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28 日，著名钢琴家傅聪在英国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你对他有哪些记忆？ 第2页

老说傅雷被迫害致死。这经念了好几十年都快成真的了。

其实，“被迫害”的日子里工资按时发，待遇一点没少，住着小洋楼。傅聪跑路，他爷俩还能正常通信，傅雷还可以继续工作。这叫迫害？看他对俩儿子一个凶残暴戾，一个冷淡漠视，对自己老婆也是动辄大发雷霆。这号人八成精神状态有问题。他跟老舍先生不一样，老舍是太柔弱。傅雷是色厉内荏，平常家里称王称霸惯了，外部给他点颜色他就立刻受不了。我对老舍自杀有很大同情和可惜，真想穿越到他身边，他脱鞋的时候跟他说一句：爷们儿，再忍忍，没过不去的，再有最多一个月就啥事没有，孬好咱把《正红旗下》写完了啊。对傅雷完全没这想法，我甚至怀疑是他把老婆勒死然后自己上的吊。

可能有人就说了，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举例子：

同一时期，有一帮红卫兵跑萧军家闹事，老头拿着拐棍一顿乱披风棍法打出去完事。这就叫武德充沛。

同样的老右派，翻译家，萧乾，翻译尤利西斯那位。三天两头批斗，老头拿着工资挨批斗，骂骂咧咧的吃香喝辣。这就叫心胸宽大。

马三立还是侯宝林，嫌弃造反派给糊的高帽子质量差，自己预备了一个耐用的，到了批斗的时间就自己带上，跟上班换工作服一样。这就叫解构。

傅聪我就不评论了，他对他爹怕是斯德哥尔摩了都。跑路，陷他爹于不义，都跑了还不敢摆脱控制，心态极为复杂矛盾。

每一位在这儿跟我聊傅聪到底爱不爱国的，我不想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

所有说什么贱人就是矫情的，你们注意你们在跟谁抬杠。

告诉你们一下，你们惹的是知乎最不好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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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下面有一大堆键政党，在这里讨论傅聪叛国的问题。仍然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大V朋友点了赞。你们不怕事儿，还是很勇敢的。

既然一定希望我说两句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就谈谈。

傅聪入籍英国，傅雷夫妇自杀，是时代的悲剧。作为那个时代的个体，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只能看到过去和当下，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的未来，是我们的过去。我们以今天的结果去审视当年他们的选择，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是傅聪，也不是傅雷，你面对的不是50年代的中国，也不是50年代的英国。

书信所能代表的，只是愿意被表达出来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傅雷报喜不报忧，傅聪则稚嫩而直接，文字只能代表一种想表现出来给他人看的想法。傅聪20多岁，展现了和很多20多岁孩子一样的不成熟，也展现出了和很多20多岁孩子一样的坚持和勇气。

我们去回顾傅聪的历史选择，和那场时代悲剧。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划分谁对谁错。最重要的是警醒让那样的时代永不再来。

如今，你想学习钢琴，你不会有像傅聪当年一样的担忧。郎朗也是在国外进修多年，与世界顶尖大师学习，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闻名推进的结果。

傅雷一家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遗憾的是，当我去谈超越这些政治悲剧的艺术的时候，总有人还是无法抬起头。一定要给一件属于那个时代的事情分割对错。

过去不是现在，历史不会重演。别骄傲于自己短视的狂热。时间这条河啊，狂热每个时代都有，但是沉淀下来的，才是真正文明。

对于傅聪而言，回国之后，办学，教课，做演出。一次一次的提携国内的演奏家后辈。傅聪一次一次回国演出到真的手伤无法演奏，若他真的被认定为叛国者，这可能么？你们或真的觉得傅聪的演奏是为了赎罪或者是什么么？

我一直觉得，抓住所谓“爱国”在傅聪这样的大师去世之时说那些话，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怎么谈得上死有余辜呢？怎么谈得上死得其所呢？

你的内心是有多残酷，才能把这些话打在键盘上。更何况，你的残酷背后，一点展现不出你的聪明。批判傅聪的叛国，能抹杀他的什么成就呢？

只能让你找到和你一样的，残酷而无知的伙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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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太难受了，真的。今天凌晨看到这个消息有一点苗头的时候，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后来看到消息逐渐尘埃落定，心里堵得慌。五点了，拿手机翻出来他演奏的《肖邦降D大调摇篮曲》若有若无的听着，就这么凑合睡了一觉。

