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这个老头虽然说得看上去惊世骇俗,但他的话确实是有货的。五四时期确实有人说过“吹韩贬中”的言论。其中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今年建党百年的主人公之一——陈独秀。三一运动后,他以“只眼”的笔名,写了一篇题为《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的社论文章,发表在1919年3月23日的《每周评论》上。那么他的原文是什么呢?
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
我们希望朝鲜人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我们希望朝鲜独立以后,仍然保守今日“用民意不用武力”的态度,永远不招兵,不造一弹,做世界上各民族新结合(不叫做国)的模范。
受过军国侵略主义痛苦的人,当然抛弃军国侵略主义。既然抛弃军国侵略主义,当然没有养兵的必要。我们希望日本人,纵然不能即时承认朝鲜独立,也应当减少驻留朝鲜的军警,许他们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第一对于这回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一概不加以刑罚,正所以表示日本人的文明程度。因为这回独立运动,乃是朝鲜人的正当权利,并没有触犯日本的国体和扰乱日本国的安宁秩序。我想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这回悲壮的失败,都应该流几点同情的热泪。
有了朝鲜民族活动光荣,更见得我们中国民族萎靡的耻辱。共和已经八年,一般国民不曾有一天有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辛亥革命,大半是盗贼无赖,借光复的名义抢劫)。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任凭本国和外国的军阀联合压迫,不敢有丝毫反抗。西南护法军,竟和国民分做两截。不但乡下的农民老百姓,不敢做声,就是唔唔叫的名流、绅士、政客、商人、教育界,都公然自己取消了主人翁国民的资格,降作第三者来调和政局。请看这回朝鲜人的活动,是不是因为没有武器,便不敢反抗,便抛弃主人翁资格来做第三者?我们比起朝鲜人来,真是惭愧无地!
这回朝鲜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以学生和基督教徒最多。因此我们更感觉教育普及的必要,我们从此不敢轻视基督教。但是中国现在的学生和基督教徒,何以都是死气沉沉?
下面是其他五四名流的一些“吹韩”言论:
这些言论多少有点现在网上所谓“公知”的味道,是否中肯恰当,有什么特殊背景与心态,另当别论。那个韩国老头的那番震惊中国网民的言论虽然有所夸张,但确非无稽之谈,以上资料大概就是他的“干货”。他言论的争议之处不在于发明历史,而在于该不该原封不动地将这些五四“公知”的言论当成当时中国的实情。我认为他没有结合五四时期的特殊背景与心态来理解这些言论,有失于片面和夸大。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朝鲜因素对五四运动包括整个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都有较大影响,不仅仅是单纯一个三一运动,而是整个日本亡韩的过程,对中国人的震动不是一般的大,自然也是民族主义的推动力之一。举个例子,你知道当时骂人卖国贼最常用的骂法是什么吗?骂你是“李完用”,也不用解释“李完用”是谁,因为那会儿大家都知道(现在估计得解释了大家才知道是谁:近代中国外交的两难困境——“李完用”污名释义),从这点就可以窥见朝鲜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程度了。
@闻得大君加那志 已经提到,不仅是三一运动,整个日本亡韩过程给清末民国时候的中国人带来的震动都不容小觑。
大韩帝国确实是那时候大清国民看自己未来的一面镜子,它的灭亡曾在中国掀起了种种有关唇亡齿寒的热议。
1910年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但早在一个月前,7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馆代办吴振麟就已经把合邦的详细情况传回国内。这份报告书里,吴氏不免为大清的未来忧心忡忡:
“明治以来,始灭琉球,继割台湾,再割桦太,今将欲并朝鲜,自兹以后,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犹未已乎?诚不敢俱加以臆断。要其得步进步,似不能无绸缪牗户之思矣。”
与吴相比更重要的人物是正在日本访问的清朝皇室成员载洵。他在韩国灭亡3天之前,当年8月26日,也专门电告军机处和外务部,称清朝如果再不赶快推行改革,将来不免重蹈韩国覆辙:
“窃日本吞并韩国,现已实行,韩皇废为李王,尽献其土地于日,韩人反对,无不惨遭杀戮,甚至偶语亦遭禁阻,消息不许传达......我国庶政若再不加改革,亟为预备,窃恐覆辙之虞,祸在眉睫,不胜恐惧迫切之至。”
《大公报》也披露彼时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之间关于日韩合并的对话。东北作为清朝龙兴之地,在韩国灭亡后,等于直接和日本接壤。清朝的无奈与恐惧可想而知:
“三韩真亡矣!我国自顾不遑,断难干预,惟各处边陲,外人窥伺,日益紧逼,务与各廷臣妥速筹防,勿令稍有损失,是为至要。”
韩亡无疑给了进行宪政改革的清朝当头一棒。你要是再犹豫不决,“皇位永固”的想法可未必能实现了:
“此事在表面上观之,似于中国有损,然中国朝野上下果能因此益加奋厉,顿增其锐进之心,谁谓于立宪前途毫无裨益?”
