部分领土变成为战场的条件下，与八路军热河挺进部队的会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认为热河远征计划不够现实的另一个根据，是它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游击队离开山区向平原地区出击，这如同鱼儿离开水往陆地上跳一样，是十分危险的行动。东满、南满和北满的山区，是共产主义者很早以前就开辟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对地理条件也了如指掌。然而，要抗日联军部队离开本来的活动区域，到辽西热河方面去，要经过故人集中的要冲和南满铁路沿线广阔的平原地区。在这开阔的平原如果遇到用大炮和坦克等重武器武装的敌军，只有轻武器的游击队将会落到什么样的处境？打这种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十分清楚的。
热河，对八路军来说，近在咫尺， 越过长城就可到达，但对东北抗日联军来说，却有数千里之遥。
力量目对薄弱的游击队，要穿过在数量上超过自己几百倍的故人所控制的平原地区，向如此遥远的地方行军，这是不符合起码的军事常识的。
我对魏拯民多次说明，从军事战略上看，热河远征是一种冒险。
热河远征是否必要，对这个问题魏拯民也逐渐转变为将信将疑了。但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希望：在日本侵华战争已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远征的成功将会在全中国掀起抗日高潮，将会显示始终一贯坚持抗日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反日精神和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热河远征一旦成功，在促使蒋介石积极抗日方面也会出现有利的局面。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我对魏拯民说：在全中国掀起抗日高潮是必要的，显示一下共产党人的本色也是必要的，引导蒋介石积极抗日，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要以牺牲东北革命的代价来取得这种成果，是不应该的：为了东北的革命，朝中两国人民和共产主义者流了多少鲜血啊！
然而，魏拯民不肯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说：从军事战略上看，热河远征是有一定的缺点，但总不能因为它有缺点而不去尝试一下就回避吧。当然，在远征过程中，会有令人痛心的牺牲，也有可能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不过，没有牺牲，没有损失，怎么能做成大事呢？
他还说，周保中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也认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是实现西征的好机会，为执行这个指令，他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
魏拯民说的是事实。在吉东活动的周保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关内关外的政治军事形势，表示乐观。他强调说，大事变已经开始了，要乘此大事变扩大发展之机，立即利用一切可能直接同迅速向热河挺进的八路军游击部队取得联系。
但是，他的部下并不是都支持西征。第五军副司令柴世荣就对西征表示怀疑， 因为他清楚这个计划的冒险性。
魏拯民明知热河远征计划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他仍表示支持。我认为这是魏拯民式的对中国革命的忠诚。
魏拯民是华北山西人，30年代初他就到东北参加革命，成为领导人之一。他为东北的党和抗日联军的建设，费尽了心血，在消灭日寇的战斗中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对东北革命的热忱和关心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开不是仅仅致力于东北革命，他是把东北革命看作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他既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也始终关注着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他的原则是：只要是为了发展全中国的革命，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我对他说，我理解你宁可牺牲也要玉成热河远征的心意，但我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共产国际在制订远征计划时，是否正确地考虑到了东北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要求，是否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个计划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尤其是他们要推行的远征是否符合游击战的特点。可以说，共产国际的热河远征计划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而且对朝鲜革命全无考虑；王明是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我看他的主观主义是够严重的。魏拯民也承认王明的主观主义很严重。
直到那时，我们还没有完全看穿王明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即使看穿了，也不能正面反对或者公然回避。王明既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又是书记。他所拟定的指令，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下达的。
我认为，热河远征计划不仅对中国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利，而且从朝鲜革命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片面而有害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以慎重的态度加以执行。