我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我们转录了一张傅聪演奏的肖邦唱片。轮到我为这张唱片写介绍。我想来想去，面对一张我这么喜欢的唱片，再去用文字谈音乐，不免是有些苍白的，于是就本着伴听的目的写了这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贴在下面。文章的标题叫《宛如肖邦再世》

今天说些闲话，给大家作为听这张唱片的伴读。

这张唱片很好听，不仅是肖邦的代表曲目的经典演奏，而且是非常好的钢琴入门曲。在这张唱片的小介绍里面，已经详列了对这张唱片的评价。说的很中肯，不夸张。傅聪所弹奏肖邦所内涵的浪漫气息，是超脱于其他人的，清新并且带有穿透力，忧伤中带着甜美。是肖邦演奏版本中绝对的经典。

我真正的了解傅聪，是被“击中”的。我衡量了一下措辞，觉得可能只有“击中”二字更符合这种感觉。想想十多年前，我快到二十岁，接触古典音乐的时间并不长。而那个时候正是全中国的媒体都在宣传郎朗和李云迪的时候，其实在早个三十年，傅聪早就名震世界乐坛了。也许是刚听古典乐的孩子多少都有些崇洋媚外的心里，提起肖邦，聊得都是鲁宾斯坦，波利尼，霍洛维茨，甚至是齐默尔曼，没有人聊傅聪。但是无论是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个，在演奏肖邦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击中过我。那种感觉类似于一种客观而赞许的评价——肖邦的音乐很美，很浪漫，很好听。他们弹的都很好，情感演绎的到位，释放的充分之类……

而在肖邦这件事儿上，真正“击中”我的，就是傅聪的弹奏。我上学的时候，卧室的书桌正对着的方向，能看见在一排不高的楼后面五环路闪烁着的路灯。我经常在一个一个感慨而忧伤的夜晚关掉房间里的灯，看着屋外闪烁的星星点点，就在这样一个陷入青春的莫名忧伤，感叹自己可能“不再年轻”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几曲傅聪演奏的肖邦《夜曲》的mp3。就这样，在那个摆脱了炎夏的刚入秋深夜，肖邦细腻而绵延的情绪在音符中喷涌而来。一下子击中了我，让我流下了感怀的眼泪。

现在想想，那种情绪应该只能用“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着肖邦，弹得太忧伤……”

也正是因为这次“击中”让我开始对傅聪这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也就是那时才知道，傅聪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儿子，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刚开始听傅聪的时候，正是傅雷的作品《傅雷家书》再版出版的时候。于是，我也有机会通过这部书开始真的全面了解傅聪的家庭，感情。平心而论，《傅雷家书》虽然只是傅雷和孩子们的通信，但是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成年人读读，里面所表达出的傅聪夫妇对孩子们的爱与关切，以及对艺术与美的观念的灌输，让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感觉到了一种洗礼。

但是最让我有所感触的还不是这些，是傅雷这个人。

这些家书一直从1954年傅聪离开家到波兰留学开始，一直到1966年傅雷夫妇先后自杀身亡位为止，记录了来往的书信一百多通。其中虽说有不少是儿女情长之作，但是文字中一直充满了关切和慈爱之情。可是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傅雷夫妇的身世就会明白，自1958年之后，傅雷被化作“右派”，受到迫害。在文革中，因为实在受不了“红卫兵”的侮辱而服毒自尽，可是在家书中，却丝毫不对远在他乡的傅雷透露自己的委屈。傅聪当时在波兰肖邦钢琴大赛中获得了第三名名噪乐坛，但是也赶上了政治风波，而在这个时候，傅聪决定离开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而前往英国继续追求艺术，这件事儿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傅聪一下子从一个为国争光的年轻人，成为了一个“叛国者”。而虽然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傅聪也并未在英国做出任何有损于祖国的事情。傅聪在英国过得并不富裕，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当时的英国别有用心的媒体说，只要你发表一些言论，我就可以给你们一笔钱，他也仍然闭口不言任何伤害祖国的话，即便在他得知父亲被迫害自杀之后，面对记者别有用心的发问，傅聪也只是在一次演奏会上说：“今天，我所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父母生前所喜爱的。”这是他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哀思，这些，也都源于傅雷的教诲与叮嘱。