事实上,如权赫秀教授在《清政府对日本吞并大韩帝国的认识与反应》一文中所写,日韩合并不到一个月后,1910年9月23日,清朝立宪预备机构“资政院”便宣布开幕。两个月后又将九年立宪期缩短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这一系列的举措明显是清朝看到韩国灭亡产生强烈危机意识之下的反应。
而三一运动的公认导火索是前大韩皇帝李熙的暴死。1896年,为摆脱日本控制,朝鲜王室逃亡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1897年,昔日的朝鲜国王李熙宣布改国号“大韩帝国”,年号“光武”。1899年9月11日,《清韩通商条约》签订,中韩建立起平等外交关系。
大韩帝国的独立已经在当时中国内部引起了一波讨论,我之前专门找了一下章太炎在清韩建交半年后所写的一篇文章《帝韩》。
因为这篇文章后来被章太炎从再版的文集中删去,所以算是罕见,在此全文录下(注意加粗部分):
“ 朝鲜于虞氏则隶营州,西与幽部分大辽水而治。箕满代王,或剖或合,汉唐皆郡县其地。自古固有丛民之族,其末乃分裂数国者。日本大伯之蝉嫣也,种姓袀晬,靡有闲气,顾其籍不傅赤县。交趾自汉时始置守令,民多马留,今既为法兰西附庸,陊剥弗振。其与诸夏,伯同陜,萌同族,冠舄不异裁,邍陆不异畴,虽数板荡,而犹能自制其符玺者,独有朝鲜。或曰:以左衽之未削,息壤之宰割于戎虏,而推孔氏以为素王,则嫌于穷大;无陪无卿,而黎民无所寄。今其言常主,使柱下徵藏,秉元以正春王,量其名实,则谁氏实奉?曰:是亦朝鲜也。今夫同陜同族而分其庙社者,烝尝虽异,其相视以为冠带之国,均也。周丧,王者七。汉丧,帝者三。唐之崩离,抱蜀正南面者亦七八矣。虽岁不解刃,鼻祖则不两,姻娅则不两,神州则不两,皆曰吾与彼非殊域之民也。今视朝鲜,若七雄三国十镇之相视,夫谁能异议?且吾营域攘夺于满洲,璧琮圭璋琥璜之木,不挾四方,而朝鲜犹能戴其故主。则其视之非特尔也,乃若中原之民,当苻石、元魏、女真而视江左也。为下民缀游,上统元皇以尸岳渎者,将在是乎?其抑者在腥膻秽德之满洲乎?迺者韩建光武,固以崇矣。吾又尝闻丰臣、建虏之难,国门啴啴,小大逃窜,献之以得陨命之礼,赖明扶持,得不沦没。则至今朝鲜有大报坛,祀明三后,实惟太祖、神宗、思宗。当满洲乾隆之世,国中犹署崇祯一百□年。虽外示臣妾,察其中坚,犹有报本之思,俘宝之痛,愈于宋高宗之臣事女真也。今燕蓟之顽臣,鄙逖朝鲜以为东夷;朝鲜视吾土,亦以为挚维于建虏而莫之脱。是则无异南北之相谥号,以为岛夷、索虏。索虏则名实既副矣,若䛗讦、岛夷者,果厌人心乎哉?夫江左宋齐诸主以逮南宋,国虽褊削,民虽羸劣,犹相传以为诸夏之真王。今衡朝鲜,于宋齐诸主则不异;衡诸南宋,其四维则犹在。且宝书之建君也,有衰次矣,亲不可得,则远者承之;冢不可得,则枝者受之。譬诸庙牺,骍刚乏绝,羔羊为上牷矣;羔羊乏绝,豭豚为上牷矣;豭豚乏绝,雉兔雁鹜为上牷矣。彼将不能与臣蠻貉、征不譓者抗衡,顾犹侪于江左。自永历丧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诸夏之常主,自非朝鲜,抑孰有具位者乎?乌乎!嬴氏以降,恢舜禹之域,靈囊大包,至于万里,则有矣。厥有统一其旧,使城郭版籍,皆复故所,自汉唐以外,不数数见也。以其勿能统一,而遂摈朝鲜于域外,至于戎貉盗窃,诸夏乏祀,既亡骜桀,以乂滔天,而复大陆于黄壤,五史者又不能举其职,王霸僭盗,同概龠而弗辨,以为永历既丧,而腥膻秽德者为宗子。其贤者则曰,贯二百三十九年,而诸夏无主也。乌乎!孰有摈玄衮负斧以出震者,而谓之无主也?”