我们同魏拯民对第一军属下抗日联军部队和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活动方向，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魏拯氏希望我们部队开到第一军的活动地区——海龙、吉海线一带去。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们就不可能巩固在白头山地区取得的军事政治成果。因此，我提出了折中方案：我们暂时在临江、抚松和濛江一带进行游击作战，开展旨在推进朝鲜革命的政治军事活动，到适当的时机再逐步向那一地区移动。
当时，我们部队里有很多在西间岛和国内入伍的新队员。在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情况下，部队离开本来的活动地区转栘到生疏的地方去，是不明智的。我坦率地对他讲，为了保存和扩大国内的革命组织，更积极地进行国内进攻作战，我们不能远离西间岛和白头山地区。
魏拯民表示同意。
当时，杨靖宇为了利用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掀起的抗日高潮，成全热河远征，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然而，1938年春第一军刚开始远征就陷入重围，孤军奋战。而第一师师长程斌率部投敌，更是雪上加霜，致使第一军的西征计划乱成一团，无法收拾。
7月中旬，杨靖宇在老岭召开第一军干部紧急会议，正式取消了西征计划，并采取了防止军机泄露的改组措施。
程斌的投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为支援濒临崩溃的第一军，我们紧急准备了一批军火和军需，派一支部队绕过濛江县，经金川、柳河二县向通化一带移动。这样做是为了分散包围第一军的敌人兵力，给第一军创造突围条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执行远征计划之前，首先营救出第一军战友，保存东北抗日力量，加深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通过多年的共同斗争结成的战斗友谊。
当时我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派我们的一支分队故意大摇大摆，边打边走，直逼通化，以吸引敌人；我则率领一支小分队秘密打入国内腹地，加强国内革命斗争。
……
然而，北满部队的远征也和南满部队一样遭到了失败。几年来进行冒险的战斗招致无谓的牺牲，给东北革命造成严重混乱的热河远征，于1938年和1939年在南满和北满相继告终。
那么，造成粘力、 人力和物力莫大损失的热河远征，遭到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日满统治秩序的加强和敌人力量居于优势地位这一客观条件，是热河远征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我看这样的分析是对的。
这一时期，敌人进一步强化的集团部落政策，达到了他们“匪民分离”的罪恶目的，完全切断了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阴谋强化了日满统治秩序，给抗日武装部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因此，热河远征是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粮食补给几乎完全被切断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群众被关在集团部落里，无法同远征部队取得联系，提供物资支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远征部队不得不靠袭击敌人来解决粮食和布匹等后勤物资。他们的枪声，随时把远征部队的行踪通报给了敌人。加上深深的堑壕、高耸的碉堡、森严的封锁线和兵营，步步都阻碍着远征部队的前进。
但是，只从客观上来找远征失败的原因，是不全面的。举世皆知，这次远征的主体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从广义上讲，把热河远征作为路线强令执行的共产国际也是主体。依我个人的看法，共产国际在路线的制定和指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抗日联军则在实际执行中犯了盲从蛮干的错误。归根结底，共产国际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就是导致热河远征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为群众所接受，不能打动群众心弦的路线，是不能指望有好结果的。
……
1970年秋天，我到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那时，中国方面在北京设宴庆祝我们党成立纪念日。出席宴会的人中有曾经在共产国际和王明共过事的人。
我对中国的干部讲，过去，由于周边的压力，朝鲜革命经历了许多波折，其间，朝鲜共产主义者比谁都更多地体验到了其中的苦恼。在反“民生团”斗争中，数不尽的朝鲜革命者牺牲了。特别是30年代后半期，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人强令执行不切合实际的路线，使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建设，以及发展整个抗日革命斗争，受到了莫大损失。
周恩来说，这个责任在王明身上。他说，这么看来，王明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损失，对朝鲜革命的发展也起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斯大林也曾承认，共产国际犯了许多主观主义的错误。
如果共产国际不强今热河远征，我们就不会离开西间岛，如果没有离开西间岛，那么在发生“惠山事件”时，就会及时采取措施，扭转局面，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那时，假如我们的主力部队驻在西间岛，敌人也就不敢破坏我们的革命组织。即使破坏，那些没有被捕的人也会进山入伍，免遭杀害。事实上，起初朴达也没有被捕，他进山找我们，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接上头，才被捕了。
热河远征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今天我特意回顾这次远征，并不是为了分清是非。即使把是非分清了，也无处起诉。现在，没有共产国际，所谓指挥棒也不存在了。但是，共产主义者有必要从这次由于主观主义和盲从而受到损失的热河远征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历史对那些无视革命真理而犯主观主义的人，是不会给予赏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