在这来往于大洋彼岸的家书的背后，蕴含着是两股巨大的隐忍的力量。一股是来自于傅雷作为父亲，作为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必须承受的与之无关的苦难与侮辱，所付出的巨大隐忍。另一端是在琴键之间，音符之上，一个极具天赋的天才青年演奏家，面对着有家不能回，有父母不能见，甚至是有话不能说的巨大隐忍。

连接两种隐忍的，其实正是父子间所靠家书所缔结的承诺，与浓浓的感情。

在这张唱片的介绍中提到，傅聪是“比波兰人还要波兰的人”。是啊，说的没错。在那个时候，一位青年成名的演奏家。敏捷却又富于感情，而在他艺术生涯的黄金年代，却有家不能回，被迫在他乡过着清苦而寂寞的日子。

这段经历让你能联想到谁？

也许只有那个到死都没有回到祖国的波兰人肖邦本人了吧。

文章本该到上一段结束，但是想想还是再加一句话来评价傅聪演奏的肖邦吧，那就是：

宛如肖邦再世。

现在回过头来读我自己写的这篇文章，大概可能是我在喜欢傅聪这件事儿上做出的最克制的表达了。

说一些属于自己的关于傅聪的记忆吧。

今天我听这么多音乐，其实是从古典音乐入的门。因为在我小时候，那些打口唱片里，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是相对便宜的。听的人少，因为听不起摇滚乐，所以只能听古典乐来打发特别饥渴的耳朵。大概也就是因为十几岁的那几年对古典乐的持续聆听，学习，才培养了我在音乐上的很多细节的把握能力。

小时候听音乐花的是自己攒的零花钱，所以真的很难有什么大花销，音乐会是非常难去看的。尤其是像傅聪的音乐会，买一张票对我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那种喜欢的音乐人办演出，深处一个城市却看不起的感觉，年轻的我也经历过，回想起来真是难受。

我到现在都回忆的起来演出结束的第二天的晚上，我和我妈在一起看北京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报道》，节目里报道了傅聪在中山音乐堂的音乐会很成功，我看完了新闻以后很遗憾，自己回了屋，关了灯，开始听傅聪弹的肖邦夜曲，配着我北窗外北五环明暗不定的路灯，成了我十几岁那会儿关于音乐最遗憾的记忆之一。

后来工作了，赚了些钱，不至于看不起傅聪的演出了。也觉得毕竟傅聪在国内演出比较多，什么时候看都行，钱还是花在别的地方好。直到后来想起来，再去买傅聪演出的票，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但是这一下，因为身体原因，傅聪却把音乐会取消了。

很遗憾，我这么一个傅聪的粉丝，与傅聪生活在一个时代这么多年，因为种种的原因，只在唱片里听过傅聪。

也正是因为我和傅聪一直在唱片里有着交集，所以我特别熟悉傅聪的演奏。在傅聪的所有音乐中，我最爱的一首是他演奏的《降D大调摇篮曲》。

我认为傅聪最经典的摇篮曲录音录制于1960年的英国，就是我开头贴的这张唱片。

1960年对于傅聪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他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在这年的年底，新娘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傅聪也因此和梅纽因一家合作了一些精彩的莫扎特的双钢琴协奏曲作品。这些作品多没有数字化录音传世，所以也没有机会现在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说回这首摇篮曲，傅聪对于左手音色细腻柔和，并且稳定的把握令人赞叹。每次在外面讲古典音乐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放傅聪的音乐。一般选的都是这首，一是告诉大家，钢琴演奏的难度并不在于你必须弹的多快。比如摇篮曲，我们并不需要听到一个爆裂的，快速的声音，反过来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柔和柔和细腻若有若无的音色，这同样是非常难做到的。另外，对于弹奏主旋律的右手而言，要做的是控制好和左手之间的平衡。因为作为摇篮曲，要直接让听众在中间感受到平静和入睡之意，虽说这首曲子中间有大段的炫技段落，却不能太过强硬。