概括一下本文观点就是,自永历帝死后,华夏正统当以韩为尊,韩皇当为“诸夏之常主”,孔子后裔衍圣公当为“共主”,清朝皇帝则是“客帝”。
章太炎提出的一系列论证也很有趣。首先,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大分裂时期,战国七雄啦,魏蜀吴三国啦,五代十国啦等等,又不一定只能有一个继承者喽。所以,把跟汉文化同文同种的朝鲜看做中华之外的异国是不对的。更别说朝鲜还坚持祭祀明朝三帝,沿袭使用崇祯年号。
此外他还说道,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宋,虽然国家弱小,但后世不也一样将正统归于南方吗?朝鲜的情况又有何不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摈玄衮负斧以出震者。“震”,可以代指为东方。
早在三国时代,孙吴的大臣陈化对着魏文帝曹丕论证吴国正统性的时候,就引用过《易》中“帝出乎震”的句子。
朝鲜半岛一向有“海东”这类代称。不是正巧也合帝出乎震嘛!
章太炎公开宣称中华以韩为正统,并把文章出版。这件事情放到今天,他绝对会被作为“韩粉”被口水淹死。
韩国那边其他很多胡说八道,但说五四这个事情还是有道理的,确实受影响,或者说,巴黎和会之后一系列亚洲反抗运动,都是有关联的。
我们都清楚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 ,但是很多人估计不了解,胡志明他们也自发去了巴黎,根本不受重视,也没有发言机会,这些满怀屈辱的“越南先进分子”后来成为革命浪潮的领导者。东亚区域的民族主义浪潮,和一战、巴黎和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三一运动、五四运动,确实有属于一个谱系的理由,反抗一战后的战后秩序,尤其是日本的影响。
很正常
韩国因日本倒幕运动、明治维新而沦亡。
中国因韩国沦亡、三一运动而民族意识觉醒,掀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而日本之所以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是由于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了日本人极大震撼。
东亚三国,完美闭环。
日本倒幕运动第一功臣高杉晋作曾亲自来华、目睹上海殖民地之惨象,与同行的萨摩藩坚定了倒幕维新之信念,为了避免日本走上中国旧路,高杉晋作不惜与残杀长州志士的仇人、幕府狗腿子萨摩藩联盟,高杉晋作更凭一己之勇,功山寺起兵、夺取长州藩,第二次征长之役、四境之战,4000兵马破幕府十万大军,此后连幕府都觉得自己药丸。而日后吊打清廷的首相、也是朝鲜第一任殖民总督的伊藤博文恰恰就是高杉晋作的小弟。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廷丧权辱国、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那么高杉晋作等日本志士不会受刺激、玩命倒幕维新。
如果日本没有倒幕维新,那么日本就不会击溃清廷、沙俄,受两国扶持的朝鲜也不会沦亡。
如果朝鲜不沦亡,中国志士也不会有亡国危机意识,而大批走向越来越激进的革命道路。
然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1912年),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实行大正德谟克拉西(1913年)。
而日本实行大正德谟克拉西,又使得“德先生”来到中国,反作用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旗帜。
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掀起反英排日的五卅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国共北伐战争,又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
日本军国主义掀起侵华战争,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进一步结合,革命越发激进和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各个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放弃成见,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
而中国民族主义与凝聚力的空前高涨又使得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不敢公开投日,而投日的迅速被打上汉奸烙印,日本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沼,以战养战的策略失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得不对欧美开战,夺取南洋经济中心。
但是,日本对欧美开战,又使得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而日本在四面楚歌中战败投降。
然而日本虽然战败,但也使得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呈现不可逆的趋势,包括曾经的盟主美军在中国胡作非为,同样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恨,最终三年内战美蒋反动派被赶出大陆。
而随着中国大陆的“赤化”,美国又扶持起日本成为对抗中国的反共桥头堡,签订美日安保。
而美日同盟的现状,同样导致了中国全面倒向苏联,苏联为了对抗美日同盟,加紧了对华经济援助,美苏对抗在亚洲上的反应便是分别加强了对中日的支持力度,而更微观的反映在朝韩对立上,中朝虽有过龃龉,但大体上还是延续着“血盟”,日韩关系两边对骂狗血淋头,但在六七十年代随着高木正雄的当权,两边开始正常化,并在经济上互相提携。——这就导致了远东基本格局是,苏中朝VS美日韩。而之后的越战更加深了这种局面,苏中朝北越VS美日韩南越……
随着中越关系破解,美日因经贸摩擦不断,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朝鲜先军政治,韩国经济因亚洲金融风暴被美国控制,等等一系列因素,使得远东格局至今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是有一点无法忽视的便是,中日在20世纪前五十年的互相竞争,塑造了两国目前的政治现状与当前的世界格局,美苏、英法、朝韩、越南都被拉扯了进来。
所谓“东亚怪物房,养蛊我最强”。
时至今日,东亚这几国,就算把朝鲜、越南扔到非洲、拉美,都是地区小霸王。越南这是有中国拦着,不然八九十年代非要和印度做邻国不可,朝鲜就比较窝囊了,搂着挺大个的原子弹,环顾四周,中、俄、日韩(实际美国驻军控制)也有,淦!哥伦比亚墨西哥的毒枭、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伊朗霍梅尼、土耳其埃尔多安,长期霸屏新闻,这要是朝鲜越南在旁边能让他们知道谁是爸爸。
另外,这是大韩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
前面很多朋友的回答珠玉在前,讲述了“韩亡”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我就补充几点,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君子国”与中国之前之后在“救亡”方面的相互影响。
19世纪最后几年,朝鲜王朝正式脱离藩属体系,成为有名无实的“大韩帝国”。现在的网友对此颇有嘲讽,然而当时的光绪皇帝却难得地力排众议,主张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大韩帝国”。他指示外交人员说:“韩本愿先遣使,既准递书,即可由韩先行派使来华。中国当按照友邦交际之礼接待”[1],后来清朝给“大韩帝国”的国书上写道: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己。凡可相扶助之事,辄竭心力,以期奠安。贵国典籍具存,无烦缕述。光绪初年,贵国与墨欧诸洲立约,仍备文声叙,足征贵国久要不忘之美。比年,环球各国,均以自主自保为公义,是以,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贵国独立自主,远怀旧好。近察时艰,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兹派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徐寿朋为出使大臣,亲赍国书驰诣汉城,代宣联意。该大臣,朴实忠诚,办事明练,尚望大皇帝优加接待,俾与贵国政府酌议通商条约,以垂久远,从此两国永敦和好,共享升平,联有厚望焉。
由此可见,光绪愿意承认“大韩帝国”的帝位,除了朝鲜历来有“君子国”的美誉,与中国有文化上的认同感,主要也是希望能够与朝鲜达成一个“自主自保”的局面,以遏制列强的侵略。所以当时中国从皇帝到平民,大多同情朝鲜人民的独立斗争。而朝鲜也把中国视为自己争取独立的天然盟友和可靠后方,很多朝鲜志士纷纷进入中国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中朝关系的主流。说五四运动受到三一运动一定的影响,也不为过。
然而中朝两国在救亡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却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严重干扰。在九一八事变前,朝鲜民众大多认为日本打不过中国,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只不过是中国没有认真起来而已。这种心态也成为很多朝鲜人坚持反日斗争的精神支柱。
然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 蒋公的骚操作,中国在朝鲜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再是一个足以遏制日本侵略的老大哥,反而成了一艘自身难保的破船,很多朝鲜人开始转而与日本人合作。当时的朝鲜本土,救亡的意识日益衰落,反倒是国外的救亡志士仍在浴血战斗。
在朝鲜人对中国绝望的同时,由于很多朝鲜人当了“二鬼子”,一般中国民众对朝鲜的认识也迅速恶化。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原本互相帮助促进救亡的那种良好感情,部分恶劣影响甚至一直遗留到现在。
所以结论是,认为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系这种看法,本身不值得惊讶。然而部分中国人对此有负面看法,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并非无理取闹。实事求是地看待的话,还是应该承认,在大部分时间段,中朝两国在救亡这一共同的民族使命上,是共同促进的。
因为实在是太憋屈了。
因为实在是太憋屈了。
因为实在是太憋屈了。
事故已经定则了,说明已经过了执法机关了,这时候还扯个屁?
如果事故定则你没有责任,那你咋办都可以,别说三不一没有了,你全部都没有都行。
如果事故定则你有责任的话,你三不一没有只能让执法机关认为你在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