傅聪把这些表现得很好。在我看来，在所有弹奏肖邦作品的音乐家里，就这首曲子而言，没有人的演奏能够超过傅聪。

2019年的6月16日。我在上海的时候办过一次分享会，和一些当时在上海的知友听古典音乐。我也给他们放了傅聪的这首摇篮曲，分享的场地是我在上海常去的可以听音乐的小房间，那里放着一台70岁的Altec音响。那天有十个左右的知友们跟我一起听了古典音乐。 包括一脸严肃的@花猹猹，玩儿手机的 @凌暴暴 们。

那天，在讲到浪漫时期的古典乐的时候场地的主人彪哥已经很累了，就去二层休息去了。我放到傅聪的这首摇篮曲的时候，二楼鼾声大作。我们下面十几个人，就是伴着彪哥的鼾声把这首摇篮曲听完的，这种关于摇篮曲的聆听记忆，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经常在外面讲音乐，傅聪的音乐一次一次的被提及，上一次讲的时候是上周五。主办方只给了我一个小时时间让我讲古典音乐，对于古典音乐来说，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短。我在准备提纲的时候一直在想，在一个小时里，能让一些不了解古典音乐的人，对于古典音乐明白多少。

在思索的过程中，我的思维逐渐将我引导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我们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

在那一刻，我的记忆，就一下子回到了与傅聪的肖邦相伴的那些属于十几岁的我的夜晚。

那个时候我没有钱，没有钱意味着没有更多可能的娱乐选择。听古典音乐对我而言是最能打发漫长时光的。在那个过程中，古典音乐慢慢的改变了我，让我成长。音乐关于我人生有着奇妙的缘分，小时候我只是一个爱听音乐的孩子，却在后来阴差阳错的把这份事业当作终生的事业。

音乐改变了我什么？

我想，在物质生活贫瘠的年纪，音乐帮我构建了一个敏感却强大的精神世界。敏感让我能够迅速的体察世间万物的变化，而强大则能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思索和探求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些沉重问题，比如时间，理想，永恒等等。

因为音乐，让十几岁的我没有迷失在物质生活里，充满了遗憾与嫉妒，使我我更重视精神上的自由。这些东西使我受益终身，只是慢慢的走过来弄明白这一切收获是来源于音乐，已经是很近很近的事情了。

所以，关于傅聪，我还是把他的音乐选了进去。

如果让我用大脑构建一个场景，傅聪在什么状态下录制的这张唱片。我想，26岁，已经多年不见父母，只是通信，将要结婚。日子过得并不宽裕。音乐是什么呢？音乐也许是他忘我的重要慰藉，支撑他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与他在事业上的理想。

摇篮曲响起，台下的听众们都带着口罩，但是我看得见他们的眼睛。多是十分动容，那一刻我也十分感动，我即兴发挥了一段。我说我们与这些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同一条时间的河流中。录音技术用一百年走向成熟，无论我们之间年纪有多大差距，但是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而言，我们是刚刚可以享受这成熟一切的一辈人，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这些大师的演奏，是我们的幸运。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这条不会逆流的河流里，我们每个人和大师共处一个时代，都是我们的幸运，如果你的有喜欢的音乐家，不要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经历，去现场感受吧。我给大家讲了我小时候因为没钱而没看成傅聪的例子，我说对我而言，我很清楚傅聪虽然在世，我却没有机会再去听他的现场演奏了。

我在这次讲座的最后给大家放了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这是马勒写过的所有音乐里面旋律最优美的一个乐章。音乐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支撑，我想在聆听这段旋律的时候，我会给出一个最好的答案：爱与希望。

这种希望支撑和构建了我们强大的精神世界，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物质极度膨胀的年代里，有权利用特别自我的方式，活的快乐和自由。帮助我们构建这强大精神世界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人类的幸运，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离去，都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所以，安息吧，傅聪。

傅聪当年叛逃国外，不但害死了自个爹妈，还害了一位女青年江小燕的的一生。傅雷夫妇自杀后，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家里亲戚没人敢去给他们收骨灰。后来是一个叫江小燕的素不相识的女青年，为了避免被当成无主骨灰扔掉，冒充他们的家人替他们收了骨灰。 这个江小燕19岁高中毕业时，就因为不肯按组织的要求揭发自己的俄文老师，从此被打入另册，不能被大学录取，也不能被任何一家工作单位接收。她替傅雷夫妇收尸后，又因给周总理写信，替傅雷夫妇申述冤屈而被抓走审讯，幸好因她是一个未与社会接触的底层无业青年，才最终逃过一劫。直到34岁才被安排到街道的生产组工作，46岁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因为大好年华错过而终身未婚。

傅聪真是害了多少人。

还有另一个叛国投敌的音乐家马思聪。他叛逃后，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大哥的两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个侄子被打致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

不知马老先生自个在美国住在洋房里，吃着洋面包的时候，心中想到那些受他牵连的亲人，心中可有愧疚？午夜梦回，是否会梦到冤魂来向他索命？

傅聪在钢琴艺术上的成就，其实和国籍无关。他作为华人，能够在1955年在国际最具影响力的钢琴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当时只拿了第3名，但仍然算是可以开创历史的里程碑事件。

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音乐，中国音乐家们并未能参与其中，而在20世纪以后，中国一批批华人音乐家走出国门，参与到世界音乐活动中，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趋势。而在其中，傅聪可以作为一个华人，可以在国际钢琴领域获得影响力，这其实可以算作是中国音乐家，在世界能获得成就的一个符号。这类似于，在中国办的世界古筝大赛，一个老外能拿奖，我们得承认，这个老外很厉害。

当然，我觉得关于身份和国籍，或许在当时那个年代有很多事是很复杂的。类似的事不光在中国，在俄罗斯也有，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很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作曲家纷纷出国，有的后来回来了，有的没回来。肖斯塔科维奇当时没走，但创作路程非常坎坷，多次受到官方批斗，以至于一度停止创作。总之，这个事说不清。

“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傅雷家书点·代序》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不讲武德的吗？

傅聪去世的问题下，一堆骂他是叛国者的，骂他爸爸教育失败的，骂他爸爸出轨的，骂他把他爸爸害死的。

甚至还有在这个问题下面莫名其妙缅怀今年去世的院士的，高赞评论“艺术不能兴国”。

有人反驳一句“你知道50年代打成右派是什么后果吗”，就有人回复说活该，怪不得会这样，说他是右派一点不冤枉。

他们是不是都不读历史啊，右派除了5个人，剩下的50多万都被我党平反了呀。

傅聪是不是应该主动回国，被游街，蹲牛棚，劳改死，直到死去十几年后被平反。这样才是新时代小将眼里的爱国者？

还有人说，就知道去世了蹭热度显示逼格，平时谁听过他的演奏？你们也就知道他是傅雷家书里的儿子。

抱歉，我听过，我朋友圈里大部分学音乐的都在哀悼。

一个华裔英国钢琴家去世了，不能哀悼一下吗？

院士们固然伟大，可艺术家就活该是戏子吗？

还有拿他跟汪峰比的，说他唯一被人知道的也就是傅雷儿子了，居然还有1千多赞。

无知就无知，别拿出来显摆。

艺术不能强国？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那些觉得傅聪是叛国者的人，觉得艺术不能强国的人，怕是永远也理解不了艺术的价值了。

这比院士去世，傅聪去世，都更令人痛心。

评论区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一句鲁迅，一句牛棚，捅了马蜂窝了。

艺术这个词是有多low？我提了一句鲁迅就这么多人骂我，我哪句话拿鲁迅跟傅聪比了？敢情文学不属于艺术啊，鲁迅的文学艺术能唤醒人民，音乐艺术就不能是吧。

袁隆平真的把我这种“吹拉弹唱”的喂太饱了

一猜我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圈子里的人，高等教育什么时候成贬义词了？

你不认识傅聪无所谓啊，我党早就平反了的人，邓小平亲口说“傅聪的出走是可以理解的”，用“出走”而不是“叛逃”定性了的人，改开后多次回国发展我国钢琴教育事业的人，不幸染病去世后，你们能不能积点口德？不认识就别张嘴。一会儿叛徒一会儿不孝子，把人家老底翻个遍。再说个遭骂的，要是鲁迅没这么伟大，他在你们眼里指不定有多少“黑料”呢。

邓小平都理解的人与事，欢迎他回国。你们抓着不放，看来我那句余孽还真没有冤枉你们。

分享两篇史料，关于傅聪，可作参考

摘录部分：

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傅对《人民日报》广告不满意，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
　　没过几天，一些原定发表的广告和新闻忽然不发了，约定的记者采访也取消了。傅聪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觉得困惑、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恰在此时，一天晚上，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告诉我：中央党校高级班一个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人民日报》刊登那样大的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此信作了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记忆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天傅将离京赴沪。我见到他，他的情绪显然不太好。当晚，我一夜未睡，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400字稿纸十几页，当不少于4000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向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对党校信件那个批示不妥，我听说之后十分不安。我想，你如果了解有关情况，就不会那样批示了。次日，我把信稿送给赵枫同志看（赵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也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我说：不能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乎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那信我一字未删，中午12时半，我骑自行车把它送到中南海东门，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后来，书记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下午2点，胡一上班，就读了我写的那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次日，胡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的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母亲情怀。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这个批件大概送到了文化部，我的信送出一两天或两三天后，一个晚上，周巍峙（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的批示读给我听，并告诉我，已决定派吴祖强（时任音乐学院副院长）立即去上海见傅。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博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何需要帮助之事。傅说，黄宾虹送给他父亲（傅雷）许多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但海关不准。周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傅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
　　以后，我写的那封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作了摘要，印了一期大字“内参”（《情况汇编》？）。不久，戈扬找我，说胡绩伟和韦君宜先后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把那信务必写成一篇文章，在《新观察》上发表。戈很热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可是，耀邦批示末尾说，如果傅不公开表示，不可宣传。这就难办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一期英文《中国建设》，里头有篇傅聪访问记，其中傅有一段话，大意说：“四人帮”倒台不久，我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千。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那么多苦，我却躲开了。我感到内疚……”我把这篇报道的中文稿送给戈扬，说：这可以算是一个“公开的态度”吧？于是我们把这份材料送至中宣部，附了一封短信，请示可否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戈扬说：没有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来信说：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像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

这是那封长信：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白专道路"等等)。一九五七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傅聪说：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好像觉得被推下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失望，甚至绝望。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再加上后来的"文化革命"，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那时想了很多。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最近，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傅雷书信集。那些字体异常工整、纸色已经发黄的信中，充满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至诚--也许应该称作"虔诚"，简直虔诚到了好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曲折性，他几乎毫无思想准备，以致在残暴的打击下突然、悲惨地辞世。多年来，傅雷身边一直带着毒药(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吧)。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妇在被接连批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双双自尽。由于毒药年久失效，两个绝望的老人是在服毒以后又上吊死去的。谈到此事时，傅聪说："文革"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件事。我了解我的父亲，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我给家里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母亲接的，她激动地叫了我一声"阿聪"，就大哭起来，电话立刻断了。我不敢再拨--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
傅聪出走后，写信向他父亲作了三条保证：一、决不讲关于中国的假话；二、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关系；三、决不放弃中国护照。第一条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他从未对外国人讲过他出走的真实原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愿意下乡劳动，怕弄坏了手指。他说：在这类事情上，我对外国人讲了假话--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我都不能不这样做。第三条他没能坚持。一九六五年，他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著名小提琴家，现任"国际音协"主席)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这次报上登的音乐会广告中称傅聪"著名英籍钢琴家"，他很不高兴，印节目单时，坚持把"英籍"二字去掉。他在音乐学院指挥学生乐队，给学生讲提琴弓法时，有学生说这是英国弓法，他生气地说：什么"英国弓法"，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英国人。至于第二条保证，他是始终坚持了的，他至今没有去过台湾。有个台湾记者去找他，被他骂走了，他说：你给我滚出去！
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九七九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这方面情况去年《中国青年报》发的一个内参有所记述。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

傅雷骂傅聪为叛徒，出自傅雷遗书，附其遗书全文：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来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傅雷的儿子）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已故老母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张600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山庄墓地收据一张，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没收，只能以存单三张（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两只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5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1966年9月2日夜

你们有些人的回答让我以为是傅聪迫害父母导致他们自缢的呢